温 瑞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暂坐》是贾平凹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也是其第十八部长篇。从长篇小说的创作数量足以显示出贾平凹旺盛的创造力。他的新作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关注点。在他以往的小说创作中多进行乡土叙事，多描写农村女性形象。而《暂坐》则是对于城市的回归。这次回归以都市女性为主要创作对象。塑造出了不同于《废都》的新的女性形象。本文将从作品的现实性及其精神内涵和艺术手法三个方面来分析作品，突出新作对于贾平凹以往小说思想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贾平凹是一位非常关注现实社会的作家，他经常深入民间体验生活。正是这种亲身体验，使他能够敏锐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变化。他便带着作家敏锐的洞察，带着直面现实的勇气，带着亲身体验的“现场感”去创造作品，并对时代问题作出深切回应，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
小说《浮躁》写出了改革开放初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整个社会的一种浮躁情绪；
《废都》通过对庄之蝶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颓唐的社会文化心理；
《秦腔》中通过夏天义等众多人物形象，表现作家对于传统文化的衰败以及农村“空心化”趋势的隐忧；
《高兴》通过刻画高兴这个人物形象，体现出作家对进城拾荒的农民群体生存境遇的关注。这些都显示出作家对于现实的深刻体察和准确把握。《暂坐》作为贾平凹继《废都》后的第二部写都市人的小说，通过对不同类型女性形象的塑造同样反映着社会现实，表达着作家对于现实的关切和对于现实中的人的关怀。
小说中的“西京十一玉”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女性是以海若为代表的“菩萨型”女性。她有一颗“菩萨”心肠。当她知道管理停车场的老汉生活拮据之时，就会主动买水果、糕点之类的东西送去；
当严念初和应丽后闹矛盾的时候，海若也在其中尽力调解，积极帮应丽后索账；
她还让店员小唐给生意不景气的马老板买衬衫。由此可见，海若有一颗善良之心。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作者没有过于理想化地处理，而是把人物放在现实矛盾中去刻画，使得人物的血肉更加丰满，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海若在经济富足的背后也承受着生活辎重。离婚后她需要独立抚养儿子海童，海童又是一个不懂得母亲良苦用心的“熊孩子”。在事业做大的背后海若仍然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矛盾。在海若的人生中，有事业上的成功，同样也有家庭上的不完满，有经济上的富足也有精神上的空虚。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在多变的生活中，人物形象才更加鲜活。
第二类女性是以司一楠为代表的“男性化”的女性，这种“男性化”特征首先表现在外形上。作者通过一个女人在看见司一楠之后，把女厕所认成男厕所来显示司一楠的外表男性化特征。在处理问题方面也具有男性化趋向。应丽后开车撞到人手足无措时，司一楠火速赶到，揭穿“碰瓷”人的阴谋，司一楠讲道：“谁是你大哥？滚，一分钱都没你的！”[1]38从人物的语言中，足可表现出司一楠的性格特征。作者运用细节描写，通过人物的一句话，或者三言两语交代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便可以把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征展现出来，足可见贾平凹扎实的写实功底。这种形象的塑造其实和现实生活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比如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讲的“女汉子”就是具有男性化特征的女性。可见贾平凹在创作中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始终关注着时代的最新变化，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进行创作。
如果说前两类女性同属于经济富裕型，那么第三类女性就是以辛起为代表的“由乡入城”的相对贫困女性，辛起是陕南乡下人，16岁就由乡入城，生活并不富裕。但却因为爱慕虚荣以及潜在的自卑心理，打扮得比城里人还像城里人。其生活并不因为进城而变得优渥；
相反和他的丈夫离婚后，想要通过充当小三骗取他人钱财，从而陷入了金钱的漩涡。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暗含着作家对于农村人在向城市“迁徙”过程中生存境遇的担忧。贾平凹在访谈中提到：“城市有一种巨大的磁性，城市对乡村并不是一种俘虏，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其实是城市人和乡村人的一个结合。乡下人如何在城市中生存，这是一个大的前提”[2]由此可见，贾平凹的创作，不仅关注着像海若一样的中产阶级，而且目光始终注视着底层的农民，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去揭示社会的弊病，表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第四类女性是小唐，陆以可，冯迎，夏自花，应丽后等九人。通过这四类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出了作家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于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可以说，这种对于现实的凝眸和对于人的深切关怀是贾平凹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内容。但是真正优秀的作家，绝不会固守自己已有的成就，而是进行不断地突破。正如贾平凹在《暂坐》后记中所写：“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1]118。《暂坐》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于城市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在《暂坐》中，贾平凹笔下的城市女性实现了由“农村式”城市女性到真正的城市女性的转变。纵观贾平凹以往创作的作品，他所创作的女性都是“农村式”的城里人，比如说《极花》中和母亲进城拾荒而后被拐卖的胡蝶；
《废都》由潼关县城到西安的唐宛儿以及从农村到城市做保姆的柳月，《高兴》中由乡入城做了妓女的孟夷纯。这些女性带着对于城市的憧憬逃离乡村来到城市，虽然居住在城市里，却从来没有被城市接纳过。他们面对的“绝不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沾满了污秽和血的崎岖小路”[3]他们作为城市的“他者”从来没有真正进入到城市中心，只能在底层挣扎。有些女性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以获得城市的生存空间。但最终他们还是成为城市的边缘化人物。所以，这些人在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物质霸权主义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自然会对由乡村到城市的女性产生影响，让这些“由乡入城”的女性不仅产生一种物质上的自卑感，更产生一种文化自卑。他们崇拜城市的消费文化，对于以土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表示怀疑。德国评论家洛伊宁格尔曾讲：“仅仅由于教育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意识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分中国人划分成两个种族。种族间的排斥感明显存在。高傲与自卑、怜悯与嫉妒、隔膜与挤入，成为城乡交往中的普遍性心理。”[4]36在贾平凹的《废都》中，借保姆柳月之口就表达了“由乡入城”女性的自卑。“你什么女人没见过，哪里会看上一个乡里来的保姆?我可是一个处女哩！”[5]130此话虽有撒娇的成分，却道出了柳月内心深处对于其农民身份的自卑。柳月最终选择嫁给了市长的残疾儿子。一方面是为了摆脱物质上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消费文化的认同。
在《暂坐》中，城市女性形象具有了新的特点。首先表现在阶层的不同。《暂坐》中的女性属于中产阶级，而贾平凹以前所塑造的女性处在社会底层。虽然《暂坐》中的女性也有生活的烦恼，但却没有生存的威胁。而在《废都》中唐宛儿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社会地位。可以说是用身体充当留在城市的筹码。《极花》中的胡蝶是以拾荒为生进入城市的。这些身处底层的女性和《暂坐》中的中产阶级女性是完全不同的。其次，便是身份认同的差异。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指出，身份一般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地位。在《暂坐》中除了“由乡入城”的辛起外，其余的女性都对于自己的城市人身份深信不疑。他们很少有“由乡入城”女性的物质自卑和文化自卑。他们早已和城市融为一体。而贾平凹以往塑造的“农村式”女性形象则仍处在城市的边缘，仍具有内心的自卑感与身份的焦虑。由此可见，《暂坐》是贾平凹的又一次突破，是对其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又一次丰富。
作为文学大家的贾平凹，始终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使读者读到他的作品时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真实感。但是真正优秀的作家，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对于生活的客观描绘，而是还会有更大的精神追求，那便是通过人物的命运与境遇表现出人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寻。《暂坐》就表现出女性对于精神独立与命运的求索。
早在1923年鲁迅就发出了“娜拉出走后怎样”的疑问。1925年，鲁迅在《伤逝》中也有对于女性独立问题极为透彻的思考。深刻揭示出了没有经济的支持，浪漫背后定会是社会悲剧；
老舍的《月牙儿》通过写旧社会母女二人先后沦为娼妓的故事，揭露出社会的黑暗以及金钱对于女性生存的重要意义；
20世纪70年代，诗人舒婷以一首《致橡树》表现出对于传统爱情观的否定与对于女性精神独立的渴求。
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的独立与解放仍然是重要的话题，和旧时代女性不同的是：现在很多女性能够做到财务自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在《暂坐》中，大部分女性都有很好的经济基础。海若是茶庄的老板；
向其语开了能量舱馆，并且家中雇有保姆；
陆以可开了能力广告公司；
虞本温是火锅店老板；
司一楠是红木家具店的老板；
徐栖辞去县里面话剧演员的职位，出来创业。这些女性一改之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敢于走出家庭，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经济独立后女性的命运又如何呢?核心人物海若被市纪委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伊娃和辛起离开了茶庄，带着惆怅去了圣彼得堡；
陆以可和羿光去了马来西亚；
夏自花已因病去世；
冯迎在空难中丧生。一切都像是过眼烟云，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作者通过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暗示出了女性独立之路的坎坷。《暂坐》中借男性羿光之口写出女性经济独立并不意味着精神独立。“那我先给你们讲讲这是个什么社会吧，这个社会说是妇女翻身，其实仍然是男性的社会”[1]28他讲到：“你们这十一块玉，不，除了伊娃，是已经够优秀的了，有貌有才，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想到哪就能到哪，想买啥就买啥，不开会，不受人管，身无系绊，但在这个社会上就真正自由啦，精神独立啦？”[1]28。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作品中虽然用很多笔墨写经济独立的女性，但是一有关键事情的发生，男性就会登场。就拿茶庄老板海若来说，作为众多女性的主心骨，虽然游刃于险恶的职场之中，但一旦有大事发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作品中的男性羿光。当小唐被纪委带走时，海若六神无主，便给羿光打了电话。文本中提到“女人再刚强还是女人么，关键时刻得有个依靠，即便是谁也依靠不上，但能有人听你诉说，或者给你一两句安慰的话，那都太需要啊。”[1]86再比如，都说“酒后吐真言”，海若在醉酒之后，可以说在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他先给他的表弟打了电话，在胡乱拨一通号码之后，便给羿光打了电话。海若有了烦心事的时候会和羿光去说，在她顺风顺水之时会和众姊妹闲谈，但当生活遇到艰难时刻，却找到了男性羿光。这就体现出在潜意识中女性对男性仍然具有精神依赖性。“海若面对着自己身体去解释女人这个词时，除了晚上在家里的床上，洗澡间，穿衣镜前和化妆台上，再就是坐在羿光的面前了，听他说话，笑，或者揶揄……”[1]59海若在确定女性身份时，除了从穿衣打扮等外在形象确认女性，还通过男性却确认女性的身份。由此看来，女性并未实现真正的精神独立。但是已经看到了女性为此付出的努力。正是这个社会对女人的种种不公，才让她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和男性一样在职场上拼杀。这就是新时代女性崭新的面貌，但要真正实现女性的独立，仍然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细读作品可以发现，文中不仅有对于女性精神独立的思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有对于人类精神归宿的探寻。在小说中，不光女性有思想的困惑，男性也有求而不得的烦恼。尽管他们各个生活自由，其实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小说在第二十八节借路人之口揭露了真相。那便是城市越是庞大人越是渺小，越是繁华的地方，精神越荒芜。这种精神荒芜就是人类的存在状态。在小说的第三十三节通过《妙法莲花经》也有对于人的存在状态和精神归宿的思考。“幸福不是由地位、名望、权力、金钱可以获得的，幸福是一种没有任何依赖的存在状态。有依赖，就会有恐惧。幸福存在于自由之中，在自由之中去认识事实，而不是混乱、困惑。”[1]109-110想要摆脱无奈与困惑，获得幸福，那便需要去追求自由，但作为个体，又没有绝对的自由状态，每个人都有生活的负担，所以，人类到底能不能去摆脱生命中的困惑与痛苦，人类到底有没有精神的最终归宿就是文本带给读者的思考。
陈晓明在《全球视野下的贾平凹》中曾经讲：“比起那些直接从西方现代派作家那里复制痛苦、焦虑、恐惧、绝望等精神经验的写作者来说，我更欣赏与细节中的中国人相结盟，并在具体的中国生活中有所担负的作家，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活在真实的中国经验里，才有可能对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发言。”[6]196-197正如陈晓明所言，贾平凹没有盲目地借鉴西方的经验，而是把关于生存境遇的抽象的精神思考融入到了中国人特有的经验之中。他通过生活流的叙事方式来书写现实，表现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又采用象征性的手法来表达时代的情绪和自我的主观感受。
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暂坐》中仍还是日子的泼烦琐碎，这是我一贯的小说作法。”[1]118其实早在他的《秦腔》中就采用了这种生活流的写作方式。采用这种叙述方式，使得作品中没有特别突出的矛盾，通过写日常生活的琐事来结构作品。使得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征。比如《暂坐》中写了很多场景。有房东大妈买菜的场景，有小店老板与别人谈论西京的场景；
有老太太带孙子的场景；
有城中村的卖货小贩卖货的情形；
甚至还出现了外卖小哥送外卖摔倒的场景……在“西京十一玉”之间也有琐碎的生活叙事，这些独立女性去逛商场，去聚餐，去大剧院看剧等。这些生活情景，共同构成了琐碎的日常生活。而这些琐碎的生活恰恰是最贴近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最具有中国味道的场景。这也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很强的真实感。这种写实性还表现在贾平凹对于复杂人性的描写中，粗看文本，众姊妹之间关系非常好，在夏自花患病之时，众姊妹轮流看护。不仅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还照看她的孩子和母亲。为夏自花有腿部关节疾病的母亲养蜜蜂，并经常去照看夏自花的孩子。在夏自花去世后，大家还张罗着为她买墓地，而且精心选址。可谓姐妹情深。但细读文本之后就会发现人性的复杂之处。经严念初介绍，应丽后把一千万贷给了医院的王院长，当王院长无法还钱时，作为担保人的严念初偷偷修改合同，把自己改成了连带担保人。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细节，作者把人物在面对巨大风险时的抉择写了出来。这时的姐妹情深，在巨大的利益风险面前仿佛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而文中也借羿光之口暗示出了西京十玉的最终散场的悲剧结局。小说的结尾便写出了昔日那一个个善良的人，昔日的姐妹情深的关系瞬间土崩瓦解。在大难临头之时都选择了各自飞。一场爆炸结束了一切。这和先前众姐妹们齐聚茶庄的欢快场景形成鲜明对比。就是在这样的强烈反差中，让读者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复杂的人性产生了深刻的思考，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现实性。
其实贾平凹的很多作品不仅具有现实性，他的创作更偏于表现性特征。费秉勋认为贾平凹的创作：“因之他用中国传统的表现性笔墨来述写现代生活和当代的心理意识获得了成功”[7]这种表现性特征通常采用象征的手段来实现。比如说贾平凹的《怀念狼》怀念的不仅仅是实体的狼，而是象征着怀念一种精神，狼其实象征着一种生命的自信与骄傲；
《废都》中庄之蝶患有阳痿，阮知非换了狗眼，这些身体的局部残缺也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委顿；
《秦腔》中喜爱秦腔的老一代农民的相继去世象征着传统文化的衰变与没落；
《极花》中极花的意象隐喻着胡蝶被风干的命运；
在小说《暂坐》中，也延续贾平凹长篇小说一贯的象征性的写作手法，小说通过“西京十一玉”的命运象征着女性精神独立的渺茫。就连小说题目也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暂有短暂，暂时之意，在小说中那些被名利，被生活牵绊的女性，想要寻求解脱，不妨就暂时的坐下、暂时放下、暂时停住匆忙的脚步，这样便冲淡了内心的焦虑，也未必不是一种好的方式。第二层象征意味在于：对于个体来说，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暂时的。每个人对于这个地方来说都不过是匆匆过客。这便生发出人生是没有永久归宿的意味。在作品中的俄罗斯女子伊娃，也暗含着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还有在暂坐茶庄的布局方面：一楼供奉了茶祖陆羽，二楼供奉了一尊汉白石佛像，在二楼的四面墙上全都是画有释迦牟尼、菩萨、僧人壁画，这些东西象征着海若等人的精神追求以及对出世的渴慕。笔者还注意到，整部小说都笼罩在严重的雾霾之下，到最后淹没了整座城市。产生了一种灰蒙蒙的感觉，同时给人带来一种阴郁之气和压抑之感。这其实也象征着人类对于自身前途命运的迷茫与困惑。贾平凹正是通过表现性的美学手法，在描摹现实的同时，来表现自己对于人的精神状态，对于现今时代的主观感受。
贾平凹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凝视着现实社会，时刻表达着对于现实的关切，但作家又超越了现实，用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表现当代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表现女性的精神与命运求索。在书写现实的同时突出对于人生的形而上思考，这使得他的作品不仅有坚实的现实之基，更有辽阔的精神之境。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高明之处，不仅用作品传达自己对于社会、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还不忘创作艺术美 ，从而给读者以精神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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