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友，张月晨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把“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1］纳入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十个明确”之一，并把坚持“自我革命”凝练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把“自我革命”称作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P14），并强调指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P64）。“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又一重要理论创新，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丰富的历史逻辑，鲜明的实践逻辑。认真研究分析“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对于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也是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理论的提出，把我们党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把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一）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其先进性不仅在于所领导的社会革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还体现为改造主观世界的意识自觉和使命自觉。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要永葆党的政治本色，关键还是靠党自身不断进行革命性淬炼。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P421）“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同传统的观念”分别指向“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两大范畴。“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建立符合人类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的社会制度。而“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变革社会生产关系提供强大的引领力，以革故鼎新、守正出新的革命姿态引领推动党的伟大社会革命向前发展。这充分彰显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彻底的革命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担当起资本主义“掘墓人”，这种历史使命是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先进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4］无产阶级政党这种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勇气和底气来自于“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P413），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3］（P411）。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革命活动中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5］，而所谓“无情”就是不受任何利益所裹挟，具有完全的彻底性和批判性，可见，“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彻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题中应有之义”［6］。
（二）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使命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源归结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明确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是简单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夺取政权获得统治地位，而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等层面的全方位变革，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动力。在马克思看来，“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8］因为社会革命“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9］（P327）。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消灭产生剥削现象的旧的生产关系，而旧的生产关系消灭的同时，也意味着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随之被消灭，从而，这个阶级的统治便不复存在了。社会革命的最终方向就是彻底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使人们不仅在政治上摆脱被奴役被统治的状态，而且在经济、文化、生产、生活各个领域都享有全面的自由，最终获得人类的真正解放。换言之，“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10］实现社会革命的过程是一个“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9］（P103）。社会革命不会自动发生，需要完成这一革命的先进政党不断克服自身消极因素、解决党自身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对党在社会革命中表现出来的不符合党的自身特点、不匹配党的现实任务的方面进行自我革命，因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P171）。可以看出，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本身也就是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有机统一原理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就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外在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是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在革命”。一方面，改造主观世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逻辑前提。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党不懈的自我革命所生成和铸就的新品质、新力量和新观念等，不断消除阻碍推进社会革命的因素，为社会革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科学指引。党的自我革命是“革我们自身的命”“自己监督自己”，目的是激发“内在力量”，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解决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硬”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是“革别人的命”，其目的是不断在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显然，“革别人的命”相对容易，“革我们自身的命”相对困难。但如果没有党不懈地自我革命“炼出新的品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11］，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就难以推进。另一方面，只有改造好客观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主观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是消除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消灭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个任务宏伟而艰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在社会革命实践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想担负起完成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要“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12］，不断自我革新与时代要求不相符合的思想观念，不断自我矫正与实践需求不一致的行为习惯，不断自我破除与人民需求不一致的体制机制，才能够引领并完成社会革命。
改造外在客观世界和改造自身主观世界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人及其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主观世界；
改造客观世界带动着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必然影响着改造客观世界”［13］。“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辩证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为此，必须“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14］在推进社会革命的实践中，不仅要改造人的认识能力，而且“改造主观世界”的自我革命要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革命保持一致。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史，也是一部敢于刀刃向内、善于革旧鼎新的自我革命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建党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断对自身进行革命性锻造，拿起手术刀自己革自己的命，从而引领社会革命。
（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是一部坚持真理、敢于直面问题、不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历史
坚持真理，敢于直面问题，是党解决自身矛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也是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必然之举。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真理是指党的指导思想，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革命实践中常常会出现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问题，坚持真理就要直面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勇于承认错误，而直面问题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前提，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对偏离“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纠正，使党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实现自我锻造、自我净化。
大革命后期，关于领导权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15］。陈独秀在领导权上的退让，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致使大革命失败，给党带来惨痛的教训。1927年8月，召开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自我革命的八七会议，在党内公开承认并严厉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提出“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16］。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受到重创。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党在政治上的一次自我革命。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延安整风，是一场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基本方针的思想上的自我革命，纠正了错误的思想倾向，统一了全党思想，为推动全党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党的主要领导人没能及时纠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致使阶级斗争错误扩大化并酿成“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党的历史上领导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17］。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一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秉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既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把这一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有效维护了毛泽东的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其中指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18］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督促党员敢于正视、深刻剖析党自身实际存在的问题，指出我们党之所以长盛不衰，“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19］（P161）。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总结“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同时也客观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2］（P4-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越是艰难险阻越向前的斗争精神“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2］（P4）进一步深刻揭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作为百年奋斗经验的真理性。
纵观党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钥不是不犯错误，而是敢于刀刃向内、正视问题，犯了错误勇于纠正，始终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不断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实现一次次历史性飞跃。
（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是一部不间断反腐倡廉的奋斗史
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越是长期执政，反腐败的任务越艰巨。“反腐败斗争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2］（P69）为保持自身纯洁性，我们党把惩腐肃贪、正风肃纪作为党永葆政治本色的基础性长期性工作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党就意识到腐败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危害性，便在苏维埃政府内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面对苏维埃政府内贪污腐化已经严重影响党的战斗力的情况，1932年12月，苏维埃政府便决定“要来一个大大的检举运动”，把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从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洗刷出去。193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就惩治贪污浪费规定了量刑处罚标准。“贪污500元以上的实行枪决，500元以下的分等，监禁或者罚苦工，浪费的亦应按照情节处罚。”［20］这个严厉的法令，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从制度上铲除了滋生腐败的土壤，使苏区成为廉洁政府的典范，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延安整风，使全党的思想得到净化，从思想上铲除了腐败意识，提高了全党的抗战积极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变化，在思想上尚未对身份转变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骄傲自满的官僚主义作风，革命意志消沉，甚至出现腐化堕落的现象。基于此，我们党成立中央及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开展四次整风整党运动等自我革命，以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还把整党运动和“三反”运动相结合，清理了一批腐化分子，在党内引起了极大震慑，对确保党的肌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积累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初步经验。
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环境发生新的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两手都要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21］（P314），两手都要硬，还强调“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21］（P313）。20世纪90年代后，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冲击，“以权谋私、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更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在党内滋生开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庄严宣告“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22］，强调“对腐败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而且要从政治上看”［23］。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反腐败斗争形势更加严峻，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一刻都不能放松”［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以重拳反腐查处了诸如周永康、薄熙来等违法违纪的“大老虎”，同时“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2］（P69），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增强制度刚性，防止‘破窗效应’，贯通执纪执法，强化综合效能，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25］（P171）同时，把政治巡视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剑，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制度，在政治监督和自我监督的合奏中实现了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转变，党在革命锻造中更加坚强，淬炼了一大批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主心骨，捍卫了党的健康肌体。
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加上突如其来的世纪罕见大疫情，我们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P21），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要对自身的革命性进行全方位锻造，发挥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的思想引领、政治引领、制度引领和组织引领作用，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为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顺利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提供有力支持。
（一）思想引领：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
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党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同削弱、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作斗争，防范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不断坚持理论创新，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发挥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的思想引领作用，
1.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梳理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案件发现，究其原因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崩塌了。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26］一方面，加强党内集中教育，提高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党内集中教育通过理论“灌输”强化党员干部宗旨使命意识，形成对纪律的敬畏，产生强大的政治感召力，对解决党内突出问题，补足精神之钙具有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创新党内集中教育，相继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实际上这一系列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党的自我革命。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激活组织体系力量，推进自我革命的独特途径和重要手段。首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能够快速识别问题、找到差距。识别问题是自我革命的第一步，“检视问题”“紧盯问题”是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能够督促全党时刻保持问题意识，经常检视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27］。其次，加强党内集中教育善于化解矛盾。“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28］通过理论学习，坚定了全党的理想信念，对党员的党性修养进行“补钙”“壮骨”，提高了共产党人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能力，为党引领社会革命做思想上的准备。另一方面，推动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意味着要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要常抓不懈，理想信念教育的“制度化”意味着要将理性信念的内容和方法以一种刚性的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一种有章可循的行为规范。习近平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29］要坚持贵在经常、要在细节，把理想信念教育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融入到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当中，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2.必须坚持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革命的理论决定革命的行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实现程度决定了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推进的高度和深度。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行”［2］（P16）。解决中国新的实践问题，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要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P17），促进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入脑入心，由衷认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P16）。首先，要学深悟透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30］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总是与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相伴而生。新时代十年，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砥砺前行，保障和推动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我革命的理论武器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向纵深发展。其次，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指南，提升全党的理论觉悟和思想政治水平。同时，要把对马克思真理的真诚信仰和坚定信念转化为为党分忧、一心为民的具体作为，转化为开拓创新、担当实干的能力本领，转化为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自觉行动。
（二）政治引领：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党的自我革命中居于首要地位。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为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政治方向，指引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沿着正确的政治道路前进，不至于偏航。
1.旗帜鲜明讲政治。习近平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19］（P107）正是因为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自我革命，坚持筑牢政治信仰，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我们党才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讲政治是具体的、实践的。一些党员干部讲政治空谈口号，未落实到实践中，引起群众不满，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讲政治不仅体现在真正悟透党中央大政方针，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行动上，还体现在实际工作中要坚守初心、勇担职责使命，体现在把政治信仰融入日常言行上。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练就过硬的政治能力，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敢于同否定、歪曲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言论作斗争，敢于直面问题，敢于迎难而上。
2.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对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全面领导，特别是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动摇，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中的“定向把舵”作用。习近平指出：“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31］党的历史以及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都表明：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自我革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党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发展，甚至还有可能走上亡党亡国的境地。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归功于有习近平同志作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和军队统帅，归功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科学指导，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根本保证”［32］。为了使“现存世界革命化”［3］（P155），要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而，在时代变革中以“刀刃向己”的精神气质和昂扬向上的斗争精神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
（三）制度引领：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以遏制贪污腐化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催生于破解党内存在腐化变质的风险，“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19］（P164），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聚焦党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和各种顽瘴痼疾，是百年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现实指向。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2］（P69）解决党内腐败问题，必然要求扎紧扎密制度的笼子。
1.零容忍惩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大力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通过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纠错、自我改造，推进自我革命常态化、长效化，不断清除党的肌体中各种不健康因素，将党自身锻造成具有革命自觉性、思想纯洁性和历史主动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方面，要加强党性锤炼，提高党性觉悟，增强党员干部“不想腐”的自觉。加强党性教育事关党的事业的成败，领导干部要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和纪律意识，切实做到筑牢防线、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另一方面，解决腐败问题，要“从群众中来”。腐败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大力惩治腐败，顺应了人民的热切期盼，要想彻底地自我革命就要“从群众中来”，深挖问题。因为“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19］（P181）要大敞开门搞自我革命，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发动群众集思广益积极参与查摆问题，是实现党自我革命的外在动力。党自我革命的成效如何，是否达到先锋队标准，要由群众来评价，这种把党的自我革命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的自我革命方法，其针对性和时效性更强，能有效避免形式主义的发生。同时，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我们党彻底清除腐败毒瘤，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2］（P66）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带动党外监督，统筹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司法监督等贯通协调，搭建起“四梁八柱”，实现各项监督同向发力、同增质效，一体推进党和国家的监督体制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习近平指出：“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3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以制度有效预防和清除腐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印发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就管党治党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加强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根据形势任务变化以及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因时制宜地对党章进行了五十处修改，修改后的党章将最新的理论实践创新成果融入进来，党章的权威性得到加强，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党章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凸显了我们党通过制度治党有效破解了“历史周期率”问题。新时代十年，党中央修订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制度意识淡薄”等问题的党内法规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6.1万多件［34］，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
现行近4 000部有效党内法规中，近十年新制定修订的占70%以上……”［35］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强化了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制度上铲除了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为伟大社会革命保驾护航。同时，习近平强调，“党内法规不少，主要问题在于执行力不行，有的是缺乏执行能力，有的是缺乏执行底气。要强化法规制度执行，不能打折扣。”［25］（P164）为了使制度真正执行起来，要着力加强对制度的宣传学习，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党员干部从内心由衷认同制度，才能自觉践行制度。保障制度执行，要经常性地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办，同时，要强化责任追究。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对制度执行不力的用强力问责倒逼责任落到实处，切实以严格的问责执行机制为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
（四）组织引领：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凝聚全党力量
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锻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干部队伍，为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1.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36］党的工作的顺利开展要靠严密的组织体系的良好运转。严密的组织体系意味着组织覆盖范围更加广泛、联系群众更加密切、组织队伍更加强大、组织纪律更加严肃，组织功能更加完善，党组织焕发出强大生机。新时代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党的组织体系越织越密，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中央权威得到有力保证，全党的力量被凝聚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有效落实。”［37］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注重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的组织体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消除了横亘在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和基层党组织贯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之间的障碍，使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更好地释放导向功能。中国共产党人从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着手，充分发扬组织体系严密性的优势，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实现“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38］，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自我革命的主体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领导干部在自我革命中的主体作用。要突出政治标准，立好选人用人的“风向标”。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保证党员干部有清醒的政治意识，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经常做“政治体检”，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
其次，要强化政治纪律意识。加大对党员学习党章的教育宣传力度，遵守党章，不断学规知规、树立党章意识、规矩意识，引导党员自我反省与自我净化，自觉用党章法规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党章法规的自觉践行者。最后，要强化干部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激发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的勇气与政治自觉，鼓舞党员干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