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斯 琦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今天新技术浪潮席卷全球，科技界、企业巨头和各国政府纷纷聚焦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在智能制造、机器人、自动驾驶等实践方面的应用。我国近年来走在技术变革前沿，在经济发展平稳放缓的新常态下提出的产业转型升级，旨在以创新驱动突破原有的发展路径。为此，《中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2016—2020年)》等重大战略规划相继出台，特别是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全面强调人工智能的理论、技术与应用。至2019年5月，19个省市发布了人工智能专项政策，至少105所高校设置相关学院或专业，企业与大学合作培养人才。(1)新华网,《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 2019年5月24日,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9-05/24/c_1124539084.htm。新技术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人类劳动与技术变革的关系(2)本文采用“技术”的广义概念，包括一系列针对具体问题的科技知识、技能方法和设备。G.Dosi,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Research Policy,3(1982):147—162.。当技术讨论涉及劳动与就业时，“技术性失业”的阴影可能马上浮出水面。(3)19世纪初的卢德运动常被作为劳工抵制科技的例子。M. I. Thomis, The Luddites:Machine-Breaking in Regency England,(Hamden, CT:Archon Books,1970).工业智能化和互联网产业化正在将长期存在的技术与劳动的旧争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究竟意味着机器解放劳动，人不再需要从事危险繁重的任务，还是印证了“技术性失业”的担忧？同时，新行业新职业在兴起，新的工作是否技能更高、时间更短和闲暇更多？(4)E. Smigel,Work and Leisure:A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New Have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ress,1963).④应当说，在创造物质财富和便利的同时，新技术也给劳动者带来多重挑战。如何应对不仅决定着企业和行业中技术创新和推广使用的状况，同时关系到经济良性运行、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劳动者的代表性组织，工会的行动至关重要。今天我国工会通过弘扬工匠精神，维护和服务职工群众，为党和政府提出的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目标助力。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发布《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起，全国总工会出台多个文件，包括提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组织“八大群体”和“三新”人员入会等。(5)中华全国总工会：《2016—2020年劳动和技能竞赛规划》，2016年9月13日, http://www.acftu.org/template/10041/file.jsp aid=93084；
工人日报，《全国工会组建将全面推进八大群体入会》，2019年3月14日, http://www.acftu.org/template/10041/file.jsp?cid=222&aid=97972。这些努力都是积极的，而且历史上工会在遭受技术冲击时也曾采取类似做法。问题在于，这些措施是否足以应对当前新技术浪潮的冲击。为了长效地维护劳动者权益，有必要深入理解技术变革的特点、劳动的转变，以及工会拥有哪些行动选择。
为此，本文将回溯过去百年技术史，梳理西方工会对待技术变革的态度和行为，以拨开一些流行但存在偏差的认知迷雾；
同时，结合技术变革的普遍性和当前这一轮变革的特殊性，探讨适合今天工会的举措，为我国工会如何在国内国际大环境中应对新技术浪潮提供参考。基于历史上丰富的技术和工会实践，本研究指出工会协调技术与劳动的关系、谋求二者和谐发展的角色无可替代。今天工会不仅要通过教育、技能培训、社会保险等帮助劳动者适应技术后果，更应联合政府积极动员多方主体同步设计技术和劳动，来实践一种以人为中心，预见性地用技术补充和增强而非替代劳动的新“多元进步”观。
历史借鉴的正当性在于技术变革的普遍性，无论我们把今天的技术浪潮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是“第二次机器革命”，都意味着变革并非首次发生。科技史显示进展往往是积累式的，即使颠覆性技术也有迹可循。人工智能技术远非空降，而是建立在20世纪初控制论及其后发展起来的自动化和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无论20世纪高度机械化与信息通信技术的结合，还是今天的全自动生产线和机器人，均追求“自动”原则。(6)H.Shaiken,Work Transformed:Automation and Labor in the Computer Age,(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5).简单来说，“自动”就是让设备、机器、人工智能等来指示和控制其他机器以实现连续不断的生产服务流程。由于自动技术寻求越来越多地以非人类劳动作为驱动力，由此引发了劳动对技术的“恐慌”，大约每隔几十年就会伴随新的技术变革而出现。
“自动”技术的后果首先表现为失业与工作质量下降。20世纪初，泰勒科学管理和福特制极大地改变工厂生产，大规模机械化和流水化生产线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操作的标准化程度，从而技能要求下降，熟练工人被替代。技术性失业的恐慌在战后达到一个顶峰。此时，由战争激发的“自动化”技术浪潮席卷多个工业经济体，一方面经济空前繁荣，但另一方面劳工界、技术专家和政府领袖都意识到自动化将威胁社会稳定。“控制论”之父指出，不仅体力劳动，还有简单的脑力劳动都将被取代。(7)N.Weiner,Cyberneticse,(Cambridge:MIT Press,1948).美国、苏联等高速推进工业化的国家热烈讨论了自动化替代人工的问题(8)President"s Advisory Committee on Labor-Management Policy,The Benefits and Problems Incident to Automation and Other Technological Advances,(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2).。与失业总量相比，短期的就业波动更需关注(9)D.Autor,“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2015):3—30.。鉴于大多工作流程需要多种形式的投入，劳动与资本、头脑和体力、创造性与重复性、专业技能与本能判断等并存，就业不会消失。但是，大规模和快速的自动化应用会对部分行业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美国制造业雇佣人数从1960年全国劳动力的1/3降到2010年的1/8。这些劳动者向新行业的转移往往不成功，而原工业重镇空心化导致厂房废弃、社区衰败和居民收入暴跌。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后果，其中技术具有关键影响(10)K. Moody,Workers in a Lean World: Un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London:Verso,1997).。
就业质量是技术讨论的新焦点。首先，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工作并不必然提高技能水平，而是呈现两极化趋势。布雷夫曼提出“劳动的退化”——由于管理者把信息和技能知识集中起来，工厂工人和大量白领的工作都被“去技能化”了，从而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增强、劳动条件恶化。(11)H.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4).此后研究也发现，技能水平不是官方统计显示的那样在普遍提高，知识工作者和服务业人员的技能被高估。(12)P.Thompson & C.Warhurst,Workplaces of the Future,(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1998).其次，就业形式灵活化。灵活工作可能给一部分人带来更高满意度和个人发展，但却置大多数人于不稳定状态。优步、亚马逊机器人、美团等平台企业带来像网约车司机、数据标注员、外卖骑手等全新岗位，但是关键问题尚无定论，比如劳动关系认定、众包工作中劳工的“不可见”、高科技工人的无产阶级化等。(13)U. Huws,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3); L. Irani, “Difference and Dependence among Digital Workers”,South Atlantic Quarterly,1(2015):225—234.最后，收入不平等随之加剧。由于“超级明星市场”“赢家通吃”等技术红利分配的新法则，当GDP、公司投资和税后利润暴增时，大多数人生活状况实际变糟了。(14)D. Autor, D. Dorn, L. Katz, C. Patterson, & J. Van Reenen, “The Fall of Labor’s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Working Pape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2017.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显示，从2004到2017年大部分国家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都在下降。(15)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The Global Income Share and Distribution,(Geneva:ILO,2019).
关注新技术带来的“劳动之忧”，是工会天然职责所在。工会是现代国家中平衡劳资利益的专门组织，受到技术影响的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正是工会的中流砥柱，而且工会也能够对技术产生影响。工会本就是技术进程的主体之一。技术是一个由人催生，需要人设计、实验和施行，牵涉到不同群体，并且这些群体也对设计实施产生影响的过程。历史上很多重大技术突破往往不是某个“英雄”所为，而是由许多人做出努力，各种细节和事件影响叠加的结果，比如车床、蒸汽机以及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持续改进。(16)L. Mumford,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34);S. Levy, Hackers: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Garden City,(NY: Anchor Press/Doubleday,1984).一线从业者的技能和智慧是技术过程的源泉。工会可以促进技术改进，也可能影响一项技术的实际推广。技术对生产流程的再造不仅需要企业家和管理者，还有普通劳动者的参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车间斗争频发，通用电气工厂推行电子技术的每一步都遭遇无休止的反对声。(17)R. J. Thomas,What Machines Can"t Do: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而在劳资建立社会伙伴关系的德国，工会和企业劳动委员会则协助引进新技术设备。劳动对技术的这些作用，正是工会介入技术、塑造劳动的基础。
工会如何缓解技术带来的劳动之忧？在探讨其历史角色之前，有必要厘清基本的工会态度。一些关于技术与劳动对立的流行看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准确。
经典劳动理论对工会与技术的关系存在两类判断。马克思对机器生产的分析揭示资本通过技术加深对工人的剥削，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并非缩短工作日，而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于是，技术推行的结果一方面是低工资、长时间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被机器排挤出来，无法稳定就业的相对过剩人口。(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3—480页。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工会可以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资本通过技术加深剥削，使其获得自主意识，而在社会主义中科技会真正解放生产力。相对来说，产业关系学派采取的是实用主义路线，提出工会的首要目的应当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平衡，通过保障劳动者的工作或者收入，让各方能够公平地分享技术红利。(19)J. Barbash,“The Element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1(1964):60—77.可以看到，两种理论都没有把技术本身放在劳动的对立面，而认为关键在于技术是如何被使用的。
实践中也是如此。历史上工会阻碍技术变化是一种例外，而非常态。一项对美国工会的调查显示，75.5%的工会鼓励、愿意或调整性地接受技术变化，即便是余下24.5%的工会，也只是最初表示不理解，但往往转变为愿意或者调整性地接受。(20)D. McLaughlin,The Impact of Labor Unions o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Wayne State,1979).对加拿大工会的类似问卷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受访工会并不反对技术，而是“有条件的积极”态度，即认可技术改变的好处，同时要求协商以合理安置受负面影响的工人。(21)S. G. Peitchinis, “The Attitude of Trade Unions Towards Technological Changes”,Industrial Relations,1(1983):104—119.20世纪以来，劳工议员、工会领袖也极力向世人证明其理性、进步主义和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以免被贴上目光狭隘、自私自利、阻碍社会进步的标签。(22)D. F. Noble, Forces of Production:A Social History of Autom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303.即使是在技术争论最激烈的战后时期，一位美国工会领袖表示：“我们知道不能躲避技术进步，也知道劳工运动作为一种进步运动决不能阻碍科学发展。为此，我们欢迎自动化作为新的台阶，使全人类向着生产富足、更美好的生活前进，为所有人带来和平、自由和改善的生活，以及更多的安全和闲暇。”(23)F. Pollock, Automation:A Study of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Frankfurt: Friedrick,1956), 232.工会倾向于对技术变化采取合作，关注技术的实际使用。历史上的一些抵制，多源于资本和管理方通过引进技术裁减人员、降低工资等，同时受影响的工人缺乏应有的保护。也就是说，缓解技术与劳动之忧的关键是实现惠及工人的预期。对此，工会在历史上逐步发展出不同做法。
(一)20世纪初的工会
20世纪初，劳工组织忙于应对世界政治动荡、经济大萧条带来的高失业率等问题，把科学技术看作一个中立元素、一种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主流经济学家把技术作为经济振兴的途径。凯恩斯认为重大技术进步是自工业革命起人类社会进步超过之前四千年的关键差别之一。(24)J. M.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London: Macmillan,1936).而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积极的预期。
鉴于生产率飞速提升，比如美国工厂产出在1925年比1919年提高40%，凯恩斯也指出减少劳动力需求是必然的，同时承认短期内会存在失调。警告“技术性失业”将会在多年里成为前所未有的“新疾病”，但他的设想是未来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25)J. M.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W.W.Norton,1930),358—373.有社会学家也指出，技术变化深刻改变着社会组织的结构、规模和形态，提出以通信和交通发明以及化学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26)W. F. Ogburn, “Technology and Sociology”, Social Forces，1(1938).按照其判断，“技术性失业”会主要发生在农业部门。
工会在实践中也开始察觉技术在“短期”内的负面影响，首先参与和开展了大规模的行业调查。当时最底层的无技能工人被认为最易失业。Abbott选取包括人口普查和行业调查等数据，发现从1850年到1900年无技能工人的失业率的确远高于其他群体。(27)E. Abbott, “The Wages of Unskilled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0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05(June):321—367.国际劳工组织也调查了生产合理化运动与失业的关系，但未能达成确定性结论，只是指出在不妨碍“普遍进步”的前提下，“暂时失业可能是不可避免的”。(28)ILO, The Social Aspects of Rationalization,(Geneva: ILO,1931).此时的工会认为农业部门是技术失业的主要领域，建议政府支持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同时推行更为普及的大众教育。
在当时的工厂中，泰勒制成为组织生产的新技术流程和管理方式。在国会产业关系委员会报告中，工会质疑泰勒制的“创新”，批评其名为增加工人福利，本质上只是加快速度、简化工作任务、控制工资、延长工时、降低雇佣安全、不利工人健康的一种血汗制度，减少了工人的个性、权力和福利。工会特别指出，“泰勒及其追随者所谓的‘科学管理’并不是‘管理的科学’”，工会不反对后者，“坚决支持通过改进的机械以及真正高效的管理来减少浪费、提高产出”。(29)R. F. Hoxie,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Labor,(New York:D.Appleton,1915).
这一时期工会显然把技术看作一种外部刺激因素，并严格区分技术和管理，未关注技术内在的社会政治属性以及与管理实践的联系。值得提出的是，在美国参与劳工调查的许多学者成长为产业关系理论建构和政策制定的先驱。(30)C. Nyland,“Taylorism, John R. Commons, and the Hoxie Report”,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4(1996):985—1016.他们通过了解劳工史和调查现实劳动问题，批驳自由市场论，重点强调工会角色和政府干预。这种超越劳资双方自主决定的多方主体论，在接下来探讨技术与劳动之忧的解决方案时十分重要。
(二) 战后普遍技术焦虑与工会的适应性调整
如果说前一阶段工会对技术的影响还处于意识萌芽中，那么战后强大的工会与崛起的劳工学界则和自省的科技专家一起，共同推动技术与劳动问题升级为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并进入多个国家的政策议程。不同于前期由经济衰退引发的担忧，战后的焦虑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下——新技术带来经济成功和物质繁荣，但此时技术性失业的威胁更甚，可能同时波及蓝领和白领劳动者。
工商界试图把自动化技术与失业分割开来，坚持自动化创造工作，是失业的解决方案而非成因。比如，美国机械业杂志一个为期9年的调研指出，自动化不只是为了减少直接劳动力成本，更为了提高产出、改进产品质量和弥补技能人才的短缺，特别是1957年后产品质量成为企业安装自动化设备的首要原因。另一些则提出用自动化解释失业是误导，而把失业归因为人口增长、市场竞争。(31)L. A. Keller,“Automation and the True Causes of Unemployment”,Personnel Journal,1962.与此相反，控制论之父指出自动化技术存在潜在的巨大的社会风险(32)N. Weiner,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Cybernetics and Society,(New York:Da Capo Press,1950).。他致信美国汽车工会，提醒在10—20年内无人工厂将带来灾难性失业。
工人被机器替代的恐惧随着五六十年代失业率飙升而迅速蔓延。美国相继发生了码头和铁路劳资纠纷，以及纽约报业两次长达100多天的大规模罢工，暴露出自动化对生产、就业稳定、工会密度、工作规章的严重影响。(33)R. Severo, “Automation and the News Strike”,The Reporter March，1963.一向把就业保障放在首位的美国工会，忧心自动化带来的失业及其对工资收入者生计和社会地位的影响。汽车工会认为，自动化快速发展使任何工人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被替代；
仅一小部分人能找到监督和服务新机器的工作。许多技能型职业本身可能完全被淘汰。(34)E. Weinberg, “An Inquiry into the Effects of Automation”, Monthly Labor Review,79(1956).劳联—产联预测60年代末将有800万～1000万失业者。(35)N. H. Cruikshank,“Restraining the Unemployed”, AFL-CIO American Federationist,May,1962.会员数下降甚至导致工会自身的危机。讨论最后落脚在怎么办。工会方案主要包括保障就业和保障收入两大方面，分别有再培训、工资不变的前提下缩短周工时、工时分享、提前退休，以及维持工资收入、基本收入计划、为低收入者减税等。(36)C. A. Coburn, “Union View of Automation”, Proceedings of New York University Four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on Labor,1961.
首先，工会加入新的协商内容到集体谈判机制中。一项对钢铁、汽车、橡胶、肉类加工、军工行业集体合同的分析表明，工会开始通过集体谈判对工厂转移、就业保障、技术减人的提前通知、培训、补偿金等设定限制。(37)C. C. Killingsworth,Collective-Bargaining Approaches to Employee Displacement Problems,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2).40多个集体合同包含了9项关于自动化的典型条款，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在大的技术变化之前提前通知和咨询劳方，以及通过涨工资、更多假期、利润分享或年收入保障来平等分享收益。后者往往是通过集体谈判设立“自动化基金”(38)M. M. Perline & L. T. Kurtis, “The Impact of Automation o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Labor Law Journal，Feb.1968.。
同时工会呼吁超越工厂层面的多方调整。这些方案不是由工会单独来完成，工会主张的是负责任的公共机构和劳资双方一起进行前瞻性计划，平等地分担调试成本，让各方都受益。(39)ILO, “Automation: A Brief Survey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74(1956),384.这时虽然很少有雇主敢于无视或否认个体可能遭受的物质和精神困难，但他们提出的对策是更多技术进步，以及为满足新工作要求进行技能培训。他们不接受缩短工时这类建议，更强烈反对自动化基金方案，认为虽然“激进的工会老板”觉得工人有权分享，但是真正有权获得更高收益的只有实现技术进步的发明者、投资者和受训的技术人员。而政府则相对积极。在战后的政治环境中，自动化带来的短期后果也不可忽视。政府考虑的不是介入与否，而是介入的方式、时间和程度的问题。按照美国国会经济委员会主席在1957年第二届年度自动化大会上的说法，政府要“确保物质进步所带来的个人成本最小化”(40)D. F. Harrington, “Automation"s Impact on Industrial Safety”,Cleveland-Marshall Law Review,7(1958),265.。政府有必要控制技术引入的规模和速度，避免矛盾积累酿成大的冲突。此外，国会经济稳定委员会和总统劳资建议委员调查后认为，应保持经济的良好运行，投入中学和高等教育、再培训、健全失业保险、促进特定人群就业服务，并针对劳动生产率和职业变迁开展经济统计等。
类似的，加拿大和英国的政策关注点也都放在工人、管理者和政府对自动化的适应上。英国工会联盟主席在1955年大会提出“我们应该立刻着手控制而非限制这些(技术)发展，变为我们的优势而非劣势”(41)H. de. Bivort,“Automation-Some Soci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72(1955).。然而，劳方如何在长期内“控制而非限制”技术，怎么将其变为“优势而非劣势”，尚无明确答案。工会、管理者和政府的前提是一致的：自动化技术本身不可协商，争论的是如何适应技术带来的后果以缓和其冲击。至此，工会以及工会推动政府所采取的都是对短期后果的兜底措施，虽然倡导政府控制技术规模，但具体选择和实施仍然是管理特权。
(三)70年代后工会的反思和转型
与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扩张、技术变化伴随的是许多工业化国家工会的衰落。西方工会面临振兴的压力，重新审视以往对技术冲击所采取的措施。虽然技术浪潮未能在实践中引发战后那种程度的热议，但工会和学界却在强烈危机感驱使下更深入反思技术。除了工会一直执着的技术性失业外，更多讨论扩展到劳动的质量上。同时，工会受到当时的社会理论影响，不再将技术简化为外在于社会、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作为一种由不同人群设计、选用和实施，存在多种选项的过程。于是，工会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和适应技术的后果，而是积极地参与技术实施，乃至尝试介入技术本身的理念和设计。
工会首先强调的还是集体谈判机制。技术谈判 (Technology Bargaining)是工会通过集体谈判协商新技术问题。随着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迅速结合，技术谈判成为许多西方工会集体谈判的关键。新技术往往通过调整工作任务、弱化内部晋升机制、减少雇佣保障等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灵活性的目的。对此，国际机械师和航天工人联合会集体谈判的技术清单，要求新技术必须以创造或者保持就业、改进劳动条件的方式来使用，包括充分运用工人的技能、才干、创造性、主动性和经验。(42)H. Shaiken, Work Transformed: Automation and Labor in the Computer Age,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85).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会调查显示，技术谈判的关键事项包括：提前告知工会技术改变的计划；
咨询工会代表以共同衡量潜在的雇佣、技能和劳动条件变化；
管理方为将受到负面影响的工人进行适当的安排。(43)D. McLaughlin, The Impact of Labor Unions o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Wayne State,1979).
可惜的是，通过集体谈判来影响技术具有局限性。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工会都能达成设立的技术谈判目标。由于管理权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产业关系中根深蒂固，雇主在谈判桌上相当具有进攻性，工会在集体合同中很难就新技术取得进展。实践中，雇主常常未给予工会任何提前通知或者咨询就推进技术改变。一个加拿大工会表示：“我们的经验是，管理层倾向于等到实在没法隐瞒时或者技术变化已经板上钉钉，才会把那些可能影响雇佣的技术计划告知雇员们。”(44)S. G. Peitchinis, “The Attitude of Trade Unions Towards Technological Changes”,Industrial Relations1(1983):104—119.当然，这种结果并不意味着集体谈判机制不能用于协商技术，一部分问题在于工会自身。相较于工资工时等传统的谈判项目，这些工会实际上并没那么看重技术的影响。
可以看出，工会和工人在工作场所参与不足以抵御技术变化的影响。集体谈判制度解决不了结构性失业问题。当经济繁荣时，工会主要关心怎么调整以弥补那些受到技术负面影响的工人，而在经济发展难以满足劳动力增长的时期，工会也需要考虑就业不足的问题。(45)S. G. Peitchinis,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Issues”, In Issues in Management-Labour Relations in the 1990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85).很多再培训项目与技能需求实际下降之间的矛盾难以弥合。更麻烦的是，不同国家的工会制度不同。虽然有的工会通过地方性谈判促成技术改变，有的则阻碍其变化；
同时，促成者可能成为主流技术的“受害者”，而阻碍又可能被归罪为产业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失败的原因。(46)H. C. Katz & C. F. Sabel, “Industrial Relations & Industrial Adjustment in the Car Industry”.Industrial Relations3(1985):295—315.从技术史来看，政府更有资源和力量对技术与劳动进行全盘考虑。为此，最佳路径是工会通过集体谈判提出劳动者的关注点，而政府立法过程能随后介入进来，以建立社会公认的劳动基准。
为此，工会的新主张是在更广层面上参与的长远战略。工人在工作场所应当拥有实质话语权，劳方有必要深入介入组织目标的界定、技术的选择，以及技术的实施方式和速度等方面。而在政府的战略性决策中，工会和企业都应直接参与。相对而言，欧洲对自动化挑战的回应较为成功。比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强大的工会早已介入企业的新技术过程，与管理方共同选择和实施技术。更重要的进展是，工会自身发起多个研究项目来开发有利于工人的技术。在一些受到社会民主思想影响的欧洲国家中，劳动立法的改革也较为前沿，新技术被认为太重要以至于不能单独留给雇主决定，从而法律在劳资共决、外部专家咨询、工人代表的技术培训、关厂和外包的工人保护等方面都赋予劳方一定的权利。(47)ILO, Automation, Work Organisation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Geneva: ILO,1984).
今天的新技术浪潮尤为炫目，同时这一波讨论出现了最为多元的声音，争论的不仅是技术究竟是否带来失业、技能提高还是下降等后果，还有技术与劳动相互作用的机制。(48)罗斯琦：《超越“劳动终结论”：“替代”结果还是“互补”过程？关于技术与劳动的理论辨析》,《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1期。其中，工会既面临一些和以往相似的挑战，还应关注这一波新技术改变劳动的新特点，从而有必要继续对经验事实的调查，并综合和创新对策。
(一) 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下的劳动
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仍然遵循“自动”原则，于是“技术性失业”的焦虑再次被激发。比如，经济学家分析美国702种职业，认为未来10—25年中47%都面临计算机化带来的高失业风险。(49)C.B. Frey & M.A. Osbou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针对该研究中受到威胁的职业，美国经济委员会按照小时工资率进行排序，发现在每小时收入低于20美元的工作中，83%都可能被自动化替代，而20～40美元的则有31%受此威胁，高于40美元的仅4%。(50)White House,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ct.2016.而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更高，2/3的工作都可能被自动化替代。(51)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Digital Dividends, (Washington, DC,2016).
当然，技术性失业的担忧并不新鲜，但是这次的恐慌似乎更甚。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强调人工智能和以往的技术都不一样。每次变革中技术都是“新”的，但是技术史却揭示出新旧技术不无关联。这次空前的爆发还有另一个因素：今天许多早工业化国家的工会力量下降，像美国工会密度还不及战后的1/3。公众接触到的多是倾向于技术主义的商业和媒体报道。当资本“自由”地设计和使用技术，缺乏相对应的劳动的监督和约束时，大众自然难以摆脱连顶尖科技专家也曾有过的深深忧虑。但从历史和现实的统计来看，新技术并未大规模减少就业总量，至少种种未来预测没有驳倒Autor和Acemoglu等宏观经济学家对替代与互补机制共存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波技术浪潮中失业仍然更多会是过渡性的，重点在于如何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和接轨。
更令人担忧的可能是劳动的质量问题，特别是新兴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当“旧”经济中富余的劳动力向“新”经济过渡时，将会进入什么样的工作？今天的技术浪潮自有其特殊性，是物理生产和互联网技术的高度结合。这一特点催生了比以往更加网络化的平台组织和更为灵活的劳动形式。20世纪后半叶，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的网络化初具雏形，在空间上促成了生产供应链乃至全球供应网络的形成。而今天愈益发达的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大大拓展了网络化的内容和范畴，不仅是投资和生产，还有企业本身的组织形式、人力资源的网络化，尤其是人力资源的网络化，意味着生产和管理活动可以不再针对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整”的劳动者，而是时间可以随意分割的，甚至根据劳动内容可以置身于几乎任何地方的零散劳动力。比如任何人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众包软件就可以送外卖，也可以随时关闭；
一个印度人可以半夜上网接受和完成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平台上的任务。(52)J. Howe,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Wired Magazine，6(2006):1—4.零工经济空前的灵活性带来了平台的网络化就业，即大量非正规或不稳定就业。
(二)工会的多元战略
对工会实践者来说，危机感可谓是空前的。工会密度降低，集体谈判的工资水平下降，既是受到之前技术变化影响的后果，又进一步使工会会员在新冲击面前无力回应。为此，当前工会有必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既得回应工人们眼下的迫切需求，更要从长期考虑根本性的振兴。面对相似的挑战，不同工会还受到市场经济模式、国家政策法规和工会本身组织形态的影响。(53)罗斯琦:《集体谈判制度中工会的坚持与退让:德国和美国的历史比较》,《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年第7期。因此，西方工会在坚持保就业、稳工资、技能提升等基本方向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差异化路径。
首先，技术性失业虽然不是普遍性的，但挑战却是真实的。技术带来了对特定技能的偏好。一些工作岗位即使名称未变，但实际工作内容也在变化。对于那些只具有电脑和机器人能轻易掌握的“普通技能”的劳动者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54)[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1页。传统工会的中流砥柱正是制造业中大量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蓝领男性工人，他们可能遭遇工资下降，甚至被淘汰。
在美国，就业结构巨变，工会人数下降，加之对工会成立设置严苛条件的劳动法，各方对技术问题的应对都相对保守。工会关注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会会员受到的影响，特别是当他们无法适应新的技术和设备时，努力为其保留工作或进行补偿。而在新经济中，美国工会的密度和影响力都很小。学者提出，对大量低技能、无高等教育学历的劳动者来说，应确保他们也获得足够的收入。他们推荐通过一系列劳资参与和协商的管理实践提高生产率，让各方满意的高绩效工作体系。但是工会对这样的精益生产模式存在异议，指出这只会增加一线工人的紧张，本质是“压力型管理”(55)M. Parker & J. Slaughter, “Management-by-Stress”,Science as Culture，1(1990).。
技能培训和提升是最典型的美国方案。不但工会和学者强调，政府也围绕新技术的需求来培训必要劳动技能。川普政府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巨大的潜能来向美国工人赋权，推动美国产业增长，并改善美国人的生活”；
而对美国工人，重点是让他们“获得能在21世纪经济中决胜的技能”(56)White House,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ct.2016.，包括建立产业学徒制，投资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特别是计算机科学教育。也有学者指出，新技术提出更高要求的并不是某项学科能力，而是通用技能，特别是社交技能。(57)J. D.Deming,“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Social Skills in the Labor Market”,NEBER Working Paper，2017.
相对来说，欧洲一些工会更强调劳方对技术的参与。在工作场所，技术问题被广泛引入劳资共决或者集体谈判中，以保证劳方的知情和参与。重点在提前培训工人，限制裁员，保障收入相对平等。从80年代起，在一些工厂重组时，工会参与新技术引入的过程，确保员工的职位和满意的工资。(58)R. Fernandez,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a Plant Retool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2001)：273—320.更重要的是，一些工会在尝试影响技术本身。在技术的上游设计阶段，德国工会重构技术的努力是一个表率。在德国劳动部的支持下，五金工会与企业一起，开展有利于保持就业和增进技能的多种灵活自动化的技术试验。这些新技术不以全自动的大规模生产为导向，而是在保障就业的同时增进人的劳动。比如通过一系列小型的、灵活的可佩戴智能工具提升劳动者的臂力、精准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类比技术的智能制造“工业4.0”，这被称为劳动领域的“工作4.0”(59)《德国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与产业关系主体合作开展旨在改进劳动保护和就业质量的项目》，https://www.arbeitenviernull.de.。
由多方主体共同合作消除现有技术的负面影响，同时研发和推行“以人为中心”的未来技术，这正是今天前沿的多元进步观。事实上，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已成立包括产业关系专家在内的专门工作小组，探讨人工智能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技术与劳动同步设计”。(60)T. A. Kochan & L. Dyer, Shaping the Future of Work: A Handbook for Action and a New Social Contract,(Boston: MITx Press,2017).但在管理特权至上的地方，这仍主要停留在一些研究者和少数技术人员的观念中，未能广泛影响社会价值观和行动。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中，传统的社会伙伴一直以来对劳动法规的推动，使劳方在技术过程中得以扮演更加主动和积极的角色。
我国在当前新技术浪潮中面临相似的挑战。传统经济转型、新经济的涌现，同样带来了劳动之忧。无论是大众对其后果的焦虑、国家对技术与就业的权衡，还是学界对技术过程的反思，今天都还在继续。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的规模大、速度快，劳动状况多样，同时存在大量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劳动者，从而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可能更复杂。而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讲，这类冲击更要求工会慎重地对待，不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缓和，实现短期内的和平过渡，并且在长期进行技术和劳动的战略性协调，保障人性化工作的同时助力发展解放生产力的技术。
自2013年以来，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每年引入通用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欧美之和，至今拥有最大保有量。(61)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World Robotics，2020.在“中国制造2025”进程中，一项对15个制造工厂的调研显示，虽然工厂规模、产品和制造流程各异，但都强调通过自动化削减成本。(62)Butollo Florian, Boy Lüthje, 罗斯琦:《中国制造2025——解读全球经济中的智能制造与工作》，肖滨主编：《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在家电行业中，劳动受到的影响明显。比如一家大型空调企业公开宣布2011—2018年间，旗下六家工厂减少了68%的雇佣人数。同时由于这些企业鲜有集体协商，未发现有集体合同就工作场所的技术变化对工人进行保护。而在汽车制造业中，由于原本自动化程度较高，人员数量波动并不大，但是劳动者同样未能从技术升级中获益。(63)T Yang & S. Luo, “Machines Replace Humans? Automation and Upgrading at Car Suppliers in China”, Working Pap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2019.虽然存在较为有效的工资集体协商，但是技术并未被纳入协商。伴随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可以预见各个细分行业将出现不同的过渡性失业现象，其中原本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者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
新经济也在我国蓬勃发展，同时带来的是各种非正规、不稳定的新业态，包括大量“隐形”的工作。平台企业劳动用工引发了最多关注，比如网约车平台的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究竟是否形成劳动关系。(64)王琦、吴清军、杨伟国：《平台企业劳动用工性质研究: 基于P网约车平台的案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年第8期；
常凯、郑小静：《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性质辨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这样的争议至少体现了新业态与现有劳动立法之间的不匹配。无论劳动关系如何界定，劳动者保护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很多对策研究集中到了社会兜底和最低标准上，比如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将“三新”劳动者也纳入其中。(65)关博、朱小玉：《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劳动者平等参加社会保险的主要制约与建议》，《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年第12期。更多不确定性存在于系统和算法技术中。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的飞速传播是大众焦虑的一个例证。而一些新兴的更不可见的在线劳动甚至尚未触及，比如巨大的游戏产业中的底层“打金者”。在技能两极分化趋势下，单调乏味的工作在继续，只是换了行业、形式或者空间，可能更不稳定或缺乏保障。
工会要怎么做？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会已积累了充足的经验和教训。技术的问题和市场一样，是宏观的、结构性的，乃至涉及关于技术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因此归结为工会的单方责任是不实际的，而是要求多方主体从多个层面进行合作。作为我国劳动者的集体代表，工会的职责首先在于识别技术对劳动的潜在负面影响，联合政府通过立法方式来进行矫正。从历史来看，细致地做好劳动有关的统计调查是首要任务，比如究竟智能制造、机器换人取代多少劳动力，新经济又能容纳多少新的劳动力流入。在技术的不确定性面前，工会应当时刻保持对最新情况的掌握。
从实用主义角度看，工会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是救济技术的后果。过渡性失业绝不可忽视。与历史上大多数的工会一样，我国工会负有保就业、保工资等传统任务。我国2.8亿农民工超过一半集中在可能最快受到冲击的制造业和建筑业，而其中66.2%的人仅接受过高中及以下的教育。相较于一味推崇自动化技术，工会应主张有规划、有步骤地采用新技术，以平衡技术和劳动。传统产业过渡期和新经济不稳定就业都要求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覆盖和易于转移，并对失业采取普遍救济，特别是对一部分受到直接影响或者最易受损的群体。同时，通过技能培训、就业促进等服务帮助他们进行转移。培训项目要根据调研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新的工作往往不是要求原技能的提升，而可能是全新的技能，比如计算机学习、驾驶技术和社会技能等。
二是积极介入技术。过去百年中，工会大多是“调适者”，但是那些仅关注技术后果、成本分担的工会被逐渐削弱。作为集体性组织，工会通过集体协商参与技术过程是应有之义。集体协商机制在我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制造工厂中已建立起来，并在提高劳动标准、协调劳动关系上有一定成效。这一机制应当纳入技术议题。当资本单方主导技术，自动化很可能导致被动调岗、减薪，甚至裁员，而这对双方来说都不一定是最优解。由资方提供，工会和工人提前了解不同的技术选择和实施方式，权衡利弊，并通过集体协商与资方共同确定技术引进的方式、速度，所需的技能条件等，将有助于劳资和谐，实现技术和劳动平稳升级。
最后，要在长期纠正贬低和替代人类劳动的“自动”原则。这一点是根本性的，但也是最难的。对此，工会应推动真正人机协同而非单向度的机器换人，并且联合政府来动员雇主、科技界等多方主体共同设计以人为中心的未来技术。预见性地用技术增强和补充而非替代劳动，让人来主导人工智能做最终决定，而非由算法决定人的行动，已经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的重要倡议。(66)ILO,Work for a Brighter Future：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Work,(Geneva:ILO,2019).单纯以自动为导向的技术范式低估了“人”的价值，而当前正是一个重新认识劳动的新契机，纠正技术与人之间工具和目的的错位。
值得提出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是重头戏，群众是落脚点，而工会比在一些欧美国家里更可能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在工会调查和识别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政府有必要制定法规政策，包括对失业兜底、调整最低工资、认定平台对“非雇员”的责任等。教育和培训要让劳资双方决定，并由科技界和公共教育机构共同承担。当企业引进和实施技术时，政府也应立法向工会赋予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意味着使用中的和将出现的技术均成为各方合力的结果，从而可以预期更高质量的就业、更全面的发展与更稳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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