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庆，赵建玲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高校学生素养的培养与提升，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2014年《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研究构建大中小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2017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指出：“引领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当代高校学生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从小便开始接受着正式和非正式公民教育课程的熏陶和影响，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高校学生的公民素养水平也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1]。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公民是指“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2](P268)。公民是构成社会的主体，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关键要素。素养是个体平日的修养，主要指后天获得的各种素质。正如谢伟光和赵凌云所述：“公民素养是公民作为现代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主体，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中，为实现公民权利、承担公民责任而应具备的价值理念、道德品质、知识技能等。”[3]本文认为，公民素养是指个体作为社会的主体，为了实现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通过多渠道获得生活生产技能、思想道德品质、自我观念发展等素养，并运用自身素养促进个人和社会发展。
近年来对高校学生公民素养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其一，高校学生公民素养的现状。如黎明艳认为，高校学生对公民素养的了解和认识呈现出参差不齐、不明就里的普遍态势[4]。其二，高校学生公民教育的内容。如石清云和孙艳洁认为，高校公民素养教育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三观的重要过程[5]；
蒲丽霞和苗志娟认为，高校公民意识教育仅仅停留在理论教育层面，缺乏实践性[6]。其三，高校学生公民素养提升路径。如张华和李灵琴认为，大陆高校可适当借鉴台湾地区融渗式教学经验，推进学生公民素养教育，从而提升学生的公民素养[7]；
刘礼文认为，高校应该通过多主体来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8]。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是从教育学视角对其进行定性研究，而本文将借助社会化理论，运用定量研究，深入剖析公民素养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探讨公民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而为提升新时代高校学生公民素养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育路径。
经过多年正式与非正式的引导和培育，高校学生的公民素养已呈现出一定的稳固特征：成长的时代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生命历程，也深刻影响他们的价值认同。从基本立足点出发，在公民素养培育的根源上改变传统认知，选择新的研究方向，对个体和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假设
在已有研究中存在一种刻板印象：涉及公民素养的理论教育和实践内容和范围越多、越广，大学生群体的整体水平就会有所提升。换句话说，在统计学意义上，高校学生公民素养水平与受教育年限存在显著性，且呈正相关。长久以来，学者们不太关注高校学生的整体公民素养水平和受教育年限是否真的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系。因此，本研究强调高校学生在不同阶段公民素养水平的差异，得到假设1：高校学生公民素养水平与其受教育年限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系。
受教育年限并非高校学生公民素养水平高低的唯一影响因素，它更多时候反映学术造诣，而外在的教育和训练作为辅助手段又是必不可少的，每个阶段的大学生群体除了教育内容和方式上的差别，也有自身所处时代、社会赋予的特殊意义。因此，本研究将更具有阶段性和时代性的生活满意度视为高校学生公民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便无可厚非，得到假设2：高校学生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影响自身公民素养水平，二者呈正相关。
在了解现状、剖析原因的同时，大学生公民素养的实践性也值得研究。随着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地深入，新时代对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学生作为国家与社会发展进步的鲜活动力，自然承载着更高效优质的政治参与诉求，因而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是高校学生公民素养的重要衡量指标，同时也是其实践性效果是否理想的印证。因此，本研究根据前期探索和推测得到假设3：高校学生公民素养的其他维度会对其政治参与意识及行为产生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次问卷调查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和修订，采纳已有研究中学者对公民素养操作化指标的部分项目，调整后形成自编问卷。为了准确真实地了解学生公民素养实际情况，问卷内容没有进行明确的维度划分，而是将具体考察问题随机编排，由研究者做数据分析时再进行分类合并。本次问卷调查以Z高校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发放问卷960份，回收有效问卷85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9.375%。样本具体构成为：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占60.5%，女性占39.5%；
从政治面貌来看，中共党员占26.9%，非中共党员占73.1%；
从教育程度来看，本科生占87.3%(一年级占28.4%、二年级占24.8%、三年级占22.7%和四年级占11.8%)，硕士生占11.9%，博士生占0.8%；
从学科性质来看，理工类占38.1%，人文类占31.1%，社科类占27.9%，艺术类占2.9%。数据采用Stata1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变量
1.高校学生公民素养
高校学生公民素养是指被访者在思想上对作为国家公民的认知和在行动上作为国家公民的践行，是研究的关键因变量。在研究中，高校学生公民素养被划分为五个相互独立的测量维度：国家意识、公德意识、主体意识、法律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每个维度都与问卷内容相对应，最终明确各题的编码方式、感情趋向相同，相加后取平均数进入分析模型。
2.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
在对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进行回归分析时，将政治参与意识从五维度中剥离，作为单独因变量探讨其他四维度的公民素养实际影响情况。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本研究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无所谓”视为“不同意”，将“同意”“非常同意”视为“同意”。对国家所处历史阶段的认同感在政治参与回归模型中视为自变量，在清洗数据时将量表中相应选项编码相加后取均值，生成研究所需变量。
3.高校学生生活满意度
高校学生生活满意度是指被访者对个人学业、校园生活、实习就业、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个人感情等自身总体生活的评定，是研究的重点自变量。在做回归模型分析时，一方面根据情感程度的强弱编码，将子变量相加后取平均数进入分析模型；
另一方面直接让所有维度的具体分值参与回归分析，探究更深层次的潜在联系。
五个互相独立的公民素养维度以及生活满意度的变量性质均为连续型，在描述性统计结果中不便进行组别分类。在探讨高校学生公民素养过程中，除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外，还有涉及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学科性质等变量。
(一)受教育程度与公民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858个调查样本受教育程度与公民素养的描述性统计和分析，在保证各年级抽样人数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公民素养水平的五个维度均未呈现出和受教育程度的线性相关。具体见表1。
表1 受教育程度与公民素养相关性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858)
从表1可知，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高校学生公民素养在五个维度均呈现二次或三次增减变化，而且每个维度的表现也不完全一样。换句话说，不同学历层次的高校学生在公民素养的认知和表现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可见，以往学者们长期研究形成和认同的刻板印象：涉及公民素养的理论教育和实践内容和范围越多、越广，高校学生公民素养的整体水平就会有所提升，这一观点在本研究中是不被支持的。因此，对高校学生公民素养的影响因素的探讨，需要构建多维度的指标体系进行测量与分析。
(二)生活满意度与公民素养的相关性
为了进一步对高校学生公民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者创新视角，从而引入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这一变量作为关键自变量，将高校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与公民素养建立联系，排除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影响，进而尝试为高校学生公民素养的培育寻找新出路。通过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高校学生生活满意度与公民素养存在一定相关性。
从表2可知，通过数据的整合，参与生活满意度与公民素养的五个维度(公德意识、国家意识、主体意识、法律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相关回归分析的有效样本数分别为845、838、843、824和847。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在控制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学科性质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高校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对公民素养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在公德意识、国家意识和法律意识方面影响最大，而且回归系数均为正值。由此可见，高校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与公民素养存在相关性，而且是一种正相关。也就是说，高校学生公民素养水平随着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而提升，反之亦然。高校学生的公民素养不应视为独立的客观实在去评判，更应该与其生活满意度紧密结合起来，这正是以前学者研究忽视的问题。个体生活满意度通常贯穿于个体社会化之中，与个体社会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9](P110)，进而成为新时代社会公民。因此，高校学生经历学业、情感、就业、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个体生活是高校学生个体社会化所必需的体验。
表2 生活满意度与公民素养相关性的回归分析(N=858)
(三)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因素
在公民素养的五个独立维度中，政治参与意识有其独具时代特色的意义。正如2017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所述：“引领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本研究在探讨个体发展需求和政治参与意识之间相关性的基础上，探究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因素。
从表3可知，在控制变量(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学科性质)不变的情况下，高校学生公德意识、法律意识、主体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存在显著相关性。从p值来看，高校学生公德意识、法律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相关性最强，其次是主体意识，而国家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另外，从相关系数来看，高校学生公德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呈正相关，而法律意识、主体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呈负相关，并且公德意识对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影响最大，其次是法律意识，再其次是主体意识。在控制变量中，学科性质和性别与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存在统计学意义，而且学科性质与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存在强正相关性。因此，高校学生的公德意识、法律意识和主体意识影响其政治参与意识，并且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和学科性质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
表3 影响政治参与意识具体因素的回归分析(N=858)
综上所述，在维持大学生公民素养其他维度正常发展的前提下，仅从加强公德意识的培养来提升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是有违个体均衡发展的要求。因此，本研究从高校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具体层面入手，探讨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因素。
从表4可知，控制了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学科性质四个客观变量的前提下，在高校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具体层面中，实习就业、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与政治参与意识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关系。从p值来看，高校学生的人际关系与其政治参与意识相关性最强，其次是家庭关系和实习就业。另外，从回归系数看，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与政治参与意识呈正相关，并且人际关系对政治参与意识影响程度最大，而实习就业与政治参与意识呈负相关。针对控制变量来看，性别与政治参与意识、学科性质与政治参与意识均具有相关性。因此，就高校学生生活满意度具体层面来看，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实习就业等这些与社会适应相关的因素对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有着重要影响。
表4 生活满意度具体层面与政治参与意识相关性的回归分析(N=858)
本文选择公民素养作为分析重点，基于实地调研的数据，系统验证了大学生受教育年限、生活满意度与公民素养五维度相关性的研究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生活满意度的具体层面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关系。
(一)结论与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高校学生公民素养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系，而高校学生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会影响自身公民素养水平，且二者呈正相关。在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公民素养五维度中公德意识、主体意识、法律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相关，但仅有公德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呈正向关；
生活满意度具体层面中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实习就业与政治参与意识相关，且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与政治参与意识呈正相关。
公民素养的形成和提升，可以说是个体走向社会、融入社会的约束和控制过程。在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个体不但要学习生活生产技能，提高自己生存适应能力，而且更要接受社会道德规范和各种行为规范，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适应社会环境，因而个体的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周围环境所塑造。社会化是一个持续且不间断的过程，贯穿于个体一生，但是早期社会化对个体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早期社会化是个体了解社会、学习技能和获得能力的过程，主要包括学习基本生活技能、形成是非自我观念、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培养良好道德品质等内容，将社会规范、道德标准等内化，建立符合社会的行为系统，初步形成独特的人格特质。因此，公民素养在个体早期社会化就已经具有异质性，对整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认知，并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规范、行为准则，在日后的教育和实践过程中，如果一味地灌输，在一定程度上将很难改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往往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并且感到不适应，需要继续学习知识、经验和行为规范，通过继续社会化以适应新环境、新要求。
不难发现，高校学生公民素养其实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初步形成，即使高校的教育与生活环境可能使学生公民素养有所改变，也是在原有价值基础上的改变。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带有早期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双重色彩的衡量指标。它包含对个体成长至今所有阶段的评价，并会随着年龄与经历的增加发生改变，是现实生活需求的基本反映。同时，政治参与意识作为新时代高校学生非常重要也必要的素养，也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改善对高校学生政治参与意识有积极意义，而实习就业的满意情况却非常突兀地呈现出消极影响。这也是新时代高校学生的特征之一，从小到大家庭、学校竞争性的培养模式让学生趋于成为功利的理性人，面对涉及自身切实利益的需求和公共意识，自然会选择前者。因此，研究高校学生生活满意度，不仅能反映早期社会化的成效，也能体现继续社会化的塑造。
(二)对策与建议
公民素养培育是一项复杂且多主体参与的系统工程，涉及理论与实践各个层面的创新，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
1.家庭素养教育重在早期
家庭是个体进行早期社会化的主要场域。个体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与家庭成员接触最直接、最频繁，受家庭环境影响最大，因而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个体完成早期社会化。虽然高校学生与家庭的联系没有以往密切，但家庭以其血缘、地缘和亲缘形成的社会网络，对高校学生个体社会化仍具有深远的影响[10]。在成长过程中，家长对基本公民素养的正确认知，通过言传身教对子女成熟观念的形成产生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应紧跟时代发展，转变传统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加强与孩子的平等交流沟通，将共同提高公民素养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社会素养教化关注环境
高校教育是学生实现社会化的重要阶段，是培养人正确三观的重要场域。各种社会机构、组织群体对其公民素养水平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它们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维护一个完善和谐的社会环境，让身处其中的学生通过亲身经历与体验，被动或主动地遵守、遵循实在的法律与约定俗成的规范。因此，国家须健全法律法规，规范公民行为，明确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
同时加快国内新媒体建设，迎合当下高校学生群体的文化需求，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强文化管理，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防止“文化殖民”的威胁。另外，充分利用社会机构、组织群体开展公民素养的教育，丰富活动形式，最终实现正确先进的公民素养理论与实践在高校学生群体中的完整濡化。
3.自我素养培育实由内化
外界强加的培育和内在自愿的转变自然是后者更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因而加强高校学生内化培养是提升高校学生公民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所谓“内化”是指个体接受社会影响，并把外部现实或客观现实转变成内部现实或主观现实的过程[11](P138)。高校学生思想活跃，善于接受新事物，渴望成才，更渴望他人的理解，但在重大选择面前，更趋向于理性功利，往往缺少奉献精神。要积极构建高校公民素养教育体系，加强各级团学组织规范化建设，提高高校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意识和能力，并通过开展符合高校青年所思所盼所需的文化活动，营造健康高雅和谐的文化氛围，增强高校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推进二者之间的共鸣，实现高校学生公民素养的内化。
4.高校素养引领显于需求
虽然高校只能被动承接大部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已经成型的准大学生群体，但高校可以通过满足学生生活的实际需求为切入点来提升公民素养。按照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要求，结合新时代青年特点，创新设计符合高校学生成长所需的团学活动，激发高校学生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主动了解国内外时政热点，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提高学生的政治主动性，培养知识技能与人文情怀融为一体新型复合人才，让高校学生不仅有知识的力度，更有生活的温度。同时，丰富多彩的团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个体的人际交往提供良好的机会，提升个人生活满意度，促进高校学生政治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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