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壮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
安史之乱中杜甫北上避乱之行的具体过程，由于史书记载寥寥，由此导致学界对其北上路线及沿途相关古迹产生诸多争议。本研究不揣浅陋，试对杜甫北上行迹及延安杜甫崇祀形成的文化意义进行探讨。
(一)杜甫避乱鄜州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以“忧国之危”“诛杨国忠”为名，自范阳起兵，挥师南下，同年十二月攻陷洛阳。唐玄宗以哥舒翰为太子先锋、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据守潼关。天宝十五年(756)五月，杜甫携家暂住同州白水，依附舅父崔顼。六月，哥舒翰战败于灵宝，六月九日，潼关失守。败讯传来，关中震动，附近诸郡官员皆弃职而逃，“潼关既败，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所在守兵皆散”[1]6969，杜甫也于潼关失守当日，携家北上避乱。
关于杜甫北上避乱路线，因杜甫《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诗首两句曾言“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唯土山，连山走行谷。”《杜诗详注》据此引黄鹤注曰：“华原北至坊州百八十里，坊北至鄜百四十五里，岂非公自白水西北至华原，又自华原北至坊，复自坊北至鄜乎。”[2]304然而，考之地理，唐代华原县实位于白水西南，杜甫既欲往白水西北的坊州、鄜州，完全可以从白水向西北直趋坊州，何必舍近求远，从白水向西南的华原而行呢？对此，师海军从地貌角度认为此华原并非京兆府之华原县，而可能是位于白水东南的朝邑县名为“华原”的一处平原，用以泛指杜甫所居住的同州一带的“平陆”地貌[3]34-40。此说似有一定道理，但是朝邑虽与白水同州，但朝邑位于白水东南，诗中所云“我经华原来”，据其诗意应是诗人经过华原，而非从华原而来。杜甫既欲从白水北上坊州、鄜州，自然不可能经过白水东南的朝邑。因此，笔者认为此华原既非京兆府之华原县，也非朝邑之华原，而可能是位于漆、沮水之间的古华原国。考之杜诗，不乏以古地名代指今地名的例子。如《登兖州城楼》中“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切”的东郡原为秦地名，此处代指唐时兖州。《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中“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的左冯翊原为汉地名，此处代指唐时同州。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建置图表》中《夏商国邑考》所列雍州境内诸方国包括古华原国，古华原国辖地大于唐代华原县。据《夏商国邑图》所示，华原国位于漆、沮水之间，其境北接桥国，东邻彭衙。桥国辖地包括今黄陵县，唐时为坊州。彭衙，据《太平寰宇记》载：“彭衙故城，在白水县东北六十里。”[4]599
杜甫《彭衙行》中有“忆昔避贼初，北走经艰险。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之句，可知杜甫自白水动身，首先途径彭衙。若如此，则从彭衙再向西即古华原国地域，而后北上即可到达坊、鄜州。杜甫以古华原国代指自己经过的漆、沮水之间的广袤平原，对比北行途中所见的“土山”，似乎更为合理。《彭衙行》中又有“少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之句。由诗句可知，离开彭衙后，杜甫曾受友人孙宰招待，在同家洼驻留几日。之后，杜甫到达鄜州洛交县以南60里的三川县。
(二)鄜州羌村、三川杜甫旧宅
天宝十五年七月，唐肃宗即位于灵武，消息传到成都唐玄宗处为八月十二日。《资治通鉴》载：“癸巳，灵武使者至蜀。”[1]6993灵武到鄜州距离不足到成都一半，因而杜甫可能是七月末或八月初听到唐肃宗即位的消息。为了兴复大唐，杜甫随即将家人安置于鄜州羌村，只身北上赴灵武行在。关于羌村的地望，《杜甫全集校注》载：“蔡梦弼云：‘〈鄜州图经〉：州治洛交县。羌村，洛交村墟’。”[5]934可知，羌村位于洛交县。《元和郡县图志》载：“隋开皇十六年，分三川、洛川二县置洛交县，属鄜州。”[6]70-71洛交也是明清鄜州州治所在。据道光《鄜州志》载：“羌村，(州城)北三十里。”[7]118可见，清末羌村之名仍然存在，今改名为大申号村。
鄜州杜甫旧宅并非仅洛交羌村一处，成书于明景泰七年(1456)的《寰宇通志》载：“杜甫宅，在鄜州城南六十里。”[8]245此后，《大明一统志》、嘉靖《陕西通志》均沿袭此说法。唯万历《陕西通志》载:“杜甫宅，在鄜州南六十里。禄山之乱，甫避走三川。肃宗立，奔行在，拜右拾遗。”[9]434这进一步明确杜甫宅位于鄜州南60里之三川。康熙《鄜州志》又载：“杜公祠，唐杜少陵寓居三川羌村，州旧有祠，今废。”[10]76此处存在一个问题，既然前已知晓，羌村位于洛交，何故此处又言“三川羌村”？
《舆地广记》载：“三川镇，本汉翟道县，……唐属鄜州，皇朝熙宁七年省入洛交。”[11]24今人王超认为，羌村应位于三川，洛交羌村乃后人附会。其理由如下：一是最早提出洛交羌村之说的南宋蔡梦弼，其所依据的《鄜州图经》应是同时代关于鄜州的地理志书，此时三川县已省县为镇，并入洛交县，因而称洛交羌村。二是万历《陕西通志》载：“杜甫宅，在鄜州南六十里。”[9]434而三川正好东北至鄜州60里。三是杜诗中多次提及“三川”这一地名，如《述怀一首》诗云：“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既然家书是寄往三川的，那么其所寓居之羌村必然是在三川[12]31-33。
对此观点，笔者认为有待商榷。首先，前人记述仅提及“杜甫宅”，并未明言三川乃羌村所在，杜甫颠沛流离中，鄜州寓居未必只有一处，怎能据此推断羌村位于三川？其次，三川只是省县为镇，并未消失，其作为次一级的建置仍然存在，地名也保留至明清。若羌村在三川，三川又作为杜诗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存在，《杜工部草堂诗笺》可以说明羌村位于三川，何故只言洛交不言三川？再次，杜甫诗有“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之句，但体味诗意，应是寄书三川以“问”家尚在否。既然杜甫寄书询问，有可能是直接询问家人，也有可能是通过他人询问自家状况，笔者认为后者可能性更大。《述怀一首》作于杜甫逃脱长安之后，诗中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那么此家书必然是身陷囹圄之时所寄，彼时战事正酣，道路断绝，家书是很难畅通无阻地寄到目的地的，更何况是寄往家人所在的偏僻的羌村。此时，杜甫听闻战事已蔓延到鄜州一带，杜甫不知道家人是否因战乱已离开羌村，所以其有可能将书信寄往在鄜州有固定居所、家境较殷、人脉广泛的友人之处。至于为什么寄书到三川，则是因为三川地处交通要道，是长安通往鄜州等地的重要驿站。《大明一统志》载：“宋省三川为镇，今州南旧镇置三川驿。”[13]1766道光《鄜州志》载：“三川驿，本隋三川县，县废地入鄜州而驿如故。”[7]103杜甫既然有多篇诗文作于三川，那么三川必然有其旧识，家书必然是请北上之人寄送，而北上鄜州要经过三川驿，却未必会经过羌村，那么家书寄往三川也就合乎情理了。
综上，笔者认为羌村当位于洛交，理由是通常一地之内不会有两村名相同。查诸方志，康熙《鄜州志》州境图中州城西北明确标有羌村，道光《鄜州志》卷一《舆地部·村庄》明确说明该羌村位于州北30里，即洛交境内，羌村之名一直沿用至清末。且羌村附近天宁寺中留存两通石碑，其中一为立于明成化七年(1471)，由前怀庆府同知王玫撰写的《重修天宁寺碑记》，载：“天宁寺，古梵刹基也。在州治之西三十里羌村，即有唐诗人杜子美流寓之地。”指出该羌村即杜甫寓居之羌村。而康熙《鄜州志》载：“天宁寺，在羌村，州西北三十里。”[10]77“羌村骆驼巷，城西北三十里，杜甫游梅柯岭，遂寄居焉。”[10]23可见，即使是提出三川羌村说的康熙《鄜州志》，也认可该村为杜甫所寄居之羌村。那么，康熙《鄜州志》又为何提出三川羌村说呢？笔者认为时人在编纂康熙《鄜州志》时，可能在引用前代志书时，对其中的“杜甫宅，在鄜州南六十里”的记载望文生义，臆测杜甫寓居之羌村在三川。同时代稍后成书的康熙《延安府志》在编纂之时可能发现了这一问题，在《舆地志·古迹》中将其修正为：“杜甫草堂，在州南六十里，杜甫避难寓此，即三川也。又州西北三十里羌村有杜甫窑，壁上诗甚多。”[14]38《延安府志》将羌村之名冠于洛交。
(一)杜甫避乱延州
杜甫离开鄜州后，只身北上，欲经芦子关赴灵武行在，可惜不久遇俘。关于其是否在经过延州后遇俘的，唐、宋、元史书皆无记载。最早记载杜甫到过延州的是明嘉靖《陕西通志》：“牡丹川，在肤施县内。牡丹特盛。欧公《花谱》所谓延州牡丹与荆棘无异者，指此。杜甫避乱时尝游于此，故亦名杜甫川。”[15]152后世多以杜甫所作《芦子关》一诗作为杜甫到过延州的佐证。诗中对芦子关地形及防务有一定描写，后人据此认为，杜甫到过延州。诗中首句“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对于五城的具体所指，北宋曾出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考证：“延州今有五城说者，以谓旧有东、西二城夹河对立，高万典郡，始展南、北、东三关城，予因读杜甫诗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乃知天宝中已有五城矣。”[16]243沈括认同杜甫曾到过延州。王洙辑《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钱谦益《钱注杜诗》等也引沈括之说。四川文史研究所编《杜甫年谱》、刘文典著《杜甫年谱》等也认同杜甫曾到过延州。
师海军、查屏球对此有不同意见，二人引《资治通鉴》中对安史之乱叛军势力的记述：“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1]6980认为安史之乱中叛军势力未曾到达延州，所以杜甫不可能是在延州“陷贼”的[17]。师海军进一步结合鄜州到延州的交通状况，认为杜甫“陷贼”地点当北不过甘泉东北50里之野猪峡[3]。但《资治通鉴》所谓叛军势力北至鄜、坊也只是泛指，“甲戌，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骨五千骑出塞、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欲迫行在”[1]6986。六胡州即唐调露元年(679)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夏州(今榆林靖边)以南设立的鲁、丽、含、塞、依、契六州，用以安置突厥降众。既然阿史那从礼可以率众北上联合延州以北的河曲、六胡州等地的突厥、粟特等部，说明叛军势力已经蔓延到延州以北，那么杜甫有可能在经过延州后被俘。总之，安史之乱中杜甫北上避乱鄜州的行迹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但其是否曾到过延州，尚存在一定争议。杜甫的此段避乱经历，使鄜州、延州等地留下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古迹。
(二)延安杜甫川与杜公祠
安史之乱中杜甫是否到过延州即今延安，尚存争议。最早提及杜甫到过延安的是明代嘉靖《陕西通志》的记载：“牡丹川，在肤施县内。牡丹特盛。欧公《花谱》所谓延州牡丹与荆棘无异者，指此。杜甫避乱时尝游于此，故亦名杜甫川。”[15]152此后，康熙《陕西通志》记载，“牡丹山，在府城南四十里，产牡丹极多，樵者为薪。一名花原头，相传杜甫避乱尝游此”，“杜甫川，在府城南”。康熙《陕西通志》将杜甫游历延安之处由牡丹川改换成牡丹山，虽保留杜甫川之名，但未解释与杜甫有何关系。查阅志书，牡丹川和牡丹山，虽一字之差，却非一地。牡丹川在肤施县西，而牡丹山位于城南40里。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延安府志》编纂时可能发现了这两部志书关于杜甫游历处的抵牾之处，遂对牡丹川和牡丹山进行了注解。“杜甫川，城西南，子美居此”，“牡丹山，南四十里，产牡丹极多，樵者为薪。一名花原头，相传杜甫避乱尝游此”[14]42-43。牡丹山的注解与康熙《陕西通志》基本相同，但杜甫川的注解增加了“子美居此”，即强调了牡丹川和杜甫的关系，从而将牡丹川和牡丹山均指认为杜甫游历之处。而清雍正年间《陕西通志》在基本延续前志对牡丹山的注解外，载，“小河在县南七里，源出牡丹山，东南流四十里入杏子河，一名牡丹川，又名杜甫川，以子美尝居此，故名(《县志》)”，“杜甫川，在延安府城南七里，西南折入四十里，牡丹遍山谷，樵者采之为薪，欧阳永叔〈花谱〉所谓延安牡丹与荆棘无异者也。甫避乱寓此，范仲淹大书‘杜甫川’三字于川口(《延安府志》)”[18]403。将牡丹川的支流小河源头定位在牡丹山，建立牡丹川和牡丹山之间的联系。嘉庆《延安府志》称牡丹川位于牡丹山下：“《陕西通志》：牡丹山在肤施，名曰‘花园头’，产牡丹极多，樵者以之为薪，山下有杜甫川，《县志》相传杜甫避乱时游此，故名。”[19]58如此，杜甫游历之处经过历代志书的修正，从最初的肤施县西牡丹川，转移到城南40里之牡丹山，再到牡丹山和牡丹川兼有之，最后将牡丹山和牡丹川两地合为一处，且增饰了范仲淹手书“杜甫川”的情节作为佐证，这一层累建构丰富的定型过程显示了地方士绅为增强延安杜甫行迹可信性所作的努力。
杜甫川之说虽然明已有之，但杜甫川杜公祠的创建却迟至清道光年间。道光年间，延安府肤施县知县陈炳琳在杜甫川一侧山崖上凿成洞窟，内祀杜甫像，洞窟之上镌刻“北征遗范”四字，左右两侧有两副石刻楹联“忠不忘君，稷契深怀寄诗史；
清堪励俗，鄜延旅寓洁臣身”“千载清风兴顽儒，一朝诗圣萃延州”。陈炳琳又于窟外石壁上镌刻“少陵川”三字，并于就近处修建“望杜亭”和石砌拱门一座，门上匾题“唐左拾遗杜公祠”，左右两侧楹联为“清辉近接鄜州月，壮策长雄芦子关”。
清代同治年间，杜公祠毁于兵燹。时任延安知府的宫尔铎鉴于原杜甫川杜公祠“石室狭隘，去城稍远，瞻谒游览者无憩息之所”，于同治九年(1870)“上事拟即建祠城内”，惜未获准。同治十一年(1872)，宫尔铎创立十邑试馆于公署之西，为应试的贫困考生提供住宿服务。试馆建成后，宫尔铎即“因即正室范象以为公祠”[20]93。至此，延安城内新建杜公祠一处。清光绪五年(1879)，杜甫川杜公祠重加修复。抗日战争期间，贺志春、高士明等人于1940年对杜甫川杜公祠进行修葺。1959年延安市对杜甫川杜公祠再次修复，文革时遭致破坏。1984年，延安市拨款修复了杜甫川杜公祠，并新建了展室。2014年延安市再次对其扩建，遂成今之面貌。
(一)巩固统治秩序
巩固统治秩序可能是明代嘉靖时期杜甫行迹首见于地方志书的原因所在。嘉靖《陕西通志》的主修为赵廷瑞，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赵廷瑞多次视察延绥军务，对杜甫避乱鄜、延的相关传说有所耳闻。杜甫避乱鄜、延之时，正值安史之乱。杜甫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其在战乱时所表现出的忧患社稷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弘扬忠君爱国的典范。正因如此，自宋代以后，每逢乱世，社会动荡，儒家士大夫都不约而同地追思杜甫，杜甫成为乱世的精神寄托。杜甫面对叛军表露的大无畏精神，有助于提振将士的作战信心。因而借助弘扬延安当地杜甫事迹，增强将士忠君报国的信念、巩固统治秩序，成为杜甫事迹载入地方志书的原因所在。
清代道光、同治年间延安杜公祠的修建，与明代将杜甫载入地方志书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清道光、同治年间，清政府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和政治危机严重动摇清的统治，在这背景下，确立统治者权威、维护社稷稳定成为时代主题。清同治年间延安知府宫尔铎目睹“延州城外堆白骨”“十家九家遭杀戮”的悲惨景象，有感于杜甫安史之乱中不屈“胡虏”，忧国忧民的精神，捐资重建杜公祠。他在《延安十邑试馆创立杜公祠碑记》中言：“(公)虽流离困顿，饥穷濒死，卒无所屈，是必忠义之气，昭然与日月争光。故其流风余韵，千数百年后，僻壤荒陬，足迹偶历之区，犹足动人，景仰慨慕而不能已。”借杜甫崇祀表达其肃清战乱、忠君报国之决心。
(二)重构边地印象
由于延安地区久经兵燹，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教育基础薄弱，明建立之初，延安地区尚无学校进行教学活动，“俗尚鬼神，而信祈祷”是时人对延安地区的印象。改变时人对延安落后愚昧的印象，成为地方士绅编撰志书的目的之一。而杜甫安史之乱中的北上之行，将一代诗圣的美名同延安联系起来。杜甫创作了许多与延安相关的诗文，如《羌村三首》《夜月》《抒怀》《北征》等，向世人展示自己与延安的特殊情缘，留下了诸多与其相关的古迹。诗圣杜甫无疑是消解时人对延安愚昧落后印象的最佳代言人，地方士绅将诗圣杜甫载入志书，利用遗存的杜甫古迹，将无形的历史文脉和有形的古迹建筑相结合，使延安也可成为世人追思诗圣的文化圣地。延安士绅正是将杜甫古迹作为情感磁石，构拟关于杜甫的“记忆之场”，从而塑造延安的“文化印象”。正是在这一有意的景观建构下，延安从观感层面与落后愚昧的边地印象渐行渐远。
明清延安地方士绅崇祀杜甫，希望借此引导儒生积极求学，改变地方落后的文化面貌。清同治年间，延安知府宫尔铎移建杜公祠于城内十邑试馆后，亲撰《祭杜文贞文》：“大书深刻，光若日星，维兹试馆，用妥公灵。佑我多士，衰起斯文，俎豆陈列，醴酒盈尊。”[20]100这表露了其希望延安文风丕振、人才辈出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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