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
文人陈设不仅是指古代文人日常使用的家具、器具、生活用具，也指在传统文人审美价值观影响和支配下的传统陈设艺术，包括传统室内装饰中的花木，古玩、字画、匾额、山石等，以及它们的陈列和布置方式。明代文人陈设作为明代文人闲情雅致生活的物质载体，其审美价值与明代的士人文化息息相关，体现了明代士人美学的许多特质。
所谓士人美学，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主要思想源于六朝玄学和道家美学。道家美学与儒家最初是不同的，儒家主要关注的是现世之观，观人、观志、观风俗，强调的是礼制秩序之美，而道家思想则更为宏观，探寻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追求的是自然本真之美。但魏晋之后佛教禅宗的兴起以及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正统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儒释（禅）道美学思想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并在“天人”关系，造物理念、审美伦理上趋于一致，形成了士人美学。在接下来发展中，士人美学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士人阶层的壮大，加之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催生出享乐主义。至明代，在文人们对精致生活的孜孜以求中，士人美学观已融入日常生活。在明代文人的语境中，这种美学观常可用一个“雅”字来概括。何为“雅”？按照文震亨解释，便是“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1](P30)，即是古意、朴拙和隐逸的特征，这也便是明代文人陈设“崇真尚简”与“尊古守制”的设计主基调。这种雅俗审美观对明清工艺美术的造物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古、真、简、逸、拙等观念也是后世文人造园、建宅、造物等设计的不二审美准则。
明代社会发展至中叶，洪武年间制定的严苛的民间用品等级制度已近废止，僭礼逾制极为普遍。加之明末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普遍比较富裕，人们对“生计日用”的要求有所提高，家具、器用等陈设产品消费大增；
并且，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界壁淡化，士商、士工、士农进一步融合，更多的文人参与工艺设计，不仅促进了工匠们的艺术素养和技艺提高，也促进了士人美学思想的下沉和普及。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带有鲜明文人审美意识的陈设设计成为明代室内陈设的风格主流，这也意味着文人陈设在明代的兴起。
庄子：“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2](P421)真性是秉受于自然的，自然不可改变，所以人应效法自然，尊重本真，才能不受世俗约束。对于古代文人而言，“崇真尚简”是志趣，也是品性，求真悟美，故求简约朴拙。
“崇真”首先是追求返璞归真。明人喜用花草、鱼虫、奇石、盆景等天然灵秀装饰家中，家具器物讲究用材纯真，造型追求朴拙，不喜陈设器物因有过多人为造作而失去材质本真的趣味。例如明代黄花梨家具的揩漆工艺，用手工反复沁搽让漆液渗入木质体内，从而既硬化了木质表面起到保护作用，又保留了黄花梨家具天然的木纹，映衬其文雅肌理。明式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高峰，与宋元家具比较，形制造型实则变化不大，但返璞归真的味道更浓。
其次，“崇真”并不排斥人为改造，相反，“崇真”需要人们更能动地顺应和改造自然，以求达到“虽为人作，宛自天开”境界。如明代造园家计成所言：“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造园应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合理规划，“宜亭斯亭，宜榭斯榭”；
巧妙且恰当地处理内外环境资源，“俗则屏之，嘉则收之”“精而合宜，巧而得体”[3](P47)，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从而实现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独到认知。明代“天人合一”受理学影响，“天”不仅是自然，也是“理”；
后来陆王心学兴起，进一步提出了“心即是理”，从而“天人合一”也成了“建立内在追求伦理自由的人性理想”[4](P303)。因而，文人对天然之雅的推崇，不仅是遵从自然规律，更是一种心性追求。
崇“真”的进阶是对“简”的推崇，两者在审美体验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为“万物之始，大道至简”。也许在古代文人们看来，“简”或许是实现天人合一，效法自然的重要途径。对照明代文人陈设，这种尚“简”意识鲜明可见：一是布置尚“简”，与皇家的气宇轩昂和市井的热闹繁华不同，文人往往清居，家中陈设并不是满而全，常常“仅一几一榻”以“见其风致”[1](P209)（图1）；
二是装饰求简，大多数明式家具的形式美感表达主要基于类似于结构主义的线条组合，而不一定是繁缛的装饰雕刻（图2）。除此之外，明代其他陈设、器具、文玩等（漆器除外）不追求纹饰，延续的是宋代的素雅清纯的风格（图3、4）。
图1 仇英《桐阴昼静图》（局部）里的一几一榻
图2 明式榉木方桌，腿足、攒牙子、直枨、矮老的组合颇具结构主义风格
图3 简洁的宣德炉
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设追求之“简”并不等同于“俭”。尤其明代中晚期的江浙地区，经济的多元化带来了财富的充盈，等级制度的瓦解使越礼逾制成为可能，于是奢靡之风渐起。而与此同时，文人的雅致生活理念无意间又助推了这种风气盛行。通常认为文人清居，“土木之事，最忌奢靡”[5](P209)，但事实情况似乎却相反，如文所记载：“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6]
高濂《遵生八笺》里有“虽然制出一时工巧，但殊无古人遗意。以巧惑今则可，以制胜古则未也。”[7](P533)大致意思是明代定瓷没有古意，只能以“巧”吸引人。类似的观点也在文震亨的《长物志》里：“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侈言陈设，未之敢轻许也。”[1](P159)评价器物制作，“古人制器尚用，后人苟且”。显然，在这两段文字里“古”字已非单纯的形容词，俨然已成为评判雅俗美丑的标准。
图4 明成化仿宋官窑瓷器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明一代的文艺思潮一直以复古为主流。这在明代文学诗歌创作中较为明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除此之外，书画创作、器物制造、家居设计等也是以古制为范本，以古意为标准。分析文人好古的原因：
一是在传统儒家学者看来，三代“圣王之治”是理想的道德治世，由此，不仅三代的礼法制度不断被后代文人考辨推崇，而且三代的铜器和玉器的形制纹饰也被常被奉为典范。器物是文化的表征，以三代器物制度为源头，汉唐、两宋经典文化遗物的样式、陈设方式也受到推崇和追捧，在明代随即形成一股崇尚古制的风气（图5）。事实上，自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意识以来中国社会经历数次外族入侵和改朝换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俗在时代变迁中不断演进，但思想里沉积的儒家审美意识却未曾改变。这是明代设计“尊古守制”的主因。
图5 宋代的《宣和博古图》是明代很多博古器型的来源
二是“古意”亦体现了精英们的文化品位。首先，古物、古玩、古制经历时间积淀，更为经典，更具韵味，更有赏玩性；
其次，文人阶层是精英阶层，文人陈设应属精英文化，精英理应与世俗、市井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市井喜好追新慕异的时候，尊古守制就成为士人阶层的品味。“琴为古乐，虽不能操，亦须壁悬一床。以古琴历年既久，漆光尽退，纹如梅花，黯如乌木，弹之声不沉者为贵。”[1](P185)也就是说，琴是古乐器，但更是件陈设品。即使不会弹，也需挂一架在墙上；
琴需久经岁月，漆色褪尽，才显文人气息，此处，文人的复古品味可见一斑。
一般说来，“尊古”会抑制创新，“崇真”会约束创造。然而，明代文人陈设却能在崇真尚简与尊古守制下“与时俱进”。这是因为明代文人陈设虽受益于传统士人文化的发展，但同时，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商阶层融合，市井阶层、市井文化的繁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晚明社会涌动着人性解放、尊重“人欲”的思潮，在“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8](P4)面前“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已现乏力，而以顺应人的生理及心理欲求的“以人为本”实用主义却深刻影响着明代室内陈设的设计观。明代座椅（圈椅、文椅等）椅背的变化，反映的正是文人陈设在尊重传统审美基础上“以人为本”的设计创新：较之宋元的直板设计（图6），许多明式座椅的椅背往往带有“s”或“c”形的优雅曲线（图7-9），且背倾角100度连接椅圈或搭脑。这一设计变化不仅让椅子造型在保持简练质朴的基础上更显精美雅致，而且也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因为人体脊柱其实在自然状态下也是“S”形的，这样设计能让靠背与人体之间更为贴合，在背部形成两个支撑点（肩胛骨与腰骸部），从而更好地支撑后背。
图6 《韩熙载夜宴图》上的五代直背椅子
图7 明清苏式椅背曲线分析图
明代陈设设计注重实用性，一定程度上或许因消费主体的变化：由原来精英化向大众化扩散引起的。这使得即使是文人主导的设计，也得从大众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考虑诸如功能、耐用性、使用习惯以及性价比等实际问题。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持观点：“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至于玩好之物，惟富贵者需之，贫贱之家，其制可以不问。”[5](P453)以及“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始为布帛寂粟之才，不则售冕旎而沽玉，难乎其为购者矣。故予所言，务舍高远而求卑近”[5](P457)等。讲到普通人家制物，实用是第一位的，形制规格不必过高追求。而在谈到居室住宅，他云：“居宅无论精粗，总以能避风雨为贵。常有画栋雕梁、琼楼玉栏，而止可娱晴，不堪坐雨者，非失之太敞，则病于过峻。故柱不宜长，长为招雨之媒；
窗不宜多，多为匿风之颧；
务使虚实相半，长短得宜。”[5](P380)设计应合宜适度，而不必过分雕梁画栋。这些观点既体现了李渔作为文人设计师的务实思考，同时符合明末设计美学世俗化的趋势。事实上，设计以人为本，重视用户体验的理念在今天司空见惯，但在明代却有尊重人性，突破理学束缚的一面，这反映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明代手工制造业的进步，也体现了明代设计以及士人美学思想实用至上且人性化的一面。
图8 “S”形靠背灯挂椅
综上所述，谈及明代文人陈设的审美特征，常会以崇真尚简和尊古守制来表述，因为这也是士人美学的重要特征。从风格特征来看，宋元明清的文人陈设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而传承的纽带即是传统的士人美学思想。而另一方面，设计是为人服务的，当需求与消费对象发生变化时，设计也会与时俱进。所以，文人陈设发展至明代中后期，已经走进百姓生活，随即消费群体的扩大而带来了设计需求的变化；
而同时，在文化思想领域，明末解放人性，尊重“人欲”的思潮涌动。在此背景之下，文人陈设在坚持“崇真”“尊古”的基础上亦呈现出了更为人性化、世俗化的风貌，但这种变化却是平和和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