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永雄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赛博空间”的命名和“赛博朋克小说”创作两方面皆影响深远。从文类的维度而言，吉布森的赛博朋克“矩阵三部曲”(Matrix Trilogy)包括《神经漫游者》(1984)、《零伯爵》(1986)和《蒙娜·丽萨超速档》(1988)，有时又被称为“漫生三部曲”(Sprawl Trilogy),成为赛博朋克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这些小说以赛博空间与黑客牛仔相结合，将科技因素与文学虚构因素融为一体，激发读者的思想感情，由此开创了科幻小说的新形式(王岚,2022:53)。本文拟以“赛博空间诗学”为视域，探讨赛博朋克小说代表性作家威廉·吉布森的“矩阵三部曲”的文学、诗学与美学相关问题。
当代法国著名学者保罗·维利里奥在2000年描述的“信息炸弹”(Information Bomb)像一场数字海啸一样席卷了人文学科和艺术领域。在线艺术、数字艺术、数字人文、环境人文和数字遗产都是21世纪早期学术界的流行词和行话。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转变确实正在发生。《数字人文宣言2.0》认为，由数字艺术和人文学科引发的革命促进了科学研究和教学格局的根本重塑①。在过去的20年里，三次重叠的浪潮标志着艺术和人文数字学术和实践的演变和创新。第一波是对历史、文学和艺术收藏的数字化，以及在线研究方法和教学法的出现；
第二波是人文和艺术的量化运用、数字解析和可视化项目。目前，第三波浪潮正臻于高峰，艺术和人文的话语和比喻，让数字实践与视觉和表演艺术结盟，促使跨学科领域之间的接触，包括人类认知、生物信息学、语言学、绘画、游戏、新媒体、电影、历史、文学、文化以及表演研究、绘画和戏剧(Travis & Lünen，2016：v-vii)。在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赛博朋克文学阐释领域，呼唤着“赛博空间诗学”(Poetics of Cyberspace)的出现。
丹尼尔·唐斯(Daniel Downes)的英文专著《互动现实主义：赛博空间诗学》(2005)，在“互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探讨“赛博空间诗学”。唐斯以已佚的14世纪欧洲传奇游记《幸运岛探索记》(InventioFortunata)为引子，把这部原本可能流传千古的奇书类比今天奇幻的赛博空间——“这个尚未制图的领域”和“新数字环境”，认为我们正处于探索未知领域的新前沿，因而建构比发现更重要。互动现实主义研究新媒介和新技术的意义，不关注单一因素，不纠结负面清单，而是强调文化艺术作品的语言与非语言关系的重要性，关注新媒介和新技术提供的新经验与新机遇，比如电脑之于社会现实文化的建构。唐斯认为，“赛博空间诗学”基于赛博空间的虚拟现实属性与主体互动的体验，聚合了隐喻与再现的功能，具有两种形貌：一是“伊”诗学(poetics of “e”)；
二是调解诗学(poetics of mediation)。虚拟现实共同体是一个“伊”领域，包括“伊-事务”“伊-治理”“伊-民主”(e-business, e-government, e-democracy)。在这个共同体中，“伊”诗学是跟文学艺术及其理论有关的维度，而调解诗学则显示人们如何通过互动，创造和维护赛博空间的共同体。赛博空间蕴含着多元性，既有柏拉图式乌托邦理想的景观，也可以用异托邦来考察这个互动空间(Downes，2005：xi-xii)。唐斯的“伊”诗学可以结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委员会主席威廉·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2001/2006)的“伊托邦”(E-topia)概念相互参照、彼此阐发。威廉·米切尔认为，比特(bits)已经将传统城市模式摧垮，赛博空间将会“经久不衰”，而“提供电子化服务、全球互联的”伊托邦已经在迎接新千年的曙光(米切尔，2001：1-7)。赛博空间既带来了新型的全球共存关系，也催生了“赛博空间诗学”。现在看来，尽管丹尼尔·唐斯关于“赛博空间诗学”的界说仍然有很多空疏与不足，但是他提出了相关问题与概念，启迪我们循此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譬如，传统科幻小说往往以现实生活不存在的理想国“乌托邦”及其反面“恶托邦”作为叙事色调，而赛博朋克小说则是伊托邦的文学表现——伊托邦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中性空间。
在“赛博空间诗学”的视域中，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漫游者》是其“矩阵三部曲”最负盛名的作品，被誉为“赛博朋克圣经”，列入中文版“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它关于“赛博空间”的虚构描绘具有文学、诗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深远影响。作为赛博空间一词的创造者和赛博朋克的公认先驱，威廉·吉布森也许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著名的《神经漫游者》将赛博空间定义为全球数十亿合法操作者每天都体验的共识幻觉(Nayar，2004：118)。下面是吉布森关于“赛博空间”的著名描写：
赛博空间。每天都在共同感受这个幻觉空间的合法操作者遍及全球，包括正在学习数学概念的儿童……它是人类系统电脑数据抽象集合之后产生的图形表现。有着人类无法想象的复杂度。它是排列在无限思维空间中的光线，是密集丛生的数据。如同万家灯火……(吉布森，2013：62)
我们可以从时间轴的视野审视在吉布森“赛博空间”概念的影响和启发下跨学科赛博研究的若干重要节点。
首先是社会文化方面对赛博空间的响应。1996年巴娄(John Perry Barlow)发表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声称：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没有特权，没有偏见的人类共享世界，一个虚拟理想国式的共同体(Downes，2005：xi，xii)。但是赛博空间也纠纷不断，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网络司法个案带来了数字信息财产和智力财产保护法，尤其是“9·11”国际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反恐立法和G8国家(包括加拿大)的网络安全立法，挑战和打击了巴娄嘉年华式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
其次在哲学人类学和美学方面对赛博空间的反思。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2002)指出，“互联网往往更像是一个罗马斗兽竞技场而不是希腊民主广场……赛博空间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令人惊愕的庞大网络，有无数现存的和可能的村庄、市郊和贫民窟。这是一个容纳社会、宗教和政治空间的万花筒，这些空间部分地互相依存，但也会在不同的地方相互穿越、映射和影响。互联网只是赛博空间中的一种原初的前兆，或许，最好是能够把赛博空间作为一种创制可能的世界的本体论机器来加以理解。随着对这种‘甜美的新世界’进行探索和驯化的进程，我们自身也将变得极为不同”(穆尔，2007：30-31)。
再次是国际比较文学领域对数字文化前沿的关注。比较文学专家科尼斯-蒲伯主编的《多媒体表达时代的新文学混杂：跨界、跨文类》(2014)意识到数字化时代比较研究与时俱进的任务，认为今天赛博空间的“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和被挟裹进入赛博空间的“数字移居者”(digital immigrants)越来越多②。因此，探讨“数字现代主义美学”(Digimodernist Aesthetics)的范式，是新的审美文化现象(Cornis-Pope， 2014：2)，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性任务。
最后是赛博朋克综合性的文化研究与当代意义。在更大的范围内，赛博朋克文学属于赛博朋克文化。安娜·麦克法兰等人(McFarlane,etal., 2020：1)主编的《洛特律治赛博朋克文化指南》认为，赛博朋克是一种文化构型。赛博朋克一词可能起源于布鲁斯·贝斯克(Bruce Bethke)的《赛博朋克》(“Cyberpunk”，1983)，继而被用于各种各样的文学和电影文本，其影响远远超出科幻小说分支和小型“运动”的范围。加德纳·多佐伊斯(Gardner Dozois)将其重新命名为“赛博朋克”，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则编纂了《镜影：赛博朋克选集》(Mirrorshades:TheCyberpunkAnthology，1986)。尽管科幻圈以外的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赛博朋克，但他们可能知道赛博朋克的影响：如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银翼杀手》(BladeRunner，1982)的著名场景被后来的电影、动画和摄影一次又一次地复制；
威廉·吉布森在《全息玫瑰碎片》(BurningChrome, 1983)创造的“赛博空间”概念，后来被他的赛博朋克经典小说《神经漫游者》(1984)普及开来，成为今天我们基本上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新千年之交，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TheMatrix，1999)的全球巡航，把“赛博朋克文化”推向世界。昔日的科幻小说日益走进了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实。当今社会现实充斥着科幻小说的概念，如云计算、纳米技术、基因工程、可穿戴技术以及日益增多的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赛博格。日常生活空间与赛博空间的隔阂、错位、互动和交融等界面构成了21世纪社会文化的常态。我们需要利用赛博朋克小说的话语、比喻和想象来理解虚拟现实的日常生活。
乍读吉布森的“矩阵三部曲”，人们可能会感到：故事讲述似乎欠缺传统小说的情节与技巧，枝叶散乱，文学形象单薄，人物身份不明，人物关系杂乱无章，因而文学阅读的体验不佳。尽管如此，但我们不应忘记，“矩阵三部曲”创作于万维网兴起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因而其关于赛博空间的想象和描写令人赞叹。好在凭借中文版封底的推介和归纳，我们能够比较方便快捷地理清人物与叙事特色。《神经漫游者》推介说：要召唤一个恶魔，你必须知道他的名字。一个天才黑客，一个女杀手，一个特种部队军官，一个意识控制专家。他们受雇去做两件事情：偷一把钥匙，获得一个密码。而他们的雇主，则是人类有文明以来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零伯爵》标明：恶魔确实存在，胜利一触即发。“赛博朋克”圣经《神经漫游者》续集。未来世界，科技为王。玛斯和保坂，两家巨人企业，势力庞大，各据一方。天才科学家们和这些跨国集团签下无限期的卖身契，沦为收入奇高的囚徒，直到死亡，雇佣关系才会解除。《重启蒙娜丽莎》则说：一个年轻的妓女、一个耀眼的女明星、一个被放逐的机械师、一个跨国财团的大小姐，四人命运相互交错。网络空间内，一场绑架正在酝酿……而全人类的命运也危在旦夕。吉布森经典名作“神经漫游者”系列的完美大结局。
吉布森的“矩阵三部曲”的《神经漫游者》曾经描写过一位男孩的图灵代码是“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该词是一种混合术语(portmanteau term)，同时意指“necromancer”(魔术师和亡灵复活者)和“neuro”(神经系统)。小说着墨较多的人物凯斯可谓代表形象，并且成为后来这类小说中赛博朋克的原型。神经漫游者犹如魔术师，活跃于人类与电子系统/领域的交互界面，就像传统的萨满教巫医通过药物或恍惚状态穿梭于神话领域的交互界面一样。“《神经漫游者》呈现了赛博朋克的中心主题:(a)血肉之躯与人造/假体之间的对比；
(b)人与计算机之间的关系；
(c)时间的转换；
(d)(过于)丰富的数据；
(e)对我们生活中存在某种神秘的控制力量的偏执；
(f)我们(有情感和激情的人类)正被我们自己通过技术复制的计算机生成的意识所取代的恐惧”(Nayar, 2004: 119)。赛博朋克最初是一种科幻小说的新类型。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几部科幻小说开始出现赛博朋克主题，但直到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1984)始成气候，赛博朋克小说发展成一种连贯的作品系列。吉布森之后，布鲁斯·斯特林、帕特·卡迪根、刘易斯·夏纳、苏·托马斯、劳拉·米克森、艾米·汤姆森、梅丽莎·斯科特、丽莎·梅森等人都对赛博朋克小说有所贡献。赛博朋克小说关注的是作为虚拟空间的信息组织和虚拟身体的本质，赛博空间诗学则致力于对赛博朋克小说进行文艺美学阐释与理论研究。
简言之，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矩阵三部曲”，具有以下颇具特色的蕴涵或特征。
一是将伊托邦、异托邦、乌托邦和恶托邦融为一体，形成特殊的张力。首先，赛博朋克小说是一个伊托邦世界，其叙事亮点和思想蕴涵主要基于电子数字媒介。《神经漫游者》开篇出现的赛博牛仔凯斯待在数据之城——日本千叶，在现实生存与虚拟体验之间杀人、嗑药、充当黑客，与女友琳达·李做爱，被手术置入毒药囊。小说描写可以射发炸药或癌症的“箭枪”，全息图像，第一代太空家族，现代黑豹兵团入侵感网公司冰墙并且盗走“思想盒”，图灵警察等情境，可谓是充满着想象力的文学叙事。《零伯爵》的小说人物比较庞杂，主角波比·纽马克，别名“零伯爵”。小说还有关于新生化芯片，人际电子感官链接等不乏新鲜感的描写。《重启蒙娜丽莎》封面文字是：“替身在现实就位，灵魂向虚拟出发”。它关于赛博空间的勾勒也颇具特点：“全世界所有的数据积累起来，变成一整个巨大的霓虹城市，你可以到处巡游，与它互动”(吉布森,2017：17)。其次，正是由于基于电子数字媒介的伊托邦世界，吉布森创造了福柯式的异托邦情调：介于且异于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之间的异质空间，是可容纳多种空间并置与交叠的空间。第三，吉布森关于赛博空间的想象与描写，易于引发乌托邦和恶托邦争辩。当代理论家因新技术的效应分流为两派：“赛博乌托邦派(cyberutopianists)。如尼尔森(Ted Nelson)、兰铎(G. P. Landow)坚信新电子技术会通过无边界的多序列文本解放我们，更新视界。反之，赛博敌托邦派(cyberdistopianists)则恐惧技术的使用会摧毁我们栖居的文化”(Cornis-Pope，2014：2)。可以说，吉布森的“矩阵三部曲”的情况比较复杂，它将伊托邦、异托邦、乌托邦和恶托邦融为一体，形成特殊的张力。
二是高端技术与资本权力的反差，体现出现实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我们需要全新的艺术形式来描述当前跨国资本的历史状况。这种新形式将包含一种新的政治艺术的可能性；
它既不怀念过去，也不只是代表新世界。詹姆逊认为，这些新的形式应该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作为个体和集体主体的地位，以便我们能够行动和斗争。这种新艺术形式从科幻传统中演化而来，寻求理解当代技术文化、人类在其中的角色、主体性危机、激进政治和解放行动的可能性(Nayar, 2004: 118)。以吉布森的“矩阵三部曲”为代表的赛博朋克小说通常以一个不太遥远的未来世界为叙事背景。在这个赛博空间里，栖居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擅长高端技术的电子黑客、人工智能生命、现代黑豹和图灵警察等。穆尔(2007:52)指出，“赛博朋克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一方面对他们的技术奇迹的描绘，另一方面则叙述他们把技术应用在一个充斥着权力、金钱和性的世界里，两者之间存在着反差。吉布森所预想的未来世界是由多国公司、蜕变的家族和犯罪组织掌控的，电子和毒品所致的幻觉主宰着这个世界里妄想狂般的居住者的生活”。《神经漫游者》描写了黑客入侵的狂病毒程序和权势赫赫的跨国大财团的“泰埃冰墙”；
《零伯爵》里面有额叶帮、哥特帮和休闲帮等黑帮互斗；
《重启蒙娜丽莎》在介绍了泰瑟尔家族和阿什普尔大型公司的情况和权势后说：“日后，谋杀遇害的传闻不绝于耳，但是遇到家族财富，还有他们在政界和财界的复杂关系网，调查总会无疾而终”(吉布森，2017:143)。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在字里行间经常显示这种高端技术与资本权力的反差，若隐若现地折射出现实批判的精神。
三是以“矩阵”为核心形象及其边缘人物的视角，意味着空间文学史的新阶段。赛博朋克小说的另一个特征体现在以“矩阵”为核心形象的新创造，以及边缘性文学形象的视角。穆尔认为，吉布森赛博朋克小说“矩阵三部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矩阵”，即“赛博空间的三维网格结构”。当我们的大脑与世界范围的电脑网络直接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致幻空间就会展开。在吉布森的小说中，赛博人(cybernauts)离开躯体，以多元感觉穿越心灵的非空间即虚拟世界，这个世界充盈着无数的信息簇，它们被包裹在安全的保护盾——“黑冰”之中(穆尔，2007：52)。我们还可以看到，吉布森喜欢围绕着“矩阵”从社会边缘人的视角来叙事，例如赛博牛仔，社会帮伙、电脑黑客、非法倒卖毒品、硬件和软件者、妓女和街痞流氓。《神经漫游者》可视为赛博牛仔凯斯的历险记。《零伯爵》首先出场是雇佣兵和营救专家特纳，其雇主是跨国大公司，是为了控制整个经济体系而秘密开战的大型企业。特纳在新德里被爆袭猎犬追踪，大难不死，肢体残缺。因为有好代理人和好合同，故而由荷兰外科医生帮他购买眼睛和绿色生殖器，克隆皮肤，“花了三个月重新拼凑起特纳”(吉布森，2015:2)。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社会边缘人的视角与在欧美文学史上的流浪汉小说叙事视角类似。
从比较视野看，西方流浪汉小说的惯例是旅途模式，喜欢把社会底层人物作为叙事主人公，让其走过很多地方，经历一连串事件，由此展示其性格的发展，叠句式地揭露社会黑暗。从古罗马的小说残篇《萨蒂利孔》、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小癞子》、英国现代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到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恩历险记》，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这种旅途模式和边缘人主角定位。但是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矩阵”角色，却是数字化时代与时俱进的创新产物，是世界文学史上塑造的赛博空间新形象。1995年朗戈(Robert Longo)以吉布森同名小说为蓝本拍摄的电影《约翰尼记忆术》(JohnnyMnemonic，或译《捍卫机密》《非常任务》)中可以看到关于矩阵的描绘，风靡一时的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的英文名称“The Matrix”，其含义实为“矩阵”。
在空间文学史意义上，穆尔精彩地归纳了西方小说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物质世界的探索，主题是奇幻的漫游叙事，例如荷马的《奥德赛》。现代科幻小说——凡尔纳是这种小说范式的例证——仍然属于对第一种世界的文学探索的传统。随着高效的交通工具不断发展，这种对物理和地理空间的文学探索已经过时。第二个阶段是对人类意识的世界的探索，重点在文学人物的感觉和心理。文学从第一种世界向第二种世界的重点转移，体现于塞万提斯以来一直在发展嬗变的几百年来欧美小说的伟大传统。第三个阶段是对当代世界的虚拟空间的探索，赛博朋克文学可以视为这种穿越赛博空间的奥德赛的文学表现。20世纪，随着现代传播工具、大众传媒和电脑技术的发展，空间探索的重点又发生了转向：对物质世界和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皆不再是中心，而中心是对无限拓展的、自主性不断增强的“客观心灵”的“非空间”的探索。这种“矩阵”是真正的主角。因此，我们可以把《神经漫游者》称为赛博空间的第一部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这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小说很少关注书中人物性格的心理发展问题，而且还说明了这种文体在正典文学世界里被否定性评价的原因。穆尔(2007：54-57)说，为什么《神经漫游者》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具有魔力，其原因在于这本书以及它所隶属的赛博朋克传统，能够激发我们对传统文学，尤其是对现代小说作基础性的讨论。以吉布森为标志的赛博朋克小说是后现代最富于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虚拟现实文类，意味着空间文学史的新阶段。
威廉·吉布森享有“赛博朋克”(Cyberpunk)的科幻小说运动的奠基人的称誉。但是，他的赛博朋克小说也有明显缺陷，甚至遭人诟病。在此情况下，人们若想恰如其分地评介吉布森赛博朋克小说，显然面临着挑战性。平心而论，无论是传统科幻小说，还是标新立异的赛博朋克小说，皆易于遭到下面两个方面的贬谪或抨击。
一是易被正典文学轻蔑。作为文学经典化的一个要素，文学作品能否进入大学的世界文学史教材非常重要。在正典文学的拥戴者看来，科幻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的成就都不高，难入法眼，无法获得高度评价，因此历来在大学的文学(史)教材中被边缘化。即使是偶尔见到科幻文学作品，读者也可以感到正典文学降尊纡贵的态度所隐含的轻蔑。穆尔认为，高贵的正典文学的拥戴者往往对赛博朋克小说——以及总体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评价不高。甚至连最佳的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漫游者》，它具有奇妙无比的内容、辉煌的音乐断奏的韵律和冷若冰霜的现实主义——也罕有被正典文学的拥戴者严肃看待。即使是像布赖恩·奥尔迪斯和大卫·威格洛夫这样狂热地爱好科幻文类的作者，在他们的《万亿年的狂欢：科幻小说史》(TrillionYearSpree:TheHistoryofScienceFiction，1986)中也得出结论说：吉布森的小说尚未达到最高的文学境界。譬如，《零伯爵》这部小说表面颇为辉煌，但是人物性格却缺乏发展(穆尔，2007：55)。赛博朋克小说作为科幻小说的赓续与发展样式，似乎仍然无法改观被正典文学轻蔑的命运。赛博朋克小说“矩阵”或“扁平”形象的审美意蕴不足，异于血肉丰满传统文学形象，因而往往易被正典文学所轻蔑。
二是跨学科性质易引发不同学术背景学者的争端。由于赛博朋克小说链接文学与科学的跨学科领域，因此易引发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争端。
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在《赛博朋克与赛博文化：科幻小说与威廉·吉布森的作品》指出，就题旨而言，索卡尔(Alan Sokal)和布里克蒙特(Jean Bricmont)的《知识的骗局》(IntellectualImpostures，1998)对两种作家作出了可疑的区分：一种作家挪用科学隐喻和意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只是在兜售幻想；
而另一种作家则是在滥用科学，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用于所谓的现实。由此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特指责拉康、克里斯蒂娃、德勒兹、加塔利、维利里奥、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等思想家在其著述中滥用了科学理念和术语。他们把自然科学挪用到人文科学，但是脱离语境，不加论证地采用科学概念，从而扭曲了科学理论与科学词汇(Cavallaro，2000: 65-66)。文学与科学的跨学科问题，可在更大范围内演变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争。
上述《知识的骗局》的第一作者、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索卡尔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Sokal affair)的主角。索卡尔不满当时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时髦知识分子和伪科学的观点，设计了这样一场骗局：1996年索卡尔刻意摹仿后现代哲学话语，写了一篇充满自然科学低级错误、胡说八道的论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解释学》向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美国杜克大学出版)投稿，得到安德鲁·罗斯等5位主编的赏识，然后他在《大众语言》杂志上发表《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一文，说明这是一场脱下“后现代皇帝新装”的恶作剧。这一事件曾经被西方各大媒体在头版广泛报道，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家与后现代哲学家、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③。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特合著的《知识的骗局》一书颇为详尽地表达了他们的基本观点。
从古希腊以降，西方思想史的神话思维的“秘索斯”(Mythos)和理性思维的“逻各斯”(Logos)两条思脉若隐若现，此起彼伏，既合谋又抵牾，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既互相交融又彼此悖逆。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吉布森赛博朋克小说体现了这种思想张力，因此有反差和争议不足为奇。若赛博朋克小说不想被正典文学轻蔑，那么就需要多出经得起时光淘洗、受众喜爱的文学精品。赛博朋克小说的跨学科性质是一把双刃剑，既可引发文理争端，也可以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吉布森赛博朋克小说的诗学维度、哲理价值与美学意蕴恐怕更为重要。
就赛博空间诗学维度而言，卡瓦拉罗的《赛博朋克与赛博文化：科幻小说与威廉·吉布森的作品》讨论了科幻小说与赛博朋克小说的简史和关系，认为赛博朋克小说的主要特征是从经典科幻小说的机器人和太空飞船向“控制论”(cybernetics)和“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的重点转移。传统诗学的话语和研究对象可以由此得到赓续或者刷新。譬如，赛博朋克小说与侦探小说，赛博朋克小说与哥特式小说，乌托邦、敌托邦叙事与后现代小说，赛博朋克与虚拟现实技术，技术与神话的合谋主题，赛博朋克与身体认同，赛博朋克与虚拟性爱，赛博朋克与赛博城市，赛博朋克与文化记忆等。科幻文学和赛博朋克小说之所以易受到正典文学的轻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理论阐释与批评维度捉襟见肘，匮乏文学精品和专业学术话语，以及高水平和有影响的诗学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国外赛博朋克研究的话语和成果有助于我们的思考，解决一定程度的问题。
萨宾·海瑟《虚拟地理学：处于后现代与科幻交汇处的赛博朋克》认为赛博朋克小说是科幻小说与后现代交汇处的重要发展。他以“赛博空间诗学”为题，评介诺瓦克(Marcus Novak)的“液态建筑”(Liquid Architecture)话语，颇具启迪性(Heuser, 2003：66-79)。在此语境中，“液态”指建模、转化与自组织的过程。“液态建筑”则指一种抽象元素之间波动关系的建筑，是通过虚拟现实标记语言(VRML)构建的虚拟现实世界。VRML用于建立真实世界场景的模型，是万维网基于三维互动的网站制作的主流语言。在虚拟现实的“液态建筑”中，主体与客体皆可由数据构成，成为可操控类实体，因而“液态”可以跨越范畴与边界，以特效获得诗学效果。在《终结者》电影系列中，赛博格化为液体金属，在碎裂、融化中快速重生，凸显了人-机结合的特质。人们需要区分赛博空间的建筑(如吉布森的漫生三部曲中《神经漫游者》的网格、矩阵和算法)与赛博空间中的建筑(包括金字塔、立方体之类的象征，以及标志着公司权力的磁盘等)。诺瓦克把“液态建筑”用于建筑(模型、空间、建筑)、数学(拓扑学)和计算机科学(动画模拟、光线跟踪、分形几何)等一系列学科和概念。赛博空间的虚拟现实建筑，通常设置在城市区间或隐藏的飞地，令人联想起“硬汉侦探小说”文类。众多赛博朋克作家都喜欢“硬汉模式”的背景与风格，吉布森和艾芬杰(George Alec Effinger)堪为代表，艾芬杰的“三部曲”《当重力失效时》《骄阳似火》和《流放之吻》(WhenGravityFails,AFireintheSun,andtheExileKiss)将硬汉侦探小说文类与赛博朋克文类的某些特征联系起来。
除了诗学维度之外，吉布森赛博朋克小说的哲理价值与美学意蕴亦颇为丰赡。鲍德里亚的“超现实”“超空间”等话语经常被用来讨论赛博朋克文学。法国差异哲学家德勒兹曾经对“拷贝”(copy)与“拟像”(simulacrum)之间的美学差异作了分辨(Cavallaro，2000: 50)。德勒兹认为，拷贝是复制，是与某种等级制的目的论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拷贝是第二性的，但是凭借着它与某种高贵的原作的关系而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拟像则相反，拟像过程从根本上重塑了原作本身，因此意味着自由无羁的状态，可以像大海一样容纳差异，滋养了居无定所，异质多元的游牧美学。拟像的逻辑挑战了柏拉图关于原作优先性的理念，暗中破坏了身体和身份作为实体与实存的观念，开拓了基于拟像可能性的原创性空间。人体与其摹本互相成为图式，构成矩阵，赛博人作为人类的再生产物，更近于拟像而不是拷贝。赛博朋克这种控制论的有机体或主体，开启了反俄狄浦斯的进程。因为它是没有原本的拟像，无父可杀，无母可恋，“爹地与妈咪不再有任何意义”(Land，2006：123)，故而逃逸出了“俄狄浦斯情结”，产生另类意义，促使我们重估与反思传统的文学形象和哲学具象的观念。
在后现代视野中，虚拟现实的赛博朋克兼具多元形态的美学特征，包括崇高美学、奇异美学与动态美学等特征。赛博空间既是电脑空间也是心灵空间，更是充盈着想象与象征的虚拟现实空间。1985年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发表以来，赛博文化与赛博理论日益受到重视。具有人-机界面的赛博格处于理论与虚构、科学与人文的交汇点。赛博格形象被用来取代和解构自然与文化、人与机器、男人与女人之间长期存在的对立。因此，赛博英雄具有一种虚拟崇高的美学品性，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穿梭往来，经常身临奇幻之境，能够产生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效应。萨宾·海瑟认为，赛博朋克小说大量地使用了后现代叙事技巧。后现代不提供现实但可创造幻象，不可表达却可驰骋想象。这种崇高是利奥塔后现代思想的关键因素。康德将崇高与优美对立，聚焦于数量与质量的对位，而崇高的要素之一是喻指无限性。赛博空间则可视为通向这种无限性的新途径。在赛博朋克的虚构空间里，新媒体通过数字编码，统合了所有的“旧”媒介。在虚拟崇高中，数学崇高(巨大、无限)、动态崇高(混沌、失控的数据)和技术崇高在语义上重合，带来了其新的遥感经验(Heuser, 2003：190-214)。赛博朋克中的“赛博”，以数据与能量创造非物质的空间；
而赛博朋克中的“朋克”，则汇聚了高端技术与低俗生活的撞击、乌托邦与恶托邦的反差，往往具有一种“震惊效果”的审美特征。
国际著名美学家、荷兰哲学人类学家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一书特辟专章“从奥德赛到赛博朋克：空间的文学探索简史”详论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高度评价其哲学与美学价值(穆尔，2007：51-63)。他认为人类对超越其所在的世界的时空局限有着无法平息的渴望，赛博朋克就是这种渴望的当代表达方式。赛博朋克小说奠基人吉布森具有“最重要的未来哲学家”之誉，是“强调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的芯片传奇的作家”。吉布森著名的“矩阵三部曲”促使文学成为哲学最迷人的一种思想挑战。“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哲学家不囿于反思我们的存在，还关注对可能性的探索——海德格尔认为这甚至比现实性更重要——那么科幻小说就可以视为哲理文学的最卓越超凡的形式”。就此而言，赛博朋克可以视为目前小说中最富于现实性和哲理性的文学。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日益加速的当今时代，“新数字环境”催生了赛博朋克小说、赛博空间诗学与数字美学等新的研究对象或论题，也激发了我们新的思考。在文学层面，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的长篇小说“矩阵三部曲”蕴涵丰赡，特色斐然，在赛博朋克文学与文化领域具有引人瞩目的代表性，拓展了传统小说的空间。赛博朋克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可以引发人们对人类与机器界面问题的形而下关切与形而上之思。在文论层面，赛博空间诗学是一种以电子传媒为主要表征的“伊”诗学，它基于伊托邦的虚拟现实空间，以电子传媒为表征，凸显了互动现实主义和拟像叙事等特征，尤其是适合于赛博朋克的文类研究。在美学反思层面，虚拟现实的赛博朋克小说凸显了崇高美学、奇异美学与动态美学等特征，刷新了康德美学。总体上，文艺美学理论在赛博朋克领域似乎滞后于文艺实践的发展，因此需要推进，包括重视赛博朋克小说存在的问题，剖析其优缺点，深入挖掘赛博空间诗学意蕴、哲理价值与多元形态的美学蕴涵。鲍德里亚和德勒兹的哲思具有启迪性。吉布森在20世纪80年代所虚构与描绘的赛博空间在今天正在变得更为真实生动。在某种意义上，赛博朋克小说可视为目前小说领域最富于代表性、现实性和哲理性的文学，因此我们以文学、诗学与美学的多元视域审视与研讨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蕴含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数字人文2.0宣言》(2009) 参见：“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 2.0.”http://www.humanitiesblast.com/manifesto/Manifesto_Vol2.PDF.
② 万维网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叶兴起，催生了全球互联、电子媒介的“伊托邦”(E-topia)。“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是指生逢其时的一代人，而“数字移居者”(digital immigrants)则是指此前的老一辈人。
③ 法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也在《自然的政治》(1999)回应了“索卡尔事件”。索卡尔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 (蔡仲，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是这场论战的论文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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