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健达 李美慧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吉林长春 130051）
（一）理论模型
可得，
（二）数据来源
因面板数据间的交叉影响，本文收集18大类HS编码商品从2018年1月至2022年8月，出口价格、边际成本、汇率、国外需求、国外竞争价格5个变量的面板数据，各变量均经过数据处理。
各国进出口数据使用X12-ARIMA季度调整，为缓解异方差影响，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三）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模型选择
llc与ips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出口价格指数与生产成本均不拒绝原假设，为非平稳变量。国外竞争价格仅在包含趋势和截距项的llc检验中在5%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其余情况下均为非平稳变量，有效汇率、国外需求排除不包含趋势和截距项的情况下，均为平稳变量。
因样本T=56,n=18，使用异根Pedroni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包含趋势项和截距项时，及检验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在仅包含截距项时，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在不包含趋势项与截距项的情况下不拒绝原假设。因此在包含趋势项和截距项，或仅包含截距项时，所有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使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建模。Hausman检验p值在5%水平拒绝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四）不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分别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不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在控制商品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排除了商品差异因素，结果更符合实现中的变量间的直观关系，从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出口价格存在明显刚性，出口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增收而非增利，更重视市场份额的作用。具体看，人民币升值1%，会使国内出口价格上升0.513%，汇率对出口价格存在不完全传递，本币升值导致本币计价商品价格或结汇成本上升，出口企业总体会承担48.7%的汇兑成本；
国外需求增加1%会使出口价格下降0.426%，在需求增长条件下主要依靠压低价格占据更多市场份额；
国外竞争商品价格上升1%会使国内出口价格提高0.508%；
生产成本上升1%使出口价格上升0.763%。在控制年月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出口价格汇率弹性并不显著，且系数接近0，出口价格体现出更强的刚性，可考虑商品个体差异对汇率传递弹性的影响较大。
（五）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不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存在不同商品的出口价格汇率弹性不变的假定，为探究不同商品的弹性差异，建立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在商品的汇率传递效率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回归结果如下，
（—表2续）
从结果上看，不同商品种类的汇率价格弹性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依据商品种类的不同出现显著的两极分化。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完善迭代，产业链趋向复杂化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不可替代性，高端外资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同时，低端产业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产业链逐步向中端发展，部分产业附加值有明显提升。同时，新冠疫情使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能源与粮食危机加剧，贸易商品的稀缺性显著提高了其汇率价格弹性。如除食用油类的动植物产品、纺织产品、汽车产业汇率传递效率均在100%左右，近似汇率的完全传递；
矿产品、石料水泥等建材传递效率显著在150%左右，显著高于完全传递效率；
受新冠疫情影响，包括医药品的化工类商品的汇率传递弹性甚至高达327%。而受贸易战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塑料、木制品、包括集成电路在内的机电产品出现负向的汇率弹性。
为控制疫情等时间因素影响，建立控制疫情虚拟变量的变系数模型，再考察不同商品的汇率传递效率，疫情虚拟变量令2019年12月之后的数值为1，之前为0，回归结果如表2第后两列，
表2 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在控制了时间或疫情因素后，各大类商品的汇率传递效率有了明显下降，大多数商品存在汇率不完全传递效率在30%左右，矿产品类大宗商品、医药化工品与贵金属传递效率在100%左右，处于完全传递状态，个体固定效应下负向汇率传递的食用油转变为接近零传递。在分别仅控制年月效应和疫情虚拟变量的情形下，回归结果较为相似，但考虑贸易战关税加征时点与疫情暴发时点存在高度重合性，不能排除关税对汇率传递效率的影响。在贸易战、疫情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与否也对回归结果造成了强烈影响。
总体上看，国内商品的汇率传递弹性受到如疫情、关税政策、贸易壁垒等不随个体变化因素的扰动影响较大，且随着这些影响因素的长期化、常态化，会显著提高各类商品价格对汇率的敏感程度，而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剧这种影响的非对称性，导致商品的出口价格两极分化。
一是从总体上看，我国汇率对出口价格的传递效率不完全，但较2018年前有所增加。根据毕玉江（2007）、文争为（2010）、陈学彬（2007）、高伟刚（2014）等2010年左右文献研究，中国出口价格汇率弹性在20%-30%左右（转换为汇率间接标价法），而本文估算的弹性在51.3%，随着经常项目便利化的持续深入，汇率的传递效率有了明显提升。此外，边际成本、国外需求与竞争价格对出口价格的传递均为不完全传递，出口企业在“保市场”与“保利润”之间倾向于保住市场占有率。但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时，汇率的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不显著，且系数接近0，在排除不随个体变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出口价格存在极强的刚性。
二是时间因素对出口价格汇率弹性影响显著。研究发现2018年以来随时间变化因素对各大类商品的出口价格弹性具有极强的放大作用，导致出口企业对汇率的敏感程度较高。此外，不同种类商品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且呈两极分化状态。主要考虑为2019年开始美国对华关税与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疫情影响。主要涉税商品对汇率出现负向的出口价格弹性，非涉税商品出口价格弹性在50%至150%，近似完全传递。新冠疫情以来，全球海运费暴涨、原材料价格高企、能源短缺除了使医疗、矿产品的汇率传递效率猛增，还使转型升级不完全的传统皮革、鞋帽、塑料、贱金属行业出现负向汇率的出口价格传递。
三是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后，出口价格汇率弹性回归近似2010年前后水平，大部分商品的汇率弹性在10%-30%，矿产品等大宗商品在50%-100%，仍具有较高的汇率传递效率，进一步印证近年来随时间变化因素对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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