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卓，秦 浩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学界普遍认为，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化力量，它能够为基层应急管理提供强有力的结构化支撑。2020年1月以来，国务院多次发布关于利用“网格化管理”进行“精准管控”的政府文件，明确提出将防疫范围缩小至居民小区、病区、自然村组的要求[1-3]。风险视角下，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不确定性事件多发，网格化治理模式有利于增强政府抗逆力[4]。田毅鹏认为应急状态下，常态网格升级为“超级网格”，为构建基层应急治理体系提供了组织化支撑[5]。向春玲认为社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关键，在于发挥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化、信息化、社会化和服务化优势[6]。不可否认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成功抗疫的现象，从国家层面的高位推动到地方政府防疫中的有效动员，都离不开强大的国家动员力和党的组织应变力[7]。然而，国家动员能力仅是解释风险防控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国家动员能力与风险防控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组织化结构（例如单位制）这个作用中介，将高位推动下的政策势能[8]传递至社会的基础细胞。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社区制的出现，国家亟需一套高效的组织体制来实现对全社会的动员与整合[9]。以网格为最小治理单元、以公共服务在网格内的有效供给、以“框架动员”[10]为柔性牵制的网格化管理，是促成网格成为应急状态下发挥“类单位制”作用、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原因。以往从单一约束性条件出发的一些研究对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生成逻辑分析不足。深入探究网格化管理中每个要素对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带来的综合影响，需要找到能够统摄不同约束条件的影响机制。
因此，本研究提出空间治理机制以深化以上问题的分析。将空间治理机制作为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一种治理策略，主要有四点理由：一是单位制的收缩使得社区成为新时代中国的基本经济与社会单元，支撑着社区居民的大规模生产和生活行为；
单位制消解后，个体与单位之间的联系开始解构，频繁出现的跨域择业和创业等灵活就业方式，导致人口的空间流动性增大。二是实施限制物理距离、封闭小区楼宇、减少人员流动的空间治理措施，能为医疗卫生系统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应对疫情，缩小疫情的传播规模，遏制疫情的蔓延。三是在现行条块分割的基层治理体制下，网格化管理所勾勒出的行政空间能够有效划分属地责任，行政力量可精准下沉至基层社区。四是单纯依靠网格化“管制”并不是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唯一变量，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为基层“空间治理”输送着养分和动力。
基于此，本研究以空间理论为视角，构建空间—组织—行动者的分析框架，统摄全文关于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生成逻辑问题的讨论，研究基层政府在应急状态下如何通过空间治理机制实现政社、政企的合作与协同。作为超大型城市治理典范，上海的疫情防控工作备受瞩目。本研究以案例分析方法解剖上海市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尝试勾勒出空间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第一，空间治理机制能否解释非常态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社会再组织化的生成机理？第二，社区空间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是什么，与常态化阶段的基层治理机制有何区别？第三，社区空间治理机制对后疫情时代的基层社会再组织化有何启示？
整体来看，学界关于网格化管理的研究大致有三个视角。
第一个是技术治理的视角。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基层治理逐渐从政府主导的“元治理”转向“技术治理”，治理对象从“熟人社会”转向“智慧社区”。智慧社区的核心是通过数据赋能，推动社区治理的自主化、智能化，最终实现社区自组织管理[11-12]。而大数据赋能的网格化管理平台，可以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来完成调查和分析，直接降低数据采集和处理过程中的人工成本，加强网格化平台的自我分析。网格化平台的具体运作形式是通过数字信息在社区、街道、政府职能部门等不同层级的模块之间来回传递，将社区动态和城市部件信息反馈给通道中的每个节点，通过大数据驱动的持续学习、纠错和进化迭代，有助于社区快速、便捷、安全地处理大规模的城市运行数据和信息，及时调整治理目标和治理手段。如果将城市大脑看作是技术治理的核心，那么网格就是治理系统中的神经系统，推动数据的有效交互和共享连接。
第二个是流程再造的视角。网格平台所依赖的技术治理及其划分成的网格单元仅是网格化管理的外在形态，作为一种社区治理的革命性创新，它必然会涉及管理结构、职能和运行机制的解构与重构。与传统的社区治理相比，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治理模式。具体就是，地方政府通过下沉市政、公安、消防、司法、卫生等职能部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之前难以下沉和分散在条线的治理资源配置到基层网格中，从根源上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置。这种情况下，任何潜在的微小风险都可以在日常的网格巡查中被排查并消除，形成“预防式”社区治理机制。部分研究将西方的无缝隙政府理论用以解释我国基层政府流程再造的实践经验，认为网格化管理全面突破和超越了“无缝隙政府”，表明网格化管理正在从单纯的城市部件要素管理向以公共服务供给为导向、以公共事务处置为目标的综合性治理方向延展，并试图打破“全能政府”的唯一逻辑，通过不同部门、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联动，实现行政资源的横向整合以及党政部门的重心下沉[13]。
第三个是国家与社会的视角。网格为国家和社会互构、政府与公民相互投影提供了一个结构单元，网格化平台在感知社区、小区、楼宇等部件外部刺激的同时也在传送中央命令。从地方实践来看，随着网格理念的深入，一些新型的网格化管理形态，例如“网格城市管理”“网格社区管理”“网格市场监管”“网格巡查与指挥”尽管不尽相同，但是实质上都是以网格为传输中介，引导行政力量嵌入基层社区，学界称此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重构”。实际上，网格化管理所具备的强大资源（如服务资源、队伍资源和信息资源）动员和权力（如统一指挥、动员协调与合作联动）整合的能力可以彻底地消除后单位制时期“国家在基层缺位”的风险，或者说实现社会的“再组织化”[14]。因此，有学者认为网格化管理是在“全新的治理情景中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和寻求有效治理单元再造新秩序两大核心逻辑的重要体现”[15]。然而，也有研究认为网格化管理张扬了“全能政府”的权力存在，强调行政逻辑在社区治理中的支配性地位，挤压了基层社会自治的空间，形成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博弈和互动的强大张力。
总之，网格化管理作为空间治理的显性形态，在单位制无法对群众进行广泛动员的背景下，能够为基层社会提供“类单位制”组织结构。这种“类单位制”结构冲破了传统文化中关于血缘、亲缘的局限，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地缘内整合和团结社会成员[16]，直接降低了政府处理社会主体利益分化的治理成本。
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从“国家单向技术治理”的视角转向“国家与社会互嵌”的视角，国内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也更大程度上与治理理论相契合，加深了我们对公共管理实践创新的理解与把握。但深究网格化管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则会发现面对城市空间呈现出来的去组织化的趋势，网格化管理能否有效整合处在同一地理空间或生活空间内的所有组织和个人，也就是网格化管理“社会再组织化”的价值属性，学界对此却鲜见讨论。从本质上说，网格为国家与社会互嵌、社会再组织化提供了基本的活动场域与空间。
纵观空间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空间具有社会性，是多维度的，而非单一的物理空间。社会生活嵌入空间，空间也被社会生活形塑。从人所面临的外部空间背景来看，可将空间分为物质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空间、制度空间、文化空间与公共空间[17]。物质生活空间是一种可见的日常实在。社会网络空间因为人的互动被塑造成场域。制度空间规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文化空间包含各种非语言的象征和符号系统，影响和丰富着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公共空间具有共同性并容纳差异性，包括社区、城乡等陌生人可以碰面的地方。
无论是政府行政管理者自上而下通过界定清晰的空间尺度（国家、行政区划、社区）进行治理和动员，还是居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在场”为某种集体行动提供公共意识，均彰显出空间对于行动者和组织的约束与影响。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各个层级、多元主体以空间为传输载体和治理单元，通过识别、理解和传递政策形成互动合作机制和可信承诺，引导政府由上而下地配置行政资源[18]。另一方面，深入分析社会再组织化需要聚焦组织化的生成过程和组织化后形成的社会形态。据此，本研究以空间理论为切入点，分析空间治理如何重塑基层社会结构和组织网络关系，并构建“空间—组织—行动者”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空间治理
空间治理引导组织化的结果有两层逻辑，一是“行政下沉”逻辑。良性的“行政下沉”有利于引导行政权力在基层空间内塑造更加结构化的网络治理结构，构建更加符合社会价值最大公因子的社会秩序，这与列斐伏尔所说的“制度空间”对日常生活秩序的规制作用相契合。“制度空间是在任何社会（或生产方式）中统治的空间”，是由统治群体为实现治理之目的而构想出来的“空间的表象”。二是“社会资本”逻辑。政府在空间治理的过程中，通过话语宣传、价值引导等方式，激发居民“家园观念”，培育个体成员之间的社会资本，提升居民的集体行动效能和合作水平。“社会资本”逻辑指向的是列斐伏尔提出的“社会空间”。在社会网络空间内流动着各类规制、权力与资源，个体可以根据自身习惯在场域内行动。一般而言，“关系”越多的人，其社会资本存量越高，其掌握的改变基层社会网络的实践影响能力也越强。
（二）组织整合
这里的组织指的是驻区单位。驻区单位是社区中最广泛、潜能最大的组织群体。在社区制背景下，基层存在着巨大的优势组织资源，如何黏合驻区单位使其发挥最大效能，关键在于为不同组织在基层这一空间化的场域中提供“行动者舞台”[19]，创造出集体行动所需的行动情境。基层场域是一个由不同组织关系构成的系统。“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是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它们在争夺各种权力或资源中所处地位决定的”[20]。通常来讲，基层党组织通过区域化联席会议机制动员和整合辖区内的相关组织。区域化联席会议机制是以共同地理空间缔结而成的整合机制。社区“两委”通常对社区范围内的驻区单位发起会议邀请。一方面，社区以社区党委的名义整合辖区内的驻区单位、吸纳各驻区单位的精英骨干，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
另一方面，社区通过共商共议的会议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水平。
（三）积极行动者参与
社区动员潜在或者已经参与社区活动的居民，体现了空间理论中的社会网络空间维度。一方面，单位制逐渐式微并非意味着单位组织的终结，单位体制在当今社会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所承载的社会公共性在发动体制内力量时成效显著。单位与个体捆绑形成的封闭性与“熟人社会”所需要的伦理认同契合，“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动员架构使得单位仍能够有效动员和传递政府政策；
同时，共同在场的社会空间是我们与他人进行交往互动的基本结构形式。
社区通过“在域责任机制”，“在场”吸纳和整合生活区域内的“体制内”资源，具体表现为近些年来组织部门推行的“在职党员双报到”“在职党员进社区”等活动。“在域责任机制”具有以下几个意义：一是在职党员通过亮明党员身份，加强与社区的互动与交流，实现党员身份与社区生活空间的关联；
二是在职党员所形成的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资源可以赋能社区治理，发挥在职党员“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
三是社区制的出现使得个体与组织的联结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国家—社会组织、社区—个体”的多元参与模式开始发轫。实际上，体制外的成员资源占社会绝大多数，大规模的“社区人”并不满足于“原子化”带来的公共性萎缩趋向，他们希望通过志愿者活动践行“家园观念”，开展自动员、自组织管理活动。
上海市J社区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东北部，由三个小区组成，总面积25万平方米，绿化面积4.65万平方米，居民楼145栋，居民2082户6137人。J社区内住宅多为老旧小区房和少量洋房，居民为上海本地土著、“新上海人”和租住户，物业由社区居委代管。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小区内集体活动的参与者主要为中老年住户。在疫情爆发之后，J社区快速响应上级要求对社区进行封闭管理，并通过网格化管理、动员在职党员以及社区积极行动者等方式进行疫情防控。本研究以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进入J社区，对包括J社区上级街道办城市管理科干部、社区“两委”成员、社区居民代表、物业工作人员以及普通社区居民等进行深度访谈以展开调查研究。
（一）空间治理机制及其运行逻辑
1.空间治理的物理载体：网格、封闭小区和楼组
（1）以封闭空间为最小治理单元。上海市J社区将封闭空间作为社区治理的基本单元，将网格、小区和楼组作为空间治理的基本场域。封闭空间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国家、政治团体为了管理、整合和服务需要，将社区居民按照区域划分成的一定的行政、服务和生活空间。它的实质意义在于为整合资源提供了最基本的空间承载实体。随着商品房的普及，以封闭、半封闭为主要特征的居民小区具有三种显著优势：一是居住院落围墙等物理屏障便于划清治理边界，方便划分网格单元，快速组建封闭空间，阻断人际之间的流动与病毒的传染。二是有利于快速动员社区居民组成共同体。在疫情期间，由于社交距离的限制，以居民个体为单位的个性化消费渠道被切断，为了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居民以家庭为最小个体、以小区为最小单元迅速微缩成“院落共同体”，凭借社群实现社区集体化表达和公共服务供需关系的组织化对接。三是有利于落实属地责任。以格定岗、格中有人、专人专责的网格防疫模式，有利于政府“寓问责于网格”之中，倒逼各级组织层层压实防疫责任，将网格制度效能转变为治理效能。
（2）共享网格信息。网格内信息的沟通与共享是基层社会组织动员和快速响应的基础性保障。网格单元位于网格综治中心与基层小区的交界处，网格员是调节网格中心与小区关系的重要行动者和信息采集者。在常态治理情境中，网格员主要承担负责网格内信息采集、舆情处置、隐患排查、矛盾化解和政策宣传等基本功能，同步向网格中心反馈管理活动中的问题；
网格中心会及时汇总网格员采集到的道路、绿化、消防等城市基础部件信息和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情况，实时更新“一网统管”数据库。应急状态下，小区立即进入封闭状态，网格平台在精准掌握资源储备情况的同时，如何共享网格信息成为防控工作的难点。网格平台通过构建模型，运用数据库技术、网络科技和人工智能等方式执行复杂的信息收集整合工作，保障前期应急救援的预警有效性，提升应急管理活动中的资源合作效果，同时使用仿真系统和数学模型推断最佳的应急处置方案。
（3）嵌入服务帮扶机制。如果将网格看作是城市的细胞，那么服务帮扶机制则为城市运行输送“血液”和“养分”。在以往的基层应急救援中，社区公共服务存在着“代理化”现象，服务帮扶往往供给不足或者过度，其原因是缺乏对公众服务需求的有效了解。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基本单元，提升多元服务需求的回应度、加快服务配给速度、提高服务配送的安全性，对于基层疫情防控的精准和有效有着重要作用。在全面应急情境下，小区内外的资源流动通道被严重挤压，居民的个体化消费渠道被压缩甚至切断，社区层面的组织化服务对接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进行资源的统一配置。由于社区完全封闭、居民严禁外出，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的生活物资供应，网格员与物业、业委会进行协作，通过业主群、社区信息采集群、网格员工作群及时发布政府防疫要求和生活物资采购须知，同时利用二维码、微信小程序等桥接商家与居民的产销链条，以团购化的方式采购生鲜蔬果等生活用品，避免造成交叉感染。而对于病患，需要政府依照网格空间内医院的地理分布、床位承载力进行集中隔离和定点收治。对于口罩、酒精、防护服等紧缺医疗物资，采取以格定量、精确到人的配置方式进行发放。另一方面进行特需群体的个性化服务供给。在特殊时期，由各个职能部门组成的志愿服务队，针对居家隔离人员、特困群体进行订单化服务资源的定向配给，包括三餐供应、送药上门、团购买菜、体温监测、送医就诊，为疫情期间的隔离居民提供兜底保障。
2.空间治理的组织基础：组织整合
区域化党建是上海市J社区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基层党建运行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区域覆盖”的基层治理策略是共产党突破纵向“单位党建”模式的又一特色和创新。区域化党建利用党的政治优势，通过现代管理科学和信息手段，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统筹设置党组织，盘活原本隶属于不同组织、不同系统、不同单位的党内资源、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打破职业和生活方式有明显阻隔的组织界限，形成以地方党工委为核心、以各社区党组织为基点、以各分散党组织为节点的网络型党建体系。这种经验折射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体现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双向清单制度和治理重心下沉。
（1）“会议”整合“组织”。本文提到的参会“组织”主要包括街道办、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党政事业单位、物业公司、商铺以及社会组织。构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机制能够有效整合和统筹辖区各组织，主要体现为：在辖区范围内，尽管各个组织隶属于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网络结构较为松散，但是地方党组织凭借强大政治吸纳能力、组织建设能力，横向上整合各社会力量、纵向上发动行政力量，形成广覆盖、强动员的组织体系。常态治理情境下结成的常态化联席机制，使得疫情爆发后社区党组织能够快速召集联席组织的党组织负责人，以“驻区单位”的名义传达防控政策、商讨布控安排。从“平战”转换的角度来看，疫情暴发之前，J社区会定期召开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与社区内的驻区单位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合作资本，这是社区能够在应急状态下快速召开会议整合组织的主要因素。
（2）“项目”供给“资源”。J社区在基层服务供给的实践探索中，一个重要的策略是构建项目双向认领机制。一方面，基层政府、社区“两委”负责搜集群众需求、制定需求清单；
另一方面，社区两委通过做实楼宇党建、区域化党建等合作模式，不断扩容“朋友圈”，由联建单位认领居民服务项目。实施这种项目双向认领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梳理和挖掘社区内的企业资源、社会资源，通过组织对接、人员对接、项目对接的方式实现资源的常态化、制度化、标准化供给。在访谈J社区书记时，她反复提到两个友好共建单位——浦发银行与链家。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各类应急救援物资供需矛盾突出，出现了“天价口罩”“倒卖口罩”等乱象。当时由链家集团捐赠的5000个医用口罩到达J社区之后，由于缺口极大，现场排队领口罩的秩序十分混乱。为此，J社区通过居民牵线搭桥，与浦发银行合作开发出了口罩预约的微信小程序，及时缓解了现场预约、分发口罩的压力。
（3）行政组织“在场”动员。首先是带有官僚组织性质的“会议符号”触发硬任务。会议动员作为集体化时期政府重要的治理方式，在当前的官僚机构内部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政府内部有“硬任务”与“软任务”之分。关于硬任务有很多识别符号，会议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标识，集合各部门条块资源组成工作小组例会的形式并不少见[21]。社会学中，会议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仪式，参会人员通过“会议”仪式实现“身体在场”，容易受到氛围渲染从而生成“大我”意识、舍弃“小我”观念，达成对中心工作的集体认同。同时，这种工作会议通过召集各条线负责人并向其传达政策精神，将政策意图带回到次级科层机构，扩大政策动员范围。其次，一线工作人员在受到主职人员带来的会议“授意”后，下沉至基层社区，政府将此表述为“充实一线防疫力量，及时补充基层队伍”。行政力量在场动员是任务的符号，发挥着双重仪式作用。对于政府工作人员而言，脱离原有科层组织到达新的工作环境，是防疫工作被升级为“硬任务”的关键指标；
对居民而言，科层内部的人员组成防控队伍在社区中看守卡点意味着正式权威的符号。同时，防疫人员身着防护服、巡逻袖标，小区内挂满的防疫横幅和不时响起的广播，出现疫情的院内驶入的警车、救护车，这些“科层”符号都使“硬任务”的形象更加饱满。
3.空间治理的主要动力：行动者参与
社区行动者所提供的志愿服务是基层防疫的动力源。面对基层人手不足、感染风险增加等挑战，社区志愿者踊跃投身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构建起“群众参与、邻里守望”的群防群控统一战线。J社区的积极行动者既包括自组织管理的居民志愿者，也包括辖区内的在职党员。
（1）框架扩大：“家园观念”催生积极行动者。“家园观念”有两层内涵：一是重塑“看家护院”的公共性价值。疫情暴发后，党中央第一时间下达重要指示，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J社区在各个小区打出了“同心同德，守护共同家园”等防控宣传标语，这些标语折射出“看家护院”“团结一致”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恰好与人民生命至上、保卫家园的价值取向不谋而合。社区使用这种非强制性、诱导性的宣传手段，深入动员居民，宣传防疫要求，形成了群防群控、共同抗疫的最大共识。“家园观念”背后承载的教育诱导因素和政治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激发了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取得的实际动员效果比政府强制管制效果更好。二是居民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开展无主小区的自主治理。无主小区是指物业缺位的居民小区。居家隔离的严格限制，使得这些小区的居民的生活服务需求无法通过物业解决。此时，居民自发自愿成立志愿服务巡逻队，开展体温监测、代购物资、病毒消杀等邻里互助服务。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网格化管理职能与社会建设结合能够不断提升居民的自治能力。
（2）在域责任机制：“党员双报到”激活在职党员。后单位制时期，单位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开始转移至社区，社会利益的分化和社会公共性的萎缩导致社会价值范畴由“大公”转向“小公”，原子化动向逐渐明显。单位和社区分别作为在职党员的工作与生活场所，赋予了在职党员不同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当前各地组织部门积极推行“在域责任机制”，“党员双报到”即为整合在职党员、夯实基层党建的重要举措。在社区公共性消解的背景下，机关单位等“编制”内的在职党员一般具有较强的公共价值理性，可依靠自身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资源，实现社会理性精神的创造和传递；
同时，“党员双报到”可以促进其亮明党员身份、充实基层队伍建设。党员身份隐喻的强制性和政治性，并未因此而遮蔽其在职党员参与疫情防控的自愿性和利他性。调研发现，很多“编制”内在职党员不仅十分关心自己所在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表示自己既是党员，也是小区住户，而且愿意在疫情来临时重新回到值班岗位卡点站岗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可视化上海市J社区空间治理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上海市J社区空间治理机制
（二）社会再组织化与防疫共同体构建
基层政府以网格为最小治理单元、以服务帮扶为柔性牵制、以区域化党建为整合载体，通过协调空间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调整社会结构，实现在一定组织化空间范围内对社会成员的防疫治理。由此形成的空间治理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治理策略与有益探索。强组织化的防疫共同体对居民来说不仅是“生活共同体”，也是“情感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它促进了基层社会的融合与稳定。
1.生活网格：构建生活共同体
上海市的网格作为与居民生活最接近的管理机制，承载着人口登记、消防管理和安全生产等基础性功能，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随着上海市政府“1+6文件”的出台，政府治理重心进一步下移，为推动基层治理平台提质增能，网格这个最小治理单元被赋予了比平时更多的治理功能。以社区层面的网格为例，一个网格通常会覆盖若干个社区居委、居民小区，而每个小区又会分成若干个子网格（楼组）。每个居民都被纳入到网格中，同处一个楼组的居民分享着同一个生活空间和娱乐设施，也更容易分享彼此的生活话题与公共事务观点。因此，最初被赋予治理职能的“治理网格”，通过其重构的生活空间与物理场所，发挥了更大的“生活网格”作用。“生活网格”具有物质改善与价值改造的双重效应，在居民生活实践中呈现出物质改善带来价值改造的特点。生活网格既强调居民居住环境的提升，又强调居民精神价值中“公共性”的重塑。其中，人居环境的改善是“生活网格”最显性的特征，而调动居民“公共精神资源”、重构后单位时期的“生活共同体”是“生活网格”的重要目标。在疫情期间，“生活网格”叠加上封闭的小区，成为居民自我防护的最小单元。
2.情感共鸣：构建情感共同体
（1）发挥志愿者价值。志愿者隐含的“邻居”“朋友”身份往往更容易从“熟人视角”进入居民的生活与话语框架，成为培育社区场域“自主治理”的资源。由于很多居民都愿意相信邻居和朋友，在疫情暴发后，J社区发动积极行动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协调公共事务的矛盾纠纷，同时利用积极行动者的社会关系提升政策宣传力度。在行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志愿者与社区居民的情感互动与联结、情绪相互感染，强化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与依附，达到了社会再组织化的效果。
（2）及时连接居民需求。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微信群和入户走访等线上、线下方式，了解和排查群众的服务需求，采集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安全保障情况，以服务而非管制的手段推动疫情防控治理效能的提升，从生活保障层面缓解居民的焦虑和恐惧情绪。社区“寓服务于防控之中”的措施能够使居民的情感需求得以表达，激发居民对社区工作的热情，建立起双向信任关系。
（3）利用精英权威。社区精英的参与是集体行动能否成功的核心要素。在城市社区中，兼具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的社区精英通常自带丰富的资源，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作为社区动员的“潜在群体”，社区精英与社区居民共住一个小区，高度相关的地域联系和强大的资源禀赋使得社区精英较容易获得居民的信任。在疫情防控中，J社区十分注重发挥社区精英的权威作用，凭借社区精英的影响力和黏合力形成群体效应，发挥点、线、面的交互作用。社区精英在社区常态化治理时期承担着多重角色，包括居委会成员、业委会成员、居民代表、楼组长、网格员等；
在非常时期，社区精英则是基层应急管理的协调者与参与者，成为连接政府与居民的桥梁。
3.整体网格：构建风险共同体
分析比较各地抗疫实践，本研究认为虽然全国疫情严重程度不一，但各界已经形成了共识，即：疫情防控的关键在基层社区。采用网格化管理的方式，构建起全覆盖、基础性的社区防疫体系，可及时阻断疫情在社区层面的传播。中国政府倡导建立起来的“群防群治、联防联控”机制，实质是政府赋权、街道牵头、以社区居委为基点、各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联动参与、社区居民协同配合的“整体网格”，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条块矛盾、促进条块协同，形成整体性的应急管理机制。
（1）整体网格中的体制内力量。体制内力量的下沉有助于网格空间的升级与强化，J社区推动防控力量向基层下沉的重要方式是将党政干部与基层网格挂钩。在复杂的治理情境下，基层防控压力空前巨大，基层网格必须快速转变和升级为整体网格，由此暴露出来的人力资源、财物资源、组织资源等短板需要尽快由上级政府调配补齐。从空间治理机制的运行情况来看，各基层网格的抗疫行为普遍经历了党政机关干部下沉、驻区单位资源助力、在职党员积极参与的过程。
（2）整体网格中的体制外力量。首先是社会组织。社区组建风险共同体离不开社会组织。政府逐渐意识到应急管理状态下基层资源供给不足的现状，认为社区要想建立起微循环资源系统，必须通过内生或外联的方式，释放社会组织的服务潜力。一般来说，社会组织扎根于民间，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它们对危机事件具有较强的预警能力[22]。J社区在疫情中合作的主要社会组织包括处理应急突发事件的专业技术组织、医疗机构、运输组织等。这些组织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疏导、物资运送、病毒消杀等工作，有效弥补了政府防疫的盲区。
其次是驻区单位。空间治理机制搭建起来的风险共同体具有“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覆盖力。社区通过空间治理机制与政府无隶属关系的企业、社会团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系，可实现治理机制对辖区的覆盖和管辖。值得注意的是，J社区内的驻区单位不仅自身积极响应社区防疫要求，而且动员自己的员工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本研究强调社区防控与驻区单位防控之间的联系，不是要重回单位制社会，建立起单位的封闭自控体系，而是要在强化与驻区单位链接关系的基础上使社区空间治理机制覆盖更广。
空间治理机制是指在社区网格单元内，以空间和权力为中轴要素，将人、事、组织、资源、价值、技术等六大要素进行统合，通过区域化党建、网格化管理等空间统筹措施，整合与链接社会力量、行政力量、市场力量，推动六大要素在网格内形成一种动员力和组织力，从而构筑政府、社区、驻区单位、居民共同治理的组织化结构关系。
（一）空间治理机制的特征
1.强组织化
实现高效的社会整合，离不开强组织化的行动网络。空间治理的题中之义是推动社会整合向空间和权力下沉维度的结构化演进，促成社区居民在整合过程中实现“自组织化”与“被组织化”的有机统一。在组织资源和行动者资源严重不足的基层，社区很难通过社会力量的自觉行动来完成应急防控。而空间治理机制通过行政力量的强势主导，借由国家的力量统筹和推动公共服务项目的供给，能够为公共事务的治理挖掘出具有空间内涵的“公共池塘资源”，使得多元主体在疫情防控协作的分工中形成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重塑后单位制时代相对孱弱的社会基础。这样一种强组织化的协同治理网络，是理想治理框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生动阐释，它有利于打破单位制消解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区隔，重塑新的集体意识。
2.动员范围广
虽然许多学者都试图说明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在社会的再组织化方面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但也有学者担忧“社会动员的主体至今较为单一”[23]。空间治理机制的一大优势在于通过“在域”概念将各类要素统筹到同一空间单元内。其中，既有“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邻里观，又有“在职党员进社区”的党员回归社区举措，更有“一网管全城、一屏观天下”的全域治理观，但无论是哪种动员话语，落脚点始终在强调“共处一地”的内涵。不管是治理重心下沉所隐含的权力下移，还是对人、事、组织、资源等要素的吸纳与动员，都需要以社区为场域、以空间为载体、以网格为界限。通过空间治理机制，基层形成覆盖面广泛、动员程度深、合作关系紧的治理体系，传统“体制内”资源和新兴的“体制外”资源通过同一个空间载体相遇、聚集与合作，形成良性的社会互动效应。
3.以网格空间作为最小治理单元
城市规划学认为，国家作为规划主体，通过城市空间部署及基础设施配置，实现对城市空间的治理。然而，由于城市复杂的治理场景、层级等特点，精细、清晰和统合的城市治理体系就变得尤为必要。空间治理机制强调以网格、楼宇、楼组为治理单元，将每位居民囊括在内，将所有优势资源吸纳尽收，实现城市治理如“绣花般精细”。同时，随着近些年上海推进的“一网统管”工程建设，空间治理机制在城市日常管理中有了应用实体，基层政府能够监测空间辖区内各部件信息。网格平台中心可凭借城市部件数据库监测、预测和评估突发事件与安全隐患，精准定位空间薄弱地带，从而能够做到发生突发事件时不放弃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二）空间治理机制的功能
空间治理机制的功能本质上指向社会再组织化这一核心议题。空间治理的范畴超越了物理空间的治理维度，纳入了情感、生活和风险维度，实现对社会资源、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整体组织化。在常态治理情境下，社区的组织化形态是“生活共同体”，强调的是公共服务质量和人居生活品质的提升；
在非常态情境之下，“生活共同体”紧急升级为“风险共同体”，注重的是做好应对风险、限制风险的准备。在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时，“生活共同体”建立起组织与个体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形成了组织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快速组建“风险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
而“风险共同体”形成的空间韧性和预警能力，降低了“生活共同体”中建筑、资源和人口等空间要素的脆弱性，在风险发生后能够快速识别和快速响应，推动“生活共同体”安全场景的再造。简言之，空间治理机制所形成的“国家—空间—个体”的新型组织化形态极有可能是后单位时代社会再组织化的实践模式。
1.重构基层公共空间
当前城市社区中，市民社会还未真正发展成熟，但公共空间是存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基于“历史—文化—居住”的社会共同体，人们的生活场所与社区中的公共空间边界并未彻底分割。从微观角度来看，城市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封闭性，以围墙、门禁为主的物理屏障虽然使小区与外界隔离开来，但也重构了社区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属性，催生了居民“家园”“院落”意识，加之居民在社区中休闲时间的增加、休闲观念的转变，形成了集体生活方式，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基层的融合和稳定。从宏观来看，居民的生活休闲空间与商业空间、工作空间的联结，是形成“街区共同体”的关键。无论是商品房小区、网格、封闭楼道或楼组所营造出的物理公共空间，还是居民交流与参与形成的人情公共空间，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逻辑与自下而上的情感交流相结合形成的再造公共空间，都对基层的社会整合起着积极正向作用。
2.重塑社区“公共性”
所谓公共性，是指“某一文化圈里成员能够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性质”。公共性并不是否定私人领域的存在，而是在肯定成熟发展的私人领域基础之上对市民社会的追求。当私人领域诞生了公共性，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在封闭或半封闭的空间中，公民因为相近的生活地理空间而享受着相关的物权产权利益，其中内嵌的业主社区参与、团结、信任、宽容等“公共性”要素都为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合作结构和观念基础。网格作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叠加地带，存在着“公共性”禀赋。一方面，社区网格作为国家权力介入的重要场域，能够天然地体现为“公共性”；
另一方面，居民在社区网格内的自治法治、治理参与和社会监督等公民社会产物，可以为私人领域注入更多“公共性”特征。
3.建构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社会网络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空间治理机制所具备的特征之一就是强组织化，即多元主体在疫情防控中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社会网络。这种强组织化的形成是基于国家力量推动下的“公共利益”。然而，多元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在面对社区防疫等社会场境时，主体的行为决策会受到成本—收益考量、主体意愿倾向、外部权威压力等多样化因素影响，容易造成集体行动困境。因此，是否能有效约束多元主体在获取公共利益的行为、形成多元主体协作的行为规范成为检验空间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关键指标。从微观上来说，每一个网格单元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共同体，传统的“家”“院”观念增强了居民个体的共同体认同；
同时，居民个体对于“封锁小区”“居家隔离”“防疫标语”“网格式筛查”等符号系统的解读也逐步趋同。这些因素都为关系网络的建立与拓展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将多元分化的个体意愿与利益诉求转化为协调性的行动。从宏观上看，空间治理机制形成了多层级的网格体系，保证了生活单元之间、生活单元与商业单元之间建立必要的链接与沟通，构建起“街区共同体”。这种链接既为行政组织快速响应和及时处置提供了统一的着力点，也为市场、社会组织这样的非科层制的柔性牵引提供了发生机制。
4.形成空间治理工作机制
应急状态考验之下的网格化管理，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轴心的，政府与组织力量、积极行动者良性互动的空间治理工作机制。空间治理机制能够有效推动再组织化进程，催生和激发社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效能，解决各类治理情境下的问题。具体来讲，体现为三个功能：一是问题发现功能。在原有网格化巡查过程中，不同职能部门巡查的时间、地点和部件信息缺乏沟通，导致城市管理队伍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分配到具体的区域和部门之后，就难以做到全时域、全区域、同步化地发现管理问题。但在疫情状态下，各部门通过“一网统管”中心平台监测问题信息，集中分析问题类型，并通过派单制将问题分类发布给特定部门，不仅解决了同一区域重复巡查的问题，也提升了问题发现的时效性和及时性。二是条块协调功能。以“块”为单位，网格化管理平台逐渐将突发公共事件纳入工作体系；
以“条”为基准，应急、消防、卫生、公安等与突发公共事件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引入网格化管理，并进一步拓展网格化管理的应用面，延伸到环境监测、劳动纠纷处理、市场监管等领域。三是监督与问责功能。在原有的城市管理机制中，城市管理的监督、考核、评价职能集中在管理部门内部，从问题发现到定责问责都由职能部门自己完成，极易造成“监督”空转和信息瞒报。空间治理工作机制建立了城市治理责任信息从网格单元到平台中心的直达通道，所传输的信息具有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等特征。
5.构建基层服务体系
空间治理机制的基础性功能是通过网格层面的规划与协调，建立“一站式”“集成化”的服务系统，推动各类应急治理资源在空间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在社区网格内，社区依靠邻里中心、家门口服务等服务综合体，建立各自社区的生活服务微系统，最大限度地提升社区在应急状态下的承载力。而从非常态角度来看，空间治理机制具有以应急处置为导向的拓展性功能。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空间组织架构能够迅速延伸开来，承载更多的下沉干部、志愿者服务资源，调动应急物资，统筹各类服务资源充分流动，把基层空间建设为坚实的命运共同体。
空间治理机制凭借权责明晰的行政组织、高效便捷的服务体系和迅速有效的社会动员，使社区在短时间内再组织化为目标统一的治理共同体，解决社区原子化和松散化问题。本质上，作为新时期国家治理重心下沉的基层空间载体，基层社会的网格不是对基层社会空间布局、行政区划的一次简单划分，而是使各个职能部门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空间的有益尝试，也是对处于共同生活空间内所有居民“家园观念”的强化，更是针对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形态进行的一场“类单位制”重塑。随着社会转型不断加速，社会格局正在不断变化，单位制式微、社区制出现，挑战着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基层治理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来整合社会力量。社区网格作为新时期新形态的公共空间，在疫情防控的特殊窗口下，呈现了居民生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样态。良性运行的空间治理机制在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企业进入网格空间后，可以避免社区在面对重大危机时陷入非合作博弈、公共秩序混沌无序、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集体行动困境。
空间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暂时性和工具性。从暂时性来说，非常态下的空间治理机制类似于一种战时治理策略，对城市居民的管控更为严格、动员范围更广、资源整合更加集中，在行政力量的强制介入之下，个体的公共活动空间与方式被严重挤压。从工具性来讲，它是整个社会为实现社交隔离和流动暂停之目的所采取的一种工作强度超高、行政色彩浓厚的应急性做法，可以看作是对常态社区治理机制的升级与加强。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这种非常态的治理策略与常态治理策略在运行机理上具有极强的连贯性和相似性。质言之，社区网格及其服务机制为近期重大突发疫情的空间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基础与支撑，是社区层面资源整合与运作的基本框架。缺乏常态化的治理体系构建与优化，不可能有非常态时的快速整合与运转。空间治理机制所形塑的风险共同体即脱胎于日常“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
通过生活网格连接各类服务资源并向居民就近供给的生活共同体，所对应的正是常态情景中的家门口服务机制；
通过情感共鸣，广泛动员群众和各类组织资源，本质上则是常态治理中的自治共治。
因此，结合对此次疫情防控中空间治理机制的特点与规律的认识，针对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在实行空间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忧，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增强技术治理在城市空间治理机制中的嵌入。技术治理与空间治理机制具有互构性，可通过相互形塑寻找二者的最大相容性。在后疫情时代，空间治理机制通常需要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嵌入为主要分析要素，构建全流程、结构化的识别、分析、汇聚、研判、处理与运行的数据平台，实现城市治理空间的全域可视化。第二是规避公权力通过空间治理机制在私人领域的过度延伸。公权力行使主体应倡导价值理性，避免将空间治理机制单纯看作一种程序技术的数字手段，用空间“监视”规则来彰显国家意志并增强社会管控则可能导致权力越位。第三是以基层公共性再造作为空间治理机制运转的核心要义。社区作为居民社会生活交往的基本场所，是“所有人都能合法进入的城市区域”，是“陌生人碰面的地方”[24]。因此，空间治理机制应营造治理共识的空间场域，着力打造居民议事广场、小区微信群等平台，搭建线上虚拟公共空间和线下实体公共空间。
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重大疫情防控凸显了基层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是社会再组织化为共同体的时代特征，应急性的整体网格所形成的“社区共同体”是新时期基层社会再组织化的组织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空间治理机制是我国面对风险社会的重大治理策略。在社会结构调整和重塑的进程中，生活网格和整体网格的构建、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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