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会
(天津理工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384)
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抑或作为文学潮流的现实主义，还是作为被衍生出诸多变体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不同批评家视野中都有差异性的指称。作为一个具体概念模糊却已然具有通识性的概念，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具有的特质在学界已经大致达成共识。韦勒克在考察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诸种概念后认为，“现实主义意味着‘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1]。“当代社会现实”是由政治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具体的物象、人物等要素构成，由此，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社会历史与现实，并试图通过一定的细节临摹或塑造具体的形象“再现”生活。但是，社会包罗万象，社会现象庞杂无边，“再现”现实的意图显然不切实际，作家笔下的现实只能是现实的侧面。作家往往根据时代要求、自身的价值尺度及审美要求等观照现实，所以，每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都用属于个体或集体的逻辑梳理、筛选现实，并按照一定的逻辑标准衡量现实。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伴随着中国文学产生。上古神话虽然充满着诸多非现实的想象，但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和战争神话等虚幻故事，都以一种非科学的方式呈现了原始初民认知中的“现实”。《诗经》中的国风、杜甫的诗歌、明清小品文及小说等，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元素。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诗词占据着文学的巅峰位置，而诗词最宜抒情，由此抒情的浪漫叙述成为文学的主要形态。随着明清小品文及小说文体的兴起，诗词逐渐式微，浪漫的抒情逐渐让位于现实叙事。尤其至五四文学革命，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的倡议下，逐渐构建起了“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观念，并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推向了前台。自此，承载了启蒙理想与革命理想的现实主义文学以乡土文学、革命文学等面貌出现在文坛上。在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推进的过程中，明确指出作家要“有立场地描写真实”[2]，文学应当表现的现实镜像随之发生了偏移，具体书写在表现空间逐渐窄化，工农兵题材及阶级斗争主题一度被当作社会现实的唯一内容。此外，衡量文学的价值尺度被逐渐固化，现实被带有滤镜的理念包装。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等，在之后的发展中，现实主义文学被禁锢在“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三突出”“三陪衬”的观念中，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最终走向了概念化的空壳，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随之退场。
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文坛走过了一段消解自身的历程后，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迎来了重生的契机。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时期的复苏并不是文学自律性发展的结果，而是在文艺政策的指引下，由文学机构、文学期刊等合力推动的结果。尤其是冠有“国刊”之称的老牌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对新时期文坛秩序重建、现实主义文学复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1976年1月出现于文坛的《人民文学》是1949年创刊的《人民文学》复刊还是“另起炉灶”的创刊，学界尚存争议。按照《人民文学》编辑部发表于1977年第8期的《〈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一文对刊物自身的“定位”，此次《人民文学》属于“复刊”。在文坛尚“萧条”的70年代中后期，率先被复刊的《人民文学》肩负起了超过一本文学期刊所应当承担的本职工作。
新时期文学之所以“新”的重要表征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复苏。在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作家的命运与共和国建设的探索之路与共，可谓波折起伏。虽然《诗刊》《人民文学》相继复刊，为文艺复苏提供了空间，但实际情况却是当时整个文坛气氛依旧比较沉闷，“在1976年到1977年，那时的文坛上却寂寥莫名”[3]。作为最先复刊的唯一一家综合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首先面临着稿源稀缺的问题。如何解决稿源，也即如何调动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从而能够为刊物提供优质的稿件，是《人民文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人民文学》采取了寻找搁笔老作家、面对面商谈约稿的方式，重新调动作家的创作热情。同时，刊物还组织了系列文学座谈会，仅1977年10月、12月便组织了两场座谈会，前者以短篇小说创作为议题，后者主要围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展开，两次会议的参会者皆以老作家为主，刘白羽、周立波、马烽、茹志鹃、谢冰心、曹禺、夏衍等出席了会议。《人民文学》组织召开的座谈会通过现场讨论引发共鸣的方式，调动作家情绪，凝聚文学观念，活跃了当时的文坛。
在《人民文学》的努力下，老作家群体的创作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这些作家大都成名已久，具有相对丰富的创作经验，这群作家的创作勇气一旦被激发，将会迅速重返文学轨道。且对于这些老作家而言，经过了动荡时期，对于生死、丑恶等问题有了深刻体验，相关的思绪需要整理，情感迫切需要宣泄。因此，凝聚着情感的回忆、悼念性的文章集中出现，《人民文学》对这些控诉“四人帮”罪行、追忆过往历史、关注人物命运的作品予以重点关注，虽然受时代和思维的局限，部分文章情绪激烈且行文粗糙，但是由于所讲所述基本为作者亲历，其中不乏真挚的情感。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以此种方式重新续接刊物现实主义文学的办刊倾向。
倡导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尤其强调文学表现正面的社会现象，是《人民文学》办刊的初衷，同时也是一贯秉持的办刊理念，茅盾在发刊词中对刊物的定位做了如此描述：“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4]在之后的办刊实践中，从《人民文学》创刊后发表的作品以及办刊动向可以看出，作为引领文学潮流的“旗帜性”刊物，对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时期的复苏起到了较为明显的助力作用。
复刊后的《人民文学》在一定限度内依然遵循着以往的办刊思路，将刊发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作为刊物的职责。虽然在复刊之初、尤其是1976年和1977年的《人民文学》紧密配合当时政策变动，设置了诸如“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等系列紧贴时代的栏目，并刊发了相关的时评作品。所谓的忆旧悼念文章的书写对象大都是领袖或英雄人物，外溢的赞美情感使得作品内容不够充实，且带有千篇一律的重复感。虽然时过境迁，这些文章在观点及表达方式方面大都失去了时效性，但是这些文章由于《人民文学》的刊发记录得以保存，反映了当时文坛状况的真实侧面。
复刊后的《人民文学》重视老作家在重建文坛秩序方面的引领作用，成功调动起老作家的归属感和创作冲动。刊物通过约稿的方式争取了部分稿源，除了登载反映当时文艺界风向的时评文章外，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收获。为了总结既有的创作成就，促使文学创作与新时期思想解放、社会建设同频共振，同时为了使文坛后继有人，调动青年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中国作家协会于1978年委托《人民文学》进行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被委以重任的《人民文学》通过这种方式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秩序的恢复工作。文学评奖以肯定作家劳动成果的方式鼓舞作家创作，在刚刚结束动荡的新时期文坛上，因文学作品匮乏而存在填补空白的种种可能性，以评奖的方式筛选出符合规范要求的作品，以样本的力量左右文学创作的方向，以此达到引导文学创作主潮、规范文学秩序的目的。
此次评选的“任务”由作协派给《人民文学》，评奖的想法来源于主持《人民文学》复刊工作、之后担任该刊主编的李季，他被称为此次“文学评奖始作俑者”[5]。在稿源需求迫切的背景下，散文、诗歌及短篇小说等短小精悍的作品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成品，所以就小说文体而言，短篇小说最先走上了新时期文坛，而复刊的《人民文学》成为短篇小说发表的阵地。李季目睹了短篇小说取得的成就并意识到短篇小说对新时期文坛复苏所起的作用。鉴于此，李季主动向具体负责作协工作的张光年建议，开设短篇小说奖，这个提议得到了作协主席茅盾的支持，于是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于1978年举行。
本次评选是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文学评奖，备受文坛瞩目。对于本次评选可能产生的影响，评奖组织者应该有较为充分的预判。在此前提下，公平公正的评奖机制尤为必要。从整个评奖操作流程看，本次评选力图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平性和公开性。但是某些细节却透露出本次评奖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倾向性，对“合时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较为重视。
曾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后在作协担任重要职务的张光年，在本次小说评选以及之后的多次短篇小说评奖中都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其个人的文艺观念影响了评奖的总体思路，“在中国作协主持的多项评奖工作中，张光年起着主导作用。”[6]对于能够入选的作品，张光年认为应当具备以下特点：“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引人深思，感人肺腑。”[6]无疑，张光年对作品的评价标准即是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具备的特点。1978年的短篇小说评选由茅盾和张光年共同主持，具体工作由张光年负责，因此评选作品的标准也带有一定的张光年色彩。虽然本次评选在公告中明示 “不拘题材、风格，皆可推荐”，但是在内部文件中规定，本次评选主要针对“提倡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并且重点“推荐新人作品”，青睐“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作品[7]184-185。可见，虽然在公布的评选公告中，所有文学类别、样式均可被接纳，但是内部指导性意见却显现出此次评选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期待与扶持。
在具体的评选流程上，此次评选采用读者大众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由读者大众推荐入围作品，专家负责在此基础上评审并最终定夺。读者大众可以依据兴趣爱好“毫无压力”地自由推选作品，但是对于评审专家而言，承担着落实评奖标准的任务，“评选不仅是对优秀的作品进行表扬，还要有所倡导，为短篇小说的创作树立起风向标”[8]。肩负着任务的专家们结合读者的推荐结果及评奖内部指导意见，确定最终获奖名单，亦即读者只拥有推荐权，最终的决定权还是要经过专家们商讨敲定。本次共评选出25部获奖作品，位列前五的作品是经过评委专家认真讨论产生的，因此备受关注。这五部作品分别是刘心武《班主任》、王亚平《神圣的使命》、莫伸《窗口》、邓友梅《我们的军长》、周立波《湘江一夜》。前三部作品重点发掘以当时标准衡量的“好人好事”，《班主任》《神圣的使命》还对“四人帮”造成的伤害予以揭示。《班主任》在歌颂拯救者优秀班主任张俊石的同时，揭示了由“四人帮”造成的青少年的外伤和内伤；
《神圣的使命》既赞颂了有胆有识的公安干警王公伯，同时谴责了给白舜造成悲剧的“四人帮”；
《窗口》塑造了一位从不认真工作到业务能力精湛，甘心为人民服务的售票员形象。这五部作品中有展现新时期在教育、公安、交通等领域建设者中的典范人物，有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四人帮”造成的迫害性问题予以揭示，都属于现实题材。《我们的军长》和《湘江一夜》同属于革命历史题材，二者重现革命战争年代，重塑了老一辈革命家形象。从所有获奖作品涉及的内容看，表现与“四人帮”斗争的生活、凸显新时期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导。其次是以塑造老一辈革命家展现革命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历史题材。在创作手法上，力图塑造典型人物，呈现革命历史或现实生活样貌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技巧渗透于绝大部分作品中。
当然，受时代背景、文艺观念、文学审美等因素影响，当时的文坛还无法出现艺术风格多样化的作品，因此，参赛作品风格相对单一，占据主导的只能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回巡八十年代以前的短篇创作，作家们清一色地恪守着现实主义甚至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种创作现实决定了当时的文学评奖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5]从表面上看，本次评选的评委们只是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评选出符合评奖标准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而已，但是从中可以看出评委们是如何界定“现实主义”文学。在判定作品的优劣方面，评委们非常关注入选作品的题材，并对此进行了充分商讨。基于读者口味挑选出来的作品，较为明显地带有大众化特点。普通大众对于更具日常生活化气息的爱情话题较感兴趣，由此推荐的爱情小说数量明显偏多，反之对于自己并不熟悉且难以产生共鸣的工农业题材关注较少，“直接反映‘四化’进军的作品则一篇也没有。”[7]187从评委的视角看，能够代表社会发展动态的向“四化”进军和工农业题材非常重要，却占比重太少，这是本次评奖中较为明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评委们在一定限度内对入选作品名单及排名进行了微调。《虎皮斑纹贝》原本在读者推荐之列，却在评委评审关被删掉，给出的理由无关小说的质量，而是因为题材，“内容又是写青年爱情生活的，而此类题材的作品过多，因此去掉了。”[7]187与此同时，歌颂新时期铁路售票工人精神风貌的《窗口》和表现革命历史战争的《湘江一夜》排名被调整，“此外，对排列顺序也做了调整，把《窗口》和《湘江一夜》置于前五篇位置。”[7]189这两部作品被置于前五名得益于所写题材，而《虎皮斑纹贝》的落选同样因为题材。由此可见，在现实主义文学所能够囊括的所有内容中，并不是所有的题材都受到主流文坛的欢迎，本次评选对于某些特定题材有较为明显的倾向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几乎清一色的现实主义文学获奖作品名单中，出现了一篇风格独特的小说，即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与贴近社会现实的爱情、工业、农业等题材相比，这部作品确实显得格格不入。小说旨在于歌颂爱国华侨和外籍华人献身科学、心系祖国的精神，并传达出维护世界和平的诉求，可以说具有现实性，并契合当时的时代氛围，作品刊出后即有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是适应我国新时期的历史要求和人民需要应运而生的”[9]。但是这部具有现实主旨的小说并没有采用惯常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而是以虚构的方式幻化出了超越于现实生活的荒岛，荒岛上发生的事情也离奇古怪，整部小说围绕着国际间高科技武器的争夺与较量展开。高效原子电池、蛙人、激光测距仪、“晨星号”等陌生化词汇在作品中频现。这样一部远离社会现实、充满着科幻色彩的作品，与本次评选作品的内部指导性标准不甚相符。但是这部作品却以奇特的艺术世界和新奇的阅读感受征服了读者，最终通过读者投票的渠道被推荐到获奖作品名单中。面对这部作品，评委们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获奖作品中的前五篇是评委们一致认同应该获奖的作品，五篇之后的作品比较难定夺，只能按照得票多少进行排列。但是《珊瑚岛上的死光》例外，评委们没有参考这部作品的得票数量，而是直接将其放在了最末位，“《珊瑚岛上的死光》虽然得‘票’不少，但因它是另外一路，属于科学幻想小说，所以放在最后。”[5]“另外一路”暗示当时的评委认为它与其他的作品不同，因而不能按照常规的方法排序。除了《珊瑚岛上的死光》之外，其余的获奖作品属于“同一路”，它们无一例外地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刘锡诚对本次评选的评审现场进行过大致的记录，之所以把评审讨论情况记录下来，他认为“这是评奖的一个关键阶段”[7]212。根据刘锡诚的记录，唐弢、袁鹰、孙犁、草明、林默涵等分别对自己印象深刻的小说进行了点评，却唯独没有提及该作品，只有在冰心罗列的个人建议名单和冯牧的点评中有所提及。冯牧虽认为这部“另类”的作品属于文学创作领域的新成就，但同时指责了其脱离现实的写法，“它所反映的不是现实生活，从人物到生活范围来看，都显得狭窄。”[7]212冯牧的观点在当时颇具代表性，现实主义成为衡量所有文学优劣的主要标准，对于科幻作品，评价标准依然是现实主义。此种文学生态决定了这部作品无法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面对热情读者的推荐，评委们不能置之不理，便采取了比较折中的处理方式，允许该作品获奖，但是要放在最后一名。应该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能够获奖，得益于读者大众的力推，如若缺少读者推荐环节，仅以专家评审的方式定优劣，该作品很有可能没有机会获奖。对这部作品排序的处理，反映出在现实主义文学与“越轨”的文学作品面前，评委们毫无疑问地倾向于前者，哪怕“违规”操作，也要保证现实主义文学的优先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1978年的短篇小说评选有较为明确的目的性，将现实主义作品置于绝对优势地位，力求作品的题材与创作方法都符合规范，竭力推出主流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尤其看重表现时代新政策、新动向的作品，“不拘一格”的评奖标准并没有完全兑现。
相对于文艺政策、文学制度等较为显性的规定性策略，评奖对于文学潮流所起的引导作用较为隐性。有影响力的文学评奖往往会引领一定时期的创作走向和阅读风尚。“奖励制度是鼓励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繁荣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意图，以权威的形式对文学艺术的引导和召唤。”[10]评奖机构通过表面上公平公正的操作流程，诸如读者推荐、专家评审等多种方式，使评奖结果显得客观。但是，对评奖结果起决定作用的隐性筛选却成为其中的不公平因素，“评奖任务”往往潜伏在评奖的流程中，并不以显性的方式存在。按照一定的审美规范挑选出来的获奖作品，被看做同时期同类作品中的典范，它们对后续的文学创作将会起到可模仿的示范作用。如果说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和规定意在指示作家在创作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那么文学评奖通过筛选出的样本作品则旨在向作家展示好的作品应该写到什么程度。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重要意义，是以激励性和示范性的方式鼓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对于作家而言，文学评奖的意义首先在于能够激励、鞭策自己进一步提高创作水平。本次评选主要为年轻作家设立，对于刚刚登上文坛的作家而言，获得文学评奖是对自己创作水平的肯定。尤其是本次评奖的高级别，更是令作家备受鼓舞。孟繁华在论及本次评奖的意义时认为：“它在引导作家创作方向的同时，也表达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应用尊重。”[10]此次评奖极大地鼓舞了年轻作家的信心，给予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在颁奖大会上，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周扬对短篇小说写作提出了如下要求：“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新时期，短篇小说要起到它的侦察和探求的作用。”[11]所谓的侦察强调短篇小说应该肩负时代的责任，做时代的记录者；
探求则是对短篇小说进一步发展的期待，同时是对获奖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作品的期待。获奖作家纷纷表态，刘心武在获奖感言中保证努力学习、继续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我要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为了推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壮丽事业，为了发展我们民族的革命新文化，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12]获奖作品《顶凌下种》的作者成一在参加完评奖典礼后仍难掩激动，撰写了题为《负起责任来——参加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归来》的文章，决心要“负起责任来，自觉地用文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自觉地去努力反映我们战斗的生活”[13]。因此，对于获奖作家而言，本次评奖不单纯是一次对其创作的肯定和激励，更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它进一步坚定了作家更好地遵循规范并继续创作出主流文学作品的信念。事实也证明，本次小说评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复苏起到了明显的激励作用。作家以评选出的作品为样本，遵循着此次评奖倡导的创作规范，创作出了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1979年的第二届短篇小说评奖的总结中，阎纲满怀感慨地回顾了1978年的评奖之于短篇小说创作的意义，尤其肯定了其对短篇小说创作树立的良好规范，“一九七八年的短篇小说，以它思想的解放，生活的真实性，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恢复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为其主要特征。”[14]
此次评奖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归因于其出现的重要“时间点”。自1949年至1978年，长达29年的时间里，文学评奖几乎处于缺失状态。文学类的奖项大概只有1954年6月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为促进儿童文艺创作设立的儿童文学评奖。可见，此次评奖活动具有“开先河”的意味，它填补了新中国成立后小说领域评奖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文学评奖建立了一种相对合理与标准的“模式”与“规范”。此次评奖设定的隐性“标准”成为构建新时期文学审美价值体系的重要助力，“不同的文学评奖和文学批评依据着不同的审美价值体系，每一种处于强势的审美体系都试图以自己的标准重新建立‘文学场’的等级秩序。”[15]具有开创意义的1978年短篇小说奖在评选标准上只专注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种评奖标准为此后的短篇小说评奖借鉴吸收。在后面的评奖中，面对风格多样的作品，评委们还是延续着此次短篇小说评奖设定的标准。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此次短篇小说评奖虽然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按照既定的标准逐渐壮大，但同时也制约了文学多样化风格的发展。
与当今文坛上眼花缭乱、名目众多的文学评奖相比，在操作流程上，《人民文学》组织的1978年短篇小说评选是一次比较严肃、规范、合理的评奖活动。操作流程本身的严谨认真使得本次评奖具有了“现实主义精神”。
虽然评委对获奖作品排名进行了调整，但是从整体上看，此次评选试图在最大程度上尊重读者的选择，避免过多受到评委个人审美爱好的干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评选结果尽可能公平。根据参与评选工作的当事人之一、《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回忆，此次评奖对于群众的每一张选票都进行了严格统计，“一个人唱票，一个人往被推荐的那一篇题目下画‘正’字。每天，这两个人都从早忙到晚，登记办公桌上那堆积如山的来信和‘评选意见表’。”[5]初选的篇目便从铺天盖地的读者投票中产生，“这个初选篇目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群众投票最多和比较多的。”[16]与庞大的读者群相比，评审专家数量较少，“截至今年二月十日，共收到读者来信一万零七百五十一件，评选意见表二万零八百三十八份。”[11]参与本次评选的读者成千上万，而专业评委只有23名。采用读者选票为主的评奖方式，尽可能排除了由少数人评选导致的结果有失公允的问题。从作家、读者的角度看，此种操作方式更有说服力。
力求“公平”的初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尤其在后来的几次短篇小说评奖中，过分倚重读者投票的评奖形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有些批评家指出文学评奖采用依赖读者投票的评选方式导致短篇小说评奖标准向大众阅读情趣靠拢：“而我们新时期的短篇小说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与大众阅读效应存在着无法挣脱的暧昧关系。”[17]即便如此，与当下文坛泛滥的文学评奖相比，此次评奖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精神仍值得称道。
本次评奖处理“抄袭事件”的方式也显示出组织者、评委、作家可贵的认真负责态度，他们对该事件的积极处理为保持文学评奖的严肃性与公正性做出了较好的规范。评奖结果公布以后，关庚寅的获奖作品《“不称心”的姐夫》被读者揭发为抄袭之作。之后，《人民文学》立即向刊发该作品的刊物《鸭绿江》以及作者所在的单位进行调查，《鸭绿江》编辑部和作者进行了积极配合。据崔道怡回忆，1979年6月22日，《鸭绿江》编辑部出具了公函，对小说是否抄袭进行了仔细分析：“与公函一起，附来了作者所在单位和该搞创作过程知情人的证明。同时还有一份作者本人的《检查》。……此后几次评奖，还曾经发生过与之类似乃至更甚的情况，然而无论单位还是本人，再也未见过有这样认真诚恳的态度了。”[5]《人民文学》编辑部立刻组织调查此事的认真态度以及作者本人道歉说明的真诚态度，都显示出了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精神。
总体而言，1978年的短篇小说评选在一定时期内引领了短篇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方向。在尊重大众审美口味的基础上，利用专业评委环节对大众审美进行了适当“纠偏”，将控诉“四人帮”主题的伤痕文学、歌颂各行各业标兵人物及大众喜欢的爱情主题作品进行了均衡化处理。其中，批判“四人帮”是重要的时代任务，而展现社会各个领域的先进人物、建设成就是新时期社会全面重建的要求，本次评奖通过褒奖表现上述题材作品的方式，实现了文学对时代的回应。80年代中期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潮流，追随着时代的脚步，紧贴政策的变迁，关注文学表现什么，而相对忽视艺术技巧的探索。是文学生态造就了彼时的文学样貌，而由《人民文学》组织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是构成此时文学生态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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