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鹏程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从知名度看武术的传播无疑是成功的。这与中国功夫片、功夫明星以及功夫符号的塑造密不可分，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李小龙，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成龙，以及《少林足球》《功夫》《功夫熊猫》《太极侠》《一代宗师》《叶问》等电影。以上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武艺展示，而是对武术进行文化符号提炼、融合创新的结果，比如影视作品将“少林”“功夫”“太极”等与“足球”“熊猫”“喜剧”等流行元素结合起来，创作出人们喜闻乐见的角色，其传播效果是显著的。今天的机场和车站等地点依然可见以李小龙的形象为招牌的“真功夫”快餐店，参观少林寺等武术基地已成为官方或民间来华交流的特色活动，近年来“洋徒弟”来华习武的例子也屡见不鲜。这些都令武术在潜移默化中蜚声海外，然而我们在欣喜的同时更需思考：外国人熟知的“少林”“功夫”“Bruce Lee”等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文化？受众接收和理解的武术文化是否我们想要传递的内容？
在很多阿拉伯国家，“功夫”常被视作武术的同义词并被广为接受，当地人言“武术”必称“功夫”。这首先得益于英语将“Kung fu”纳入词库后被阿拉伯语所吸纳，可是在英文或英汉词典中却常常查不到“Wushu”一词。目前，“武术”更多被译为“martial arts”，具体释义却不尽相同甚至互相矛盾，比如《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中的释义为“any of various sports concerned with fighting skills,developed in Eastern countries”,“武术”成了包括柔道、空手道等东方格斗术在内的统称，无法概括中华武术文化中除技击外的健身、修心等内涵。在ProQuest数据库分别以“Wushu”和“Chinese martial arts”为关键词检索，所得成果数量为1629：45223。亚马逊国际出版物文献检索显示，以“Chinese Wushu”“Chinese Kung Fu”和“Chinese Martial Arts”为关键词所得结果为292∶1362∶3204。足见“Wushu”这一文化词汇在传播范围上的不足。指称性词汇尚且如此，丰富且颇具中华文化色彩的专业性词汇的翻译与传播也可想而知了。
武术传播在文化词汇、文化符号及其内涵上的失衡导致了受众对武术文化的片面解读甚至误解，比如阿拉伯学习者对武术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拳术”“刀术”“棍术”等“术”的层面，认为中国人好斗逞强。“飞檐走壁”是中国文化华而不实的表现，而武术文化中的崇尚武德、修心养性、和平理念等文化内涵遭到了忽视。面对以上困境，笔者试图结合武术多年的海外传播实践，并以阿拉伯国家苏丹为个案，利用跨文化比较、个案描述和师生访谈等方法考察武术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过程和经验，为武术面向特定文化受众的跨文化传播建言献策。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滋养一方民族。中、阿文化各具悠久历史和鲜明的地域特征，可以分别用“乡土与农耕”和“沙漠与游牧”描绘二者的地域色彩(1)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用“乡土”来概括中国基层社会的特征。而“阿拉伯”一词本意即为“沙漠”，本文个案中的苏丹则西邻世界第一大沙漠——“撒哈拉”。。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武术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多有契合之处，二者经过比较后的“知己知彼”是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前提。但这种对比不能仅停留在物态、行为等文化的表层，而需要从更加深层的“武术精神”和“阿拉伯民族精神”入手分析其异同：
首先，两种文化都融合了和平理念和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尽管从词源看，“武术”一词源于“偃闭武术，阐扬文令”并代表着军事，比如汉语中的“武器”即“兵器”，“武备”即“军备”。但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武术讲究的是“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反映出以制止侵袭为目标的和平理念。阿拉伯文化同样强调宽容、仁慈、怜悯等美德，通过建立友爱平等的穆斯林社团来打破部落、种族之间的仇恨和隔阂。然而，两种文化中的和平理念并不是没有原则的退让，生生不息的华夏儿女为了在无常的天灾和暴虐的统治、侵略中谋求生存，谱写出一幕幕“揭竿而起”反抗压迫的历史画面，武术精神中有其“刚健有为”的一面。沙漠中阿拉伯先民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不稳定的游牧生活，使人们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难以抗拒和抵御”[1]，阿拉伯人将部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主要是为了团结起来共同抵御环境的艰险，维系民族的血脉。
近代以来，中、阿民族皆饱受外族侵害，在抗争中获得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比如曾指挥八国联军焚烧圆明园的英军将领戈登(Charles GeorgeGordon)同时也是英国殖民苏丹的总督。1885年，阿拉伯民族英雄马赫迪(Mahdi)发动起义，推翻了英国殖民统治，苏丹首都喀土穆成为戈登葬身之地。曾有了解中、苏近代史的苏丹学者半开玩笑地告诉笔者：“我们(指苏丹人)替你们(指中国人)报了仇。”因此，兼容了“以和为贵”的和平理念、“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等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武术精神,很容易在阿拉伯文化中产生共鸣。
其次，两种文化都追求个体的道德修养和济贫救弱的侠义精神。武术精神重视“武德”，有“未曾习武先修德”之说，如今武术比赛中的整套礼仪无不在提醒人们要尊重对手，在切磋技艺时要“点到为止”以达到“以武会友”的目的。而阿拉伯文化进入伊斯兰文明以后，更加强调一些道德准则如“提倡中庸之道，以敬畏、虔诚、顺服、行善、坚忍、自制、谦和等品德为待人接物和处事行事的规范”[2]，不难看出，它们与武术讲求自我克制、修身养性的精神多有共同之处。
当“向内”的自我修养表现于外，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文化同时宣扬一种“济贫救弱”的善举。武术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两肋插刀”等精神传统，而提倡“穆斯林皆兄弟姐妹”的伊斯兰教法通过“五功”之一的“课功”号召人们施舍资财，救助困苦中的穷人。在阿拉伯国家，“备食济贫、燃炬待客”被广泛视为高尚仁慈的举动和美德。[3]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指出，“穿越时空的往来中，中阿两个民族彼此真诚相待，在古丝绸之路上出入相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甘苦与共，在建设国家的征程上守望相助”。[4]中阿两种文化之所以能“甘苦与共”“守望相助”，与它们共有的侠义精神是分不开的，比如阿拉伯谚语有“上路之前择好伴”，拳谚则有“一个好汉三个帮”。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两种文化将济贫救弱的侠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抗击疫情最关键的时刻，阿拉伯各国领导人和阿盟、海合会等地区组织负责人纷纷向中方表达慰问声援，各国政府和人民以不同形式给予中方支持和帮助。在阿拉伯国家受到疫情冲击时，中国人民也积极给予帮助和支持”。[5]中阿人民结成的情感纽带为武术文化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是两种文化在和平理念、民族气节、道德修养和侠义精神等方面的精神共鸣揭示出武术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潜力。然而，武术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也存在因文化“错位”带来的不便，比如作为武术拳种之一的太极拳在中国已发展为一种生活方式，由于对场地和身体条件要求较低，男女老幼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练习。而阿拉伯国家普遍位于赤道附近，炎热干旱的气候使人们难免对武术练习望而却步。另外，穆斯林讲究男女有别，不提倡娱乐和男女间的肢体接触，要求男性沉稳持重、女性包裹全身，这样的风俗禁忌也有碍于武术走进阿拉伯大众。
以上跨文化比较为我们提供了武术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环境参照，下文将以武术在苏丹的传播个案进一步展现其在阿拉伯文化环境中的微观传播过程。
苏丹地处非洲东北部，东、西分别紧邻红海和撒哈拉沙漠，国土面积1 886 068平方公里，为非洲第三大国。青、白尼罗河在首都喀土穆(Khartoum)交汇，孕育了典型的阿拉伯文化。当地系统的武术文化传播大致经历了从“民间行为”到“官民合作”再到“受阻回落”三个阶段。
2.1 初创阶段：个体与本土机构的民间武艺传授
目前在苏丹最早的武术传播记载为：2001年左右，中国派往驻苏丹大使馆的一位工程总监利用业余时间在街心公园练习太极拳时，吸引了当地民众的关注，并自发聚集在这位来自中国的“拳师”门下学习武术。[6]此后，从2006年起，中国派驻苏丹的维和部队在当地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伤病人员救治等任务的同时，也为当地军民带来了包括武术在内的中国文化。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报道使得很多苏丹民众对武术、功夫等产生兴趣，中国维和部队为此专门印制了反映少林武术套路图解的扑克牌作为纪念品送给外军。[7]上文提到“拳师”的武术教学被报道时已小有规模，中国维和部队、医疗队等交流活动也具有连续性，因此可以将此视为武术在苏丹传播的初创阶段。
从传播主体和形式来看，这一阶段的武术传播具有个体和民间的自发性。中国承担国际援建、举办国际文体赛事等行为是武术被阿拉伯人“友善感知”的基础，而个人武艺展示和物态武术符号的魅力是阿拉伯人参与“文化实践”的直接动因。据报道，无论是中国“拳师”还是维和人员都具有扎实的武术基本功，前者兼具“武当山国际太极拳联盟盟员”和“永年国际太极拳联谊会优秀拳师”的身份，后者也不乏被战友称为“功夫小子”的年轻战士。在个人武艺展示中，练功服、刀剑、书刊和光盘中的技艺也往往能在第一时间抓住阿拉伯人的眼球。这些个体传播行为带动了苏丹民间武术机构的相继成立，据笔者在苏丹所作市场调查，2011年之前，在当地体育学校或“运动中心”(设置于体育场馆的体育教学机构)等已普遍设有“武术俱乐部”，其中较成规模的有恩图曼区(Omdurman)友谊武校和青年中心武术俱乐部，以及喀土穆3区(Khartoum 3)的中心体育场武术俱乐部(见图1)。
图1 喀土穆3区的武术俱乐部(笔者摄于2014年)
2.2 快速发展阶段：专业武术教学和多样文化活动齐头并进
武术在苏丹的快速传播得益于孔子学院在当地成立后的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工作。由于武术在苏丹已形成的知名度和群众基础，孔院在组织文化活动时发现，中文教师在外派培训中速成的“陈氏太极拳”已经无法满足当地人对武术文化的需求，尤其表现在传播内容单一、表演较为业余且仅停留在肢体动作展示而无法对武术文化加以讲解等方面。2014年“汉语桥”比赛筹备期间，苏丹人身着武术练功服登门造访孔院，主动要求登台表演中国武术。武术文化资源在苏丹的供需矛盾可见一斑。
为了适应当地文化环境的规律，孔院制定了“以中苏文化活动为宣传平台，以本土习武者和机构为合作对象，以专业武术教学为主要传播形式”的策略。一方面巩固与当地武术教学机构的友谊，表达合作意向，邀请各机构武术教练出席参加孔院文化活动，建立双赢合作模式。当地武术俱乐部出现代表着“武术正统”的中国面孔，能够提高知名度，孔院则利用当地俱乐部的群众基础为今后招生做好宣传准备。另一方面向孔子学院总部申请能力出众、愿赴艰苦地区从教的专业武术教师，制定开班和课程计划。
2015年9月，首位专业武术教师经由孔子学院总部派出，该教师曾获全国大学生武术竞艺大赛金奖，多次获得省级运动会剑术、枪术第一名。此后武术在苏丹的传播走向了以专业武术教学为主的道路，这种专业性可以通过武术的教学内容反映出来(见表1)。
表1 苏丹孔子学院武术教学简况
在孔子学院的推动下，苏丹的武术传播可谓专业教学与文化活动齐头并进。不少学员在掌握了所学武术套路后将其展示在众多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如“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亚洲日”文化节、海外华人春晚等。在这些文化活动中，本土武术机构主动与孔院合作，同台竞技，带动了当地对武术文化的主动传播。习武学员中一度出现10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只能表演一些基本功，当这些可爱的孩子身着武术服饰出现在舞台，仍受到当地家长、社区民众和中苏观众的欢迎。很多本土机构的习武者即使不登台表演，也心甘情愿承担幕后工作，与中国教师一起布置现场、采购、运送文化用品等，表达出对孔子学院和中华文化的认可和亲近。
2.3 回落阶段：传播障碍与文化惯性共存
2017年起，苏丹政治不稳定性加剧，2020年起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武术在当地的传播受阻。尽管如此，专业武术教师直到2019年才离开苏丹，我们能看出文化惯性所发挥的作用，比如一些学员在教师离开后已经能够担任起初级武术教练的角色，他们会将自己练习武术的视频上传至网络与国内的教师分享、交流；
部分学员通过武术走近中文和中国文化，争取到奖学金赴华留学，在华期间仍然保持着对武术的热爱和练武习惯，甚至有苏丹留学生在宿舍购置木人桩练习武术(见图2)；
2019年为庆祝中国春节和中苏建交60周年，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苏丹文化旅游和古迹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还共同主办了“中原印象”文化活动，来自河南的少林武僧为当地民众献上了精彩的表演——“弘扬少林武术文化，搭建中苏友谊桥梁”。[8]以上都表现出政治和安全因素在武术传播环境中的决定作用，以及武术作为文化因素在定向传播后的文化惯性。
图2 学生留学期间利用木人桩练习武术
整体上，可以将2001年至2009年孔院建立、2010年至2017年、2018年至今分别划分为武术在苏丹传播的“初创”“快速发展”和“回落”三个阶段。下文结合笔者对苏丹武术教师、学员的多次访谈，从成就和不足两个方面对武术在苏丹20年间的传播效果加以分析。
3.1 武术在苏丹传播的主要成就
第一，习武风尚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和“民心相亲”。武术受到苏丹民众的追捧，同时也是更多苏丹人走进中文课堂、了解中国文化的事实体现，2016年苏丹中文学习者获孔子学院奖学金赴华留学人数创全球最高，达170余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无论是兼具“中国拳师”身份的中国工程师还是维和部队官兵，亦或孔子学院的教师，他们无不以帮助苏丹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及中苏友谊、促进两国人文交流为己任。从这个角度说，武术的传播或许是“无心插柳”，其背后反映出的却是武术带动下的“民心相亲”。访谈中的学员尤其表达出对教师个人品质和师生情谊的肯定：“她教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我们开始学武术时经常犯错误，有时一个动作老师要重复几十上百遍，她特别有耐心，心态平和，如果有机会我还愿做她的学生。”
第二，武术传播“重形式、轻内涵”的状况与原存于苏丹习武者中的错误理念和不良习惯大有改善。本文开篇提到“功夫”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更为广泛，电影明星夸张的表达造成了对武术文化的曲解。通过访谈也可发现，苏丹学员最初理解的武术仅限于“拳术”“刀术”等“术”的层面。笔者曾在阿拉伯部落中被成群的儿童和青年跟在身后要求“起飞”，经过交流才得知，他们对武术的理解停留在武侠片中的飞檐走壁，而且认为中国人都会飞。由此通过专业的学习和系统的教学设计，当地教师在武术传播中注重对武术术语、礼仪及其内涵的讲解，对武术体系加以梳理并与日本空手道、韩国跆拳道、泰国泰拳等加以对比区分。这样一来，学员就能对武术有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逐渐领悟到“武”的文化内涵，对网络上鱼龙混杂的武术表演有所辨别。由于科学习武理念的建立，学员开始摈弃一些受苏菲主义(2)流行于苏丹穆斯林中的一种修行方式，提倡守贫、苦行和禁欲。影响的训练习惯，比如不再光脚在粗粝的地面跑步、跳跃，注意对身体的必要保护和恰当的运动量。
第三，武术在深入民众的同时受到官方机构的青睐。武术学员既有高校学生，又有生意人、公务员等各种职业人群。武术在文化活动中频频亮相时面对的是各行各业的民众，再加上一些大型文化活动引起当地媒体的报道，这就势必形成武术传播的扩散效应。苏丹卫生与健康部曾主动要求为其公务人员开设武术养生课，考虑到学生群体特征和当地风俗禁忌，孔院教师选择以太极拳为主进行男女分班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苏丹卫生与健康部负责人Sadig先生表示：苏丹民众高糖高脂的饮食结构很不合理，而且天气酷热，户外运动受到很大限制。中国太极拳系列含蓄内敛，能起到很好的健身保健效果，值得在全国范围推广。
3.2 武术在苏丹传播的不足
第一，未能跳出舞台表演的桎梏。尽管中国教师已经重视在传播中对武术文化内涵的发掘，但随着武术知名度的提高和练习者数量的增加、中阿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加，武术难免频频“受邀登台”。教师提到，“为了表演”成为一些武术课程开设的直接原因，表演的场合包括“春节招待会”“校庆活动”“春节庙会”“青少年奥林匹克比赛”“孔子学院日”“博物馆中国文化日”“赴华夏令营表演”“图书捐赠仪式”“汉语桥比赛”等。通过师生访谈能够感受到，频繁的亮相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可以活跃传播氛围，阿拉伯学生会乐于加入一些热闹场面。另一方面教师会因为疲于应付各种“show”而无暇顾及文化教学，“有时候紧张地排练出一个节目表演后，教学也就结束了”。这就使武术有沦为中国文化传播“噱头”的危险，容易导致民众对武术的审美疲劳。
第二，教学形式单一，教学理念有待转变。武术教师和学员在访谈中表示，他们主要使用的武术教学方法是直观示范法。尽管教师会借助一些多媒体、图片、音乐等作为辅助，但他们普遍受限于外语水平和文化教学技能，觉得“武术教学用语和内涵难以翻译”，如果学员学习有困难“就只好反复示范”或“把完整的动作分解开让学生一步步练习”。武术的教学诚然离不开反复训练，这甚至是学习武术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然而，武术在阿拉伯国家的跨文化传播有必要调整国内以中国人为教学对象的理念。在崇尚“快乐教育”的阿拉伯国家，武术传播的目的并不是培养大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苦练”理念也不适合身处沙漠高温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第三，未能建立起武术传播的长效保障机制。苏丹社会经济基础薄弱，武术传播深受场地、物资匮乏等限制，而且过于依赖个人兴趣、教师奉献等自发行为，未能建立起长效的传播保障机制。这也是2017年以来武术传播“回落”“受阻”的重要原因。受访教师普遍表示：武术的传播需要来自语合中心、中国大使馆以及当地孔院在内的“政策、经费支持”，本土武术俱乐部、健身房、武术协会等机构需要与国内单位合作。另外，武术的段位制考评也应该尽快在国际推广。
本文从传播过程中功夫符号知名度与武术内涵的失衡现象出发，通过武术与阿拉伯文化的跨文化比较，提炼出两种文化的“契合”和“错位”因素，借此提供武术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背景参照。笔者基于在阿拉伯国家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一手资料，重现了武术在苏丹20年的传播历程，进而从“成就”和“不足”两方面分析其传播效果。为了实现武术文化在阿拉伯国家更为长久的传播，本文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立足武术在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场域，从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方面分析武术的传播环境是“知己知彼”的第一步。作为极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要素，武术的传播尤其要避免大张旗鼓的宣传，结合传播目的国和受众的文化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传播策略，才能保证武术文化更加深入地“走出去”。
第二，充分利用中阿文化的共情基础，逐步引导受众对武术精神进行领悟。中阿文化同属东方文化，二者之间不存在悬而未决的历史恩怨，同受侵略和文化霸权之苦，在西方话语体系中都深受误解。首要表现于肢体活动的武术文化应当善于抓住中、阿文化间的共情基础，通过多种渠道的媒体宣传、习武者的身体力行和专业教学，逐步彰显和平包容、自强不息等“武道精神”。
第三，重视武术师资建设，培养兼具专业素养和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武术教师。赴外武术教师作为武术文化和具体传播工作的直接承载者，其适应能力、专业知识、教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直接决定了武术传播的成败。国内院校应加快培养一批武德高尚、专业文化和技能扎实、具有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武术教师。与此同时，可利用海外已存在的武术机构，对本土武术教练进行一定的培训并聘请他们任教，促进武术传播的本土化进程。
第四，正确处理武术与文化活动的关系。武术的传播离不开文化活动带动，多样的文化活动能够同时增加武术的知名度和受众对武术的“品牌忠实度”。然而，过度的表演、亮相也会导致武术传播陷入“热闹而肤浅”的窘境。在传播中，应当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建立武术的“内涵式传播”理念。
第五，因地制宜地解决武术文化传播中的具体问题。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本文个案也不例外，但教师结合当地特点灵活地解决各种问题保障了武术教学的正常开展。比如为了适应素有“世界火炉”之称的喀土穆的炎热，教师特意选择在清早进行室外授课，一方面考虑到了学习者的体能消耗，另一方面引来行人对“闻鸡起舞”的中苏师生纷纷驻足观看，于无形中扩大了武术的传播范围(见图3)。再如教师会根据不同年龄的阿拉伯学生特点安排学习内容，为喜欢热闹的小孩子增加游戏活动，为青少年安排一些搏击类内容等。
图3 教师在清晨为学员做棍法示范(笔者摄于2016年)
后疫情时代，中国文化传播机遇与挑战并存，武术文化中的健康保健等内容很可能会迎来全球化传播的契机。笔者在此呼吁积极提炼武术文化的内涵和普世价值(比如健身价值、娱乐价值、教育价值和精神价值)，规范武术文化市场，充分利用传播学规律，比如建立统一标识的视觉系统，打造大众适宜的段位制体系等，促进世人在感受武术文化的同时进一步走近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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