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瑶瑶
首服，也称元服，即头上所戴的巾、帽、冠等。自古以来，人们便十分注重衣冠礼仪，服饰是文化的载体，首服在古代文化和民族心理中有着重要地位。
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首服除了有装饰、御寒、遮阳等功用外，更是与身份地位紧密相关，既可彰显自身地位也可判断其人身份。
明代墓葬出土俑的数量颇丰， 这些俑写实性较强，是明代人物的真实写照，其鲜明具体的形象客观呈现明代各色人物的服饰。
明墓出土的俑基本上为仪仗俑，制作规范，为探索明代服饰风貌、准确了解明代服饰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本文以明代墓葬出土的俑为出发点，结合文献记载和图绘，梳理明代男子首服样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男子首服礼仪文化。
巾是明代男子最为常见的首服之一， 样式十分丰富。
从明墓出土俑来看，其首服涉及四方平定巾、吏巾、儒巾、皂隶巾、结巾等。
1.四方平定巾。即方巾。《七修类稿》记载：“令里老所戴黑漆方巾， 乃杨维祯入见太祖时所戴。上问曰：‘此巾何名？ ’对曰：‘此四方平定巾也。
’遂颁式天下。
”[1]《明史》记载：“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
”[2]1101自此，四方平定巾成为士人之便帽。
《阅世编》道：“（前朝）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 俱戴四角方巾……其后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总非士林，莫敢服矣。
其非绅士而巾服或拟于绅士者，必缙绅子弟也。不然，则医生、星士、相士也。”[3]可见方巾样式也并不是完全一致， 但无论什么样式，多为品官、文人、士绅等有身份地位的人的便帽。
方巾的样式在王圻和王思义《三才图会》中有相关描述：“方巾，此即古所谓角巾也。
制同云巾，特少云文，相传国初服此，取四方平定之意。
”[4]1503（图1-1）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四方平定巾多为黑色，以纱制成，四角方形，类似于倒梯形，在明代颇为流行。
江苏南京司礼太监吴经墓[5]（图1-2）、四川成都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图1-3）、上海光禄寺掌醢署监事潘允徵墓[6]101-109（图1-4）等都出土有戴方巾的俑。
但这些俑所反映的人物不是文人士大夫形象，而是官府中无品秩的小吏。《明会典》中“吏员巾服”记载：“洪武四年定，各衙门掾史、令史、书吏、司吏、典吏，穿皂盘领衫，系丝绦，戴四方平定巾。
十四年定，吏员皂衣，改用青色。
三十年定， 令史、 典吏， 皆服吏巾， 巾样不与庶民同。
”[7]“掾史、令史、书吏、司吏、典吏”都是官府负责办理文书、管理档案的小吏，类似于官府的小文员，有一些文化知识，但无官职。
图1 方巾
2.吏巾。
《三才图会》中对吏巾的样式描述如下：“制类老人巾，惟多两翅，六功曹所服也，故名吏巾。
”[4]1506（图2-1）上海光禄寺掌醢署监事潘允徵墓出土有一身穿阔袖长袍、 手中托盒的木质侍俑戴有此巾。
（图2-2）吏巾与四方平定巾均为小吏常戴头巾。
图2 吏巾
3.儒巾。
《三才图会》中对儒巾的样式描述如下：“古者士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此今之士冠也，凡举人未第者皆服之。
”[4]1490（图3-1）儒巾，即“章甫之冠”。
《仪礼·士冠礼》以为，章甫之冠夏称“毋追”，殷称“章甫”，周称“委貌”，三代异名。根据其文字所配图看，其为前高后低，顶作斜面的高冠。
河北阜城吏部尚书廖纪墓[8]出土的吏部扶轿俑（图3-2）、兵部扶轿俑（图3-3）头上所戴冠状帽即为此款。
图3 儒巾
4.皂隶巾。
《三才图会》中对皂隶巾的样式描述如下：“巾不覆额， 所谓无颜之冠是也， 其顶前后颇有轩轾，左右以皂线结为流苏或插鸟羽为饰，此贱役者之服也，相传胡元时为卿大夫之冠，高皇以冠隶人示绌辱之意云。
”[4]1506（图4-1）《明史》记载：“洪武三年定，皂隶，圆顶巾，皂衣。
四年定，皂隶公使人，皂盘领衫，平顶巾，白褡愬，带锡牌。”[2]1105据此可知，皂隶巾，又称“无颜之冠”，即无檐而不遮额的帽子。
其前后高低不一，正中间有折，两侧缀上黑色流苏， 或者插上鸟羽。
洪武三年（1370年），帽顶为圆顶；
次年，帽顶改成平顶。
因平顶巾使用时间较长，故此巾又被称为“平顶巾”。
四川成都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出土陶俑所佩戴的皂隶巾为圆顶巾。（图4-2）山东邹城鲁荒王墓[9]出土的彩绘木乐俑所戴的皂隶巾为平顶巾。
（图4-3）同墓出土的部分俑所戴的平顶巾后带披幅，《酌中志》中将这类巾称为 “砂锅片”，“平巾以竹丝作胎，真青罗蒙之，长随、内使、小火者戴之。
制如官帽，而无后山。
然有罗一幅垂于后，长尺余，俗所谓‘砂锅片’是也”[10]165。
“砂锅片”多为明代无品秩的宦官日常所戴，明代绘画《东阁衣冠年谱画册》中有位穿青衣的小宦官所戴的平顶巾即为此 “砂锅片”（图4-4）。此外，江西南城益庄王墓[11]出土的陶俑也有戴带披幅平顶巾和不带披幅平顶巾者，且其巾额前还装饰有花朵图案。
图4 皂隶巾
《 三 才 图会》称皂隶巾为“贱役者之服”，《酌中志》称“长随、内使、小火者戴之”， 可见戴皂隶巾、平顶巾者身份地位较低， 像四川成都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山东邹城鲁荒王墓、江西南城益庄王墓等出土的这类俑应为宦官俑，这类俑数量较多，说明在明代仪仗队伍中可能存在较多等级较低的宦官。
5.结巾。也称包头巾。《三才图会》中对结巾的样式描述与将巾的样式描述合并，称：“（将巾）以尺帛裹头， 又缀片帛于后， 其末下垂， 俗又谓之‘扎巾’。结巾制颇相类。”（图 5-1）从明墓出土俑来看， 包头巾的使用大致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包住所有头发， 如云南大理苍山李氏墓出土的弹奏陶俑[12]（图5-2）、四川成都红牌楼蜀府太监墓M4出土的肩舆陶俑[13]（图5-3）等；
另一种是只包住发髻部分， 如云南大理韩政墓出土的执刀陶俑（图5-4）。包头巾多为庶人佩戴，如在云南地区的明墓中， 戴包头巾的俑几乎都为乐伶或牵马者，身份地位较低。
图5 结巾
明墓出土俑的帽类款式也较为丰富，有小帽、笠帽、官帽、乌纱帽等。
1.小帽。又称六合一统帽、瓜皮帽。属“齐民之服”，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皆可戴。
《日知录·冠服》 中对小帽的样式有如下描述：“今人所戴小帽， 以六瓣合缝， 下缀以檐如筒， 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14]明墓出土的各类陶俑所戴小帽样式在细节上与文字描述略有变化， 主要表现在帽顶、 帽檐、 帽顶珠等方面。
如四川成都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出土陶俑 （图6-1）头上所戴小帽为圆顶，有帽檐及帽顶珠；
贵州播州土司杨铿墓[15]出土骑马俑（图6-2）头上所戴小帽为圆顶， 无帽檐及帽顶珠；
河南洛阳伊藩王墓[16]出土牵马俑（图6-3）头上所戴的小帽为平顶，有帽檐及帽顶珠；
江西南城益庄王墓（图6-4）、四川成都红牌楼蜀府太监墓M6（图6-5）中出土陶俑头上所戴小帽则均为尖顶，有帽檐，无帽顶珠。
此外，云南大理段竹垣妻李氏墓[17]出土陶俑（图 6-6）所戴小帽鲜见， 其帽身以四瓣合缝， 圆帽顶，有帽檐，无帽顶珠。
图6 小帽
2.笠帽。
明代笠帽从元制，形制多样、材质丰富，有各类大帽、烟墩帽、毡帽等，材质有草、皮、毛等，可用来遮阳、挡雨、御寒。使用笠帽者，身份很广泛，上自天子，下至普通百姓，《金鳌退食笔记》 中就有明世宗赐大臣笠帽的记载：“明世宗晚年爱静， 常居西内， 勋辅大臣直宿无逸殿，日有赐赉，如玲珑雕刻玉带、金织蟒服、 金嵌宝石斗牛绦环……花线绦青油雨笠……”[18]通常以材质及帽顶区别佩戴者身份。
从明墓出土的俑来看，笠帽俑有侍俑、骑马俑、执物俑，也有些形象似宦官的俑， 所戴笠帽大致有以下几种样式：
（1）圆顶笠帽。
《三才图会》中的大帽即为此类（图7-1），宽檐、圆顶。从出土的俑来看，圆顶大帽又有以下几种样式：
①帽顶无装饰。
如四川成都蜀僖王墓出土的拱手站立俑[19]所戴（图7-2）。②帽顶有装饰。
有些为顶珠装饰， 如四川成都红牌楼蜀府太监墓M5 出土的陶俑（图7-3）；
有些则为红缨装饰， 如四川成都梁家巷蜀府太监刘四汉墓出土的陶执刀俑， 以及河北阜城吏部尚书廖纪墓出土的陶肩舆俑（图3-2，图3-3）等。
从这些俑来看， 佩戴红缨大帽的俑应该有两种身份：一是乐舞俑。
《明史》中也能找到相应记载：“其舞师皆戴白卷檐毡帽，涂金帽顶，一撒红缨。”[2]1103二是差役，形象多配有刀剑，如元末明初的小说《水浒传》第十二回写道：“（杨志）头戴一顶范阳毡笠，上撒着一托红缨……跨口腰刀……”[20]
（2）尖顶笠帽。如四川成都蜀怀王墓出土的执物俑[21]（图7-4）。
（3）折檐笠帽。
这种大帽帽檐上折，如明代宫廷画《宪宗调禽图》中明宪宗所戴的帽子（图7-5），在上海李氏墓[6]23中也出土有戴折檐笠帽的木俑（图7-6）。
《明史》记载了洪武六年（1373 年）对职官帽顶使用的规定：“一品、 二品……帽顶帽珠用玉；
三品至五品……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
六品至九品，帽顶用银，帽珠玛瑙、水晶、香木。
”[2]1094宪宗所戴笠帽顶为金镶珠宝，等级定为最高；
上海李氏墓出土的木俑，无顶珠装饰，应为普通平民。
江西南城益庄王墓还出土有一类陶俑，头戴红色尖顶卷檐笠帽，帽顶较高（图7-7）。
（4）毡笠。毡笠通常使用羊毛毡子制作，质地较厚，可御寒（图7-8）。四川成都红牌楼蜀府太监墓M5 出土陶俑便戴紫色毡笠（图7-9），这种笠帽帽檐较软，可向上翻卷。
图7 笠帽
3.官帽。
《酌中志》记载：“官帽，以竹丝作胎，真青绉纱蒙之。
自奉御至太监皆戴之， 俗所谓刚叉帽也。
”[10]166《金瓶梅》第七十回：“只见一个太监身穿大红蟒衣，头戴三山帽。”[22]“三山帽”即官帽，佩戴官帽的宦官等级地位较高， 官阶皆在奉御及以上。
官帽一般用竹丝做胎编制而成，髹黑漆，外罩黑纱、罗、绒等，材质随季节而定，夏季质地轻薄，冬季则较厚。
官帽为圆顶，后有山。
明代官帽主要分为两种[23]：一种是帽山做两圆形双拱状，江西南城益庄王墓出土的佩剑陶俑即戴此类官帽（图8-1）；
另一种如《三才图会》中所绘（图8-2），后山两端尖锐。
从帽顶来看，有些较平，如陕西西安汧阳端懿王朱公鏳墓[24]出土的仪仗陶俑（图8-3）；
有些帽顶较尖，如山东邹城鲁荒王墓出土的木俑（图8-4）；
有些较圆，如四川成都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出土的陶俑（图8-5）。
图8 官帽
4.乌纱帽。
幞头的一种。
一般做好帽胎之后，外罩乌纱。
四川成都蜀怀王墓出土的捧物俑头戴无脚黑色乌纱帽（图9-1），上海光禄寺掌醢署监事潘允徵墓出土木俑所戴乌纱帽两侧则有两展脚（图9-2）。
《明史》记载：“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
”[2]1094乌纱帽为朝廷官员之官帽，由于多为官员所戴，逐渐成为身份、等级、官宦的代名词。在《儒林外史》中也反复使用乌纱帽来塑造官员形象，如向知府穿“纱帽便服”[25]182，一官员“头戴纱帽，身穿玉色锻袍，脚下粉底皂靴”[25]347。从四川成都蜀怀王墓、蜀僖王墓出土的戴乌纱帽俑所系腰带来看，这些陶俑所反映的人物形象应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宦官。
而上海光禄寺掌醢署监事潘允徵墓中出土的乌纱帽木俑，可能是墓主人借此来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或想在往生世界中享受这种官宦环绕的待遇。潘允徵是“修职佐郎光禄寺掌醢署监事文台”，为朝廷正八品官员，其墓葬出土的俑类明器规模已超过一些藩王墓等级， 这从一方面反映了在明晚期社会生活中的僭越现象。
5.方顶幞头。
这种幞头即宋式幞头，宋帝陵石像生中就有此类内官形象。
山东邹城鲁荒王墓出土有穿宽袖长袍的木俑， 头戴黑色方形幞头，方顶后列方山，幞头两侧耳上部有穿孔痕迹，为插翅之用，两翅应已佚（图9-3），俑面部丰润，从穿着到人物形象都有宋代之遗风；
四川成都蜀僖王墓及蜀王世子朱悦燫墓出土的陶俑，其幞头上还有花朵等装饰（图9-4，图 9-5）。
图9 乌纱帽与幞头
6.其他。
云南地区还出土有一类乐伎杂耍俑，所戴帽饰类似于戏剧表演中的罗帽，上面似有绒球装饰（图10）。
图10 大理李氏墓出土乐伎杂耍俑
冠不同于巾、帽，其主要作用是为了彰显佩戴者的身份、地位。
1.梁冠。
梁冠为古代帝王、大臣所用礼冠，其他身份等级者不得佩戴。
梁冠以梁来区别等级，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品、七品二梁，八品、九品一梁。
江西南城益端王墓出土两件头戴梁冠的陶俑， 梁数为七梁，其中一件穿圆领大袖红袍，束腰带，土黄色蔽膝（图11-1），品秩应为一品；
四川成都红牌楼蜀府太监墓M4 出土的陶俑，头戴梁冠，上装饰有花叶一朵， 身着浅红色圆领宽袖曳地长袍， 扎黑色蔽膝（图11-2），品秩应为三品。
这些俑都属于仪仗俑， 其随葬应与墓主人身份等级相对应。
其中益端王为亲王，而四川成都红牌楼蜀府太监墓M4墓主人谷茂品秩为正六品或从六品， 却随葬身份等级高于自己的三品文官俑， 应属于僭越行为，反映了当时蜀府宦官权力的膨胀。
图11 冠
2.芙蓉冠。
这类帽饰在水陆画中较为常见，多为道士所戴。
一些道教经典中有关于道士的衣冠穿着的规定，隋以前的道教经典《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记载了各等级道士的服饰，其中“洞玄法师：芙蓉冠、黄裙、黄褐、紫帔三十二条”[26]。四川成都蜀僖王墓出土一件衣冠穿着与之类似的陶俑（图11-3），其头戴芙蓉冠，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间系带。
这种俑的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人的信仰。
中国传统的儒家礼制思想对明代服饰影响极大。
《礼记·昏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
”[27]《论语·为政》：“子曰：‘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8]在古代，礼仪贯穿了人的一生。
在明代礼制社会中， 随葬品制度也遵循着相对严格的等级标准， 其中， 俑的随葬基本上也是按照身份等级安排种类及数量的。
服饰是维持礼制社会的工具， 有着重要的象征性意义，明代墓葬出土陶俑的首服真实地反映了古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 为我们了解明代首服样式及使用制度、 丧葬礼仪制度、 服饰文化及深入探究明代物质文化提供了客观、直接的资料。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帝王陵墓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19BKG013）、 河北省教育厅“‘边城世将’家族与晚明军政——以蔚州马氏为中心”（项目编号：BJS2022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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