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班列开通与沿线城市低碳发展

景国文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已经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开展了广泛合作,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2013—2020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累计货物贸易额超过9万亿美元。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国际贸易运输通道——中欧班列,自开通以来已累计开行4万多列,为我国内陆地区参与对外贸易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伴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能否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为降低碳排放,中国政府提出在2030年前争取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力争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1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因此,如何降低碳排放成为各级政府政策制定的焦点。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交通运输设施——中欧班列,其开通能否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如果能够抑制,那么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鉴于此,本文将中欧班列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研究中欧班列开通如何影响沿线城市碳排放及其作用机制,为新发展格局下继续推动中欧班列建设,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伴随着中欧班列开通,诸多学者从进出口、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同时,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确立,如何降低碳排放亦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与之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关于中欧班列开通方面的研究。张祥建等(2019)[1]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可以促进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增长,并且内陆自贸区政策效果更加明显;
刘恩专和李津(2020)[2]研究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地区贸易方式的影响,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均有促进作用;
周学仁和张越(2021)[3]研究认为,中欧班列开通可以促进沿线城市的进出口增长;
路征等(2021)[4]研究认为,中欧班列开通促进了我国与东欧国家的出口贸易,但是对进口的影响还比较微弱;
李佳等(2021)[5]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张建清和龚恩泽(2021)[6]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提高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韦东明和顾乃华(2021)[7]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源配置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2)关于低碳发展方面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庄贵阳(2020)[8]提出“试点—扩散”分析框架,对低碳城市试点的选择、评估等进行了分析。在实证方面,刘传明等(2019)[9]研究发现,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
张华(2020)[10]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显著抑制地区的碳排放;
张华和丰超(2021)[11]研究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发现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碳排放绩效;
吴茵茵等(2021)[12]研究发现,我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能够降低碳排放,且对经济增长未造成抑制影响。

(3)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对碳排放的影响。Chen等(2016)[13]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通过对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替代实现碳减排;
Dalkic等(2017)[14]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降低城市的碳排放;
范小敏和徐盈之(2020)[15]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和集聚效应降低碳排放;
孙鹏博和葛力铭(2021)[16]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高生产率来抑制城市的碳排放;
张般若和李自杰(2021)[17]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抑制沿线城市的碳排放,但是存在时间滞后性,并且高铁开通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知,较多的研究集中在高铁开通对碳排放的影响,鲜有文献研究中欧班列开通对碳排放的影响,为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①在研究视角上,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出发,研究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对推动中欧班列建设与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②在研究内容上,构建中欧班列开通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机制,并且从地理位置、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三个方面研究中欧班列开通影响碳排放政策效果的异质性,丰富了相关研究内容。

中欧班列开通降低了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进出口增长,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企业为了获得新的增长点,会选择在中欧班列开通沿线城市进行投资,形成上下游产业合作。随着制造业企业的集聚,服务业也开始在沿线城市集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师博和沈坤荣,2013)[18],降低碳排放;
邵帅等(2019)[19]认为,产业集聚具有技术和知识溢出双重效应,有助于劳动者之间技能和知识的交流,能够提高劳动效率;
张伟等(2013)[20]研究发现,能源使用效率对二氧化碳的减排和减排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因此,随着中欧班列开通,沿线城市的产业集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促进沿线城市低碳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中欧班列开通能够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沿线城市低碳发展。

中欧班列开通给沿线城市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为沿线城市招商引资提供了更多便利,有利于促进沿线城市吸引低污染、高科技的产业来当地投资,进而促进其产业升级。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欧班列沿线城市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也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李佳等,2021)[5]。邓光耀等(2018)[21]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可以降低能源消耗;
此外,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产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Grossman和Krueger,1992)[22],从而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出的碳排放;
产业结构变化会影响能源消耗强度,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张勇和蒲勇健,2015)[23],进而减少了污染物排放。中欧班列开通能够促进沿线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煤炭等能源的消耗数量,从而降低碳排放。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中欧班列开通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沿线城市低碳发展。

周学仁和张越(2021)[3]研究认为,中欧班列开通能促进地区进出口增长。一方面,中欧班列开通后企业的出口增加,为满足国外市场对产品技术的要求,企业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另一方面,企业进口增加可以获得高质量的中间品,从而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此外,李佳等(2020)[24]认为,中欧班列开通降低了运输成本,打破了地区之间的分割状态,有利于创新要素的流动,提高了沿线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关于技术创新与碳排放,王华星和石大千(2019)[25]认为,技术创新能够提高对污染物的监测和治理水平,有助于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量;
董直庆和王辉(2021)[26]认为,技术创新可以促进企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庞瑞芝等(2021)[27]认为,技术进步能够通过改进排污技术、生产方式等途径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中欧班列开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沿线城市低碳发展。

(一)模型建立

本文旨在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为了识别中欧班列开通对碳排放的净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基准计量模型借鉴孔令丞和柴泽阳(2021)[28]的做法,模型中同时考虑城市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lny为被解释变量;
treat×post表示核心解释变量;
control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u表示时间因素;
v表示城市因素;
n表示省份与时间联合固定效应;
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碳排放(lny)。为更加合理反映中欧班列开通对沿线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本文采用单位实际产出的碳排放量表示低碳发展,以反映产出与碳排放的关系,具体为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除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并取对数。由于缺乏地级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为此,本文借鉴任晓松等(2020)[29]的方法,采用用电量、天然气使用量、石油液化气使用量乘以相应的系数计算出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此外,由于缺乏2017—2019年煤炭发电量占比系数,本文统一取之前3年的均值,同时采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对数进行稳健性检验。

(2)核心解释变量:中欧班列开通政策(treat×post)。核心解释变量treat×post是treat和post的乘积,若treat为1,则说明城市开通中欧班列,否则为0;
post为处理期虚拟变量,如果某一年开通中欧班列,则该年及以后都是1,否则为0。本文将中欧班列开通的起始时间设置为2013年,原因为2011年仅有重庆市开通中欧班列,2012年开通的城市都在9月份以后,考虑时间的滞后性,将中欧班列开通时间视为2013年。

(3)控制变量:政府干预(govern),由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经济发展,在招商引资以及环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因此,采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个地级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衡量;
社会零售消费(consumer),采用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衡量;
人口密度(lnpeople),人口集聚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碳排放,因此,采用年末户籍人口除以行政区域面积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lnpgdp),采用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衡量。

(4)中介变量:能源使用效率(energy),本文借鉴张少华和蒋伟杰(2016)[30]的做法,采用能源使用强度表示能源使用效率,用单位实际产出的用电量衡量,该指标越高说明能源使用效率越低;
产业结构升级(upgrade),借鉴李佳等(2021)[5]的做法,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与第一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之和的比值衡量;
技术创新(lnino),借鉴宋弘等(2019)[31]的做法,采用寇宗来和刘学悦(2017)[32]编制的城市创新指数衡量。

(三)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2004—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公共财政支出、公共财政收入、社会零售消费、年末户籍人口、二三产业产值、全社会用电量、全社会天然气使用量、全社会石油液化气使用量等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地级市的技术创新数据来自复旦大学寇宗来和刘学悦(2017)[32]编制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由于此数据更新到2016年,因此2017—2019年数据通过插值法计算得出。中欧班列开通时间通过各个政府网站手工整理而来,并对各个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

变量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列。

表1 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分析

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不加入控制变量只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
第(2)列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省份—时间联合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第(3)列是在第(1)列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第(4)列是在第(3)列基础上加入省份—时间联合效应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中欧班列开通可能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抑制碳排放,促进沿线城市的低碳发展。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府干预的回归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当前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利于低碳发展,主要原因是城市之间存在竞争,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长压力,可能会引进一些污染产业,导致了碳排放增加;
社会零售消费的回归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当前的社会消费降低了碳排放,主要原因可能是消费者消费习惯开始转变,环保理念增强,间接影响企业进行绿色生产,从而降低了碳排放;
其余控制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的前提是处理组和控制组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否则不能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为此,本文采用动态效应模型(Beck等,2010)[33],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前9年和后6年的变化,同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以政策实施前1年为基准期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政策开始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中欧班列开通之前各个城市之间存在共同的变化趋势,而且在政策实施的第4年开始显著为负,说明政策影响存在滞后性。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2.排除其他政策

本文旨在研究中欧班列开通对低碳发展的影响,虽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抑制碳排放,但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会影响中欧班列开通抑制碳排放的效果。已有文献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以及高铁开通均可能抑制碳排放,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dudt)和高铁开通(train),回归结果见表3的(1)(2)(3)列。第(1)列为仅排除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仅排除高铁开通的回归结果,第(3)列为同时排除高铁开通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为负,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验证本文基准研究结论是否稳健,进一步采用人均碳排放量(lnpy)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验证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结论是否稳健,回归结果见表3第(4)列。可以看出,在替换人均碳排放量指标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为负,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4.排除预期效应

为避免中欧班列开通之前地方政府能够预期到中欧班列的开通,从而提前采取相应的政策对城市碳排放进行治理,为此,加入中欧班列开通之前1年的虚拟变量。如果该虚拟变量不显著,并且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为负,则说明排除预期效应,回归结果见表4第(1)列,可以看出,政策开始之前1年的虚拟变量(pre_1)并不显著,说明不存在预期效应。

5.剔除直辖市

本文剔除了北京市等4个直辖市,以避免大城市作为区域的经济增长极,可能使得中欧班列开通抑制碳排放的效果受到干扰,回归结果见表4第(2)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欧班列开通依然能够抑制碳排放。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6.安慰剂检验

为了考察中欧班列开通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的政策效果是否由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导致的,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具体原理是,从样本中随机选择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随机选择中欧班列的开通时间,然后进行回归,整个过程重复1 000次。若安慰剂检验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不可观测因素不会影响中欧班列开通抑制碳排放的效果。图2报告了安慰剂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部分回归系数t值小于2,概率大于0.1,说明通过安慰剂检验。

图2 安慰剂检验结果

本文为验证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借鉴Baron和Kenny(1986)[34]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M为作用机制变量,包括能源使用效率(energy)、产业结构升级(upgrade)、技术创新(lnino)。若系数c和b都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但是如果两者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采用sobel检验进行验证。

作用机制分析回归结果见表5所列,其中,第(1)列和第(2)列为能源使用效率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从第(1)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中欧班列开通会使得能源使用强度下降,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
从第(2)列可以看出,能源使用效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会抑制碳排放。因此,中欧班列开通会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抑制碳排放,验证了H1。

表5第(3)列和第(4)列为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从第(3)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从第(4)列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进一步sobel检验发现p值为0.067 5,说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从而验证了H2。

表5第(5)列和第(6)列为技术创新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从第(5)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与李佳等(2020)[24]的研究结论一致;
从第(6)列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中欧班列开通通过技术创新显著抑制了碳排放,从而验证了H3。

表5 作用机制回归结果

续表5

以上分析表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是中欧班列开通促进沿线城市经济低碳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

(一)地理位置异质性

表6第(1)至第(3)列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中欧班列开通后能显著抑制碳排放;
而在中西部地区,其抑制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大,中欧班列开通后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
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较大,导致中欧班列开通抑制碳排放的效果还未发挥。

(二)经济规模异质性

根据各个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所有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位数的大小进行分组,将样本分为经济规模小和经济规模大的城市。表6第(4)列为经济规模小的城市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第(5)列为经济规模大的城市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可能的原因是:经济规模大的城市能够吸引要素流动,提高了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集聚水平,因而能够发挥中欧班列开通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
反之,经济规模小的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难以吸引生产要素流向该城市,导致中欧班列开通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难以发挥。

表6 地理位置和经济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三)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

本文借鉴石大千等(2018)[35]的做法,根据城市年末户籍人口数量将城市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三个等级。表7报告了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第(1)列为小型城市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第(2)列和第(3)列分别为中型、大型城市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抑制了中型、大型城市的碳排放。可能的原因是:与中型、大型城市相比,小型城市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限,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因而难以发挥中欧班列开通抑制碳排放的作用。

表7 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中欧班列开通如何影响沿线城市低碳发展,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抑制了沿线城市碳排放,促进沿线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排除预期效应和其他政策干扰等检验,结论依然可信,说明中欧班列作为国际贸易运输通道,在扩大对外贸易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低碳发展,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促进沿线城市的低碳发展。

三是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显著抑制沿线城市碳排放,促进其低碳发展,但是在中西部地区,中欧班列开通并没有显著抑制碳排放,没有促进其低碳发展;
考虑人口规模异质性,中欧班列开通后可以抑制大型和中型城市的碳排放,但是并未抑制小型城市的碳排放;
考虑经济规模的异质性,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显著抑制经济规模大的城市碳排放,促进其低碳发展,但是并未抑制经济规模小的城市碳排放。

(二)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有序扩大中欧班列开通城市范围,提升中欧班列开通对区域低碳绿色发展的辐射能力。在现有中欧班列开通城市的基础上,继续有序扩大中欧班列开通城市范围,将沿线更多的城市纳入中欧班列开通名单中。中欧班列开通城市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构建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体系,积极引进高科技产业,加强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合作。在招商引资方面进行更多的交流合作,为周边城市引进绿色产业、高科技产业提供便利,积极提升中欧班列开通城市对区域低碳绿色发展的辐射能力。

二是地方政府要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积极谋划,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积极引进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研发成本,通过税收优惠、财税补贴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同时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交流,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助力。此外,政府需加大对企业的污染治理力度,进而促进城市低碳发展。

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小型城市、经济规模小的城市而言,要积极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引进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
要采用多种方式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采用税收优惠等方式给予企业相应的补贴,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
要激励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投入,积极使用新的生产设备,加大新能源使用比例,提高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从而降低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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