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松
教育历来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教育对于实现高质量脱贫，特别是对阻止脱贫人口再返贫、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实践反复证明，贫困总是与缺少教育紧密关联，教育贫困是所有贫困的终极根源。高等继续教育办学主体众多、教育资源充沛、教学形式灵活、施教手段多元，在促进贫困群体观念转变、学历提升、技能改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独具优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大有可为，是反贫困最直接、最有效的一股教育力量。
截至2020 年末，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全部解决。这标志着我国成功解决了绝对贫困的世界难题，扶贫工作转轨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重心的“后扶贫时代”。作为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战略重心，相对贫困主要是指发展性贫困，即个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但不能获得与大多数人同等的其他基本生活需要的状态，其参考指标是全社会的平均水平。换言之，脱贫攻坚战全面取胜后，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消失，转轨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补齐共同富裕短板仍是社会各界需要发力的一场“持久战”。
党的二十大站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高度，提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继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个百年新的赶考之路上担负着创建学习型社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时代重任，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1.适应外部变革，回应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2013 年，《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发挥高等学校在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2016 年，我国首个教育脱贫五年规划《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分类施策，对建档立卡高等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对建档立卡学龄后人口，提供适应就业创业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这为完成“发展教育脱贫一批”重要任务、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立了行动纲领，也为高等教育实施精准扶贫提供了实践路向。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扶贫战略转向相对贫困治理，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大学从社会的参与中撤出，回到严格意义上的传统角色，即仅仅教育青年一代的话，社会将不得不为被扩展的角色创造新的机构。①”高等继续教育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以新理论、新技术、新岗位的知识更新为手段，促进个体素质提升，改善生存发展境遇。所以，高等继续教育理应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展现人力资本开发、就业能力提升、技能水平强化的功能，积极顺应外部变革，以务实行动精准回应国家战略。
2.服务民生需求，践行教育初心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治理相对贫困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新时代发展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改革开放后，高等继续教育凭借周期性短、灵活度高、适应性强等优势，在学历补偿、知识更新、技能提升、岗位拓展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当前，高等继续教育面临深刻转型，从内部比例结构的调适到外部发力方向的抉择均被赋予新的实践期许。然而，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今天，知识是为了造福每一个人。知识是现代社会的中心，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者和零售者不能逃避服务。②”新时代高等继续教育理应抱有现实关照情怀，下潜重心、贴近基层、聚焦弱势，用公平性、全纳性、包容性、发展性的优势去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教育公平，来回应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相对贫困群体的现实关切，在回归教育初心上展现出使命担当。
3.推进转型拓展，突破短板软肋的现实需要。我国高等继续教育还存在低水平的标签化效应。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传统粗放发展模式蕴积的矛盾开始暴露，引发继续教育的“命运之争”。在实务界，部分知名高校为维护学术声誉、规避办学风险，陆续淡出学历继续教育，转而主攻高等非学历继续教育，迈出转型拓展新步伐。新时代语境下，社会环境变化对高等继续教育改革形成倒逼效应，高等继续教育深层次改革刻不容缓。正如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所言，要破解继续教育发展难题，既要深度调整既有利益格局，做好“老城改造”；
又要推动新的模式与路径建设，启动“新区建设”。高等继续教育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利用“短平快”优势助益贫困地区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改善人口素质结构、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其教育旨归与教育扶贫根本目的具有高度耦合性与共生性，既是拓展办学内涵的现实需要，也是摆脱实践迷茫的可行途径。
相较其他教育类型，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在思想认识、服务内涵、运作形式、资源利用等方面还存在现实困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实效性。
1.思想认识的浅表化。综观实践，继续教育参与高校教育扶贫，无论是在广度深度上，还是在实效发挥上，均呈现有限的状态。这一方面缘于继续教育在高校居于边缘境地，处于“失声”状态；
另一方面缘于高校对利用继续教育开展扶贫认知缺位。《意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扶贫任务主要是提高教育服务能力。不难发现，当前高校扶贫动用普通高教资源较多，高等继续教育参与并发挥关键作用的不多，尚未体现继续教育这种外向型教育应有的类型优势，也未与普通高教形成联动互补和放大溢出效应，宏观面上的大教育扶贫整体格局仍未形成。在高校内部，还没有把高等继续教育扶贫作为履行社会责任、深拓社会服务的重要抓手，高等继续教育只是被动式、象征性地参与少量扶贫任务。可以说，思想认识的浅表化直接导致高等继续教育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和作用不突出。
2.服务内涵的简单化。一直以来，高等教育根据党和政府的扶贫决策，围绕教育扶贫做了大量探索。高等教育聚焦薄弱领域，锁定困难群体，从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三支一扶贫”到定向招收贫困生源、资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从落后地区产业培育、困难群体再就业培训到驻村帮扶，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相对来说，高等继续教育参与扶贫，内涵呈现简单化倾向，没有综合运用好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一体两翼”的双职能，没有实现“双径”并举、多点开花。时下，高等继续教育扶贫主要以贫困人口的初级技能培训为主，设置项目多为家政服务、劳动力转移等，覆盖面狭窄，培训质量、方式和途径粗放，没有很好地契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存在供给与需求错位矛盾。此外，在服务特殊群体学历提升、缓解工学矛盾、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就业竞争力上仍然步伐缓慢。总之，高等继续教育扶贫服务内涵简单化，与相对贫困的多维性、动态性、隐蔽性、复杂性特点相悖，未能较好体现教育扶贫“精准滴灌”的要求。
3.运作形式的同质化。高等继续教育具有丰富的构成要素。从形式上看，它分为以颁发学历文凭为目的的学历继续教育和以知识更新、技能提升、职业转换、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非学历继续教育。在学历继续教育中，包含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远程教育等类别；
在非学历继续教育中，又可分为专业业务培训、业余休闲培训、职业资格培训和非学历研究生教育等项目。当下，高等继续教育扶贫主要以教育培训的途径来开展，且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教育培训项目，对高校的技术和能力要求并不高。各类高校开展的项目大同小异，“千校一面”的同质化趋向明显，未能很好地体现高校的办学特色和学科专业优势，也与《意见》中“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存在差距。运作形式的同质化使得高等继续教育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缺乏亮点、缺少竞争力，无形中降低了扶贫质效。
4 资源协同的碎片化。当前，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日益庞大，高校资源整体上呈现出紧缺状态，高等继续教育能够获取的校内资源更加有限。从扶贫资源投入看，高等继续教育尚存在“孤岛”困境，在资源短缺、存量不足、增量有限的情况下，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力量完善合作联盟机制、组建资源共同体，从而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化参与的扶贫格局。进一步说，在治理相对贫困过程中，高等继续教育与政府、企业等外界力量的协同联动性差、资源整合度低，致使帮扶合力不足、扶贫缺乏持续后劲。可以说，高等继续教育资源协同的碎片化导致资源基底的孱弱、资源渠道的狭窄、资源利用的低效，由此造成高等继续教育在相对贫困治理中难以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促进全民共同富裕，需要全社会长期关注与持续用力。针对认知水平不高、服务内涵不深、品牌特色不明、资源联动不强等现实困境，高等继续教育要在实践探索中找准症结、靶向施策，优化治理路径。
1.达共识：提升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的战略认知。第一，政府制度助力，共筑继续教育扶贫联动格局。政府要高度重视高等继续教育治理，推动“放管服”改革。一是针对治理困境，进行回应式立法，加快制定继续教育法等专门性法律法规。通过完善支持全民终身学习和教育的配套制度，统筹建立各级各类教育和学习培训成果纵横通畅的国家资历框架，以制度确权，用制度赋能，让制度改革释放发展活力，优化高等继续教育改革创新的教育生态。二是适当让渡治理空间，赋权高校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发扬高等继续教育优势，积极引导其参与扶贫开发，推动其与其他类型教育密切协作，共筑教育扶贫大格局。例如，丰富教育经费公共投入方式，发行继续教育消费券，以代币消费凭单的形式为社会弱势群体定向提供受教育机会。扶贫对象持教育消费券，在高校继续教育机构接受学历继续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既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压力，也可以丰富生存技能，实现人力资本提升，获得必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高校思想引领，深化继续教育扶贫理念共识。一是提升继续教育地位。率先从内部改变发展偏见，把继续教育作为高校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统筹谋划。“没有继续教育的大学是功能不完善的大学，没有大学支撑的继续教育是没有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的继续教育。③”高校要强化价值认同，优化顶端架构，完善主要校领导分管继续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编制继续教育发展规划，在大学章程中明确载入继续教育的使命，将实现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纳入全校事业发展的大格局。特别是要有前瞻性和机遇意识，把握政策东风，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牵头成立或主动加入乡村振兴学院，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强劲的“继续教育元素”。二是强化服务意识，善用继续教育平台实施多样化的教育扶贫。从现代大学职能看，虽然人才培养是核心职能，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因人才培养衍生而来，但三者始终是一个休戚与共的结合体，共同促进现代大学的永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产出（知识、人才、研究成果等）最终要到社会舞台上检验，社会服务对现代大学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继续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构成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两极。继续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核心部分，其覆盖范围和领域远远超过普通教育，可谓开展社会服务最直接、最有效、最灵活的方式。因此，利用继续教育平台参与相对贫困治理，与贫困地区各领域、全要素对接，不仅能最大化体现效率优势，还可以丰富高等教育扶贫的实践样态。三是增强改革发展的紧迫意识，在回应时代课题中力促转型。高等继续教育的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转型改革势在必行。然而，转型改革绝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自说自话”，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情节。“回归丰富的成人生活世界，走进缤纷的成人精神家园，是成人教育研究的根本态度、基本立场，更是其一切行动的灵魂所在。④”
总之，高校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彰显“即学即用”的优势，对扶贫对象精准“画像”，实施学历提升、职业资格培训、职业农民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等高等继续教育服务，助益相对困难群体高质量脱贫，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价值、体现作为、完成转型。
2.调供给：充盈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的服务内涵。第一，瞄准学历提升需求，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高等继续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专门教育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紧、距离最近，在提升劳动者专业素质、改善智能结构、完善意志品质、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优势明显，是助力相对贫困治理的强力抓手。一是精准锁定受众，注重以点带面。一方面，关注农民工学历提升，助力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质偏低，极大限制了农民工的择业领域和就业能力，成为其摆脱贫困、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的障碍。监测显示，我国农民工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仍然偏低。高校要充分发挥继续教育资源优势，主动参与“学历与能力”双提升行动，开设与职业岗位匹配的专业，搭建实用型课程体系，实施混合式教学手段，建构“证书+技能+就业创业”的新型实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拔高的双重学习需求。另一方面，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为己任，全力培养乡村振兴人才。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才，人才是乡村兴旺的内生动力，这为高等继续教育提供了新机遇。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任务总要求，当前乡村人才主要分为涉农产业专门人才、生态农业技能人才、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基层服务管理人才、乡村实用技术人才等几类。高等继续教育应当以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带得动”的实用型乡村人才为己任，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育人模式，突出“以学员为中心”的育人理念，把专业理论学习与乡村生产实践有机结合，建立“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三位一体的现代乡村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接受式学习与自主式学习相融合的终身学习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持。二是坚持学需契合，力促产教对接。高校要盘点现有教学资源，紧扣困难群体需求，调整优化专业设置，突出实践能力和就业导向，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努力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等继续教育人才。高校要推进产教融合，与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对接，聚焦乡村旅游、休闲农业观光、森林康养、农村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坚持“做什么，学什么；
缺什么，补什么；
需要什么，传授什么”的基本原则，讲求实效，追求实用，提供适切的高等继续教育，赋能困难群体完善知识结构、促进能力提升，提高教育的收益率和回报率。三是借助信息技术，实施智慧教育。将“互联网+”引入高等继续教育，既是新时代发展的外在需要，也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内在诉求。高校要以“互联网+”为载体，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实施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营造成人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相补充的混合式学习氛围，从而达到线下面授与线上学习有机融合，促进系统化与碎片化学习互补，构筑新型教学关系。高校要善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各类继续教育学习资源，突破时空地域限制，加快智能学习体系建设，完善学习成果的累积、认证、转换环节，实现“无边界学习”，体现高等继续教育竞争力。
第二，深化技能培训，增强可持续脱贫能力。“可持续脱贫能力是一种可助力贫困人口同时在物质与精神生活层面持续远离、摆脱贫困的自我发展能力。⑤”从扶贫实践来看，贫困人口特别是青壮年缺乏相关技能培训，致使劳动力职业素质较低、就业能力欠缺、生存境遇低下。从现有规模来看，学历继续教育在高校办学中仍旧强势，新兴非学历继续教育份额亟须拓展。非学历继续教育具有周期短、见效快、社会适应性强等特点，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短平快”的有效途径。为适应继续教育改革新形势，高校要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积极拓展非学历继续教育。一是在资源供给上，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贫困人口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突出实用性、针对性、职业性的特点，围绕农业先进技术成果和产业发展趋势，打造包容性强、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项目菜单，丰富技能培训资源库。二是在内容选择上，淡化专业理论灌输，注重培训内容的应用性，强调学以致用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三是在培训方式上，知识传授与技能习得相统一，理论讲解与田间示范相结合，采用“案例式”“项目式”“订单式”“委托式”等类型，从而让受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四是在考核认证上，依据培训目标实行严格的考核管理，对培训学习结果进行认证。对参加培训、完成考试且成绩合格的人员，高校可以联合人社、农业等部门颁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鼓励其向新型职业农民方向发展。
总之，高校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出发，充盈服务内涵，提高供给能力，展现服务的多样性、实效性和精准性，健全学历与非学历相结合的办学体系。
3.创特色：彰显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的时代意蕴。第一，追求卓越铸品牌。“当我们谈到一所大学或一所大学的等级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指作为一所学术机构以公认的质量和特色为基础所取得的名望和地位。⑥”品牌是质量的集中体现，是特色的显著标志。每所高校都有相应的办学历史和文化积淀，都在办学实践中形成了特色和优势。高校要树立差异化思维，避免贪大求全，切忌盲目跟风，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结合本校优势专业、精品课程、师资特色等优质教育资源赋能相对贫困治理，创建卓越的校本教育服务品牌，彰显高等继续教育的办学活力。
第二，精选名师展效应。精选一批知农、爱农、亲农并有志于投身扶贫事业的高水平师资，对提升高等继续教育扶贫示范效应至关重要。鉴于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长期性，参与扶贫的教师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还应具有熟练的实践动手能力。高校应当秉持“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方针，通过“内外结合、双径提升”的渠道解决师资问题。一是立足校内。高校从内部遴选专业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双能型”教师，组织引导他们采用多种形式参与扶贫。他们不仅可以实施教学来讲授理论、传授技能，还可以帮助弱势群体进行职业规划，以结对帮扶的形式当好发展顾问。有条件的教师还可以把科研与扶贫项目相结合，促进农业等相关研究成果向应用转化，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助推扶贫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校内退休的专家、教授具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素养，业余时间充足，是宝贵的“银色人才资源”，可以聘请他们作为扶贫师资，实施点对点教学和帮扶，当好帮扶对象的终身学习指导师。二是面向社会。高校从外部邀请政策水平高、实务经验足、动手能力强的高水平兼职教师，弥补师资不足的短板。例如，邀请熟悉农业发展规划、农业政策优惠的政府官员，邀请某一方面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甚至邀请具有农业管理背景和实操能力的“土专家”，这些实用型师资会有效弥补学校专业型师资的不足。总之，从校内外两个方向精准发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理实融通、结构多元、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形成“政府官员讲政策、专家教授讲理论、技术骨干讲操作”的高效团队，充分展现高等继续教育扶贫的名师效应。
第三，文化引领扶智志。从扶贫实践看，造成一个地区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偏僻的地理环境，而是困难群体保守的思想、落后的生活态度。治理相对贫困就是要从文化入手，通过文化扶贫这个“牛鼻子”激发扶贫对象的内源动力，推动精神层面的重塑，实现智志双扶，从而做到高质量脱贫。一是协助完善文化设施，提供终身学习场所。高校文化资源丰盛，可以组织图书馆对接百姓书屋、文化礼堂、电子阅览室等乡村公共文化场所，开展图书资料捐赠，实施编目服务培训，把这些场所打造成农民学习充电、获取知识、提升素养的精神阵地。二是提供文化服务，开展文艺培训与展演。高校是文化精英荟萃之地，也是文艺活动兴盛之所。高校要面向农村贫困群体实施文化艺术培训，推出文艺展演服务，把文艺精品、文化资源等“精神大餐”送至田间地头，打通文化下乡的“最后一公里”。三是挖掘优秀乡村文化，推动成果转化。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原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要发扬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深入挖掘、维护、宣传乡村文化，设置乡村非遗、习俗、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文化课程培训，指导开发乡村文化衍生产品，打造“互联网+”乡村文化，发掘乡村文化的市场价值。四是利用高校课程优势，在乡村文化中融入创新创业文化课程教育，引导相对贫困群体培养自主创业的理念和决心，增强自我发展的内驱力，解决精神贫困的问题。
在后扶贫时代，作为继续教育最高层次的高等继续教育，应当以品牌为目标，以名师为引领，以文化为底座，“三位一体”打造相对贫困治理新标杆，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4.促协同：推动高等继续教育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的跨界融合。治理相对贫困，不可能依靠单一主体在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高校要强化协同意识，努力摆脱“单兵作战”状态，从校内外两方面持续发力，促进资源的跨界融合。从内部来说，高校要立足校内，营造高等继续教育扶贫新格局。当前继续教育已与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起构成高校人才培养的“三驾马车”，成为高校服务社会的重要通道。然而继续教育在高校资源配置格局中仍处弱势，成为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制约因素。为改变这一现状：第一，在高校层面树立大教育观，形成“全校一盘棋”的统筹布局。高校要深刻认识继续教育在新时代的定位与使命，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普通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在履行大学职能方面的深度融合，善用两种形式、巧用两类资源开展教育扶贫。第二，在本体层面，高校继续教育要主动融入高校整体事业发展，打破成人高等教育、远程教育、自学考试等各类资源条块分割的掣肘，建立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等各类学习成果的累积与互认框架，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整合高校学习资源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总之，在后扶贫时代，高校要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紧扣教育扶贫的新落脚点，综合运用学历教育、非学历技能培训、实用技术推广、科研成果转化等多种途径，积极为弱势群体“自我造血”提供教育和学习的支持保障，成为服务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高地。
协同已成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高校在运用学科、师资、图书等教育资源向社会提供人才支持、科技支撑、智力保障和文化引领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地从外界汲取各类资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从外部来说，高校要扩大开放，增加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合作共建资源平台，形成治理相对贫困的强大合力。第一，联姻政府，释放高等继续教育扶贫新动能。政府是扶贫工作的主体，是推进高等继续教育深度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力量。政府作为扶贫工作的“统筹者”，依靠立法、政策、财政、命令等多种手段实现扶贫资源的配置和优化。一是加快继续教育法治化建设，重视继续教育相关立法，用健全的法律法规来为继续教育事业发展确权赋能，保障高等继续教育扶贫有法可依，促进高等继续教育扶贫规范化实施和运作。二是坚持转变政府职能，确立“政府指导、高校本位”的新型继续教育管理模式。政府主要是做好顶层设计、战略指引、统筹资源、搭建平台等宏观事务，为高等继续教育参与扶贫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应当给予高等继续教育扶贫适度的政策扶持，在招生计划投放、招生专业设置、非学历项目审批等方面赋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三是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对涉及高等继续教育扶贫的项目给予相应的财力支持。创新成本分摊机制，推出更多政府教育扶贫购买服务，鼓励高校主动承接，在降低政府内部管理成本的同时也发挥高校作为政府继续教育基地的功用。第二，聚合企业，增添高等继续教育扶贫新活力。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最活跃的组织，是高等继续教育改革发展值得倚赖的重要资源之一，也是推动高等继续教育扶贫的一支生力军。一是高校根据企业岗位需求，面向相对贫困地区学历需求受众，与企业联合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实现企业用人与实用型人才培养的无缝接轨。二是高校携手企业共同开展“菜单式”“定制式”非学历培训，发挥高校师资的学科专长，发扬企业师资的实践优势，提高弱势群体的技术技能水平。三是高校发挥科研优势，结合贫困地区的资源现状，联合企业进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校企共同实施“产业扶贫”，改善弱势群体的就业、收入状况。四是高校充当企业发展智库，辅助企业战略决策，引导企业参与扶贫等光彩事业，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第三，融入乡村（社区），锚定高等继续教育扶贫新指向。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成为新的目标指向。高等继续教育应当以相对贫困治理为契机，以服务乡村（社区）为突破口，建立稳固的校乡（社）共同体。一是高校面向乡村开放办学，开设大学推广课程，开办各类进修班，营造乡村（社区）浓郁的学习氛围，打造学习型乡村（社区），成为推动村民（居民）终身学习的“策源地”。二是高校建立完善“调研—实施—反馈”机制，紧扣基层需求，组织开展劳动力转移、农民职业资格认证、技术推广、素质提升、就业创业等实用培训，扩大职业培训的类型与规模，深化知识与能力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乡村（社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的“助推器”。三是高校发扬学科专业特长，在乡村经济发展、社区专项规划、重要项目论证、人员交流、社区教育等活动中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突出高等继续教育服务民生改善的实用功能，成为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智囊团”。
概括而言，高校要对内链接各方资源，对外协同政府、企业、乡村（社区）等多种主体，通力缔造“校政企村（社）”四方聚合的高等继续教育相对贫困治理共同体，实现不同扶贫资源的跨界融合，焕发相对贫困治理的集群效应。
在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重心已发生历史性转移，把握贫困治理工作的主线，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已成为新时代扶贫的重要动向。高等继续教育作为相对贫困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破解相对贫困难题、推动乡村振兴中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为此，高校必须提升思想站位，优化资源供给，争创品牌特色，促进多方协同，充分激发高等继续教育扶贫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为提升相对贫困治理效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贡献更大的责任和力量，也为自身转轨高质量发展谋求更多的作为和亮点。
［注释］
①（美）詹姆斯·杜德斯达，弗瑞斯·沃马克.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M］.刘济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②（美）克拉克·科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 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5.
③李森林，张忠义.大学继续教育实践反思：挑战与困惑［J］.继续教育，2016（3）：3.
④高志敏.反思的觉醒前瞻的选择——论成人教育研究的纲领与行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3）：92.
⑤李月.教育扶贫视域下贫困农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意义、挑战及对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3）：38.
⑥（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徐辉，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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