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娟 宋余庆
（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镇江 212013）
基于知识经济转型、知识的获取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在根本上的改变，高校以及高校图书馆日益重视版权问题。互联网和数字通信技术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和文化格局，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共享信息以及我们对隐私权问题的看法。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中，分配、查看、共享、传输和处理数字内容的技术日益发展且紧密连接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使得相关技术创新的版权保护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202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十五次关于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集体研究会议上[1]，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研究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为全面加强新时期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根本的行动依据和工作指南，是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版权研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时代意义、理论意义、战略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2.1 国外研究概况
国际上陆续已经有十几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机构（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人员或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人士展开了版权素养调研，并发布了调研结果和解决对策。版权素养调查最早起源于保加利亚图书馆与情报国立大学(ULSIT) ，Tania Todorova 于2012年在该国教育科学部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下对本国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版权素养调查[2]。随之，其他国家开始加入。国外开展的信息机构人员版权素养问卷调查概况下表1。
表1 国外开展的信息机构人员或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人士版权素养问卷调查概况
芬兰[9]2015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专业人员156印度[10]2016科研工作者以及森伯尔布尔大学工作人员380西班牙[11]2018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专业人员225西班牙[12]2020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人士434
为了解国外图书馆界的版权研究概况，笔者选取Web of Science 为获取来源的数据库，在高级检索里，用检索式TI= (copyright* AND librar*)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剔除无效文献，检索结果共146 篇文献，对这些文献的主题内容进行分类和提炼，如表2所示。
表2 国外图书馆界版权研究内容概况
整体而言，国外对于版权的研究涉及领域众多，主要包括了图书馆版权职位、图书馆的版权限制法律框架、图书馆的版权立场比较分析、版权法改革对图书馆的益处、图书馆服务中的版权、图书馆资源版权问题分析、图书馆等信息人员版权素养等。另外，国外对于图书馆版权的研究较为深入，Chris Morriso[20]揭示了一个现象原理，那就是无论所在工作的图书馆是哪种类型，图书馆员在其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和处理版权相关事宜。图书馆服务的许多用户（学术人员、学生、公众、同事）不只是想获取信息，当他们发现他们想要使用的东西时，通常想要带走这些信息。从时间上来说，早在2009年，韩国开展了对小学生实施版权教育课程效果的科学研究[21]，后来，版权素养研究开始蓬勃发展。版权素养起始于信息素养，但是却有别于信息素养。
2.2 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者关注到国外的一系列研究重点及热点后，也纷纷开展版权素养相关研究，具体研究概况见表3。
表3 国内图书馆领域的版权素养研究概况
从表3可以提看出，国内学者有对国外一系列版权素养调查结果做比较分析研究，有学者揭示国外版权素养研究的高产作者、研究重点及研究热点，对国内媒体人的版权素养问题做了浅析，并没有专门针对国内图书馆界的版权素养调查和分析。
本文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员的版权素养现状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3.1 问卷设计
本文所用的问卷以保加利亚的最早使用的问卷作为参考，在参考目前国外开展的版权素养调研问卷的基础上做了部分调整修改，结合国内图书馆员的群体特征，设计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分为四个部分，共45 题。
（1）版权常识和认识
第一部分采用Likert 5 级标度法，即5 级有序分类变量，分别以非常不熟悉、不太熟悉、有点熟悉、熟悉、非常熟悉进行量级划分。分别调查了版权和国家相关法律-国家一级、版权和国家相关法律-国际一级、版权相关机构-国家水平、版权相关机构-国际水平、知识共享许可、著佐权、合理使用、开放获取（开放数据与开放教育资源）、信息源许可（数字资源与数据库等）、所在机构或单位的许可条件、有关机构知识库开发的版权问题、有关数字化的版权问题、有关公共领域资源的版权问题或其解决方案、有关绝版作品的版权问题或其解决方案、有关孤儿作品的版权问题或其解决方案、电子学习实践中有关虚拟服务的版权问题或其解决方案、澄清材料的版权状态、版权集体权利管理组织和机构、清算权、对知识产权/版权相关问题的认识水平，这20 个方面的熟悉程度。
另外还调查了受测者想更多地了解知识产权/版权及其与您所代表的文化机构的活动的关系时会在哪里搜索信息、了解国家版权立法中包含的内容、是否对国际和国家图书馆以及其他专业协会在版权方面的倡议感兴趣、所在的国家/地区是否有国家版权保护策略、是否了解IFLA和eIFL 等国际组织关于文化机构版权的一系列新的例外与限制的倡议、是否同意图书馆提供的服务需要遵守版权法、是否同意在世界范围内统一图书馆和图书馆的版权例外与限制存档是必要的、是否同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应为数字环境中的版权规定更好的例外和限制、是否同意《WIPO 便利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阅读障碍者获取已出版作品的条约》是一项重要成就。
（2）图书馆的版权政策
问卷的第二部分询问了受测者所在的图书馆是否拥有受版权及相关权保护的资源、版权政策对于图书馆是否必要、所在图书馆是否有版权政策或版权内部法规、所在的图书馆是否设立了特别负责处理版权问题的人员或者职务、所在的图书馆是否有版权指南、是否认为图书馆届应该编写具体的版权指南、认为版权指南能发挥哪些作用。
（3）LIS 教育（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教育）
第三部分调查了受测者在是否有必要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S）和图书馆学相关课程中纳入知识产权/版权问题、是否有必要在LIS 和相关专业人士的继续教育中纳入知识产权/版权问题、认为在LIS 和文化遗产科学教育中的哪个阶段适合引入知识产权问题、认为适合继续进行知识产权教育的方式有哪些等方面的态度。
（4）受测者基本特征
第四部分收集了受测者的性别、年龄、拥有的最高学位、最高学历的专业背景、在图书馆工作的时间等信息。
3.2 数据收集
调查时间为2021年2月-3月，所有问卷均由问卷星网络发放，为了保证本次问卷的结果具有普适性和代表性，向24 所不同地区的高校，以微信、QQ 和邮箱的方式在线回收，共回收有效问卷116 份。
4.1 受访者基本信息
该调查收集了有关受访者的基本信息数据，包括性别、年龄、最高学历、工作时间和最高学历的专业背景。完成此问卷的人中（表4），女性有81 人，占总比重的69.83%，男性有35 人，占总数量的30.17%。受访者的年龄集中在30-60 岁之间，其中30 岁以下的比例为20.69%，30 岁至39岁之间的比例为31.9%，40-49 岁之间的比例为38.79%，而40-49 岁之间为32%，只有8.62%的受访者在50 岁和60 岁之间，没有受访者超过60 岁。大多数受访（71.55%）拥有的最高学历是硕士学位，这体现出我国高校图书馆员的整体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该调查还收集了受访者在当前机构工作了多长时间的数据，只有13.79%的受访者在其机构中的工作时间超过了20年，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工作时间低于15年。整体而言，我国高校图书馆员的队伍相对年轻化。但这可能也导致了高校馆员的工作经验不足，问卷结果出现超过48%的受访者只拥有不到10年的工作时间的情况也就比较合理。
表4 受访者基本信息
在对高校图书馆员的专业背景的调查中发现（图1），拥有经济学、管理学的受访者高达42.24%，远远高于其他专业。而法学专业的受访者仅仅只有6.03%，远远达不到高校图书馆对版权纠纷事件处理人才储备的需要。有研究显示，当高校图书馆员的人才队伍中，专业背景是法学的人数较多时，对于高校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微观工作体系有着不可估量的正影响。
图1 受访者最高学历专业背景
4.2 信度和效度检验
问卷的大部分题目采用了李克特量表的设计，李克特量表又名总加量表，在社会问卷调研中通常被用来测量受访者对某一事物或者某一观点的态度和了解熟悉程度。量表列出一组与主题相关的问题或陈述，受访者通过对这些问题，来表达自己真实的状况[32]。信度检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验相关变量是否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一般利用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检测变量间的凝聚程度与问卷内部一致性[33]，当Alpha 系数大于0.8 时，表示问卷的量表信度很好。从下表可知，本次问卷的稳定系数为0.959，表明问卷结果具有较高信度。利用因子分析中的KMO 和Bartlett 球形检验得到KMO=0.842，Bartlett 球形检验相应的概率Sig 为0.000(见表5)，表明问卷量表的效度也很好。
表5 数据信度检验
一般情况下，在通过效度检验来判断数据是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时，需要对问卷数据进行Bartlett 球形检验和Kaiser-Meyer-Olkin(KMO)取样适合度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当KMO 值越大时，变量间的共同因素就越多，也就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一般按照规定认为当KMO 小于0.5时，不可以作因子分析。此次问卷的KMO 值达到0.842，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671.233，适合通过因子分析来进行维度的划分。
表6 数据效度检验
4.3 版权常识和意识
对版权常识和意识的部分设计了20 道量表题，以更好的调查高校图书馆员对各种版权问题的一般常识和意识。在从1（非常不熟悉）到5（非常熟悉）的五点李克特量表上，理想的结果是，大多数受访者自信的回答非常熟悉或者熟悉。但是，从图2可以看出，整体上看，我国高校图书馆员对版权相关知识的熟悉程度较弱。
图2 对版权知识的熟悉程度
当被问及对国家层面的版权相关法律的熟悉程度时，大多数受访者（49.14%）表示不太熟悉，20.69%的受访者将自己描述为对国家相关版权法律非常不熟悉，18.97%的人表示有点熟悉，10.34%的人表示熟悉，只有0.86%的人表示非常熟悉。
使用相同的方式，被调查者被问及他们对以下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国际层面的版权法律；
国家和国际一级的版权相关机构；
集体权利组织；
清算权。根据图2中的数据，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以上六个方面的认知是不太熟悉和非常不熟悉。只有极少部分受访者（版权和相关法律-国家一级占比0.86%、版权相关机构-国家水平占比0.86%、版权集体权利组织机构占比1.72%、清算权占比1.72%）表示非常熟悉。国际版权法和国际版权组织显然是受访者最不熟悉的两个领域，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非常熟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根本不了解或仅有一点点熟悉清算权。因此，根据他们的自我报告和个人看法，受访者对版权的知识水平确实亟需提高。对于我国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员而言，国家法律、政策和程序可能与他们的日常工作相关性大一些。但是，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国际问题将影响着每个人。无论图书馆的类型如何，所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可能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合作，跨国界跨机构访问、使用和共享信息。这样，对国际版权法条例和资源、更多有关国际版权的知识的了解十分重要。在未来的版权素养教育中，对于我国和国际的版权法相关知识都应该涉及涵盖。
图3 对版权问题的熟悉程度
在对知识共享许可、著佐权、合理使用、开放获取（教育和数字资源）、信息源许可、所在机构许可条件、所在机构知识库开发、澄清材料、对版权知识的自我评价、电子资源和与电子学习有关问题等主题的熟悉程度的回答结果中发现，许多受访者对自己机构中的知识共享许可、信息源许可、合理使用、开放获取都是有点熟悉和熟悉的。其中受访者对信息源许可的熟悉程度最高，在开放获取方面受访者感到有点熟悉、熟悉和非常熟悉的比例高77.59%。版权和电子学习实践中的虚拟服务是一个知识水平混杂的领域，仅有的16.38%的受访者对该问题表示熟悉和非常熟悉，但57.76%的人非常不熟悉或不太熟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著佐权（Copyleft），指的是一个由自由软件运动所发展的概念，是一种利用现有著作权体制来保护所有用户和二次开发者的自由的授权方式。在自由软件授权方式中增加著佐权条款之后，该自由软件除了允许使用者自由使用、散布、修改之外，著佐权许可证更要求使用者修改后的衍生作品必须要以同等的授权方式，除非许可证或者版权声明里面例外条款所规定的外释出以回馈社会，也是许多人（50.86%）不熟悉的术语。
该调查还询问受访者会去哪里获取有关版权问题的信息，结果如图4所示。毫无疑问，网站、书籍文章和同事是排名前三的最常使用的版权信息来源。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单击鼠标或快速浏览网站资源查找使用，IFLA 的工作在我国图书馆届显然不那么广为人知，只有44.83%的人知道这个机构。相比较而言，高校馆员在面对版权事务时求助专业律师的的受访者占比最低，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在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经济预算不足以支撑律师费用，很少有图书馆会和专业的版权律师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大多数高校馆在日常工作中基本上很少遇到版权侵权纠纷相关事宜，导致我国高校馆对版权问题不够重视。
图4 受访者获取有关版权信息的方式
该调查询问对数字化版权问题、绝版作品版权、公共领域资源版权和孤儿作品版权的熟悉程度（图5）。对于数字化版权问题，表示有点熟悉的人数比例达66.38%。对绝版作品和孤儿作品的认识水平在四个问题中相对较高。诸如我国的孤儿作品规定却鲜为人知，因为有60.3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熟悉和不太熟悉。有趣的是，最近在新闻中强调的某些问题仍然存在被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员称为“有点熟悉”，这表明高校图书馆员不一定关注这些热点事件的发展，或者说事件太复杂以至于图书馆员仍然对自己的知识持谨慎态度。例如，谷歌数字图书馆事件，由于Google为大规模数字化项目做准备，其牵扯到的孤儿作品的问题已受到大众相当多的关注和讨论。高校馆员理应对图书馆届热点信息比较敏感，调研结果却差强人意。
图5 对许可、例外和其他版权使用条件的熟悉程度
4.4 图书馆的版权政策
表7反映了图书馆层面的版权相关问题和政策。有81.03%的受访者所在的图书馆拥有受版权及相关权保护的资源，大多数受访者（76%）认为机构版权政策对于图书馆是必要的和文化机构。但是，许多人对此并不确定，当被问及是否拥有机构版权时政策或内部规定，只有63%的人表示愿意。有趣的是，回答问题的近四分之一的人（24%）不知道其机构是否有版权政策。64%的受访者表示，其机构中有特定人员负责处理版权问题；
20%的人说没有，而16%的人不知道。对图书馆版权政策的熟悉程度可以与在日常工作中负责的具体模块相关。如果经常出现某些问题，那么图书馆员即使事先不熟悉这些领域，也将有更多的了解。沿着这种脉络，意识可能与专业人员工作的机构类型有关。
表7 版权信息来源
4.5 LIS 教育
表8是LIS 教育相关问题的访谈结果。在被问及图书馆和信息科学教育和持续专业发展（CPD）中是否需要版权，几乎所有受访者（超过90%）都认为课程中应包括版权和知识产权问题。在LIS 和文化遗产科学教育中，40.52%的受访者认为在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都适合引入知识产权问题。
表8 LIS 教育相关问题
由图6可以很明显看出，培训课程是最受欢迎的（占82.76%的受访者），其次是电子资源网站、微博、网易公开课等（占68.1%的受访者）。远程学习-在线课程、咨询、视频等是另一个受欢迎的选择（62.93%）。
图6 适合继续进行知识产权教育的方式
本文基于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员版权素养现状的调查，在受测者基本信息、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版权常识和意识、图书馆的版权政策、LIS 教育五个层面展开具体的数据报告与剖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高校图书馆员整体版权素养较低，但是，由于国内大多数高校图书馆内没有版权政策，馆员对自身的版权知识缺乏自信，同时又对提高自身从事与版权相关工作的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是渴望的，期待图书馆界能编写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版权指南。基于上文的调研结果，笔者给出以下五条建议。
（1）开展全面有针对性的版权培训
大学图书馆馆员和工作人员认为他们可能对合理使用很熟悉。但是，这只是整个版权法的一小部分。如果提供的版权指导对版权法的理解不完整，可能会导致版权合规性问题，并给教职员工、学生以及在高校图书馆工作的人员造成困惑或沮丧。鉴于此，可能需要进行更全面的培训，包括国内外版权相关法律、版权机构组织、知识共享许可、著佐权、合理使用、开放获取（教育和数字资源）、信息源许可、所在机构许可条件等，尤其对于针对性强的模块，以帮助增强高校馆员对版权政策各个领域的认识。
（2）开发版权教育的学习方式框架
实际上，高校图书馆可以寻求与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校园合作伙伴，探索培训机会和资源，以协助解决版权问题。比如，组建高校生版权委员会。鼓励对版权政策知识感兴趣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报名参与，预先进行测试，然后针对测试结果分阶段分层次加强培训，最后再进行终极测试，考核培训课程后的效果。
（3）丰富特色LIS 教育课程
增加LIS 教育课程量并设置个性化教学方案，让学生自由选择。由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是近几年才有的专业，属于小众冷门学科，开设LIS 硕士点的大学招生较少，小班教学对于个性化课程教学十分有利，辅导员或者导师可以为学生建立选课指导机制，让学生在结合其兴趣爱好、职业发展规划的前提下选择研究方向，根据研究方向制定相匹配的课程学习规划，形成专业化课程方案。紧跟国外发展方向和重心，结合国内现状和学生自身特点推动LIS 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拥有优秀的LIS 专业知识的图书馆员将带动图书馆事业良性健康发展。
（4）培养具有法学背景的复合型馆员
国家法制改革、法律数据库产品服务、用户信息需求都不断变化，要求馆员需不断了解新数据库产品、法律动态、法律知识信息等。然而，当前图书馆员普遍缺乏法律知识。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员中，一部分只是图书馆专业知识和技能丰富、一部分仅掌握计算机信息技术、一部分仅具备分析与整理能力，另有极少比例的法学专业背景人员，而同时具备多种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培养专业能力强又具备一定的信息知识和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是图书馆现代化、高效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原则是为了改善以往图情学科教育中知识产权法知识缺乏的问题，使图书馆员在工作中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5）建立多方合作与国际合作
为解决图书馆法律人才较少的问题，图书馆界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政府部门、专业律师以及国际版权组织的合作。1998年，俄罗斯文化部计划对图书馆法律信息服务进行顶层设计与规划，将其纳入《俄罗斯文化、联邦纲要》，为其提供资源、资金等支持，编制“利用公共图书馆传播官方法令构想”、“公共法律信息中心示范条例”等；
后来，成功建立的图书馆新建法律信息中心对俄罗斯的图书馆事业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值得我国图书馆借鉴相关经验。另外，寻求国际合作也是有效的措施，积极参与国际上图书馆领域的会议、报告、培训等，使自身紧跟时代发展变化的信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