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态治理的现实挑战及中国方案*——基于“生命共同体”方法论视角

王冠文

提要:构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是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与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迫切需要,它突破了地域空间和主权国家的局限,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造一个追求生态利益、承担生态责任、实现生态共治共享的“清洁美丽的世界”亦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方法论是生态危机视角下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科学方法论指导,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本文从全球生态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出发,遵循“生命共同体”方法论的生态治理建构原则并指出其逻辑必然,提出“生命共同体”方法论嵌入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65页。“生命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应用,是指导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实现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具有较高原创性的中国方案。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的国内学界研究热点。国外学者的研究多以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为实际切入点,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方法论指导,也没有形成有关共同体理念的相关思考。在中西比较中,“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得它从一个概念形态迅速成为一个被广泛研究的学术命题。目前,国内学界对“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学理特点、科学内涵、逻辑理论与时代价值等方面。虽然每一方面的深入阐释均有助于我们认识“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理论逻辑,但“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一个应当运用于实践中的指导性方法论,也是一个应当应用于重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体现中国智慧的创新性成果,因而需要整合其内在方法论原则,更加全面地为应对全球生态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给出中国方案。

迄今为止,全球生态治理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依然面临着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困境,当前的问题在于生态治理的程度远远赶不上生态危机导致的生态恶化态势,推进全球生态治理任重而道远。全方位洞察全球生态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是有针对性地探索契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治理思路和理念的逻辑前提。

(一)全球生态领域内权利与义务的失衡

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与全球性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加剧了各个国家在环境保护事业中权利与义务的对立和冲突,成为发展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阻碍。一方面,在资源与环境容量方面存在不平等的异化消费现象,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高度不相称的比例消耗着75%以上的商业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并在第三世界实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转移污染工业进行新的“生态犯罪”。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此提出了“公共池塘悲剧”理论,发达国家对于不发达地区资源的掠夺就是公共池塘效应的表现。另一方面,在环境保护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方面存在利益集团设置的障碍,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热带雨林保护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技术转让等重大问题上,各个国家利益集团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大家都力图通过他人的努力从全球环境这块“公用地”上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愿意尽更多的义务。不难看出,发达国家虽与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需要通过全球生态治理来解决,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则,西方国家受到传统经济主义和工具理性价值观对人们精神的统治和行为的支配,只追求生态利益,而没有真正履行其对发展中国家合理关切的责任,影响了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与生态合作体系的构建。

(二)全球生态领域权威性的国际共识尚未构建

首先,国际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国际组织是调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态发展矛盾的重要载体,而现今国际组织以经济利益为合作的出发点,夹杂着意识形态的排他性,缺乏处理生态相关问题的主动性以及实效性。其次,国际公约约束效应亟待提升。在当今全球生态治理制度规范方面,大多数环境公约只是做了宏观上的,包括道德、法律层面对各个国家的约束,并未细化各个国家应尽的责任、履行的义务以及具体的生态改良举措,对真正意义上实现各个国家的协同治理、共建良好生态系统的作用有限。比如,欧共体在1986年公布了《单一欧洲法令》,该条约有较强的针对性,但这些条约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没有对各国提出具体要求,并未涉及生态合作的具体规定。很多现行协定或公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国际上对生态安全问题的认识,也同样为保护生态环境、协调生态平衡做了各种努力,但其整体上缺乏权威性及规则性。第一,这些协定或者公约仅对签署国做了部分规定,范围仅限于签署国,并没有提出一个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普遍遵守的规则。第二,对于签署国而言,他们是否遵守规定,是否履行条约,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或者对于不遵守规定、不履行条约的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惩戒手段,导致部分国家随意退出协定或终止合约。

(三)全球生态领域利润对“公共草地”的侵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然会以尽可能多地获得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当追求利润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其优先考虑并置于首位的是利润。恩格斯曾就此批判西班牙种植场主的行为,他们“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纪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1、1000、1000页。,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1、1000、1000页。恩格斯揭示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1、1000、1000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部分垄断资本家发表声明,不支付环境保护经费的原因在于保护环境的举措可能会改变甚至破坏企业竞争结构,可能会延缓技术进步;
80年代末,发达国家开始对其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垃圾及生活垃圾进行大规模转移,后果堪忧;
90年代末,发达国家甚至出现反对环境保护思潮,他们认为环境问题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为了某些个人目的而臆造出来的,甚至指出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是一种可耻的浪费。现阶段,发达国家受利益驱使依旧通过各种方式打压排挤发展中国家,企图占领世界最大的利润份额,生态领域更是如此。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生态治理分歧导致数次全球生态治理会议无功而返,成为阻碍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

(四)全球生态领域意识与实践的偏差

资本主义社会以“支配自然、追求利润”为价值导向,在其实践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不断打破自然规律、逾越自然边界,带来的后果只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未来社会,工业文明被生态文明所取代,能否建立起“尊重自然”的全球生态治理理念,关系到能否实现全球生态治理,能否构建起生态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最终目标。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或价值观的培育与形成影响着全球环保事业的成败,决定着全球环保事业是否在最广泛的公众基础上进行。一些国家由于对环境保护教育的缺失,导致民众并不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更无从谈起生态意识的培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并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培育和建构起来的,需要长时间的理念影响与习惯养成,是全球治理领域将要面临的共性问题。然而,意识培养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的,只有将其转化成为环境保护实践,才能真正实现意识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才会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将意识转化为实践,防止生态保护意识沦为一种时髦的观念,离不开相关法律的颁布与实施、相关部门的贯彻与执行等。因为公众对环境危害的惊恐与担忧通常持续不了多久,并很快被其他情感迅速取代,只有法律制度才能够持久地把握环境问题的长期发展特征。

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过程,始终是以共同体方式进行的,人与自然如何达到和谐共生取决于共同体的存在方式。“生命共同体”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创新理念,在思维方式上实现重大转变,在存在方式上实现新的突破。“生命共同体”有其明确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为全球生态治理指明方向、提供基本遵循。

(一)“生命共同体”方法论的生态治理建构原则

“生命共同体”方法论是将科学方法、哲学方法和思维方法有机统一的概念,它以整体主义的辩证思维为出发点,将人作为自然要素同其他要素的耦合性看作必然,并以这种耦合性为基础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找到交叉契合点的方法论形式。“生命共同体”方法论在重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秉持“有机整体性”“自觉创造性”“生命系统性”原则,突破机械论思维方式,形成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破解全球生态治理难题提供可能。

第一,“有机整体性”原则。生命必然是一个有机体,所谓有机体是“一个原本具有自主活动能力的系统”(5)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生命问题——现代生物学思想评价》,吴小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页。,“有机体的概念是以双重方式同过程概念相结合。各种现实事务所构成的共同体便是一种有机体,他不是一种静止的有机体,而是处于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未完成物……一个有机体就是一种聚合体。”(6)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杨富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生命共同体的有机性特征就体现在它是由自然各要素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构成的有机体。生命内部各要素以及各部分,包括人与自然及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均处于生命整体状态中,任何形式的单独存在都有悖于它本身的生存规则,以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也是源于各要素的单独存在破坏与割裂了整体关系,即破坏了生命本然的存在状态。所以生命共同体方法论的建构充分阐述了生命现象与生态环境的不可分割性,从有机整体性出发来进行生态治理是必要的。

第二,“自觉创造性”原则。从生命的生成状态及过程来看,“生命是在无生命世界通过自然创生、自复制、子生长的一系列创造性反应而生成的。”(7)计彤、李傲挺:《科学方法论视野中“生命共同体”的创新性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第11期。生命具有自觉创造性,并在自觉创造过程中体现动态过程性,生命的最关键特征即是创造性,并且是自觉的创造性,“马克思基于人在劳动产品中对象化自己的本质力量,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本身。”(8)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9》,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57页。生命还具有目的性,“凡生命都是有目的性的”(9)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正是受这种目的性的影响甚至支配,“生命的努力,从自己这方面来说,总是有目的的,而这种带有目的性的生命努力只能为意识所理解,意识支配着这种努力。”(10)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28页。生命的目的性是生命系统区别于其他系统的最直接表现。生命的独特性与价值性就在于其在生成过程中,生命共同体方法认同生命的自觉创造性,理解生命的动态过程性,将生命的本质目的性归结于最终的治理实践,最终达成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第三,“生命系统性”原则。生命共同体是生命视角下的共同体,具有完整性特征。首先,相互协同性。共同体系统是系统内各要素整合而成的整体,但系统内各要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个体,各部分各要素间是协同共进的,并且具有以促使整个系统更加有序发展为目的的适应外界情况变化而改变的可调整性。其次,存在稳定性。人与自然各要素的数量与存在模式都处于一个合理即稳定的状态中,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结构才会趋于稳定。自然各要素在生态系统中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某一要素存在缺失或者过多过少都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甚至带来严重的整体性功能的丧失。再次,自组织性。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主动性,生命现象的存在、遗传甚至变异都不是被动发生的,而是生命动态主动的结果。工业革命后期人类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就在于人类行为破坏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组织力,突破了其本身的自组织阈值。回到生命与共同体的原点去认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有助于生态系统的修复以及生态治理路径的选择,也构成了生命共同体方法论建构与应用的基本原则与遵循。

(二)“生命共同体”方法论是重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科学指导

“生命共同体”方法论其重要意义在于匡正了重经济轻生态的生态治理偏向,从宏观思维方法和微观现实举措不同维度为处于新的历史交汇点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整套方法论体系,并为正确把握人与自然关系,推进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

首先,从宏观思维方法层面,“生命共同体”方法论为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自近代以来,所有人的生命活动“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如果说人通过作为生命活动媒介的劳动而实现了人的本质化,那么“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由于人与自然的存在本质独立并共处于相互生成的状态之中,固然工业所揭示的就是“自然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本质的内在统一”(13)韩志伟、陈治科:《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从外在共存到和谐共生》,《理论探讨》2002年第1期。。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然呈现在人类面前的状态——有用物、有价值物,从而丧失了其本质特征,甚至人类劳动的唯一目的竟变成对自然有用物的追逐。也就是说,工业非但没有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相反,却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生命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能够摒弃传统的西方关于工业发展带来的人的异化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稳定统一起来,消解了生态与经济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这也是现实“生命共同体”得以发展的现实物质基础。

其次,从微观现实举措层面,生命共同体方法论指导生态治理过程中具体生态问题的解决。生命共同体方法主张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应当全面考虑自然要素间的联结性及共生性,结合生态治理直接与间接的理念,充分考察具体生态问题所涉及的具体自然要素。即要求制定相关治理措施时,要将共时态的自然影响因素与历时态的自然发展变化状态纳入整体考量中作充分估计。生命共同体方法论主张遵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性保护、修复与治理,增强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这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的系统分析方法,坚持全面兼顾与因地制宜并举,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生态治理的科学方法论,就是对“生命共同体”方法论的最深刻诠释,完全符合生命共同体方法论的整体利益与价值诉求。

回眸和反思现行的生态治理思路和手段,不外是在生态破坏基础上的生态改良,是一种单向度、孤立地针对生态问题本身的治理手段。人与自然统一性的真正实现,必然要呼吁一种新的符合“生命共同体”方法论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建构。将“生命共同体”方法论嵌入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是中国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贡献的中国智慧、提供的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担当。

(一)以主体间协同治理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进程

构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围绕协同治理,确保全球生态治理系统落地生效。协同治理意味着必须打破传统的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构建一个完善的多元主体治理的制度体系和行动体系。“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14)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89页。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国家内部主体间协同治理。生态环境是一种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行政性的公共产品,单一的政府为中心的供给模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环境的需要,市场因其自身的缺陷也无法单独完成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市场主体不可能完全自觉地承担生态治理的道德责任,“经济人”的价值目标是“利润”,而非“生态环境”;
其行动原则是“成本收益”,而非“生态良好”。因此,“小政府、大社会”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其原因在于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更为有效。生态治理必须坚持“主体间协同治理”的理念,在政府提供的基本治理框架下,政府、企业、公民个人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共同就生态环境议题展开对话,使生态法律和制度能兼容各方利益诉求,协同全社会的力量保护环境、建立良好生态。协同治理和传统治理的不同在于,它改变了政府与其他子系统在传统管理模式中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强调政府、非政府、企业及个人等子系统的相互协作关系。政府的角色依然是无法替代的,而连接政府与环境、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环境的桥梁主要是生态政策。其二,各国政府之间的主体协同治理。“要携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责;
要持之以恒,不要朝令夕改;
要重信守诺,不要言而无信。”(15)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第102页。各国政府之间应该就生态问题加强交流与合作,制定既符合各国发展需求又符合全球发展态势的生态政策,从立法源头上起到约束与治理的作用。各个国家首先要明确绿色发展战略,确保本国生态发展战略与全球整体生态治理思路相契合。

(二)以推动国际共识权威性建构提高全球生态治理可行性

在生态治理领域中,生态环境事务的公共性、治理目标的公益性都决定了生态治理过程需要更多的民主参与,需要更广泛力量的协同。国际组织分为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有联合国、欧洲联盟等,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有世界环保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各种国际组织在当今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运动、绿色政治发展历程来看,环保组织在推动政府开展生态治理、解决环境问题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环保组织(如罗马俱乐部)振聋发聩的疾呼,可能人类还要晚些时候才能意识到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没有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单靠有良知的政府孤军奋战于环保领域,从根本上遏制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不可能的。目前,环保组织在生态治理中所体现出最主要的作用是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弥补。如果完全按照自由市场的运行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资本的运行规律,利润最大化是其主要的价值目标,而不是生态和谐。资本逻辑就是享有生态利益而不承担生态责任,将生态成本转嫁给全社会,因而就导致了市场失灵。如果完全按照政府的运行规律,政府在生态治理中既是治理主体,又是被监督者;
既以经济发展为治理目标,又以生态良好为治理目标。在唯GDP的政绩考核评价中,政府将更倾向于以经济发展为治理目标,而放弃生态良好的治理目标,因而产生政府失灵。环保组织作为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而存在,以环境公益为自身目标,既作为生态治理的参与者,也作为政府、市场的监督者。要切实让环保组织发声,要从根本上杜绝个别国家加入到了该组织中,但却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与义务的不负责任行为;
要对环保组织中承担责任与履行义务情况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切实用根本性的举措约束其行为,督促性的方式引导其承担允诺的责任,真正让环保组织发挥作用,而不是随便就可退出,加入也不负责的僵尸组织。另外,针对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公约约束效应不高的问题应该加强约束公约履行义务与否的法律条款,对相应应履行义务但未履行义务的主体国进行相关制裁,并且要明文规定每个主体国应履行义务的具体安排。

(三)以加强多边合作治理建构全球生态治理秩序

生命共同体和人类的个体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的发展历史乃至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本身也是自然发展的历史,个体、由个体构成的共同体、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对于这种发展过程,恩格斯早就说过:“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90页。不难发现,恩格斯提到的这个动态的画面中,既有自然生态环境,也有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共同体,而其中的个人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明显的社会烙印。恩格斯所提到的这个画面实际上就是:自然环境、个人和社会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因而也不单单是每个个体组成的全人类,它是个体、共同体、全人类与自然融合成的整体。正因为这样的一个整体,在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时,我们要以多边合作促进治理发展。“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际交往的原则,强调的是尊重多元文化,强调国家间的合作、协调,强调根据对话协商调整国家政策。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多边合作原则不仅仅是一种“多边主义”,更是一种“共同体主义”。生命共同体强调各个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主体平等地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过程,强调这个过程的非零和博弈性。共同体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共生共赢共享共发展,多边合作意味着利己与利他、利国与利群的有机统一。以多边合作为前提的生态治理,能站在各国利益角度,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注重治理效果的共生共赢,追求和维护生态正义,实现生态系统平衡、和谐。在处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发达国家应发挥其表率作用,积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发展中国家一道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充分发挥自身先进技术的优势,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其先进技术,这种优势互补不仅能够降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成本,更加能够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从而提高二者合作的持久性与稳定性。

(四)以绿色发展引导生产方式绿色化指明全球生态治理方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方式是生产力诸要素结合的特定形式:一是生产力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什么样的社会形式相结合;
二是生产力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即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以什么样的劳动组织形式和什么样的技术类型生产资料相结合。而且,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性地位,它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对此,马克思进行过系统的论证,他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因此,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最根本的举措就是使“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绿色化。

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据主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突出的“反生态”特征,资本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破坏自然和掠夺自然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反生态”特征有过系统而深刻的论述,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地存在“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在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现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反生态”的弊端。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别于绿色经济、低碳技术只从某个层面探讨生态治理问题,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整体性反思与战略性调整。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也存在生态危机,究其原因,其一,随着“国退民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众多非公有制企业也成为了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也成为了这些企业的根本目的。换言之,资本逻辑在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也变得流行起来。再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诉求,政府、市场、社会似乎都把经济增长或GDP增长当成“终极目标”,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长期让位于这一“终极目标”。所以马克思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希望寄托于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实现绿色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将自然与社会自觉地融合在一起,熟练地通过对社会与自然规律的运用,使得那些客观存在的可能主导历史发展的异己力量被合理掌控,生产才能按照人的现实需要并在不破坏自然规律前提下进行合理调节。因此,生产方式只有不断革新,才能真正找到一条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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