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冰，罗红霞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边疆人口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国防功能和民间外交功能，历来是边疆学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我国出现陆地边境虚空化(1)白利友，谭立力：《基于全球夜间灯光遥感数据的中国西南边境虚空化考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的命题，其内涵是边境常住居民迁离，流入人口规模小于流出人口规模。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高度的复杂性和政策权变性。通过史料分析和实地调研发现，应该在国家干预、放任自流的传统应对方略之外，耦合新时期硬治理与软治理的绩效诉求，探索更加高效、低廉的应对方略。基于行为助推理论的EAST分析框架，结合边民居留心理和行为的特点，提出行为助推新方略，并从简化、吸引力、社会性和及时性四个维度设计了助推方案。
首先，陆地边境虚空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高度的复杂性。“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陆地边疆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必治边”，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然而，近年来研究成果指向陆地边境虚空化，这一结论事关边境安全与经济发展、边民生活与政治认同、国防与周边外交，关系到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精髓和要义。其复杂性第一方面在于类型复杂，陆地边境虚空化不仅可以分为阶段性虚空、局部虚空和层级虚空化，而且其发展呈现出绝对虚空与相对虚空、显性虚空与隐性虚空、暂时虚空与永久虚空杂糅的态势。(2)尤伟琼：《我国西南陆地边境的虚空态势及其治理思考》，载《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第二方面在于因果复杂，耕牧渔猎、自然灾害、政治运动与战争、改朝换代、(3)范宏贵：《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政策调整、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变迁、(4)郑晓云：《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云南谈起》，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边疆与内地的差异等均可引发陆地边境人口流出。第三方面在于对策主张的复杂，族际主义、区域主义、(5)周平：《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朱金春：《“空间层化”与秩序重塑：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与逻辑机理》，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人本主义均提出了不同方案。因此，陆地边境虚空化亟待审慎应对。
其次，陆地边境虚空化具有政策权变性和心理行为属性。相关研究提示了边疆治理风险与政策契机，如果这一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将意味着政策调整、资源投入，边民作为经济人、社会人、行为人和复杂人，会据此调整居留意愿和行为。因此，政策干预既要考虑新常态、百年变局、疫情防控等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考虑共同富裕目标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高质量性、人民性和尊重经济规律等(6)陈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目标下区域协调发展研究》，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中观政策理念的变化，还要充分观察和评估微观层面边民对政策的心理和行为反应规律，才能创造出既符合政府期待，又关照边民诉求，高效、低廉的应对方略。边民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共同体意识具有以集体性为基础的认知取向内涵、以体验性为基础的情感取向内涵、以参与性为基础的行动取向内涵。(7)杨宇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内涵、测量构想与实证进路》，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因此，陆地边境虚空化的应对方略创新与行为助推理论具有良好的契合性。
从古至今，我国对陆地边境虚空化的传统应对方略可以分为国家干预型和放任自流型，二者各有其特点，有较为明晰的因果利弊。
(一)国家干预型应对方略及其因果
这是指以广义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以军事、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方式，直接干预边境地区人口的居留行为，典型表现是派官与驻兵、屯田移民(比如军屯、民屯、商屯)，以及包括招募工匠在内的移民实边。例如新疆，西汉士卒约有2万余人，东汉因为屯田人员大增，经历战争减员仍然增加了5万人，唐代屯田士卒达数十万。(8)李洁，郭琼：《历史上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及其作用》，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元政府将鼓铸农具和染织手工业的工匠从内地迁往西域设立的冶场织造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入疆人口以指令性迁移为主。(9)王朋岗：《边疆地区人口迁移与流动研究——以新疆为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X页。云南长期分级发放“边民补助”，鼓励边民居住和守护边境。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政策、“兴边富民”行动、沿边开放政策、边境小康村建设等，都为陆地边境地区注入了资源，增加了商贸活动和人员流动。2020-2022年，边境地方政府执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新冠防疫政策，采取严格的“三防”措施，瑞丽、河口等县市人口锐减。2019-2022年，云南昭通市与新疆阿拉尔市共同开展跨省搬迁安置试点，在耕地、住房、生活补贴等政策激励下，数万人自愿搬迁到阿拉尔市。
国家干预型应对方略往往发生在国家政权稳定且实力强大，能捍卫疆土安全，能优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时期。其好处在于能宣示主权，保护疆土，促进生产，增强认同，增进交流，但是强制移民、指令性迁移、“负向激励”等政策工具，往往对目标群体的意愿和诉求重视不足。这在封建王朝时期也许可行，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民众权利意识增强、政治文明程度更高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的舆论和形象风险，因此作用空间相对有限，往往被资源投入、政策激励等取代。
(二)放任自流型应对方略及其因果
这是指由于灾荒、赋役、战乱、商贸、宗教信仰等原因，民众自发迁往或迁离边境。魏晋南北朝、隋末唐初，一些汉族难民因躲避中原战乱入疆。清代，一些内地无业者入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入疆人口也以自流移动为主。(10)原新，唐明达：《新疆流动人口的初步研究》，载《人口与经济》1990年第3期。在20世纪50年代到60、70年代，中国在云南边境曾经流失的边民，(11)何明：《开放、和谐与族群跨国互动——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边民跨国流动为中心的讨论》，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近年来受到国内发展吸引，加上缅甸政局和户口整顿等影响，开始大量回流。
这一方略有的发生在国家政权不稳或实力较弱的阶段，中央政府无暇顾及或无力管辖；
有的发生在正功能明显的人口流动时，政府乐见其成不加干预；
有的是人口流动规模不大，在当时未引发官方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众追逐生存发展资源，但可能影响边疆安全与国家认同。
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干预型和放任自流型应对方略都不符合人民本位的发展思想和治国理政新理念，因此需要探寻既能保障民众选择权，又能贯彻国家意志与政策意图的应对新方略，行为助推便是兼具两大优势的“第三条道路”。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1990年首次提出了“软实力”，(12)[美]约瑟夫·奈著：《软实力》，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并将其倡导为国际流行概念。学者们由此引申出了“软治理”“硬治理”“边疆软治理”“边疆硬治理”等概念。软治理以实现国家认同为中心，强调对精神、文化和价值等形态的有效治理，而硬治理则强调“硬生生和冷冰冰的国家权力维度”。(13)任勇，肖宇：《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二者各有千秋，相互补益，但都是对边境地区和民众的外在赋权。在新时代重视边民主体地位、强调政策绩效的价值导向下，这两类治理需要耦合成新型方略，尊重和顺应边民的心理和行为，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达成政策预期。
(一)硬治理在财政约束下需要控制成本
硬治理重水、电、气、路、信等基建类公共产品，轻教、科、文、卫、体等公共服务类软环境建设，重行政法律手段，轻文化教育、心理行为工具，且容易导致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形成自我极化，因此治理成本较高。如果边境省份难以持续实施高投入型硬治理，国家在场的央地转移支付重要性就更为凸显。2019-2020年，8个边境省份中5个财政收入下降，3个微增；
财政支出全体增加；
央地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除西藏轻微下降外，7个省份均大幅增加，且各省额度在1978-4168千亿元，明显高于周边非边境省份。在新常态、百年变局、防疫压力等多重背景下，边疆治理政策需要考虑成本约束，探索更为高效而且低廉的方略。
图1 2019—2020年边境省与相邻省份财政收支比较(单位：亿元)(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数据)
(二)软治理在有效性上需遵循心理行为规律
边疆软治理、柔性政策动员、(14)陈鲁雁，吴童：《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乡情治理(15)蓝煜昕,林顺浩：《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载《中国行政管理》2020第2期。等治理实践关切到了民众主体性，在认识论和价值观上是一大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硬治理的负效应。但是它们都没有回答方法论上如何有效且低廉地落实的问题，这可能陷入“未富先福”的福利陷阱，导致几方面风险：一是政府福利负担过载，开支巨大，一旦因财政约束削减福利，民众容易出现抵触心理。二是部分边境地方政府和边民容易产生“政策兜底”的念想，热衷于寻求上级政策支持而非主要依靠自身解决问题。三是部分边境地方政府和边民可能产生“我弱我有理，政策该照顾”的博弈心理，谋求更大程度的资源倾斜，形成恶性循环。在实践层面，软治理考核常常面临硬性化的风险，(16)倪星：《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李利文：《软性公共行政任务的硬性操作——基层治理中痕迹主义兴起的一个解释框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1期。为防止软治理被“内卷”成硬治理，也要遵循心理行为规律。
(三)助推是耦合硬软治理的新型方略
社会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软治理或者硬治理尚不能达到善治。(17)陈艾：《软治理、硬治理以及多样化形态探析》，载《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那么处于概念连续体两极的二者如何耦合呢？行为助推提供了答案。该理论倾向于在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求一种调和，即在保持个人自由选择和倡导政府责任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18)高恩新，汪昕炜：《行为主义公共政策创新的助推框架与政策工具——以行为洞察力小组为例》，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能够兼顾利用个体在选择时的行为偏好或是非理性行为，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人们行为朝可预见的方向发展。(19)张书维，梁歆佚，岳经纶：《行为社会政策：“助推”公共福利的实践与探索》，载《心理科学进展》2019年第3期。
所谓行为助推型应对方略，是借用了行为经济学助推理论的慧眼，观察陆地边境虚空化的传统应对方略与实践后，总结提出的新型应对方略。助推理论又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家长制”“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20)[美]理查德·塞勒：《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刘宁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IX页。它遵循目标对象的心理行为规律，通过预先精心设计选择方案、框架、策略等，再赋予民众选择权，从而以低廉的成本实现政策目标。这意味着民众选择权与政策意图可以兼顾，因此被英、美、德、法、澳、意、荷、丹、芬、以、新、印等国用于公共管理和政策实践。在边疆治理问题上，国内外都曾零星出现过有效的行为助推型应对实践，但未能引发足够重视和总结推广。
在清代，自由垦殖成为移民入疆的主要方式，朝廷对商人认垦土地初时略有限制，后来“听其广垦，均给执照永远营业”。商人又招工前往耕种，出现“滚雪球”式的移民。这一政策以极低的颁证成本，既赋予了商人选择权，又发挥了开垦土地、增加产出、移民固边的正功能。
20世纪90年代，越南倡导抵边居住，对政策响应者推行优惠的医疗和教育政策、农具农资补贴、宽松的入籍政策等，不仅助推了其内地民众迁往边境，甚至诱使了我国边民跨境迁移。
200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开始实施，每年招募高校毕业生到贫困县的乡镇开展1-3年志愿服务，客观上为西部边境省份的基层注入了优质人力资源，有利于“人才强边”。
如今，国界附近的道路护坡、民居围墙上有着大量的治边标语，如“跨境赌博要不得，有去无回祸害多”“越界走私虽一小步，锒铛入狱悔不当初”，这些标语对边民合法流动有宣教警示作用。
这些分布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绩效良好的边境人口流动助推实践说明，基于“框架中的心理人”(21)邓崧：《差异与互适：行为公共管理的演进脉络》，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人性假设的行为助推方略适用于边疆治理。
相对于粗放的传统应对方略和零星的助推实践，行为助推型应对方略可以采用多种方案及其组合，借助EAST框架可以进行系统设计。2008年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提出助推理论后，继续影响、推动和参与了英国行为洞察小组(Behavioral Insight Team，BIT)在医疗、财政、慈善、交通等领域的助推实践，开发了以简化(easy)、吸引力(attractive)、社会性(social)、及时性(timely)为主要内容的EAST助推框架。(22)[英]戴维·哈尔彭：《助推:小行动如何推动大变革》，梁本彬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41页。结合陆地边境虚空化的问题情景，行为助推型应对方略可探索如下方案。
(一)简化维度的助推方案：简化手续、改善公共服务和审慎对待默认政策
简化就是由繁化简。由于短视、无知及惰性，人们常常没有能力和时间、也不愿费心研究政策选项的差别与特点，更难以做出审慎抉择，因此政策需要简化。简化包括了简化程序、增减摩擦成本、更改默认选项三个亚型。
1．简化合法性手续以增加普惠政策对边民的覆盖率
按照心理规律，人们都怕麻烦，遇到就可能放弃。2019—2021年Y省、G省边境抽样调查发现，已婚边民居留意愿高，但存在大量跨境通婚不办证的现象。其不利影响有三：第一，影响婚姻和家庭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第二，无法为他们提供婚检和产检等公共服务防控健康风险；
第三，无法给外方人员以合法身份办理医保、养老保险、低保，影响家庭抗风险能力。一旦边民婚姻家庭失稳，往往为“挣钱找媳妇”外出务工，甚至出境生活。被追问不办证的原因时，边民的回答“手续太复杂，路太远，花钱太多，懒得去办”，这也得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证实。
以Y省男性与老挝女性结婚手续为例：第一步，女方在所在省办出生证明、未婚证明、父母同意结婚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等一系列手续。第二步，女方持上述证明到万象司法部翻译成中文并公证，到外交部签字认证，到中国驻老挝万象大使馆办理认证，女方手续完毕。第三步，两人来到中国，去省民政厅。女方出示护照和上述手续，男方出示身份证、户口本，照相、领证。有受访者表示，办这些手续至少得花个把月，办证费用、交通、食宿等花费不菲，是普通农村边民半年左右的收入，因此他们宁愿不领证。
事实上，如果设立县市涉外婚姻登记机构，放宽边民通婚的条件，或在基层设立“跨境婚姻手续协理员”，并借助电子政务系统，至少在我方是可以简化手续的。
2．改善边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降低边民生产生活的摩擦成本
摩擦成本指办事阻力，阻力大则人们更容易放弃。2019-2021年的边境调研发现，边境地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较差，增加了民众生产生活的摩擦成本，影响了边民的居留意愿。2019年ML县边境调研中，MH国家级一类口岸附近的商户希望能向政府反映：“供水管网老化，动不动漏水停水，检修效率又低，通知停水一两天，动不动停一周。我们商场只能关门歇业，因为洗澡都要开车几十公里，进城住宾馆才行，要不然就只能偷渡去附近国外的河里洗。前不久这边就发生了偷渡洗澡，不识水情，四人淹死的事情。”受访边民称，因为当地义务教育质量差，有条件的家庭大多选择离开边境，到内地供孩子上学。2021-2022年，在Y省“万名校长进校园”的培训调研中，边境学校校长们再次佐证：“家长们为了子女教育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村组的往乡镇跑，乡镇的往城里跑，城里的往省城跑。本事越大，跑得越远，留下的都是没办法的。”商户、边民、边境学校校长的说法能够实现三角互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众多案例中，西藏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提供了“逆虚空化”的启示：资源注入型基础设施改造。该地乡政府驻地海拔3560米，半年大雪封山。虽然实际控制面积三千多平方公里，但却是中国居民人口最少的乡，规模最大时有20多户300多名居民，后因种种原因，大多数居民陆续迁出，1985-1995年一度成为“1户3人”乡。(23)苏祖勤：《边远地区设置行政特区建制构想——基于三沙市、罗布泊镇、玉麦乡建制悖论的分析》，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2017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玉麦乡牧民回信，勉励他们守边兴边后，当地资源注入和基础设施迅速改善。2017年通往外界的曲玉公路贯通，配备清雪车等，解决了雪季封山的问题，接着改造为双车道三级公路。2018年山南玉麦线被国家旅游局(现为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办(现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列为“西部行”十大自驾游精品旅游线路之一。2018年底玉麦乡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六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玉麦乡大量发展牧业、旅游、林下经济等，截至2020年，居民回升至234人，“逆虚空化率”达77倍。2020年全乡人均纯收入达34012元，是1991年的68倍，成为下辖玉麦村、纽林塘村两村的小康乡镇。(24)王仁锋：《卓嘎、央宗姐妹：扎根雪域边陲的格桑花》，载《党建》2022年第7期；
央宗，尕玛多吉：《在玉麦，户户高挂五星红旗》，载《光明日报》2021年8月5日。基础设施改善和就业增收机会的增加，吸引了外流边民的回流，这可以成为横向政策学习和纵向经验汲取的典型样本。
3．政策调整注重评估和维护边境地区传统的默认选项
默认选项是指把经过研究的，最健康、最安全的选择设置为默认捷径，给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而不做选择的人，减少游离于政策之外的“漏网之鱼”。边境地区区情复杂，政策调整容易因为“一刀切”产生负面效应，所以需要评估和维护传统的默认选项。2019—2021年边境调研发现，长期以来，有大量外籍儿童在我方接受义务教育(此类学校在当地称“国门学校”)，孩子们在晨雾中通关上学，在暮霭中归国返家，已成两国边民长期和谐共处的经典景致。这是我国文化教育软实力的体现，(25)何跃，高红：《论云南跨境民族教育的软实力》，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有利于文化认同、民间交流和未来的经贸合作。但是我方义务教育政策调整过程中，一度要求所有学生凭借身份证号建立学籍，以此核拨财政经费。于是部分外籍学生面临失学、回国复学难的双重困境，外方家长和中方亲友多方呼吁，认为这种做法“合法合理不合情”。“文化融边”效果一度被打折扣，所幸后来政策执行得到了调整，外籍学生再度享受到了“国民待遇”。
陆地边境虚空化应对方略和方案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国门学校”等长期实行的历史政策、惯例，双方边民都已将其视为“应有福利”，其已成为赫茨伯格双因素激励理论中的“保健因素”，虽不会导致积极态度，但能消除不满，一旦调整则容易导致“剥夺感”。因此，除非经过审慎评估确有必要调整，否则应该设置为默认选项继续推行，提供经费长期维护。
(二)吸引力维度助推方案：边民履约合同的签署与奖励
按照心理规律，人们容易被有吸引力的事物所吸引。吸引力维度包括了个性化、强调、“信使”、彩票奖励与情感五个亚型。个性化亚型是指使用一定的方法(如邮件开头直呼其名等)与政策目标对象产生关联。强调亚型是要突出所实行措施的关键点。“信使”亚型是指专家和个人要比匿名或不可信的资源可靠得多。抽奖之类的经济刺激是指政府可以探索奖励遵守规则的民众。情感亚型是指与荣誉、震惊、好奇以及欢乐有关的情感能够助推民众采取行动。在边境虚空化的应对中，可将“边民补贴”等普惠式福利政策调整为利益关联型政策，以边民履约合同签署和奖励为关键环节，在不增加财政成本的前提下，将“普降小雨，局地大雨”的经费分配方案调整为“精准滴灌”，提升边民居留行为的质量。
2019—2021年边境调研，受访边民的价值排序中，收入高于安全。部分边民一边享受着普惠式的“边民补贴”，一边漠视边民义务，甚至从事着介绍输送境外赌客，参与电信诈骗，从事货物和人口走私等非法工作，谋取高额灰色收入。边民领着财政补贴危害边境安全，是比“虚空化”危害性更大的“边境塌陷”。一位受访的包车司机很自豪地宣称自己不再干走私赚钱了，因为孩子以后会考公务员，如果自己犯事被政府打击，孩子就过不了政审。由此可见，让边民利益与政策产生关联，才能促使边民更好地守住居留行为的底线。因此边民补贴的发放方式应该调整，不是户籍和居住地在边境就能领钱，而是以“边民履约奖励金”的名义来发放，以自愿签署合同的方式约定边民义务，要求边民本人(个性化亚型)在年初与派出所警官(“信使”亚型)签约，在合同中需诵读和抄写相关义务条款，作出守法承诺(强调亚型)，奖励金额随着持续履约年限递增(奖励亚型)，还可以评定“模范边民”(情感亚型)……一旦边民违法犯罪，则取消履约奖励金，增加沉没成本。这样既能发挥吸引力维度的五大亚型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边民的违法成本与风险厌恶，促使边民成为忠实的守边力量。
(三)社会性维度助推方案：边民履约合同的公关推广
人是社会人，周围人的行为对其有着重大影响。社会性助推包括了准则、人际关系网、承诺、其他人的提示物(如眼睛、面孔)四个亚型。准则亚型包括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式社会规范两个方面。人际关系网亚型指当人们得到亲友或同事推荐，更有动力去做事。承诺亚型是指在人们受助时会感觉有回报施助者的责任。其他人的提示物亚型是指即便仅仅暗示有人在身边或看着，也能影响人们的行为更加合乎道德。边民生活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中，适合采用社会性助推进行居留政策的公关推广。
如前所言，当民警与边民签署履约合同时，可以开展如下探索：采用制式合同(准则亚型)；
公布合同签署者数量来增加对观望型边民的影响(人际关系网亚型)；
以家庭为单位签约承诺(人际关系网亚型、承诺亚型)；
警方提供帮助后邀约边民签署合同(承诺亚型)；
将与民警签约的照片赠送给边民，粘贴在合同里，征得边民同意甚至可以张榜表扬(他人的提示物品亚型)。
(四)及时性维度助推方案：常态化的边民教育与及时精准的宣传动员
及时性强调习惯养成前或行为被打乱时的干扰措施更有效，包括习惯、关键时刻、启动和锁定、时间不一致性四个亚型。习惯亚型强调在坏习惯或方法养成前进行干预。关键时刻亚型是指在行为被打乱时及时干预。启动和锁定亚型是指某些事物可以启动人们潜意识的反应。时间不一致性亚型是指给未来做选择会比给现在做选择更理性，因此可以提供承诺平台并监督其实现承诺。
平常状态下可用前述方式教育和引导边民养成良好的政策依从(习惯亚型)，但当出现疫情等突发性事件时，宣传动员就需要及时和精准(关键时刻亚型)，朗朗上口、耳熟能详的标语宣传被翻译成多种民族语言文字滚动播放(启动与锁定亚型)。同时，还可以利用风险提示、边民承诺等方式帮助强化边民未来的良好行为(时间不一致亚型)。
(五)复合维度助推方案：重要边境政策的边民依从度测评分析与政策调整
陆地边境虚空化极具复杂性，其治理也应该从单一视角走向复合视角。(26)孙保全，夏文贵：《中国边境治理研究：从单一视角转向复合视角》，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前述四个维度的助推方案也可以复合使用。针对重要的、覆盖面较广的边境政策，可以开展边民依从度测评，如果测评结果欠佳，则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者、政策对象、政策环境方面寻找原因，然后从四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助推设计。以边民跨境婚姻不领证问题为例，通过边境调查发现，边民依从度差，既有手续复杂的客观原因，有政策执行者“等人上门办证”的现实，有政策对象“搞不懂，嫌麻烦”的心理，还有政策环境“历来如此”的路径依赖。简化维度可简化办证手续；
吸引力维度可由村组干部兼任“跨境婚姻协理员”，可为成功办证的新人报销部分费用，或赠送实用性的纪念品；
社会性维度可评选“跨境和谐婚姻模范”；
及时性注意前述实践的时点把握，以此吸引边民长期居留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