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井泉
（苏州市职业大学 学术期刊中心，江苏 苏州 215104）
文学是反映时代的审美镜像，时代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书写空间，而文学又为时代展示出灿烂辉煌的崇高价值与历史底色。人民史诗，是中国百年文学中最具时代风貌和精神追求的文学成就的标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作家要“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1］一样，不仅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深刻揭示出中国百年来文学书写的人民性立场与内涵，对当前文艺创作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常来讲，“史诗”是指古代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反映重大历史进程的长篇叙事诗，无论是反映古代人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神话史诗，还是描述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热情歌颂人民理想中的民族英雄的英雄史诗，都普遍具有结构宏大、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特点，如著名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等。亚里士多德将史诗视作西方古典诗学的基本范式，因为它庄重、丰富，担负着严肃文学承上启下的重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史诗尽管在表现内容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史诗并不可以像历史那样“编排”事件，而是遵循着艺术的原则裁剪取舍素材，尽可能地增加诗的含量。也就是说，史诗虽具有“历史”的元素但又不等同于历史，而是更多地具有文学艺术的成分。这样，史诗便成为独立于历史之外的文学体裁，从而具有了文学艺术的主体地位。
“人民史诗”这一概念虽然源于“史诗”，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史诗”，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是“民族史诗”，“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2］。不同之处在于，“人民史诗”其内涵更为集中、具体，鲜明的崇高价值与历史底色是它的总体特征，即以人民为表现对象，以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和讴歌人民英雄为主要内容，以揭示“历史本质”为目的的，具有一个时代文学成就标志的作品。人民史诗离不开人民性，如果离开了人民性，人民史诗的提法便不复存在。我们知道，人民性是伴随着共产党成立而凸显出来的。换言之，党性与人民性是同源同构的。中国人民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是完全为了中国人民的，是完全代表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和人民性始终是统一的、一致的。”［3］也就是说，党性和人民性互为表里，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剧”［1］。在这伟大历史实践的创造中，人民性得到了高扬，由此赢得了亿万人民对党的无比信赖和高度认同，这是我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源与命脉所在。因而，可以说包含人民性的史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创造的特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和审美经验，亦不为过；
而那些具有红色基因的经典作品更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史诗。
人民史诗的书写对作家和作品有极高的要求，只有那些更高、更集中、典型地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家和作品才能进入这一行列。在这个人民史诗的“经典化”过程中，文学不仅要具备深广的视野，还要有勇于介入历史和现实的勇气，有强烈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一位艺术家如果没有历史钩沉和现实介入的勇气，是无法称之为“伟大”的。人民史诗的创作在不断纯粹、透明和净化之中走向丰富和完整，这就需要作家有深厚的学养和创作素质，还要有忘我、神圣的责任意识和政治意识，用丰富的文学表达完成对历史和现实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恰恰是人民需要和接受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人民是文艺之母”［1］，人民史诗创作的源泉来自人民，并且它又是书写人民的。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作家“领悟人民的心声”，“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同时还要求作家“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1］，等等。总之，就是要求把人民性贯穿到文学的始终，使其不偏离人民的方向，这是对人民史诗书写的内在特质的界定。实践证明，中国百年文学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张扬人民性的百年史诗史。
人民史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书写时代、高扬人民性的一种文艺经典的审美创造。人民史诗之所以始终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欢迎，是因为它更多地满足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增强了人民的精神力量。其审美特点是很独特和鲜明的，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一）时代性：历史画卷的壮丽描绘
时代性作为“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所综合决定的，事物在发展进程中所必须遵守的”一种客观趋势［4］，它具有现实性和历史性的内在特征。列宁指出：“只有了解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5］波澜壮阔的时代不仅是人民展示自由意志的舞台，同时也为作家探索社会、时代的本质书写提供了深广丰赡的素材。时代承载着人民美好的生活寄托，也是人民参与其中塑造的结果，忠实地记录下时代发展的足迹，更是在历史的丰碑上镌刻下人民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这是一切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人民史诗正是在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深层交融和审美表达中获得大众的认同，因为它始终能与社会同步歌唱，与人民心意相连。决定一部作品成败的核心要素之一，即是否准确深刻地表现出在某一特定时刻社会、历史的本质，我们称之为文学的时代性，这也是对一部优秀作品的恒久要求。
人民史诗在具体表现时代时有两种路径，也就是现实书写（即时性书写）和历史书写（延时性书写）。现实书写是通过创作者以在场性书写对正在发生的人民革命历史进行同步记录。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等写实性作品开创了对我党革命历史进行同步记录与书写的先河。鲁迅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巨匠和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同路人”，他的《呐喊》《彷徨》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和国民劣根性，启蒙和催醒了广大民众；
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最早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共产主义的历程。又如正面描写东北抗战和东北农民生死挣扎命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萧军）、《生死场》（萧红）；
茅盾的小说《子夜》全景式地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方方面面的生活和形形色色人的命运，揭示出旧社会行将灭亡，新事物、新社会即将诞生的主题；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再现了解放区土改的宏阔场景；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反映了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农民新形象。再如《山乡巨变》《龙须沟》《乔厂长上任记》《雪城》《平凡的世界》《腊月·正月》《陈奂生上城》《哥德巴赫猜想》《人到中年》《战国红》《毛乌素绿色传奇》，等等，无不以一种同步的方式，准确而深刻地记录下时代前行中人民的身影，描绘了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建功立业的伟大形象。历史书写以写作者追忆和缅怀的方式，对党和人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创造伟业的过程进行还原式书写。由于叙述过去发生的历史和故事，所以又称为延时性写作。历史写作虽然不具现实写作那种时间上的优势，但其仍然充满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如萧克的《浴血罗霄》、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苦菜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郭澄清的《大刀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等。写作者以沉浸式的情感体验对过去的历史、事件、人物进行生动形象的再现和书写，力图还原当时的历史风貌和文化语境，使作品具有卓然的历史风姿。
时代在发展，但是对文学的时代性这一核心特征的要求却始终没有降低，而且要持续地深化与加强。文学理论界有一种偏颇的观点时有抬头，就是以文学的普适性取代文学的时代性，这是需要我们时时警惕的。解除文学的时代性，意味着文学将放弃宏伟叙事，文学不可避免地滑向“小叙事”，变成流于琐屑和平庸的精神抚慰剂，这种“时代”的虚无主义给文学带来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
（二）英雄性：先进人物的精神探索
吴义勤说：“回顾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我们看到，对英雄的塑造和歌颂是一条重要的文学主线，英雄人物特别是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构成百年中国文学最具魅力的人物形象谱系之一。”［6］英雄性审美是人民史诗特有的精神品格，也是人民史诗特殊的一种文化生产方式。“‘英雄性’是一种特殊状况的人性，是与政治、道德相联系，体现为个人能力及其价值实现的形象彰显”［7］。英雄性包括党性和人性，是党性和人性的具体表现。人民史诗塑造的英雄形象，“更多是按党性原则（包含人民性、阶级性）来塑造的”［8］65。因此，这种英雄形象的塑造与其他英雄相比具有鲜明的区别，人民英雄之所以能从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脱颖而出，是因为有党的帮助、引导和感召，使其获得了思想上的觉醒，从而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的道路，真正地融入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洪流中，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
人民史诗是如何表现这种英雄性或英雄性审美？有学者以“十七年”英雄题材影片为例，概括出三种英雄性审美建构模式，即“以《钢铁战士》《董存瑞》《青春之歌》为代表的影片呈现出‘英雄展示模式’‘英雄成长模式’‘英雄被拯救——成长模式’的历时性互融与更替，使‘十七年’电影采用‘英雄性审美’的方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塑造了一批具有经典的革命英雄形象”［8］65。我们认为这种概括是有道理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在文学上，人民史诗也同样具有这三种类型的英雄性审美建构。因为表现英雄性题材的电影来源于经典的文学作品。一是英雄展示模式。这种模式主要表现英雄人物的忠爱智勇等思想行为特征，尤其突出的是，为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英雄人物总能化危为机，突破各种阻力，夺取最后胜利，表现了英雄人物的大忠大爱、大智大勇和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如《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深入虎穴，与土匪座山雕的斗智斗勇，展现了英雄的人格魅力。再如，《创业》中的王进喜、《大河初心》中的焦裕禄、《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等，莫不如此。二是英雄成长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描写英雄的成长经历，揭示了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规律。巴赫金认为：“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9］“严格地说，史诗中的英雄绝不是一个个人。这一点自古以来就被看作史诗的本质标志，以致史诗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共同体（Gemeinschaft）的命运。”［10］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历史表明，其成长不只属于她个人的私有空间，而是代表了一代人和一个世界。她与改变她的世界一同成长，她自身成长也反映了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人民史诗塑造了许多这样的新人物、新英雄。其自身成长也都与林道静一样面临着“成长性”的问题。“在这些作品中，共产党员、主人公和其他正面人物都具有成长性，他们共处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他们随时代一起，转变成为一代新人”［11］25，成为人民英雄。人民史诗在英雄人物塑造方面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三是英雄人物被拯救——成长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描写英雄人物在加入革命队伍之前备受凌辱和压迫，在其生死攸关之际，被共产党所拯救，并在党的教育下，终于成长为英雄的过程。如《红色娘子军》就采用了这种英雄性审美模式。小说中的女佣吴琼花为了报仇被敌人抓住，被关进牢里。后乘机逃跑，被共产党的队伍所救，她加入了党领导的队伍。在共产党员洪常青的悉心教育与引导下，她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终于成长为革命队伍的领导人。
需要指出的是，近十年来，人民史诗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也发生了审美性转换。它突破了以往扁平化的英雄人设模式，而将英雄性的内核（党性、人民性）隐匿在复杂的个体的“人”的身上，因而塑造的英雄形象不再是以往那种高大全式的，使人须仰视才见，而具有了丰富的普通人化和英雄低位化（人性的优缺点）的特点，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如刘醒龙《如果来日方长》中对自己一家三口“抗疫”的描写及对武汉人民英雄形象的塑造等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再如老藤《战国红》和赵德发《经山海》中的新时代农村女性英雄形象的塑造等，走的也是普通人化和英雄低位化的书写路线。
（三）崇高性：悲壮情感的庄严书写
崇高性也是人民史诗的主要特点。人民史诗的百年历史，实际上也是百年文学崇高美的历史。人民史诗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创造了独特的崇高美。崇高或崇高美也是人民史诗特有的精神品格。如果把它放在崇高的美学视域中进行考察，则发现其别具一格，饶有风姿。康德指出：“（崇高的情感）却是一种仅仅间接产生的愉快，因而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所以它作为激动并不显得像是游戏，而是想象力的工作中的严肃态度。”［12］它“‘痛’中求‘快’”显示了人的精神的崇高性，这也是崇高感的特征［13］。“从这个意义来说，崇高的对象就不仅仅包括恶劣狂暴的自然环境即敌对的自然力量，更包括黑暗腐朽的社会环境、社会力量以及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的封建、愚昧和落后的思想力量。一般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主体不仅要与自然的敌对力量作斗争，而且要与社会的敌对力量进行搏击。”［14］当主体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其内心积郁的悲剧感（痛感）便转化为一种精神的愉悦感、自信感和自豪感。这就是我们所言的崇高，作家通过作品将其表现出来，即为崇高美。
毋庸置疑，人民史诗的崇高美是从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崇高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因为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其本身就是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剧，充满了崇高色彩。当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时候，中国人民不能不为自己主体力量的强大而自豪，不能不为自己无所畏惧的勇气、坚韧执着的精神和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所感动，不能不从心底生发出一种激情澎湃的自豪感。这种“发自肺腑的对自身力量的崇敬和确信就是不折不扣的崇高情感”［11］20。“这种崇高情感是独特的，是只属于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11］22可以说，人民史诗所拥有的崇高是中国人民从崇高的历史实践中得来的，是与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密不可分的。
首先，人民史诗表现的是一种崇高的思想情感。人民史诗表现的崇高情感不是那种平庸的一己之欢和闲情雅致的低吟，而是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歌唱。灌注其间的是一种坚如磐石的理想信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饶有意味的是，那些人民史诗的书写者大都是革命者、建设者，很少是职业作家，如曲波、杜鹏程、李英儒、罗广斌、杨益言，等等。“战士和诗人原来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15］就是他们的生动写照。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亲身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从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身上感受到了创造历史伟业的惊人力量。当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不能不饱含着庄严的情感对过去的历史和人物进行缅怀和致敬，对当下和未来予以昭示和警醒。正如杜鹏程在1979年的《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中所言：“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要在其中记载：战士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立新时代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动天地而泣鬼神的丰功伟绩。是的，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16］这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代表了社会和时代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人民史诗所呈现的崇高情感。
其次，人民史诗的叙事结构是崇高性的结构。朗基弩斯在《崇高的五个源泉》中认为，崇高的风格除却“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热情”等外，还包括“尊严和高雅的结构”［17］。人民史诗的叙事结构就是这种“尊严和高雅的结构”，也即崇高性的结构，具体表现为螺旋式上升的结构。从人民史诗的叙事结构来看，一般都是先从举步维艰的先进的人民力量写起，先后多次经历挫折、失败，胜利、成功等阶段的重复，最终人民力量战胜了各种强大的敌对力量，取得了最后胜利。需要说明的是，每一次阶段的重复，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的重复。以此表现了人民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并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如《保卫延安》《创业》《新星》《经山海》等作品叙事结构就是典型的螺旋式上升的结构类型。
最后，人民史诗的语言也具有崇高的色彩。人民史诗是属于人民的，它只为人民歌唱。人民史诗的作家总是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叙事结构和人物等特点选择与之相匹配的话语系统进行叙事。因此，选择的语言和词汇极具原生态，具有简洁明快、生动形象等特点，充盈着质朴厚重、刚健有力之美。
百年人民史诗的伟大成就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和富有启迪意义的美学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1］，同时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1］。新时代的中国文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承上启下、赓续未来的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人民在新的考验和挑战中创造光明未来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拼搏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1］新时代的作家更不能辜负这伟大时代的殷殷呼唤，必须“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1］，要在守正创新中重塑人民史诗的崇高价值。
（一）树立大历史观，正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
作家树立怎样的历史观、时代观，也就决定其作品有怎样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1］。习近平提出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对人民史诗的书写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是一组密不可分的时间观念，两者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互为表述。钱念孙认为“大历史观”，“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用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透视广阔而深邃的历史时空，不仅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本质与现象、规律与偶然、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而且对某段历史、某个事件、某位人物，都能在把握历史走势中对其位置、作用、价值等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定位”［18］。树立大历史观就是要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透过事物现象直抵本质的洞察力，既不被历史的假象所遮蔽，也不为现实生活的表面光彩而迷惑，能准确地做出符合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世道人心的价值判断。换言之，作家只有树立了大历史观，才能正确地辨清形势，不偏离历史发展的大势和时代的主流方向。
如果作家没有大历史观，没有对历史总体性的把握，必然会被历史杂多的碎片与蜿蜒的迷宫所蒙蔽。即使其作品局部生动精彩，也掩饰不了整体不足的遗憾。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如《拯救大兵瑞恩》等，其对战争中闪现的人性光辉的描写不能不说是成功的、深刻的，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但是，“由于作家缺乏对历史进步规律的把握，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在他们的反思和批判中缺乏未来指向，在他们的人性拯救中缺乏大多数人获得拯救的希望，在这些作品中所呈现的也只能是荒诞、孤独和悲凉”［11］27。
新时代人民史诗的书写，势必要求作家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众所周知，当代中国最大的历史总体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既然历史总体性已经表明了新时代发展的趋势与方向，为作家提供了宏观的书写格局和预见性答案，那么还需要作家再进行独立思考么？答案是肯定的。并非所有的生活，都能够代表新时代新征程，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映照着历史总体性的光芒。尤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变化多端，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这就需要作家认真揣摩，辨伪存真。这绝不像有些人认为的只要把握了历史总体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那样简单。这势必要求作家要有独立的思考之心，以及纵深的历史视域和前瞻的时代目光。当下的一些作品之所以让人有碎片感、虚无感，就是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丧失了思考大世界、大时代的能力，缺少了大关怀、大格局的境界，只满足于自己的一己之欢。因此，人民史诗的书写必须具有大历史、大时代的情怀。比如，一个作家要书写粤港澳大湾区，当然这种书写必然与整个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相关。但是如何把大湾区的历史之经纬置放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的链条上，这就需要作家的思考。作家如何思考，如何书写，这又归结到作家的历史观上。正如有学者认为“这种书写必须有一种历史的根须，深深扎根于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由此才能看见近代中国汇入世界的历程，看见中国如何艰难地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看见现代中国如何携带着其古老文明和当代道路，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19］。这样的书写才真正体现出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的格局。
新时代人民史诗的书写，势必要求作家的历史观要通过细节显现出来，使之形成一个和谐的生命体，如盐融于水而无形。这样的书写才是创作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因此，作家在创作时，也要善于从生活的小切口出发写出大气象、大境界，以“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的创作方式，展现出时代的恢弘气象，提升人民史诗为时代画像的主流地位和崇高价值。
（二）执守人民立场，塑造新时代的英雄形象
我们的文艺是人民孕育的精神花朵。“人民是文艺之母”，这不是虚妄之言，而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艺术真理。同时，我们的文艺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民的，即“一是为人民提供生活之镜的映照作用，二是给人民带去丰厚的精神滋养，三是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四是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20］。由此看来，坚守人民立场，对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家的文艺立场不容小觑，因为它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导向、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坚守人民立场就是要求作家的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向人民敞开，“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1］。既然文艺是以人民为中心，那么对作家来说，首先，就要具有人民观念。人民群众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和时代创造者，他们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也是最富有活力的、最富有生命光彩的存在。作家要用深情的笔触歌咏他们、赞美他们、感恩他们，而不能以尖酸刻薄的口吻对之调侃和丑化。不可否认，人民群众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这并不足以构成戏谑或嘲讽他们的理由。其次，要有以人民为师的观念。作家创作需要生活，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基础。没有生活，作家创作的灵感和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从哪里寻找生活，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答案：“人民”。他说，“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1］。作家只有树立以人民为师的观念，俯下身来，虚心地向人民学习，才能丰富自己的创作宝藏，其创作灵感便如源头活水般地奔涌出来。最后，要有与人民共通感的观念。“共通感是经由人类历史实践而来的一种共同的心理结构。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往往具有相同的心理结构，具有共通感，因而会具有共同的审美趣味”［11］28。向上向善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思想价值和心理结构。作家要培育这种共通感，把这种审美情感生动地表现出来，使之与人民同频共振，引发强烈共情。
“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1］作家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要塑造英雄人物新形象。英雄人物形象是构成人民史诗的主要元素。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期待作家去书写与创造。塑造英雄人物新形象，关键要在“新”字下功夫，只有把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写深、写活、写透，文学上的“这一个”才能立起来、站得住，才能在当代文学英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何才能使英雄人物形象出“新”，作家首先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就是不割断百年文学英雄谱系的书写血脉和书写经验，激活文化内存，赓续书写传统；
创新就是要摆脱模仿，不跟风，要有自己观察世界的视野和独特的个人化风格。其次，要处理好平凡性与英雄性的关系。英雄人物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也有普通人平凡的一面，或者说与普通的人性没有什么区别。作家在表现英雄人物时一定要按照他们本来的样子去刻画和呈现，不要刻意地拔高或过度渲染。越是不像英雄的英雄形象，才是人民最喜爱的英雄形象。只有将英雄的普通人性写深、写透、写活，其英雄的神性也就呼之欲出了。因为英雄性蕴含在普通人性之中，普通人性的升华就是英雄性的显现。目前，英雄写作的趋势是英雄低位化和普通人化，这就需要作家调整视角，以适应这一变化。只有处理好平凡性和英雄性的关系，塑造出来的英雄形象才是可亲、可信、可爱、可敬的，并在低调中散发着直抵人心的高贵的光芒。最后，要处理好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文学的力量在于向上向善向美。当下的社会实践为英雄人物的书写提供了千千万万鲜活的原型。这些鲜活的原型最能代表时代的现象和精神风貌。作家不应该漠视他们，而应该真实地将其呈现出来。如何表现这种英雄原型，这就需要处理好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这势必要求作家只能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这犹如让作家“戴着镣铐跳舞”，考验着作家创作智慧和“腾转挪移”的写作本事。当下“非虚构写作”已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写作，作家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并将其与自己的艺术创造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塑造的英雄形象立起来、活起来，并成为新时代的艺术经典。
（三）构筑崇高价值高地，彰显理想主义精神
新时代以来，在通向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中的中国人民不仅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举，还夺取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胜利。更令人惊叹的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1］。我们尽管取得了富国强民的辉煌成就，并从中感受到了豪迈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但还未到举杯欢庆的时候，因为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还将有更漫长、更曲折的路要走，“同时也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要求新时代的人民史诗必须扛起崇高的历史使命，鼓舞、引领人民向向善向上向美的价值高地进发，使之成为为时代立心、为人民立言、为祖国放歌的开路先锋。因此，文学的崇高性不但不能弱化、虚化，而且还必须得到强化和彰显。
一段时期以来，在泛娱乐化思潮的影响下，有些文艺作品热衷于戏谑历史、篡改历史、解构历史，调侃英雄、拒斥崇高。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有的为了达到“娱乐”效果，不惜以粗鄙的方式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这种“娱乐至死”和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使人们失去了对待历史的严肃性和敬畏感。“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1］泛娱乐化对历史的歪曲和消解必将动摇我们的民族记忆和爱国情感，危机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这种文艺现象应引起我们的警醒、反思。
新时代人民史诗的书写，势必要求作家构筑崇高的价值高地，彰显理想主义精神。黑格尔指出：“人应尊重他自己，并应能自视配得上最崇高的东西。”［22］这是古典哲学和文化为人类确立的一种生命的终极价值和理想。它表明，人类如果失去了对崇高价值的审美追求，就意味着人类精神生活堕落和精神世界的坍塌。孙正聿教授在《崇高的位置》一书中提出了我们时代重塑崇高理想的哲学追问①参见孙正聿《崇高的位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文学是生活的理想，承担着引导生活的使命。文学的使命在于引导人们追寻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人民史诗的崇高价值，实际上是一种理想价值的彰显。因此，新时代的人民史诗应该为人民的现实生活提供远大的理想图景和健康的精神家园，使人民的精神世界在艺术的感召下提升起来、充盈起来。
新时代人民史诗的书写，势必要求作家胸怀“国之大者”，胸怀爱国主义的崇高价值思想，以历史主动精神去创作那些催人向上的作品。“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23］。新时代人民史诗的书写就是要表现和传递这种爱国主义的崇高的价值意蕴。
处于新时代的中国作家只要能在“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的文化语境中感受和把握中国人民铿锵前行的脚步和创业的豪情壮举，就一定能书写出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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