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田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75)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宏观制度视角研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极少发掘内蕴其中的生命政治学意义。在生命政治学日渐成为显学的今天，有必要回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生命政治学之维——这不仅是激活马克思解放哲学之当代意义的新契机，也是检省当代西方左翼生命政治学何以走向主体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理论新支点。基于此，笔者以《资本论》第一卷为核心研究文本，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生命政治学意蕴作出初步阐释，并使之与当代西方左翼生命政治学作一理论“照面”，借以显明“回到马克思”之于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批判的理论必要性。
当代生命政治学的肇创者福柯(Michel Foucault)说：“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1]101资本权力如何配置生命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福柯生命政治学的理论聚焦点，他沿此而开掘出的资本主义治理术，为观照资本逻辑的现代布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不过，福柯对资本权力的布展虽有深刻洞察和生动阐释，却失察于对资本权力何以配置工人生命的前提追问，其生命政治学也因此而缺少了针对资本的批判张力，甚至不自觉地成了一种为资本统治合法性“背书”的意识形态。与福柯不同，马克思没有驻足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表象，而是深入资本权力转化为生命权力的内在机理中探究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前史”，并以此展开对资本权力压制工人生命的反人性本质的批判，进而开掘出一种否定性的生命政治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如是指出：国民经济学的眼中只有工人，因为工人对于资本来说是一种可以生产利润的商品；
至于小偷、骗子、乞丐、失业者等，则是“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这些人只是“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2]170-171。国民经济学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只关心利润，因此它的眼中只有工人，问题是：工人为何会被纳入资本的权力结构中创造利润？小偷、骗子、乞丐等又为何会成为游离于生产体系之外的“幽灵”？只关心利润的国民经济学自然不会关心此类问题，但对马克思来说，这是认识资本主义的前提性问题，因为资本家与工人、法官与小偷、乞丐管理者与乞丐之间体现了资本型塑社会关系的权力本质，而要洞悉此种权力本质，须对劳动力何以成为商品进行理论追问，并追问资本何以能维持对劳动的统治权。
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并进入生产过程。诚如维尔诺(Paolo Virno)所言：“要想理解‘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的理性内核，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概念开始，一个来自哲学观点的更为复杂的概念：劳动力(labor-power)的概念。”[3]104劳动力也即劳动能力，被马克思赋义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4]195，劳动力内含的生产潜能使其成为资本猎获的对象；
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条件是劳动者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同时劳动者除了拥有劳动力这一唯一的“财产”外又自由得一无所有——他要谋求肉体的生存，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他途[4]195-196。为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并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家的“首要工作”就是对劳动者之“自然共同性”即公有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剥夺并使之资本主义私有化。马克思说：“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而剥夺的方式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4]873，剥夺的结果则是“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4]842。丧失土地无以为生的无产者进入城市，借由出卖劳动力而进入生产领域，于是货币所有者变身为资本家，无产者则沦为“资本家的”工人，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以资本支配权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于是生命政治的最初景观出现了：“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
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4]20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持的条件之一是获得可供剥削的充足劳动力(劳动者)，于是又一种生命政治景观出现了：制造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马克思说：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积累和财富生产的产物，也是资本积累和财富生产的杠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4]728。过剩的工人人口为资本增殖提供“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4]729，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造出的独特“人口规律”。对于工人来说，这种人口规律具有特别消极的生命意义：其一，它是工人在成就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产生的自反性后果，即过剩人口是工人自身生产的产物，它异化为工人的对立物，随时可能导致工人跌入“产业后备军”。其二，它导致了就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就业工人通过过度劳动来确保自己的工作，从而扩大了产业后备军的队伍；
产业后备军通过竞争又增大了就业工人的压力，迫使其从事过度劳动并听从资本的摆布。其三，它破坏了就业工人与失业工人的联合，不仅使劳动反对资本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同时也为资本家更残酷地剥削工人创造了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在成就资本积累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困的积累，他说：在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则是无产者“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744-745。人口规律是工人生产的自反性后果，国民经济学把其视为 “看不见的手”合理调节的产物，这当然是国民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妄语，马克思告诉人们：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被“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一旦出现妨碍产业后备军建立的情况，资本家就会“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人口规律——引者注)发挥作用”[4]736-738。由此可见，人口规律虽然获得了自然必然性的表象，实则是资本权力运作生命政治的结果，其价值在于为资本增殖提供“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4]729。
除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外，资本剥削劳动的顺利实现还有赖于劳动对资本的驯顺。福柯认为：当肉体被经济地使用时，它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的干预，因为它只有被权力所控制和征服，才能成为一种生产力；
当肉体既保有生产力同时又被驯服时，它才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5]27-28。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中可以看到，资本权力对工人生命的规训也遵循了“肉体被经济地使用”的生命政治原则。在论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协作时，马克思指出：“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4]384资本的管理职能主要有二：一是为“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而管理生产过程，二是对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与此相应，管理职能也发展出自己的专制形式，即把原先由资本家执行的管理权力交由专门的生产管理者行使，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就成了在“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工业上的军士(监工)”指挥下的生产[4]385。在论及机器大工业生产时，马克思说：“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4]488这种兵营式纪律作为一种完整的工厂制度，形象地体现为“工业军士(监工)”与“工业士兵(劳工)”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追求分权制，在生产中却奉行独裁制——用监工的罚金簿取代奴隶监督者的鞭子来实现对工人的专制，从而形成一种独特而有效的管理奇观：在一切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后，工人的犯法也许比守法对资本家更为有利了[4]488-489。在兵营式纪律面前，工人成了现代奴隶制的生产工具，成了福柯所说的驯顺于资本的身体，“肉体被经济地使用”的原则在工厂制度中得到了“完美的”实现。
马克思说：“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2]717由此可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只是资本主义物化结构呈现的假象，劳动与资本之间实乃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依附性关系。劳动对资本的依附不仅源自资本的嗜血本性，而且在生产中进一步强化和确证了这一本性，《资本论》如此写道：“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4]269资本对劳动的“吸血”体现了资本主义“在社会、肉体、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奴隶制”[4]282本质，其所导致的生命政治后果就是工人的肉体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遭到异化和摧残，工人沦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赤裸生命”。
与肉体生命的摧残相伴而生的是精神生命的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以“自由自觉的劳动”申张人的“类本质”，批评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夺去了人的“类生活”，使人的“精神本质”同人相异化[2]163。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死劳动”奴役“活劳动”致使“活劳动”变成“死劳动”的事实，对工人精神生命的异化作了深刻揭示。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语境中，“死劳动”即指资本，活劳动即指工人的劳动；
所谓“死劳动”奴役“活劳动”，就是资本借由对“自然共同性”的剥夺，使工人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前就已经先行地从属于资本了。因此：其一，工人的劳动一开始就不属于自己，而是隶属于资本，是在资本的安排和规制下展开的，它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强制，毫无“自由自觉”可言。其二，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仅归属于资本，而且“成就”资本，即转化为进一步奴役工人的资本，因此工人的劳动成了反对自己的对象化劳动[8]102。这就是资本这一“死劳动”对工人这一“活劳动”的统治。由于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成了工人的对立物，“自由自觉的劳动”完全丧失了，工人的“活劳动”变成了“死劳动”，由劳动所确证的精神生命本质也因此而彻底丧失了。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由机器统治工人的事实作了深刻揭示：工人的“活劳动”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其自由自觉性，然而在机器大工业中，工人与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一并隶属于资本，因此工人并非生产的主人，机器也并非工人的生产工具，工人与机器不过是同为资本的生产工具。非但如此，随着机器在生产中日益发挥主导作用，工人连形式上的生产主体地位也丧失了——工人不仅被机器贬黜为生产过程的“旁观者”，而且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到机器中，成了机器的生产工具[4]486。由此，资本主义生产使工人沦为双重的生产工具，即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和机器的生产工具，工人在生产中全然成了“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8]354。工人失去了精神上的自我，但更为不幸的是，他要在维持肉体的生存中主动接受并适应资本的奴役，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描绘的“幻肢现象”[9]117——尽管身体已残却仍习惯性地意欲支配残躯的意识已然成了工人精神生命异化的现象学隐喻。
肉体生命的摧残和精神生命的异化表征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赤裸生命”的生存状态。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在西方政治中，赤裸生命有着特殊的存在之特权：通过排除赤裸生命，人之城就得以建立了。”[10]11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中可以看到，现代资本主义正是借由对工人这一“赤裸生命”的吸纳性排除而确立起属于资产阶级的“人之城”的。马克思对工人“赤裸生命”的生存状态有如是论述：无产阶级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因为他们遭受“普遍苦难”和“普遍的不公正”，他们的生存表明了人的“完全丧失”[2]16-17。工人作为“赤裸生命”是被资本权力以吸纳性排除的方式造就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上，资本权力通过对“自然共同性”的剥夺，把工人吸纳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并使其沦为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即一种非人的存在。《资本论》如是指出：在国民经济学眼中，不仅工人之外的小偷、骗子、乞丐等被视为一种非人的存在，就连工人——这个“资本—土地—劳动”联盟中的“第三个同盟者”，也只是“一个幽灵”“一个抽象”，一个“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非社会的人”[11]923。二是在政治上，资产阶级通过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塑造，把无产阶级拉进民主革命的阵营，却在取得政权后把其置于资本统治之下。因此，所谓自由和平等，不过是资本家在“天赋人权的伊甸园”中自由地和平等地剥削劳动者的权利。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论及现代政治时指出，自由和平等作为构建共同体的价值标尺，被特权者所虚名化并反复制造出来，以诱迫大众进入共同体并使其成为一种“无分之分”的存在——被吸纳性地排除于共同体之外的一种有名无实的存在[12]22-23。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可以看出，无产阶级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却又被排除于资本主义权利结构之外，成了朗西埃指称的“无分之分”和阿甘本赋义的“赤裸生命”。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无产阶级被贬黜为“赤裸生命”时，其生命的社会本质也就被彻底抽空了。
作为“无分之分”和“赤裸生命”的无产阶级，如何从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中解放出来，以实现生命本质的“完全回复”？对此，可借由朗西埃和阿甘本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命政治学来观照马克思的“解决方案”。
在提出“无分之分”的朗西埃看来，无产者(泛指穷人)主体地位的丧失源于“治安结构”对“社会身体”的“错误计算”，即无产者未被平等地纳入“治安结构”，因此无产者“重新主体化”的实现路径就是“重新计算”。所谓“重新计算”，就是揭示“治安结构”的“错误计算”，借以重新发现无产者的主体地位，从而使无产者从“无分之分”变成“有分之分”[13]113。朗西埃以“治安结构”取代政治国家，以“重新计算”来达成“有分之分”，问题是：其一，解决由政治权力导致的生命政治后果，能够回避政治国家吗？其二，身份普泛的“无产者”(穷人)如何对自己作“重新计算”并借以达成意欲的结果？在巴迪欧(Alain Badiou)等坚持阶级政治的人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巴迪欧认为，朗西埃“喜欢用‘社会’或者‘治安’来取代国家”，“喜欢用幽灵般的大众来反对无名的国家”，这不过是一种政治虚无主义的话语策略罢了[14]108。的确，当无产者被赋义为一种没有阶级内涵的“大众”时，反对生命政治的斗争必将走向伦理主义一途，这在阿甘本关于“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话语中得到了同样表达。在阿甘本看来，抵抗“至高权力”的统治必须依托于作为自由载体的身体及其内蕴的“潜能”，使“潜能之身”成为拒斥政治权力的“任意的独体”，成为抵抗主权国家的“真正的敌人”。阿甘本虽然不像朗西埃一样回避政治权力，但是，寄希望于“潜能之身”对政治权力的精神拒斥来获得生命的圆满，不过是表达了一种面对权力无能为力的末世论心态，其结果必然是走向政治非行动主义。拉克劳(Ernesto Laclau)对此有一个贴切的评论，他说：阿甘本的“潜能政治”不是一种解构政治制度的逻辑，它没有展示斗争和抵抗的真正可能性，相反，它通过一种“本质主义的统一”终结了斗争和抵抗，因此“潜能政治”的最终指向就是政治虚无主义[15]12-13。在当代西方左翼生命政治学中，除朗西埃和阿甘本外，维尔诺的“不合作主义”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出离策略”等，无不以“诸众”之名图绘出一种回避政治斗争的生命政治景观，并因此而像朗西埃和阿甘本一样萎落为一种主体主义的伦理申说。
与批判生命政治却回避政治斗争的朗西埃、阿甘本等人不同，马克思把反对资本统治的阶级斗争视为无产阶级回复其生命本质的根本途径。从无产阶级作为人的生命本质的完全丧失来看，资本权力借由对“自然共同性”的剥夺，把无产者吸纳进生产体系中并对之展开规训和剥削，从而导致无产者肉体生命受摧残、精神生命被异化和社会生命遭褫夺，无产者作为人的“类生命”彻底沦丧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182，即无产者要复归其自由自觉的生命本质，就必须推翻资本权力的统治，把生命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诉诸现实的革命运动。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生命本质的“完全丧失”根源于私有制，要实现生命本质的“完全回复”就必须否定私有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指出，对私有制的扬弃即是对人的异化的扬弃，也即“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党宣言》则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概括为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众所周知，《资本论》及其手稿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论证，其中关于无产阶级生命萎落的大量论述，从本文前述《资本论》的多处引文中可见一斑。可以说，贯穿马克思理论生涯的核心主题，就是在批判资本中申张人，尤其是申张无产阶级自由自觉的生命本质，而批判资本从来都是指向消灭资本的。马克思之所以直面资本权力，把“人性的复归”诉诸革命运动，是因为他把生命政治植根于劳资对立的阶级逻辑中。马克思说：“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2]182这表明，只有把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对立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才能找到无产者生命萎落的真正根源，从而找到无产者生命回复的正确途径。马克思指出，资产者及其意识形态家总是抽象地谈论人口和人权，殊不知享有人权的“人口”只是资产者，如果不对人口作阶级的分析，人口概念就会“成为一个抽象”，无产者就会陷入抽象人权的意识形态迷雾[8]24。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人口学”和“人口规律”的深刻洞悉，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批判建立在阶级逻辑的基础上，并由此开掘出一种抛弃了阶级政治的生存美学。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所导致的人的生命本质的“完全丧失”，将在铲除私有制和阶级政治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得到“完全回复”，即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16]53。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是人在体力、智力和精神上的自由发展，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本质的真正实现[17]435。这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在克服私有制所造成的“异己的现实”之后，人以作为“完整的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的生存状态[2]189。在这种生存状态中，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从马克思赋予劳动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意义看，这样的劳动不仅克服了阶级的狭隘性，而且真正成了人的“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生活，实践“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的生存美学。这是一种生发于阶级逻辑却扬弃了阶级政治的生存美学，它与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以“内在性”为表征的生存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说：“一个生命，就是内在性的内在性，就是绝对内在性；
它是彻底的权力，它是彻底的美丽。”[18]385这是一种诉诸生命力(power of life)并以精神的方式抵抗权力的生存美学，在当代西方左翼批判理论中颇具代表性，譬如阿甘本的“形式生命”和晚年福柯的“精神修炼”等，皆把摆脱权力对生命的规训寄托于生命的内在性力量上。这是一种纯粹主体主义的生存美学，是主体形而上学在当代的生存论表达，它不触动现实政治，从而也使自身成为非现实。与此不同，在马克思那里，从“自由人联合体”中绽露出来的生存美学，经历了一个“变革现存世界”，即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异化劳动的革命过程，因而获得了一种坚实的历史逻辑作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