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镜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00720）
150多年前爆发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无产阶级首次掌握政权的伟大实践。除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作了历史定论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内的主要对手——巴枯宁也对巴黎公社及普法战争期间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阐释。这些文章由第一国际瑞士汝拉支部领导人詹姆斯·吉约姆汇编为《德意志皮鞭帝国和社会革命》一书。这两部著作，连同他们关于社会革命问题的其他著述，呈现出二人社会革命思想的鲜明特征。本文即以马克思和巴枯宁围绕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一系列讨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探讨他们的社会革命观的本质差异。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32-33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些变革包含两个方面：“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以及“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33正如考茨基所概括的，“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社会的整个庞大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称为社会革命，并认为它是由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引起的”。[2]94这意味着，上层建筑的革命同经济基础的变化是不可分割的。在考茨基的考察中，“不同于社会改革（改良）的狭义的社会革命，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是由一个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革命”。[2]95马克思社会革命观的另一核心支柱，是强调“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自为的斗争。马克思从不排斥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且比当时欧洲的其他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派别更为强调政治斗争的作用。
巴枯宁所说的社会革命，是同政治革命相对立的革命运动。其社会革命观主要包括：第一，社会革命的爆发以现实政治经济危机的爆发为契机，革命者要充分利用现实危机（这与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的主张颇为类似）；
第二，社会革命是同政治革命相对立的革命形式（这与蒲鲁东主义“弃绝政治”的主张相似），它既不分性质地反抗一切国家，同时又杜绝在这种反抗的过程中重建权威；
第三，需要有一个高度核心化的密谋集团，这个集团的作用绝不是领导革命、指明道路，而是唤起、促进劳动者自发性的革命。巴枯宁坚持认为，社会革命必须自发地产生，反对马克思主义依靠政党等政治组织领导革命的做法。巴枯宁的具体主张包括而不限于以下内容：建立平等的人的自由联合；
依靠兄弟会等密谋组织推动社会革命的实现；
反对政党政治，反对议会斗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
建立一个泛斯拉夫主义的联邦；
①巴枯宁大力宣扬泛斯拉夫主义，在1848年便以“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的名义发表了《告斯拉夫人书》，详细探讨了建立所谓斯拉夫联邦的问题。1873年他在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再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在巴枯宁看来，“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及时阻止德国，德国就将摧毁斯拉夫民族并实现对欧洲的统治”。“在巴枯宁的概念中，政府的存在将自然而然导致德意志民族的胜利。基于斯拉夫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似乎是对德意志民族主导地位的唯一挑战。”参见M.Kofman,“The Reaction of Two Anarchists to Nationalism: Proudhon and Bakunin on the Polish Question”, Labour History, No.14 (May, 1968): 37-38。等等。
在众多国外学者看来，马克思与巴枯宁的社会革命观之别，是“权威主义对抗无政府主义”或“无产阶级国家对抗联邦主义”。②参见Arthur Lehning, From Buonarroti to Bakuni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Leiden: E. J. Brill, 1970), p.261；
Daniel Guérin, No Gods, No Masters: An Anthology of Anarchism (AK Press, 1998), pp.198-202。保罗·托马斯则反对将马克思和巴枯宁定性为“权威主义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参见Paul Thomas,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pp.252-253。亦有学者指出，巴枯宁的思想中存在着固有的权威主义因素，理由是巴枯宁同涅恰耶夫之间有密切联系。参见Aileen Kelly, Mikhail Bakuni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of Utopia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这种概括显然未触及本质，也没有充分考虑二人论战的具体语境。从社会革命的逻辑来看，二者争论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自发性”和“自为性”问题。③Paul Thomas,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pp.258-259.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批判是其对蒲鲁东主义之批判的延伸。从社会革命的实践来看，二者的分歧集中于普法战争为社会革命带来了什么、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是怎样的、革命的前景究竟是什么、是否需要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以二人围绕普法战争尤其是巴黎公社的诸多分歧点，展开讨论以下问题：在马克思和巴枯宁看来，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究竟需要怎样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力？革命的对象、手段和前景又是怎样的呢？
革命的客观条件，指向的是国际国内的形势、历史演进的总体面貌等诸多独立于革命主体的因素，是否有利于社会革命的爆发。对革命时点和机遇的把握，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革命发生原理的不同认识，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派别之间的本质区别。
普法战争爆发之初，马克思并未对法国群众的自发斗争抱以过高的期望，这与马克思对社会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的判断有关。马克思认为，不能将某一突发的政治变局视为社会革命全面爆发的节点，必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辩证运动来把握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危机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可能。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要取得成功，需要主客观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成熟，以及资本主义大生产体系的确立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的成熟，即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必须走出自发性的窠臼，无产阶级必须认识清楚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辩证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共同章程》中着重阐明的原则之一。
对于革命主客观条件的把握，始终是马克思分析社会革命现实可能性的根本依据。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工人的任务”“在法国解决不了，它在法国只是被宣布出来”；
“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3]450在批判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时，马克思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
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4]287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作为背景，以及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的充分成熟，单一的、突发的政治事件很难成为促发社会革命的契机。
就普法战争而言，这场战争并不是促发社会革命的契机，它更像是对初步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大考。但是，这并不影响马克思根据现实局势的发展，关注和支持巴黎公社。起初，马克思对法国无产阶级的自发性斗争持观望态度，认为“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4]29指出法国工人不应当重复过去，而应当建设未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且毫不掩饰对巴枯宁失败的里昂起义的鄙夷。①参见《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1870年10月19日），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346页。另外，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普法战争期间最为强调的问题之一，是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不能因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遭到破坏。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只不过是将来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序幕，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主人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4]30
在巴黎公社运动爆发的初期，马克思并未将巴黎公社的建立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即将胜利的曙光。甚至可以说，“一开始马克思就对公社的成功感到悲观”。[5]367基于这种审慎的态度，马克思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6]354在革命的硝烟散尽之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了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它不仅“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是真正的国民政府”，同时也“具有十足国际的性质”；
“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4]63换言之，巴黎公社探索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全新经验，也探索了争取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的经验。这是巴黎公社在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而对于自1848年革命以来蛰伏多时的巴枯宁而言，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给了其验证自己的社会革命理论的绝佳良机。巴枯宁是如何确定社会革命爆发的条件的呢？在巴枯宁那里，革命教条、革命领导人的推动，甚至贫穷等诱致革命爆发的经济社会条件都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人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成熟，以及革命意识的萌芽，才是促使革命爆发的关键因素。与马克思重视经济社会结构不同，巴枯宁并不认为落后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会构成对革命的现实阻碍。①Eugene Pyziur, The Doctrine of Anarchism of Michael A. Bakunin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68-70.巴枯宁对追逐现实政治动荡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在一生之中，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政治动荡的机会，希望借以实现其社会革命的宏愿。巴枯宁口中的“劳动者”“人民”是极为宽泛的概念，而他总能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动荡中找到自己的盟友。
普法战争中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倏然崩溃使巴枯宁作出这样的判断：梦寐以求的社会革命又有了实现的机会。在《社会革命或军事独裁》（《德意志皮鞭帝国和社会革命》的序言）中，他指出，法国王政在普鲁士的军事打击之下彻底瓦解，这造成了一种无政府状态；
各大区、省、市乃至农村的权力空虚，地方同巴黎隔绝，国民自卫军得以建立，群众自治，造成了突破旧有制度的现实可能。要取得这场社会革命的成功，关键在于唤起农民的反抗意识，解放农民使之成为革命军的一员。这样，侵略者就必然因社会革命的开展而遭到驱逐，从而无需借助法兰西国家的力量。可以说，与马克思极力避免法德无产阶级陷入民族主义情绪不同，巴枯宁毫不避讳地指出普法战争的民族主义色彩，并试图借此唤起法国人的爱国热忱和反德情绪，希望以一场集聚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社会革命，挫败所谓泛日耳曼主义的侵略。
巴枯宁还亲自参与了普法战争期间的里昂起义。1870年9月，正当巴黎遭到普鲁士军队围攻之时，法国南部大城市里昂爆发起义。巴枯宁亲赴里昂，协助成立里昂公社，这本可作为法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事件载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册。然而，巴枯宁等人进入里昂市政厅后做的第一件事，竟是立即废除岗哨、警卫和工人武装，因为他们认为“岗哨、警卫的存在，是一种政治行动，应当放弃”，而工人武装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就不应存在了”。[7]262在国民自卫军的反扑下，所谓的“拯救法兰西中央委员会”迅速遭到解散，里昂的起义仅仅持续了一天就宣告失败。即便如此，巴枯宁仍高度称颂里昂起义的意义，称“里昂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法国南部的重镇，因此在保卫自己的同时，里昂还负有双重义务：组织法国南部的武装起义，以及解放巴黎。……如果里昂起义成功，那么整个法国南部都将卷入大起义当中。里昂和马赛是革命运动的两极。只要农村和城市一起发动起义，就将有数十万的战士奋起战斗，以革命的绝对力量对抗侵略的军事力量。而如果里昂陷入普鲁士手中，法国显然必将失败”。②Michel Bakounine, Oeuvres, Tome Ⅱ (Paris: P.-V. Stock, Éditeur, 1907), p.289.这种执着于利用现实政治动荡带来的机会而不顾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机会主义思维，在1873年的西班牙总罢工和1874年的意大利暴动中，同样给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革命的主观动力问题，即革命究竟由谁来领导、决定革命领导权的因素是什么，这也就是所谓“谁的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与巴枯宁都认为，战时诞生的法国共和制绝非法国政治生态的内生产物，而是一种应急态势之下的特殊政治安排，是法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因此，法国的社会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担任主导力量，其性质也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尽管二人都言及无产阶级，但他们对于什么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发挥何种作用等问题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
第一，二人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内涵有完全不同的认知。
对于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具有历史主体地位，是埋葬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必然承担者，具有不可动摇的本体论意义。他指出：“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8]262有了这一基本观念之后，马克思认为各国无产者的任务不存在根本区别，都是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图景。在马克思看来，欧洲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3]303但他们看不到随着资本主义自然史的发展，“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3]304而巴枯宁主义在主张上并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寄望于智者的设计与统治集团的良知，但在根本方法上则恰好落入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之列。
巴枯宁心目中的“无产者”，准确说来应称为“流氓无产者”。他更强调其困窘处境以及无法脱逃的悲惨命运，认为无产者进行抗争的首要动力，乃是摆脱困窘的现状；
同时，无产者是未受“资产阶级文明玷污”的阶级，因此更加负有革命的重任。在这个基础上，巴枯宁对于德法两国无产阶级在普法战争背景下的革命作用有着不同的认知。对于法国无产阶级，巴枯宁认为，他们必须同农民站在一起，才能保证眼下的革命取得胜利；
他们不能以农民的解放者自居，不能摆出一副城市人的高贵姿态。对于德国无产阶级，巴枯宁的态度则更为复杂。在《德意志皮鞭帝国和社会革命》中的《俄国人同盟以及德意志人的恐俄症》一文中，巴枯宁指出，德国农民阶级已经成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同盟，因此推翻德意志帝国、抵御日耳曼人扩张的历史任务，只能由德国无产者承担。但随着在第一国际内与马克思以及总委员会矛盾的扩大，巴枯宁又转而认为，德国无产者也背叛了革命。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巴枯宁把拉萨尔和马克思视为一类人，咬定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实际上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巴枯宁认为，马克思对人民治理的理解，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治理”；
[9]216然而，成为统治者的工人，已不再属于工人阶级。他还认为，以马克思、拉萨尔、倍倍尔等领袖为代表的德国无产阶级不仅背叛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还堕落为普鲁士专制主义和所谓泛日耳曼主义的帮凶，成为了斯拉夫民族和罗曼语民族的凶恶敌人。之所以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巴枯宁将自己的泛斯拉夫主义观念投射到了马克思等人身上。
纵览巴枯宁一生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对在德国开展社会革命的动力的认知存在这样一种变化趋势：1842年，认为应当支持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中庸派（《德国的反动》）；
19世纪50年代在俄国入狱期间，对德国工农革命的潜能抱有期望（《忏悔书》）；
1871年，认为战胜德意志帝国政制、实现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希望在于德国无产者（《俄国人同盟以及德意志人的恐俄症》）；
在第一国际解散后，彻底放弃了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期待。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都是巴枯宁曾寄予厚望的对象。而上述一系列变化，充分彰显出巴枯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性认识。在他的理论预设中，德意志国家的帝国政制尤其是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崛起，将对斯拉夫民族的解放事业造成威胁，而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比无产阶级解放的优先级更高；
无产阶级只是社会革命的工具，而不是主体。
第二，二人对无产阶级是否要将农民作为社会革命的同盟军有不同认知。
马克思从小农生产方式出发，来分析法国小农同专制君主之间的特殊政治联盟关系。法国小农人数众多，生产条件相同，其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3]677这种相互分离的状态导致农民无法作为一个自为阶级来行动和言说，而只能出于本能地求助于皇帝。当然，这是对最为保守的农民的描述。马克思也并不否认农民身上的革命潜能和革命诉求。他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巴黎公社的建立和巴黎国防政府的逃遁，为农民的解放提供了契机，因为压在农民身上的以巴黎为中枢的官僚机器和愚化农民的教士阶层烟消云散了。这里暗含了一个判断，即小农的解放不可能依靠自身斗争获得，而必须以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为保障：“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4]101这就意味着，小农主要是以被动的姿态承受社会革命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小农必将在资本主义自然史的发展过程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中走向消亡。因此，马克思并不期待在包括巴黎公社在内的社会革命中，工农阶级能够直接形成同盟。
那么，巴枯宁是如何看待农民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的呢？在法国面临外敌入侵之际，巴枯宁认为，法国农民与无产者同样是社会革命的参与者，但有诸多现实条件阻碍农民发挥其作用。他提出：“农民本质上是爱国的、民族主义的，他们对土地有执念和狂热，因此将誓死同试图在其土地上捕猎的侵略者进行战斗。”①Michel Bakounine, Oeuvres, Tome Ⅱ (Paris: P.-V. Stock, Éditeur, 1907), p.91.对于法国农民而言，其参与革命的主要动因是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愫。但是，“农民的确会憎恨侵占土地的侵略者，而他们同样会憎恨盘剥他们的潇洒绅士，不幸的是，他们还会痛恨城市无产者”。如果不解决好这一问题，法国将形成两种社会主义革命现实：“更受启蒙的、更加文明的，以及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资产阶级的、更恪守教条的社会主义鄙视那种更原始、更自然、更野蛮的农村的社会主义。农民一方则将工人视为资产阶级的贴身仆人或者士兵。”②Michel Bakounine, Oeuvres, Tome Ⅱ (Paris: P.-V. Stock, Éditeur, 1907), p.92.
巴枯宁认为，要实现两大阶级的结合，农民就要摆脱教士的影响，不再无知、迷信和愚蠢，同时还要摒弃对皇帝的忠诚，摒弃对私有财产的狂热虔信；
③Michel Bakounine, Oeuvres, Tome Ⅱ (Paris: P.-V. Stock, Éditeur, 1907), p.93.而无产阶级也不能再鄙视农民，而是要让农民相信，无产阶级的统治不等于城市对农村的统治、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④Michel Bakounine, Oeuvres, Tome Ⅱ (Paris: P.-V. Stock, Éditeur, 1907), pp.105-106.只有农民觉察到城市无产者并不会将其政治观念和制度强加在自己身上时，二者的团结才可能实现，社会革命才可能成功。如何构建这样一支城市和农村、无产者和农民的同盟军？巴枯宁提出，城市革命者有必要向农村派遣民兵（des Corps-francs）以宣传革命观念，但应当注意，“这并非强迫农村发动革命，也不是煽惑地方革命，而是引起革命”。⑤Michel Bakounine, Oeuvres, Tome Ⅱ (Paris: P.-V. Stock, Éditeur, 1907), p.334.
巴枯宁对法国农民革命道路的论述以及工人与农民关系的阐释，自有其缘由。此时的他，正处在转向民粹主义的重要节点上。1869年，巴枯宁开始参与“到民间去”运动，号召俄国知识分子走向农民、走入农村公社，但他与特卡乔夫、拉甫罗夫等俄国民粹主义者有显著差异。在知识分子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巴枯宁更为强调农民天然具有的革命自发性因素，认为知识分子绝不能以农民的启蒙者、拯救者的姿态走向农民。这与其对法国革命中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描述有显著的相似性。
巴枯宁关于德国农民的相关论述，则涉及农民与帝国政体的结合问题。巴枯宁贬抑德国农民的革命性。⑥但巴枯宁在《德国自由主义史》中也提出：1848年以前，仅有德国农民表现出了反专制的本能。参见Michel Bakounine, Oeuvres, Tome Ⅱ(Paris: P.-V. Stock, Éditeur, 1907), p.455。他认为，普法战争时期的德国与1848年革命期间的德意志有一个很大不同：德国农民尤其是有地农民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德意志国家的附庸，从而失去了如同法国农民那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的可能。他将原因概括为如下几点：城市无产者同农民的对立，导致农民诉诸国家力量寻求保护；
普鲁士的反动教育；
地主阶级的自私本能；
农民对政治斗争的钝感。⑦Michel Bakounine, Oeuvres, Tome Ⅱ (Paris: P.-V. Stock, Éditeur, 1907), p.417.可以说，马克思和巴枯宁均注意到了在对立的两大阶级之外的农民阶级对帝国政制的支持问题。区别在于，巴枯宁将农民对帝国的支持视为城乡对立尤其是无产者同农民直接对立的必然产物，而马克思则将这种支持视为城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高度对立后专制君主同小农相结合的一种特殊政治联盟。
1871年3月爆发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普法战争期间法国人民自发地同普鲁士占领军斗争和反抗法兰西帝国政制的系列尝试的高潮。它呼应了法国历次革命的重大吁求之一，即建立城市公社、建立“社会共和国”。对巴黎公社运动的定性描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图景的不同认识和对巴黎公社爆发机理的不同阐释：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运动是法兰西帝国政制的“直接对立物”，它通过革命实践回应了自己关于未来法国革命图景的思考，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对抗帝国政制的一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而在巴枯宁看来，巴黎公社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否定了旧制度，还在于它以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代替了“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的革命。关于革命的对象、手段、前景等问题，马克思和巴枯宁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
第一，关于巴黎公社的革命对象。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建立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帝国政体，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回答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6]352他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52这是因为旧制度下的国家机器起源于专制制度肇始之际，它时常被各阶级拿来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它先后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压迫劳动者的工具，而它的纯粹压迫性质、与社会本身相对立的性质随着历次革命的推进而日渐突出。而法兰西第二帝国亦有其特殊性：它凌驾于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上，“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宣称自己“倚靠农民阶级”。“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4]54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揭示的那样，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其庞大的常备军和冗杂的行政机器。
巴枯宁也认为巴黎公社运动的直接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和波拿巴帝制，并同样意识到无产阶级绝不能简单地继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他在《关于当前危机致一个法国人的信》中指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败亡使得临时组建的国防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波拿巴政权的统治，要么彻底摧毁这套官僚机器，而绝不用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
只有后者，才能真正使各省、各地区的公社得以解放。①Michel Bakounine, Oeuvres, Tome Ⅱ (Paris: P.-V. Stock, Éditeur, 1907), pp.86-87.但他同时认为，这次革命的关键在于一劳永逸地消灭国家这个千百年来凌驾于劳动者头上的统治机器；
社会革命应当实现蒲鲁东所讲的、将所有神圣化的特权和国家机器全部废除的目标。然而巴枯宁并不认为实际参与巴黎公社运动的无产阶级领会到了这一点：“浸润于法国雅各宾派政治传统之中的法国社会主义劳动者，绝对无法理解这一目标。他们只是不由分说地按照对自己有利的革命主张来理解革命。他们对上千万农民强行施加其政治和社会理想，而这样愚蠢又傲慢、错误且有害的意图到底来自哪里？显然是来自于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政治遗产。”②Michel Bakounine, Oeuvres, Tome Ⅱ (Paris: P.-V. Stock, Éditeur, 1907), p.345.
第二，关于社会革命的实现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典范。对于具备冗杂而完备的现代国家机器的法国而言，社会革命的必经之路是打碎旧有国家机器，建立社会共和国。针对帝国这种拥有庞大官僚机器和常备军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怪物，巴黎公社采取了如下举措：一是“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4]95因为废除了常备军，公社也同时成为了“农民解放之先声”。[4]96二是恢复并真正利用了普选制。“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4]96从而消除了作为特殊阶层的国家公职人员构成的国家等级制。由此，公社的政治意义就在于“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
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4]95
另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政治权威问题。在1871年9月24日召开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会议”上，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的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10]135-136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威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问题成为导致第一国际分裂的重大问题。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就此问题对巴枯宁等反权威主义者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但“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说，巴黎公社树立起革命权威是绝对有必要的举措。[4]227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认为，革命权威绝对是革命成功的必要保证。
就巴枯宁而言，他实际上并不反对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革命组织。但这种组织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完全不同。早在1870年8月，巴枯宁便开始论证革命权威的作用问题。他认为，革命权威应当做的事情，“不是宣讲教条，而是搅起革命行动”。①Sam Dolgoff, ed., Bakunin on Anarchism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1980), p.196.他反对雅各宾式的、试图制造并主导革命的行为，认为受革命家个人视角所限，任何一种革命组织都无力应对乃至掌控革命的多重局面。因此，革命权威组织应当培育群众的自发组织，赢得各个地方最具影响、最有智慧、最有献身精神的个体的支持，使这些地区性的自发组织遵循革命信条。②Sam Dolgoff, ed., Bakunin on Anarchism (Montréal: Black Rose Books, 1980), p.196.这种观念同巴枯宁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从事秘密结社活动的逻辑是一致的：建立秘密组织是巴枯宁渗入其他既成组织的手段；
秘密组织并不领导革命，但要不断促进、激发革命，重视道义宣传，而且从事密谋行动。③Bakunin, “Écrit aux Alliés d’Espagne”, in Wolfgang Eckhardt, The First Socialist Schism: Bakunin vs. Marx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akland: PM Press, 2016), pp.245-246.这种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密谋组织正是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反对建立的那种组织。
第三，关于巴黎公社的前景。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得以实现的形式，但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并不是社会革命的目的。巴枯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无助于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这表明他完全不理解马克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314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常态，而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历史阶段。
在巴枯宁看来，法国革命的总方向必然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巴枯宁在《巴黎公社和国家观念》（《德意志皮鞭帝国和社会革命》第二册的导言）一文中，围绕巴黎公社中以瓦尔兰为代表的少数派的革命活动，赋予了巴黎公社双重意义：它既是对抗帝国政制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社会革命，同时也蕴含着以无政府主义的所谓“革命的社会主义”同“雅各宾主义者”的“权威的集体主义”对抗的因素。瓦尔兰深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在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反对接管法兰西银行，反对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在少数派宣言上签过名。④参见[法]阿·阿达莫夫编：《巴黎公社史料辑要 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黎星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0页。这便是巴枯宁断定其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依据。
巴枯宁认为，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矛盾，就是所谓“雅各宾主义者”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雅各宾主义者”的“权威的集体主义”，包含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以政治的形式构建起革命权威；
与之相反，“革命的社会主义”则不借助政治力量，其阶级基础是以工人—农民联盟为主的全体劳动者。巴枯宁指出：“权威主义的集体主义者认为社会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可以根据命令来进行，可以依靠专政或立宪会议来组织，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同这种信念相反，我们的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朋友们认为，社会革命可以由群众、团体和协作社的自发行动来实行和领导。”[11]202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同时却不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巴枯宁眼中的巴黎公社的应然走向。
马克思和巴枯宁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社会革命方面的诸多问题有着十分相似的认识。然而，他们对革命条件、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手段、革命前景等问题的论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偶发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帝国政制的伟大尝试，它勾勒出了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形式。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了无产阶级组织政党进行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实践中只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而巴枯宁认为，要建立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以反对波拿巴政制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必须进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掌握权威。同时，他还大肆鼓吹罗曼语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团结起来抵御日耳曼民族的扩张。在这样的叙事基础上，巴枯宁强调，无产阶级只是实现社会革命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
无产阶级不能以任何政治性的组织为革命手段，而要充分利用各劳动阶层的自发性，以自发性的革命摒弃无产阶级对政治斗争的自觉参与。
在一定时期内，巴枯宁的社会革命观对欧美无产阶级运动造成了巨大的不利影响。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欧尤其是西南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巴枯宁主义的影响下，走上了所谓的“总罢工”道路，其结果是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无产阶级运动遭受了巨大失败，无产阶级的力量严重受损。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欧洲工人运动以政党政治的形式开展起来。19世纪末，欧美无产阶级再次走向团结的标志性组织——第二国际，则是在发展相对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毫不妥协地将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外。从此，由无产阶级政党引领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延续至今的基本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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