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兴，解胜利
（1.江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56；
2.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入新的发展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普世性文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新类型。在这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断。作为新时代中国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和价值关联。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纵观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了当代民主的价值内涵，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性和实效性，已经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政治文明的价值依托。因此，如何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阈下诠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涵，如何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中的演进脉络以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支撑推动作用，成为当下重要的研究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全面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和历史成就，创造性地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全新命题，这既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总结，也为新时代中国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三重涵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
“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架构；
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人类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立场。三者既相互区别又具有内在联系，统一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和发展之中。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内核
近代以后，西方国家在重商主义、殖民掠夺、工业化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最早进入到现代化进程，开辟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兴起和形成，不仅具有开创性和世界性，也具有掠夺性和地域性。总之，由于其独特性和内在限度，鲜有落后的非西方国家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自主完成现代化的案例，无论从世界整体还是从国别来看，现代化道路都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曲折性。中国作为后发、超大型国家必须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人民就开始探索现代化之路。晚清以降，各种政治力量轮番登场，分别开展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从不同层面学习西方、富国强民的现代化探索，但囿于阶级立场和国际情势，各种探索始终未能形成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整体可行方案。
1921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现代化新的探索者，为中国现代化指明了新方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工农群众经过艰辛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和社会条件。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这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领导核心，中国现代化由“求独立”进入到“谋富强”阶段。1949年到1978年间，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较为完备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保障。1978年到2012年，党领导人民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对中国如何富起来进行自主探索，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探索走向深入，中国式现代化模式雏形初现。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出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进入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这一重要论述清晰地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内涵和外延。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必然会产生世界性影响，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在防止两极分化中促进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而不是仅仅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却忽视精神文明进步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是破坏自然、发展不可持续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不是侵略扩张的现代化。
“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3]（P469-470）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集中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办事的朴素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表达和历史积淀，是实践着的文明路径，因此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内核。“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本土的、独特的，又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4]，突破了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文化霸权叙事，打破了人类走向现代只有唯一路径的神话，成为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不断探索中日渐明晰和定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使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更具文明性，使中华文明更具世界性。
（二）“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架构
“人类社会文明，就是人类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具体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五个文明。”[5]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过程中，文明总体上处于一种螺旋上升的状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其他文明的进步，导致社会整体文明程度不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推动物质极大丰富，但由于资本主义体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最终带来各文明子系统之间的失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明确提出要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从全人类和谐永续发展的高度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通盘融入到发展进程之中，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架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直在探索如何推动文明的全面进步，从建国早期提出实现物质文明的“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注重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协同推进“五个文明”建设，中国始终追求推动更全面、更协调的文明发展，逐步形成了“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物质文明发展，为其他文明发展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
以政治建设为根本推动政治文明发展，为其他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
以思想文化建设为内核推动精神文明发展，为其他文明发展提供思想指引和文化助力；
以社会建设为基础推动社会文明发展，为其他文明的发展提供秩序基础和社会动力；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石推动生态文明发展，为其他文明发展提供生态支撑。进入新时代，通过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党形成了“五个文明”协调推进的总体布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发展理论，对以中华文明复兴推动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了系统构想。
“五个文明”协调推进的总体布局实现了由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到统筹“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推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助力各项事业全面均衡。“五个文明”协调推进的系统架构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发展理念，吸收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和教训，通过融合创新，以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方一元化的发展观和文明观，为人类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以人民为中心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立场
从利益分配的视角来看，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因维护不同群体的利益，而具有不同的价值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6]（P411）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价值宗旨，并以此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各项工作的价值统领，并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政治的内涵，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核。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显著区别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价值的文明形态。
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把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事业中来，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首先是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P103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8]。正是从根本上肯定了人民的主体性价值，才能不断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作为开展各项事业的坚强后盾和动力源泉。我们党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到大政纲领和方针政策之中，体现在决策过程之中，把是否实现人民的利益、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衡量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积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决策、监督和评价的全过程，充分践行人民的主体地位，而“由人民监督和评判一切工作，才能检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是否存在不足”[9]。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核，弘扬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内涵，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价值的扭曲和压制，构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制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创造出来的，致力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10]（P294）。以人民为中心是人类普世性的价值追求和共识，日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座。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系统架构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素，形成了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结构和价值三重维度，为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审视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脉络，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智慧提供了基础参照和逻辑指向。
人类走出原始社会后，就进入了有政治的社会，政治可以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形成的不同政治文明，也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作为整个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在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政治成果和政治进步状态。”[11]（P30）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来看，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关键词汇与核心价值，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脉络就是不断争取和建构更高阶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断深化和拓展政治民主理念。可以说，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演进脉络的主线就是人类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实践和创新。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民主根植于人性，但又受制于人性，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则是影响民主发展的宏观条件，因而民主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人类不同的文明形态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民主的元素，人类社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存在着不同形态和层次的民主。在奴隶社会时期，古希腊开创了人类古典民主的历史先河，形成了城邦的直接民主。在封建中世纪的意大利，短暂存在过一种城市共和制民主。封建时期，尽管没有形成系统的民主制度和观念，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和基层自治理念都与现代民主具有一定亲和性。资本主义时期代议制民主推动了现代民主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则力图超越代议制民主，推动当代民主向更高层次发展。
尽管对民主的内涵和价值众说纷纭，但一般公认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民主一词源于希腊词“Demos”，意为人民，后来民主（Demokratia）就同“人民的统治”（Rule by People）联系起来，成为古典民主的重要特征。奴隶社会时期的古希腊雅典城邦发展出民主政治的雏形。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选举民主、权力制衡和公民自治，不经选举授权无人能自称为统治者，没有人具有永恒的权力，各权力机构享有不同权力并相互制约，所有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雅典城邦，各种关乎城邦或者公民利益、荣誉的问题都需要由全体人员或者多数公民参与决策，并建立有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十将军委员会、执政官等制度机构，以不同的民主方式处理不同层次的城邦事务。雅典公民以积极参与政治为荣，这种由直接民主所带来的积极参与和普遍自治成为雅典民主的独特风景和内在精髓。雅典民主的主要特点是主权在民的平民政体、权力开放的直接民主、法律至上的平等民主、积极公民参与下的实质民主。古希腊民主代表了古典政治文明的高峰，但作为一种直接的民主模式它出现在规模较小、民众同质性较高的城邦也预示着它具有内在的限度，特别是只有有财产的自由民才具有参与政治的公民身份，也说明它只是一种特定时代的有限民主。
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很快湮没在黑暗的中世纪。在启蒙运动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西欧率先点燃民主思想的火炬，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西欧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君主的封建统治后，面临着如何在国家规模庞大的情况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蓝图，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在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古典的直接民主很显然无法在广袤的国土上展开，于是，西欧国家“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将人民主权、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等原则运用于权力的形成与分配的过程，形成了自由民主、有限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等多种民主形式，创造了政党制、议会制、选举制等政治文明成果，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形态”[12]。
相比于古希腊直接民主，现代西方的民主在形式、主体、目标、价值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是在民主形式上，被称之为“现代的伟大发现”的代议制成为间接民主取代直接民主的新形式，也成为民主政治在国家规模扩大后的可行模式，因而被作为现代民主的同义词。其次是民主政治的行使主体由人民窄化为代议士或者代表，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成为民主政治的实际参与者，广大人民只有选举权，民主不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由人民的代表进行统治，这就使民主政治所张扬的人民主权价值大打折扣。因此，卢梭批判道：“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
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3]（P121）再次是程序民主被赋予价值优先性，评判民主与否的标准被简化为是否合乎程序，这种程序民主主要就是选举的合法性，选举而不是治理效果被作为民主的主要内容，这就偏离了民主的精神价值，而以民主达至善治的古典理想不再成为孜孜以求的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所建立的代议制民主助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形成了物质极大丰富的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构建出新型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代议制民主窄化了民主的精神内涵，稀释了民主的参与精神，使民主成为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广大人民被结构化地排斥在真实权力之外。这种内在结构失衡的政治架构也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面临一系列冲突和挑战，并出现周期性危机。
中国在长期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开创出人类政治民主的第三种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伟大旗帜，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各种有效的民主形式，不断开拓创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和基本框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人民民主的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有效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新形态，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优势成为中国之治的重要依托，开创出人类政治民主的第三种形态。这一政治民主形态具有鲜明的特征：以党的领导指引民主政治方向，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民主政治的价值，以民主集中制为决策方式保障民主治理的效能，以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统一保证人民民主的真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人类第三种政治文明形态，既接续了古典民主的价值理想，也借鉴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有益经验，形成了对既有民主形态的整合与超越，为人类民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旋律。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深入推进和话语理论的广泛传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日益彰显，成为人类政治现代化的新路径和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时代表达和理论升华，是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演进的新境界，构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主基座，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价值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概括，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指导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4]。通过完善合理的制度程序和提升真实管用的实践效能，开辟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新局面，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入新阶段，为民主政治发展构筑了时代坐标，使广大人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主体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成为新时代民主政治的践行者和守护者。
全过程人民民主开辟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与西式民主有力竞争的中国民主模式，为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丰富了人类政治民主类型，拓展了民主实践内涵。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人的政治主体性出发，立足全人类共同的民主价值理想，结合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有益民主因素，建构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民主形态。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加速建设，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政治全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展现出的制度优势和实践效能已经证明它是行得通、真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践走出了西式民主的迷思，使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能够与西式民主进行有力竞争的民主话语和模式，对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民主借鉴样本，回答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将推动世界民主发展进入新时代。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价值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规律的全面总结，是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全新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化发展。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民主的实质内涵，他认为，“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15]（P39）。只有人民能够有效参与国家治理的每一个环节和民主运作的所有过程，才能实现对国家的政治控制，建立真正的人民主权和民主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全面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民主经验，充分吸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民主思想，借鉴人类民主实践优秀成果，形成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对“人民之问”的理论回应，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也开拓了人类政治现代化的新路径，具有丰富和发展人类民主理论体系的重要价值。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既推动了国家政治发展，也促进了民主政治体系本身的完善，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方向，推动完善民主治理的宏观制度架构和微观运行机制，不断巩固和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持续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改革发展，不断拓展人民民主有效运转的创新机制，使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体现和落实在民主制度有效运转与人民广泛参与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日益健全的制度和组织体系，为广大人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层次和环节中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坚实保障，使民主真正成为广大人民参与国家建设、维护个人权利、分享发展利益的制度依靠，迸发出广大人民的创造精神和认同力量，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效能和制度创新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自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和独特价值提升了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自信。可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带来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增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支撑和基础。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价值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具有真实而广泛的实践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4]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价值就在于不仅要通过民主方式有效解决问题，还要使人民成为以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主体。因此，我们建立了多领域多层次的民主参与机制，不断提升制度的民主含量，不断增强制度的民主韧性，不断拓展制度的民主节点，使民主成为广泛的制度化问题解决通道，以容纳更多人参与到民主治理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各环节和各层次中的主体作用。例如，上海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人民城市建设的各方面，2021年制定施行了《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以法规形式确定了人民建议“征集—研究—转化”的管理和运作机制，推动人民建议成果落实转化[16]；
宁波市鄞州区人大通过探索“向人民报告”的创新制度，聚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个环节，真实地展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人大实践[17]。在全过程的民主参与中，广大人民群众得以分享治理成效，并通过民主权利的广泛行使，真切体验到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全国人民充分享有更加广泛的民主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广泛的民主参与则汇聚成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磅礴动力，而日益显著的制度效能助推“中国之治”更加蓬勃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价值还体现在，作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和无止境的民主发展过程将持续引领和指导政治实践。人类对民主的追求永无止境，“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全’既是时间概念又内在地包含着空间概念，既涉及流程问题又关系到范围问题，既体现了民主的深度又体现了民主的广度”[18]。因此，从概念话语发展和完善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民主话语，其概念既具有终极性，同时也充满开放性。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持续引领和指导民主实践，使参差不齐的民主实践都能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引领补齐短板，增强民主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推动民主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高效能治理；
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开放性要求其不断创新发展，不断推进人民民主在全流程、全领域、全时空、全要素、全功能上的机制和技术创新，不断拓展民主的内涵，推动其自我更新和升级迭代，持续不断地为人类民主实践提供价值引领和制度供给，使其成为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完善的政治动力源泉。
从人类政治文明演进逻辑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自由民主、人民民主、直接民主和实质民主进行价值统合和技术整合，使人民民主成为真实的国家制度形态、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和普遍参与的生活方式，展现出其推动国家发展、提升国家治理的良好制度效能。作为对古典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扬弃与突破，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中国民主实践的继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世界政治文明普遍性与中国政治文明特殊性的结合，是人类政治文明继承性与中国政治文明创造性的结合”[19]，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境界和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阈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政治立场，筑牢“五个文明”协同发展的政治根基，“将自由民主、秩序稳定、清廉效能等价值统合于一体，实现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稳定发展、持续协调，开辟出人类政治发展的全新道路”[20]。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出民主的“中国之理”，开辟出民主的“中国之路”，推进了民主的“中国之治”，是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政治回答和民主回应，凸显出引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积极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民主理论和实践中的民主形态，仍需以深化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大主旨和理想远景进行价值引领，使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丰富完善，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注入绵延不断的强大政治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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