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晓丽 逯 进
1.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科研部；
2.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结合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聚焦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两个具有紧密关联性的重要政策导向值得关注。第一，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政策导向的核心逻辑在于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第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这一政策导向则关注于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上述两类政策导向不仅是引领绿色发展的根本动力，更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有力支撑。据此，以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为基础，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将是我国有效应对环境问题特别是实现减碳的重要举措。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始终积极主动承担碳减排责任，并承诺于2030年达到碳排放水平的峰值。但处在经济结构、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三大领域巨大转变的十字路口，要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双目标，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对中国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相互作用下的碳排放路径与变动特征做出深入挖掘和拓展讨论，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看，Jalil 和 Mahmud认为，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①Jalil A., Mahmud S. F., "Environment KuznetsEurve for CO2 Emissions: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 for China," Energy Policy, 2009, 37(12): pp.5167-5172.施锦芳、吴学艳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关系的EKC呈现倒“N”形，并预测未来的碳排放将呈上升趋势。②施锦芳、吴学艳：《中日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比较——基于EKC曲线理论的实证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17年第1期。赵哲等认为，经济增长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会因区域差异而不同，且单靠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够实现碳减排。③赵哲、陈建成、白羽萍等：《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国环境科学》 2018年第7期。
产业结构演化与碳排放的关系非常密切。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控制碳排放的重点。Talukdar以4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第二产业占比与碳排放呈现正相关关系④Talukdar D., "Does the Private Sector Help or Hurt the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Carbon Dioxide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5): pp.827-840.，虞义华等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⑤虞义华、郑新业、张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3期。。曹丽斌等运用系统耦合模型研究发现，第二产业与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度较高。⑥曹丽斌、蔡博峰、王金南：《中国城市产业结构与CO2排放的耦合关系》，《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2期。张俊等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不仅能够促进一个地区的碳生产率提升，还可以对其相邻区域起到正向溢出效应。⑦张俊、林卿、吴雪萍等：《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在贸易开放与碳排放的关系方面，研究大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贸易的低端锁定状态，导致其被动接受了更多的碳排放。陈迎等认为，贸易是中国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⑧陈迎、潘家华、谢来辉：《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张同斌和孙静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了“国际贸易—碳排放”矩阵，发现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承担了部分碳排放责任。⑨张同斌、孙静：《“国际贸易—碳排放”网络的结构特征与传导路径研究》，《财经研究》 2019年第3期。不过李小平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污染产业的同时也转移了“干净”产业，因此，贸易开放能够降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⑩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CO2排放》，《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近年来，环境规制的减碳效应受到广受关注。徐盈之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不仅能够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还会作用于产业结构而起到间接效应。⑪徐盈之、杨英超、郭进：《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作用路径及效应——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年第1期。于向宇等认为，能源与碳排放之间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而环境规制能够将其缓解甚至消除。①于向宇、李跃、陈会英等：《“资源诅咒”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源禀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5期。李珊珊和马艳琴认为，由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故环境规制的力度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②李珊珊、马艳芹：《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分解因素的影响——基于门槛效应的视角》，《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此外，在减碳的动力机制方向，有两类议题广受关注。首先，从人力资本的作用看，多数研究都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朝着绿色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碳减排。赵领娣等认为，以不同的指标对人力资本进行衡量，其对地区碳排放影响存在明显差异。③赵领娣、贾斌、胡明照：《 基于空间计量的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碳排放密度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 2015年第4期。安超、雷明发现，人力资本可以减弱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碳排放带来的负效用。④安超、雷明：《 二氧化碳排放、人力资本和内生经济增长研究》，《中国管理科学》2019年第5期。其次，从技术创新的作用看，主流观点认为，技术创新对碳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Burniaux等将CGE模型应用于技术与碳排放的研究中，发现技术创新可使碳排放的增长率显著下降。⑤Burniaux J. M., Martin J. P., Nicoletti G., et al., "GREEN a Multi-Sector, Multi-Regio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for Quantifying the Costs of Curbing CO2 Emission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1992.Michael Hübler等认为，在短期内，一国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可以大幅减少碳排放量。⑥Michael Hübler, Baumstark L., Leimbach M., et al.,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with endogenous 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2, 83(none): pp.118-131.黄凌云等发现，自主研发和模仿创新能够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的隐含碳排放强度。⑦黄凌云、谢会强、刘冬冬：《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0期。杨莉莎等在分析了碳排放的多种驱动因素后发现，碳减排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的推动。⑧杨莉莎、朱俊鹏、贾智杰：《中国碳减排实现的影响因素和当前挑战——基于技术进步的视角》，《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不过，另有研究认为技术创新将加剧碳排放。Kumar和Managi讨论了生产率指数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发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反而使得碳排放量显著增加。⑨Kumar S., Managi S., "Energy Price-induced and Ex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ssessing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Outcomes",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09, 31(4): pp.0-353.申萌等认为，由于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负效应难以完全抵消粗放经济对碳排放的正向效应，因此技术创新最终会引致碳排放的增加。⑩申萌、李凯杰、曲如晓：《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理论和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12年第7期。除上述两类完全相异的研究外，少数研究认为技术创新对于碳排放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⑪Kloess M., Andreas Müller, "Simulating the Impact of Policy, Energy Price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the Passenger Car Fleet in Austria—A Model based Analysis 2010-2050", Energy Policy, 2011, 39(9): pp.5045-5062; Ki-Hyun, Kim, Kyung-Hwa, et al., "Progress in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Monoxide Levels in Major Urban Areas in Korea",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5.
纵览现有文献，已有研究虽然对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碳排放效应做出了全面的解析，但考虑到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具有明确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如能同时考虑二者对碳排放的作用，特别是二者的相互作用对碳排放的影响，则更契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情况。因为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理念为参照，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具有完全的交互影响机制，而这一机制本身具有两类特点：第一，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技术创新最关键的基础，而技术创新本身又进一步正向激励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第二，正是在二者单独以及交互作用的影响下，经济增长才获得了内生的源源动力，而经济增长本身又伴随着明确的二氧化碳排放难题。基于此，本文尝试讨论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的协同作用机制。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首先计算了样本城市的碳排放量，并将其对数值（lnCO2）作为被解释变量。目前碳排放量的核算方法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能源消耗量乘以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碳排放系数法、基于调研获得的家庭消费数据估算的碳足迹法。受市级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选择使用第一种方法。以韩峰和谢锐①韩峰、谢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对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的研究为依据，引入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用电量等能源消耗量，根据公式（1）估算各城市的碳排放量。
2.解释变量
其中，ha表示受教育年限，其代表了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分别表示小学、普通中学以及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占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依据既有研究⑤逯进、李霞：《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财经科学》2007年第8期。，本文设定小学在校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年，普通中学为9年，普通高等学校为14年。
3.控制变量
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地区开放度等因素后，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按照“污染光环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给一国带来环境友好型技术，促使其使用更加清洁的技术设备，从而降低碳排放；
相反，按照“污染避难所假说”，发达国家往往会将三高型产业投向环境管制较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从而给其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无论哪类假说，都显示一国的碳排放会受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据此，本文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这一变量，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使用各年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将其折算成以人民币计价。
4.中介变量
既有文献表明，产业结构②虞义华、郑新业、张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3期。和金融发展③Zhang Y. J.,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arbon Emis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China"， Energy Policy, 2011, 39(4): pp.2197-2203.对碳排放水平起重要作用。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也对上述两类因素产生影响。④张若雪：《人力资本、技术采用与产业结构升级》，《财经科学》2010年第2期；
Dogan E., Seker F., "The Influence of Real Output, Renewable and Non-renewable Energy, Trade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Top Renewable Energy Countries"，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6, 60(jul.): pp.1074-1085.因此，可以初步设想的传导机制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会影响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二者又进一步将影响传导至碳排放。如能建立这一机制，则可以更细致地描述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特征。根据数据可得性，使用二、三产业的产值之比度量产业结构，以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万元/人）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二）数据说明
受部分城市统计数据严重缺失的影响，本文选取了2003—2018年我国172个城市的数据。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电力年鉴》、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DRS）、《中国城市与产业创新力报告》，并采用插值法补齐了少量缺失数据。需要说明的是，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可靠性，本文将所有与价格相关的变量都折算为以2003年为基期的实际值。为了减少异方差性，保证数据的平滑性，本文对所有非比值型的变量取其对数值。
（三）基准计量模型的设定
依据前述讨论，本文设定函数（3）。
根据式（3），可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方程：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F检验的p值为0.0000，故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首先可判断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优；
其次LM检验结果拒绝了“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而非混合效应模型；
进一步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应使用固定效应而非随机效应模型。表1是全样本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1 全样本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人力资本（inno）与技术创新（edu）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首先对其进行逐步回归，尔后观察将二者同时引入模型时是否会导致模型估计的非显著。模型1重点关注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创新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会引致更多清洁技术的应用、改善资源使用效率，进而促使生产中单位产值能耗和碳排放的下降，减弱各项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模型2考查了人力资本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使碳排放的改善。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个体受教育水平、生产技能水平以及低碳环保意识的提升，有利于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清洁型生产技术研发与应用，并形成节能减排的社会氛围。模型3中，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0017和-0.0693，且较单独考察二者的影响时有所增加，这意味着二者不但各自存在减碳作用，而且似乎存在一种溢出机制，促使对方的减碳效应有额外增加。为验证这一结果，下文将应用协同效应加以检验。
（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可以对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产生影响，反之碳排放水平是否对二者也存在影响呢？如果存在此类双向因果关系，则表明基准模型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这将极大影响基准模型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已有研究表明①罗能生、徐铭阳、王玉泽：《空气污染会影响企业创新吗？》，《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空气污染会倒逼企业进行工艺创新及管理创新，由此猜测，碳排放很有可能会对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带来影响。如下就此问题做出验证。根据已有做法②尹志超、甘犁：《香烟、美酒和收入》，《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首先对技术创新是否为内生变量进行Durbin-Wu-Hausman检验，其p值小于0.01，拒绝技术创新是外生变量的假设，即技术创新是内生变量；
而人力资本的Durbin-Wu-Hausman检验p值为0.9871，接受了其是外生变量的假设。为此，本文尝试将技术创新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引入基准回归，通过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验证，为此首先进行了过度识别检验。Hassen"s J统计量的值是2.976，这表明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成立。其次，弱工具变量检验的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的值为25.233，大于其在10%统计水平上的临界值19.930，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度高，无弱工具变量的问题。最后，不可识别检验的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值为31.968，表明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表2中模型4结果显示，考虑到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技术创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仍对碳排放产生负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的作用方向一致，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2 稳健性检验结果（1）
进一步，根据已有研究①关海玲、张鹏：《财政支出、公共产品供给与环境污染》，《工业技术经济》2013年第10期；
Houghton R. A., Hobbie J. E., Melillo J. M., et al., "Changes in the Carbon Content of Terrestrial Biota and Soils between 1860 and 1980: A Net Release of CO2 to the Atmosphere"，Ecological Monographs, 1983, 53(3)：pp.235-262.，除上述考虑到的控制变量外，还可能有其它因素也会对碳排放产生影响。为排除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与城市发展过程有关的其他因素。这里将资本劳动比、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逐步引入回归模型中，检验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否发生变化。其中，资本劳动比使用固定资产的净值和期末从业人员数之比衡量。由表2中模型5—7的回归结果可知，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且作用方向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大小变化并不明显。因此，控制样本时期内的其他因素后，本文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2.替换变量
现有研究亦会使用R&D投入、专利的申请量或者授权量等来代表技术创新。由于R&D投入更多反映的是地区自主创新水平，而忽略了关于外部技术的引进和吸收，所以基于数据可得性及科学性，本文使用专利授权量作为技术创新的替换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中模型8所示。进一步本文选用已有文献②逯进、赵亚楠、陈阳：《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基于全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9期。常用的衡量指标——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college） 作为人力资本的替换变量，回归结果如模型9所示。更进一步考虑到二氧化硫是工业排放中最主要的污染气体，因此将其作为碳排放的替换变量。模型10为将碳排放、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全部替换后进行回归的结果。模型8—10的结果显示，替换变量后，各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证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2）
（一）协同效应
由前文可知，同时考察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时，二者可能存在着互相促进的溢出作用。为验证是否存在这一作用，如下引入协同机制分析，对此加以检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交叉项实施了去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一般而言，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则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可由式（5）表达：
根据上述原理，在式（4）中加入交叉项后，可得协同效应模型：
表4列示了协同效应回归结果，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证实了前文的推测，即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可以进一步产生减排效应；
技术创新亦然。
表4 协同效应回归结果
这一结果表明，一方面，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高强度的人力资本投入意味着创新主体不仅可以将其自身创造性智力成果转化为新技术发明，还可以有效学习、吸收外来先进生产技术，进一步带动技术变革。这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并有效提升清洁生产技术层次与应用规模，进而减少碳排放水平。同时，在技术创新和引进过程中，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意味着更严格的环境标准易于被该地区遵守和推崇，人们的节能环保意识更强，从而对企业排放行为产生无形约束。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企业清洁生产，还可以倒逼企业员工学习更先进的低碳环保生产技术，提高人力资本在生产活动中的适配性；
同时此类新技术应用形成明确的标准后，将会强化城市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对新技术的学习与应用，从而无形中提高了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大数据挖掘等诸多新技术的逐步拓展与应用，不断衍生出低碳环保型生产新技术创新与应用，有力助推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减碳的长期作用。
（二）门槛效应
在上述协同效应解析的基础上，另一个涉及二者交互作用的相关问题亦值得讨论：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协同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彼此所处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处于较高或较低水平时，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的减排效应是否会有所不同？反之，是否亦会有类似的影响？
首先对两个主要解释变量分别进行门槛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门槛检验结果
当以人力资本作为门槛变量时，单一门槛检验结果不显著，因此人力资本无门槛效应；
而技术创新的单一门槛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双重门槛检验结果不显著。由此可构建关于技术创新的单门槛回归方程：
表6 单重门槛的回归结果
据表6，在技术创新水平未达到门槛值时，人力资本及二者协同效应均对碳排放无显著作用；
在技术创新跨越其门槛值后，二者才显示出明显的减排效果。从人力资本视角看，较低的技术创新水平意味着技术创新是以经济发展为首要导向的，其目标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产值上，往往忽视了碳减排①赵领娣、贾斌、胡明照：《基于空间计量的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碳排放密度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2015年第4期。；
且技术创新层次相对较低的区域，人口素质也相对较低，人们的低碳环保意识比较淡薄。此时，即使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也难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水平。而当技术创新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异质性人力资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环节的流动加快，且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易于被人们接受，从而有效地降低了碳排放水平。就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而言，其能够在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的环境中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多数研究认为，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关系极为紧密，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技术创新的推动依赖于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①阳立高、龚世豪、王铂、晁自胜：《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制造业升级》，《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1期。人力资本不仅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加速企业内部低碳生产技术的改造与升级，还可以吸收外来先进的清洁技术与生产方法，使当地企业采用更高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进而有效地降低碳排放量。因此，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技术创新能否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是关键，而其主要的推动力就是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推动下，二者相得益彰，协同促进减排效应。
（三） 中介效应
前文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协同效应对碳排放具有明确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思考，需要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通过何种路径对碳排放产生作用？基本的逻辑是，二者首先会作用于其他中间变量，尔后这些变量又进一步作用于碳排放。为验证这一思路，寻找可靠的中介变量具有重要意义。借鉴既有研究，本文引入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两类中介，对上述传导机制做出讨论，并参考Hayes的检验过程②Hayes Andrew F., "Beyond Baron and Kenny: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09，76(4):pp. 408-420.，在式（4）前提下，构建中介效应方程（12）（13）：
表7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1.产业结构效应
从模型（11）（12）的结果看，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及其交叉项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正向作用；
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又能够起到减排作用。对这一结果可做如下解析。首先，技术创新是决定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因素，企业所处行业的研发水平决定了行业要素的生产率以及要素在行业间的再配置，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①丁一兵、傅缨捷、曹野：《融资约束、技术创新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分析》，《产业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并且，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提升劳动生产力、节约企业生产的物质成本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具体而言，一方面，提升劳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能够使企业生产更加有效率，进而降低对劳动力的需要，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并可能激活就业人口的流动频率，由此引发宏观的产业结构变动；
另一方面，节约物质成本的技术创新能够使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给产品带来价格优势，增加行业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②龚轶、顾高翔、刘昌新、王铮：《技术创新推动下的中国产业结构进化》，《科学学研究》2013年第8期。其次，人力资本因其具有要素和效率这两个特殊的生产功能，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基础。③张国强、温军、汤向俊：《中国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10期。一方面，人力资本通过其要素功能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人力资本水平高的行业和地区具有对资源聚集的比较优势，而集聚效应加快了要素在产业间的转移配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资源从原有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移弹性，降低了资源转移的阻力，劳动者能够更好更快地适应各行业间的转移，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效率功能则体现在其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体而言，效率功能强调的是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功能，人力资本不仅能够通过知识外溢引发技术创新，还能推进外来先进生产技术在行业内的应用，进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于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与碳排放的关系最为紧密④曹丽斌、蔡博峰、王金南：《中国城市产业结构与CO2排放的耦合关系》，《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2期。，第三产业对于人力资本的要求最高⑤冉茂盛、毛战宾：《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因此，当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逐步超越第二产业时，更多的生产要素从资源密集型行业转向人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污染高能耗的第二产业的发展会受到限制。这势必会引起工业生产中碳排放的下降。这一结果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亦是控制碳排放量的重要选择。
2.金融发展效应
模型（13）（14）的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及其协同效应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金融发展；
而金融发展又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对这一结果可作如下理解。金融行业具有较高的专业与技术门槛，这一行业中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其高层次发展的需要。首先，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优化了金融市场体系，拓宽了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
同时，技术创新能够为金融机构的产品、工具、服务的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其次，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非是独立的过程。一方面，人力资本在先进的技术创新环境下能够将其智力成果转化有效的金融工具。另一方面，先进的技术创新与金融产品的融合又吸引了高水平人力资本进一步向金融行业集聚。这意味着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相辅相成、协同共进，有利于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思考，一般而言发达的金融市场通常更倾向于为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成熟的企业集团提供技术研究与生产性融资，引导经济结构与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①Shahbaz M., Solarin S. A., Mahmood H., et al.,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duce CO2 Emissions in Malaysian Economy? A Time Series Analysis", Economic Modelling, 2013,35:pp.145-152．这些企业通常多为环境友好型、技术先进型企业，从而使得金融发展最终有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②Zhang Y. J.,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arbon Emis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China", Energy Policy, 2011, 39(4):pp.2197-2203.此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还可以通过促进资金的流动性、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工具以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承担社会责任，增进企业的环保意识。由此可见，金融发展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减排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应对和解决诸多重大关切问题。在这其中，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瓶颈之一，节能减排依然面临着众多挑战。因此按照全面认识、全力支持、全域统筹的原则，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以应对之，将成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大举措。本文基于中国172个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及其协同效应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第一，基准回归模型表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的碳排放水平。第二，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增进技术创新的减排效应；
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也呈现出明显的减排作用。第三，门槛回归模型表明，在技术创新水平未达到门槛值时，人力资本及其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均对碳排放无显著影响；
在技术创新跨越其门槛值后，二者才显示出明显的减排效应。第四，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作用于碳排放的重要中介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同时聚焦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持续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力度，推进整体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这将有助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进而助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第二，促使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标相配合。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充分利用教育对人口素质提升的基础性作用，使“低碳节能”理念更广泛地深入人心，以此作为个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准则。第三，保持对绿色适宜性技术的研发资金投入力度，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引导相应的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进入协同共进的良性发展模式。第四，借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推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金融服务深化两条渠道，为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节能减碳作用的发挥提供通畅而可靠的中介传导路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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