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洪越
（北京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文明的最重要条件和伟大成果。在中华民族 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汉帝国的存在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其主要体现在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和巩固。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核心和主干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延续做出了不可替代的主导性贡献。在汉帝国和汉民族的形成发展中，儒学王官学地位的确立是精神文化层面的重要支撑和保证。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在确立儒学的王官学地位、形成统一强大的汉帝国、巩固牢靠的汉民族领域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面临着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任务，董仲舒思想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下启示是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历史基础和宝贵资源。
民族国家理论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国家构建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民族立国，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基础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 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中华民族内部要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的 56个组成民族中，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汉民族发挥着主导民族和核心民族的关键作用。从历史上看，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空前一统是汉民族形成巩固的重要条件和保障，而董仲舒的思想在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空前一统中又起着十分关键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1. 董仲舒的思想为汉民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权保障
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而支撑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重要基础是思想的力量。汉王朝建立初期的国家政治思想并不是很稳定，从汉初的道家学说占主导地位，到汉朝初期长达百余年的中央王朝与分封国家的并存，都显示了这个新生的王朝在国家治理学说的选择上，在国家政治秩序的构建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道家的道法自然哲学相对应的是国家治理结构上的分封王国与中央朝廷的若即若离、暗流涌动乃至此起彼伏的分离叛乱。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立足于《春秋》中的“大一统”论述，阐释发挥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他指出：“《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1]15“《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205董仲舒是从天的唯一性来论证天人关系、天君关系的，天是“一”，君是“一”，所以需要“大一统”。
天是“一”，只有一个天，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来论证“大一统”，延续了《诗经》里讲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思想，董仲舒提出了“一统乎天子”[2]181“一统于天下”[2]223的思想，为尊崇朝廷、定君主“天子”为一尊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在一方面为在汉帝国境内“推恩令”的实施、分封国的废除、建立统一于朝廷的国家政令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另一方面为汉帝国经营岭南、进军西南、北上大漠、挺进西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汉帝国的版图远远超过了夏商周秦，汉帝国的军令政令实现了长期的高度统一，这些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先河，奠定了中国后来的基本治理版图和治理框架，为华夏民族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和更加深刻的领域向统一的汉民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政权基础。
汉人，最初的含义就是大汉帝国版图之下、大汉朝廷治理之下的民众的统称。没有强大的而又长期统一稳定的国家版图、没有统一稳定版图之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令军令统一，一个强大而又稳定的民族是不会产生的。汉帝国就是汉民族的最初的最为强大的政权依托和版图依托。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在深刻影响了汉武帝及其后世君主的基础上，成为汉帝国的基本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成为汉民族共有的最高核心政治价值之一。支持统一、渴盼统一、反对分裂、唾弃分离，继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政治信仰。这个信仰、这个价值，成为支撑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分裂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一统、实现统一的强大动力，也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历经分裂之后每一次都会走向统一、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强大民族。
2. 董仲舒为汉民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指导思想基础
“百家争鸣”，既是文化繁荣的体现，也是国家分崩的反映。国家的统一需要以思想的一统为基础，思想的一统需要以国家的统一为保障。经过长期的“礼崩乐坏”“分崩离析”，经过“暴秦”的短暂历史，初创的汉帝国没有认识到“思想一统”的重要价值、更没有做到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思想一统”。这种思想一统包括以哪一种思想学说为指导，也包括如何构建国家的治理体系。思想的分崩与政治的动荡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使得初期的汉帝国处于危机之中。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明确提出了“独尊儒术”的主张，他指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不在六艺之科孔子学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含义就是除了孔子学术外，都要剥夺其传播发展的权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罢黜百家”，“罢黜百家”的结果就是要“独尊儒术”，用孔子学术来确立统一的“统纪”和“法度”，使“民知所从”，即接受儒家的教化礼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政治学说“孔子学术”的王官学的初步地位，后来通过用儒家学说进行考试考核、选举选拔，儒家学说的统领地位得到明确，中国有了统一的指导思想。思想的统一是价值统一的基础，价值的统一是文化构建的基础，文化的认同是身份认同的基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广袤的汉帝国之上的人民提供了稳定的、明确的生活价值体系，也为汉帝国的治理提供了明确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体系，这种体系的建立使得汉帝国的治理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实现的最高水平。具有统一的版图、具有同一个君主领导下的同一个朝廷，认同同一个思想价值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汉帝国境内的各地人民日渐具有了相同的文化、话语和价值，并且为了同一个帝国的任务在帝国范围内通过经商、迁徙、战争、婚姻等方式进行不断地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汉民族——汉帝国之下的人组成的民族。
值得指出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多的是在政治生活领域、国家治理领域，在非政治生活、国家治理的领域，儒家之外的其他学说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间。即使是独尊儒术，也不是在国家治理中绝对不考虑现实需要，严格按照儒家的德主刑辅学说进行治理，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但是，即使如此，在政治教化的语言体系中，在国家治理的主导话语体系中，儒家学说的至高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在汉代以后的中国儒家各朝代中，儒家学说的地位也大抵如此。这为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价值基础。
3. 董仲舒为汉民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历史记忆
西汉帝国和东汉帝国前后延续了400年，400年的共同价值观培育、儒家指导思想话语体系的普及，400年间人民效忠于同一个朝廷、同一个帝国、一起战斗、一起生活、一起交流，构成了汉民族强大的共有历史记忆。东汉之后，历经 300年的大动乱、大动荡，但是到了公元 589年，隋帝国再一次统一了南北分裂政权，紧随之后的唐帝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在更深的层次上再现了汉帝国的辉煌。科举制度把儒家的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儒家的独尊地位在经过历史的变迁之后再一次得到强化。300多年的隋唐，使得儒家文化与汉民族不可分割，成为汉民族血脉里的重要精神标识和价值基因。
从董仲舒和汉武帝倡议和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思想、主流价值开始，经过与国家分裂时期的检验、对比和考验，到隋唐时期儒家再次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和生活指导价值源泉，汉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冲突激荡中，不断强化自己的文化属性、不断强化自己的儒家政治和价值认同，不断明确自己的身份，使得孔子学说成为凝结广大地域汉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
汉民族的形成、存在和发展与孔子的儒家学说的发展延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孔子信仰、家国信仰、报效朝廷、敬天祭祖、仁义礼智信、家国一统等核心理念和价值为民族的发展和延续、为民族的繁衍和生息，提供了丰富的优秀基因和强大的精神支撑，成为汉民族的鲜明特征。董仲舒作为西汉前期汉帝国和汉民族发展的奠基时期的儒家思想集大成者、“大一统”思想的深入阐释者和“独尊儒术”的论证倡议者，其上述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成为汉帝国的国策，并为汉代之后的中国后世王朝所整体继承和弘扬，从而发挥了其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战略家、伟大的民族缔造者之一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核心和主导，汉民族在自身的孕育形成发展各时期，都在和其他民族进行互动交流，这些时期也都是中华民族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时期。董仲舒的思想不仅在汉民族的形成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其思想的传播发展及其影响，也深刻影响了汉民族之外的中华各民族，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孕育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董仲舒思想深刻影响了汉族之外的中华其他民族
董仲舒倡导的儒家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汉民族，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从北魏孝文帝开始大规模推行汉化（儒家化）开始，中国各个分裂时期的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由少数民族主导的大一统政权，都把董仲舒倡导的“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仁义礼智信”等思想作为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人民生活指导价值。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各政权（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辽夏金等由少数民族主导建立的区域性政权，以及元和清等由少数民族主导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出于治国理政的需要，出于学习先进文化的需要，出于管理和引导汉民族被统治者的需要，都把儒学作为治国理政（特别是治理汉民族地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指导价值。这些政权管辖下的人民，为了进行国家管理，为了成为国家和地区的管理者，必须进行儒家文化的学习和践行，从而扩大了儒家政治文化的影响范围和历史地位。
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第一大民族，也是中国各民族中文化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的民族，汉民族之外的各民族在与汉民族的长期交往中，有不少民族的人民逐步接受了汉字、汉文化、儒家文化，使得儒家文化为众多的民族所了解、所践行。不同民众出于生产生活需要、交流交往需要、贸易交易的需要，学习使用践行儒家文化，使得儒家文化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文化现象，董仲舒倡导的、被后世发展的儒家信念和价值成为超越中原这个汉族聚集区的普遍性选择，成为众多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重要文化价值选择。
儒家思想对少数民族的深刻影响对于推进中华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权认同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中华各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思想基础、共同价值选择、共同家国情怀使得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在近代面对外来入侵的时候，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候，具有浓烈的同胞情怀，具有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并且在团结反抗外来入侵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强化和发展，中华民族成为包括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认同。
2. 董仲舒思想推动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儒家文化源于汉民族，但并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儒家文化不强调民族属性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别对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多次解读春秋笔法中的“夷夏”之分，认为夷夏之分更多地强调价值观的选择和践行，认同儒家价值观的就是“夏”或者享受“夏”的待遇，反之，如果是“夏”，却不认同和践行儒家价值观，就用对待“夷”的态度对待。这种观点进一步增加了少数民族进军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汉民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董仲舒“大一统”“德政”等思想，不仅为汉帝国的开拓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所有了解认同董仲舒思想的民族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随着董仲舒的思想的流行，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也以这些思想为指导，认为自己要进行开疆拓土，也要对其他政权的“不行德政”为理由进行征讨。董仲舒的这些思想，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进军中原的重要思想支撑。辽金和宋之间关于谁是中国的争论，蒙古和满洲在建立元帝国和清帝国时的意识形态论证，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无意地使用了“大一统”和“仁义礼智信”等董仲舒的思想。
不管是汉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开拓和经营，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汉民族聚集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开拓和经营，从客观上都促进了这些民族之间、这些民族民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大家相互之间的认识、认知和认同。这些民族在同一个政权的统治管理之下，在对儒家思想和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下，逐渐地增加共同点，消除隔阂和区别，从而不断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孕育和发展了共有的“天下一家”“中华民族”的概念。
3. 董仲舒思想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直接推动力量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民族，需要一个思想文化体系作为自己的民族思想。历史上“夷夏”之辩的核心在于文化的差异，在于思想的差异。汉民族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和蒙古、藏等民族的藏传佛教文化的主导地位，以及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诸多不同，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现实因素。
董仲舒思想的大一统思想，为中国各民族走向一体，提供了政治上的思想保障，在“大一统”的思想影响下，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把“统一”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都把建立统一的、包括多个民族的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汉隋唐明等汉民族主导的政权，和元清等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都把建立大一统的国家视为理所固然、理所当然，统一的政权为统一的民族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董仲舒思想确立的政治哲学、文化体系和价值理念，渗透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用统一的思想文化进行国家治理、人才选拔和教育教化，使得在统一国家政权管理下的各族民众，甚至使得在不同政权（但都信奉儒家文化）的各族民众，具有相对一致的思想认识、文化体系和价值选择，即使是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也相互渗透，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国家治理领域存在众多的相互认同和相互支撑。例如，在藏传佛教文化体系中，对中原王朝最高领袖是“文殊菩萨”的定位，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上的儒家主导，使得一个具有相对统一文化价值的民族呼之欲出，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在中华民族遭遇各种灾难，特别是近代以来面对外敌入侵的时期，面对与入侵者的巨大政治、文化、利益差异，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的抗击入侵、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生活上、经济生活上、文化生活上具有越来越多的相同点和一致性，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建设巩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的程度达到了历史的新水平。“爱我中华”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最强音。
董仲舒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强大的历史启示。
1. 中央有权威、政权的高度统一
政权的统一，政令军令的统一，是民族形成巩固发展的基本政治前提。国家的分崩离析，政权的四分五裂，必然导致民众的分离、文化的分割、经济的阻碍、交流的阻隔、民族的瓦解。苏联的解体、罗马尼亚与摩尔多瓦、朝鲜和韩国、南斯拉夫的分裂和瓦解，都直接导致了民族隔阂的加深，民族差异的强化，统一民族的分裂化。大陆和台湾的长期政权不统一也是“台独”逆流不断泛滥的重要现实原因。
反之，长期的高度的国家政权的统一，是构建塑造巩固发展统一民族的重要前提。大汉帝国之于汉民族、吐蕃政权之于藏民族、阿拉伯帝国之于阿拉伯民族、法兰西王国之于法兰西民族，都是先有政权然后有统一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样也是明证。2020年香港的“港独”逆流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消亡，同样也证明了政权法治的统一对遏制民族分裂、维护和促进民族统一的重大作用。
在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充分借鉴历史经验、充分汲取成败智慧，保持尊重但不突出、消弭而不强化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差异的明智选择，逐步实现公民身份平等，让中华民族的身份成为全体国人的第一民族身份选择，把中华民族这一经过几千年发展的统一的民族不断夯实做强，让爱我中华的种子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生根发芽，从而不断增加所有国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共同经历、平等身份、相同待遇、相同感受，不断增加中华民族内部的相似相同性质，最终使各民族都汇融入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大河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巩固有力、坚不可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指导思想的一元
董仲舒思想、儒家思想的长期指导地位，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指导思想的一元明确，指导思想的长期稳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指导思想的坚强高效，是统一民族构建的重要基础。
今天，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地位，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继续坚毅前行、不断发展壮大的坚实思想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确保新时代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思想基础。我们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引领，不断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3]。用思想的统一推动民族的统一，不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共有的精神家园、强大的精神纽带。
3. 核心价值的认同和践行
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认同，对仁义礼智信的认同，对儒家人伦关系的认同，是董仲舒思想发挥其民族整合功能的重要基础。共同的价值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今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国家观，不断促进各民族民众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现实伟大的事业为抓手，以党的领导为保障，以激发全民族砥砺奋进为目标，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断改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制，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支撑民族团结、国家发展的价值基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强大的共有价值支撑。
4. 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为各民族之间进行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四海一家，天下一统，作为各民族的共同理念，在战争、商贸、旅游、婚嫁等各种交往交流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熟悉、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相向而行，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目标等内容不断增长，为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支撑。
在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的支撑和引导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中，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从“八千湘女上天山”“三千孤儿进内蒙”到全国支援西藏、对口支援西部，从建设兵团进边疆到扶贫干部下基层，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开发，中华民族在建设中不断融合，在发展中不断认同，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日益增强，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差异在不断缩小。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民众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用范围、通用程度逐渐发展，国家的法治体系更加统一，公民身份的地位不断上升，民族身份的差异逐步淡化。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着各个民族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一个内部差别逐步消失，完整统一强大的中华民族正在逐步达到自己的新高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更加巩固、更加坚实、更加伟大的民族实体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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