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必虎 纪凤仪 金彩玉
国家文化公园是立足于中国本土提出的跨越地域性的文化圈，是发挥着公众教育、文化传承与连通功能的文化区域(1)参见孙华：《国家文化公园初论——概念、类型、特征与建设》，《中国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还是象征着人地和谐的大型遗产公共空间。(2)参见李飞、邹统钎：《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旅游学刊》2021年第1期。2017年，作为中华文化标识的“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使其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成为打造中华文化标识、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强化中华文化特性的重要途径。一系列政策文件(3)这些政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等。的出台，拉开了打造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序幕。2020年10月和2022年1月，黄河(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发表时间：2020年11月3日；
浏览时间：2022年8月29日。和长江(5)新华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01/03/content_5666221.htm，发表时间：2022年1月3日；
浏览时间：2022年10月15日。先后被列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行列，壮大了现有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不断扩充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自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出后，其内涵价值与实践路径得到诸多关注。在内涵价值方面，国家文化公园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打造中华文化共同体并传递文化价值的功能载体(6)参见钟晟：《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汉论坛》2022年第3期。，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与标识，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来源、意志品格的彰显以及精神思想的根基，其建设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7)参见张祝平：《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时代价值、基本原则与实现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为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崭新契机，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国家文化公园的实践路径。张祎娜指出，挖掘文化资源、建设跨区域文旅品牌、开发文化IP等路径的整合并用，有助于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8)参见张祎娜：《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探索与争鸣》2022年6期。傅才武和程玉梅提出“文化长江”的IP理念，串联起长江流域各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旅联动发展，建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文化符号，为中华民族提供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资本。(9)参见傅才武、程玉梅：《“文化长江”超级IP的文化旅游建构逻辑——基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视角》，《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此外，由于国家文化公园跨越的空间范围较大，各地域在自然条件、文化禀赋、经济基础、历史进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需注意地域间的比较优势，突出差异化的地域文化主题，打造并健全地域间的统筹与联动制度，以实现共同协调发展。(10)参见刘敏、张晓莉：《国家文化公园：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到区域协调发展》，《开发研究》2022年第3期。为此可采用“段长制”，落实分工与责任，以充分调动地方主体与利用社会资本。(11)参见吴殿廷、刘宏红、王彬：《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现实误区及改进途径》，《开发研究》2021年第3期。
虽然当前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已存在不少研究成果，但却缺少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与演变之宏观历史过程的关注，尚缺少线贯性的、区域性的国家文化公园研究取向。首先，国家文化公园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于历史时期由人类活动带来的文化沉积。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决定了其独特定位与本质特征。(12)参见刘鲁、郭秋琪、吴巧红：《立足新时代，探索新路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遗产活化”专题研讨会综述》，《旅游学刊》2022年第8期。如苗长虹指出，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传承谱系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但目前学界对它的挖掘与阐释十分不足。(13)参见苗长虹：《文化遗产保护能够从自然保护中学到什么——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例》，《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6期。其次，现有国家文化公园在空间上均呈现出显著的线性特征，这构成了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的主要体系，但诸多以点块状分布的区域性自然与文化遗产地也拥有丰富的文化遗存，承载了厚重的中华文化，也应是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界必须要关注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与发展的宏观历史过程，以阐释国家文化公园的定位与特征，为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支撑。
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的物质载体，国家文化公园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得到全民认同的文化景观。本研究将结合地理学的理论观点，借助文化景观史视角，从文化景观形成的宏观角度出发，明晰国家文化公园的定位与空间特征，为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历史依据，探讨其未来发展建设的核心理念。
(一)什么是文化景观史
文化景观是附着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活动的痕迹，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代表了人类文化赋予一个地区的特性，能直观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质或文化特征。(14)参见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01-302页。可以说，文化景观并非一类物体或文本，而是社会认同或主体认同形成的过程。(15)W.J.T., Mitchell(eds.), Landscape and Power.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2.文化景观包括技术体系的景观和价值体系的景观，前者具有具象性特征，如聚落、产业和公共事业景观；
后者具有非具象性特征，如民俗、语言和宗教景观。(16)参见吴必虎、刘筱娟：《中国景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
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地区的文化景观往往是由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化在同一空间上的层层沉积叠置而成，不同时期文化景观的沉积叠置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17)参见杨俊、张青萍：《南京钟山历史文化景观层积认知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8年第11期。文化景观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叠加。(18)Michael P.Conzen(eds.),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4-5.吴必虎曾借助沉积学的概念提出了“文化沉积”，以此阐释中国文化景观形成的历史层累过程与文化意义。(19)参见吴必虎：《中国山地景区文化沉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1996年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因素是中国古代文化景观产生层累的主要原因，如历代中原王朝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并建立国家认同的需要，大力尊崇儒家文化，使得大量儒家文化景观在曲阜沉积，造就了今日曲阜的城市风貌与景观格局。(20)参见唐顺英、周尚意、刘丰祥：《孔子故里文化景观发展的历史层累及其机制效应》，《热带地理》2016年第2期。
吴必虎、刘筱娟所著《中国景观史》将文化视作区域现象，构建了一个利用景观特征并从时空分异角度阐述中华文化基本特征的框架体系，即文化景观史。文化景观史主张从历史透视视角阐释文化景观变迁的历史进程，探讨人类与文化景观形成的内在联系，分析文化的空间扩散与整合，了解文化景观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化景观史的研究将帮助人们从时空分布视角，纵向、横向全面剖析文化景观的形成原因，发现不同文化层面的形态及其结构与特征，以及各历史时期形成的人类文化在同一地区的沉积组合、按时间序列有规律的文化演进层次，并通过文化层的概念比较研究各个地区文化延续发展的基础，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一个地区文化景观的前生与今世。文化景观史的提出，为从历史景观过程分析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与发展的宏观机制与独特之处提供了依据。
(二)文化景观史的形成机制
第一，自然地理环境奠定了文化景观史形成与发展的基底。海陆位置、气候、地形地貌、水文等自然地理环境要素与文化景观的形成联系密切，是文化景观形成发展的基底。如气候的差异塑造了各地不同的农业景观特征，“南稻北麦”“南橘北枳”“南米北面”便是如此，另外气候波动也会推动农业景观的改变。又如地形地貌与水文条件的南北差异造就了“南船北马”“南航北骑”现象，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交通设施景观。此外，我国农牧交错带与400mm等降水量线、地形地貌分隔线等有所重合，交错带两侧的自然地理条件明显不同，是种植业与游牧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地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景观特征。(21)参见吴必虎、纪凤仪、薛涛：《农牧交错视角下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体育文化沉积及其旅游活化》，《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不过，成长于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均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保证了文化景观的连续与统一。自秦始皇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始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政治主线。历史时期，中华文明展现出强大的文化整合能力，即不同文化在相互接触过程中不断吸收与融合，不同文化特质之间相互协调而逐渐走向一体化。(22)参见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5页。吴必虎指出，中央王朝实现统一管理的历史长短，决定了各区域文化沉积的程度，对此可称之为史化度。(23)参见吴必虎：《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虽然每个朝代所管辖的地域范围有所不同，但多有重叠之处，其中统治时间最久、活动时间最长、文化沉积最为丰富的地方，即中原地区、山东半岛地区以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其次是长江以南地区，即从海南岛至长江沿线的区域。较高的史化度意味着丰富的文化沉积，这持续影响着区域文化景观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文化的感知与认同。
在现有的国家文化公园中，长城、大运河、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均是经过长期的人类活动塑造而成的，都出现在史化度较高的区域范围内，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沉积。如古代黄河的治理与大运河的建造及疏浚，均涉及广大的区域范围，通常由中央进行统一部署，事实上也只有在大一统背景下的强大中央政府才能实现跨区域的全流域治理，建造庞大的水利工程，继而塑造沿途的文化景观。如灵渠便是为统一岭南而开拓，以水运的方式贯通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以达到恩抚岭南地区的目的，同时为岭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开辟了重要通道。
第三，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变化推动了文化景观的演变和文化景观史的发展。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是推动中国古代经济与文化重心转移的主要因素。自唐代“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所在的中原地区困于长期战乱,人口和经济的重心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24)参见于希贤、陈梧桐：《黄河文化——一个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至南宋，江南成为经济(25)参见程民生：《关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与思考》,《殷都学刊》2004年第1期。和文化(26)参见张俊峰、李杰：《北方有江南：一项景观史的研究》，《民俗研究》2022年第1期。最为发达的地区。经济与文化重心的转移意味着人类活动地域范围的变化，推动了文化景观的发展与演变。旅游景观因人的游览活动而形成，晚明时期的旅游资源主要分布于江南地区，这既与该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紧密相关，也与其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相一致。(27)参见任唤麟、龚胜生、周军：《晚明旅游资源类型结构与地域分布——以〈三才图会·地理〉与〈名山胜记〉为数据来源》，《地理研究》2011年第3期。如附着在碑刻之上的书法景观，在时空分布上就呈现出先以中原地区为主、后向江南地区扩散的特征，这与历史时期经济和文化重心的转移格局相一致。(28)参见颜丙金等：《元朝及以前书法景观文化遗产时空特征——基于〈寰宇访碑录〉及其补作数据库》，《地理研究》2017年第5期。
(一)国家文化公园是重要的公共事业景观
公共事业景观指负责维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相关景观，包括政治边界景观、水利工程、水陆交通景观和旅游名胜景观等。(29)参见吴必虎、刘筱娟：《中国景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3-295页。具体来说，政治边界景观，如曾经发挥疆域边界与文化分界作用的长城；
水利工程，如沟通南北、连贯多个流域的大运河，以及兼具防洪、供水、灌溉等功能的都江堰；
水陆交通景观，如沟通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作为古代内河水运干道的长江与黄河；
旅游名胜景观，如经过长期文化沉积而形成的江南园林、“八景”城市旅游景观结构等。历史上的公共事业景观，往往具有强大的政治、文化和精神象征意义，有助于推动国家认同感以及文化认同感的形成与发展。
长城、大运河、黄河和长江及其沿岸水利工程在开始建设之初均属于公共事业景观，跨越广大的区域范围，历经千年发展而拥有丰富的文化沉积，是国家统一、文化整体性与稳定性的象征，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体现出对这一国家特质与文化特色的强调。(30)参见龚道德：《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缘起与特质解读》，《中国园林》2021年第6期。如长城地处农牧交错带，既是历史政治边界的象征，也是多民族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情感上交流联络、在文化上融合与碰撞的见证,因而长城不仅仅是军事设施，更是跨越不同时期、属于全体民众的公共事业景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也凭借其深厚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具有重要教育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这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开发建设奠定了物质与文化基础。总之，国家文化公园是具有国家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公共事业景观，这已得到当前政府与人民的认可，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31)参见程惠哲：《从公共文化空间到国家文化公园 公共文化空间既要“好看”也要“好用”》，《人民论坛》2017年第29期。，是连贯统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物质象征与展示媒介，公共服务属性是其基本属性。(32)参见梅耀林、姚秀利、刘小钊：《文化价值视角下的国家文化公园认知探析——基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实践的思考》，《现代城市研究》2021年第7期。
(二)国家文化公园具有线贯性特征
在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提出之际，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线性文化遗产等相关理论概念已被多次提及。(33)参见李飞、邹统钎：《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旅游学刊》2021年第1期。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是指对理解和尊重欧洲共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路线，是文化概念、人物或现象的集合，可展现欧洲的记忆、历史与遗产。文化线路强调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与遗产属性，它的提出旨在为欧洲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树立欧洲共同价值观、形成欧洲共识与身份认同(34)参见戴湘毅、姚辉：《国际文化线路理念演进及中国的实践》，《首都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并为欧洲所有公民提供丰富的休闲和教育活动。与文化线路相比，根植于美国情境提出的遗产廊道则是国家遗产区(National Heritage Area)体系的一部分，更侧重利用遗产实现经济的振兴，主要方式是串联各类单体文化与自然景观，促进对遗产资源的保留与开发，鼓励社区参与，吸引民众关注历史，并没有明确的国家象征含义。线性文化遗产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35)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初论：突破与压力》，《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是从文化线路发展而来的概念。线性文化遗产是历史时期各地域互动交流的纽带与载体，是历史的见证者，可以再现中华文明的动态发展过程。线性文化遗产网络包括交通线路、军事工程、自然河流与水利工程、重大历史事件(如长征之路)四个类型。(36)参见俞孔坚等：《中国国家线性文化遗产网络构建》，《人文地理》2009年第3期。
综合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与特征，立足中国实际情况，本研究提出了国家文化公园所拥有的线贯性特征概念，即时间上经历长期文化沉积与历史过程，空间上跨越多个地域，以一线或一带统领跨地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是具有整体意义的国家和政治认同的象征。国家文化公园兼具文化整体性和多样性(37)T.Zou Z.Qiu and X.Huang, “The Origin and Vis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Management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vol.13, no.4,(June, 2022), pp.720-733.，如长城、大运河、黄河、长江和长征线路，均以一线贯之不同的自然、文化与经济区域，以线性形态建构起跨地域的文化体系，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线贯性并不意味着空间上的完全连续，而是“有实有虚”，即实际的地域空间范围与概念性的功能作用相结合，是断续构成的线性整体。(38)参见吴殿廷、刘宏红、王彬：《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现实误区及改进途径》，《开发研究》2021年第3期。
与现有相关理论概念不同的是，线贯性强调国家文化公园所具有的文化整体性。线贯性是在强烈的政治统治力量下统合而成，并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加以实现。线贯性也暗含着空间整体性，可带动多个地域的多方面交流，将各地域的文化与文化景观集合为整体，形成一个跨越地域范围、实现多地文化整合的共同体，远远超越了区域文化开发所带来的综合效益(39)参见钟晟：《文化共同体、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汉论坛》2022年第3期。，这对于促进国家统一、展现文化的整体性与多元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国家文化公园具有区域性特征
区域性是文化景观的基本特征之一。区域性文化是在特定地域内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独特互动关系，文化景观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形成并发展于特定的区域，可以直接或间接反映地方在历史时期的动态演变过程，是宝贵的历史见证。(40)参见于向华：《文化景观中地域性传承与研究》，《美术观察》2018年第3期。因此，文化景观往往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这也是文化景观的基本特征之一。(41)参见许静波：《论文化景观的特性》，《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年第4期。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条件大不相同，这为区域性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充分空间。许多区域性文化景观也带动着跨区域的文化互动交流，是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的见证者，具有国家和政治整体认同意义。如泰山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历经千年发展、有着深刻政治烙印的文化景观，为历代帝王所尊崇，是国家统一、政权稳固的象征，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华夏历史文化的缩影(4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泰山》，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test/2006-03/31/content_241131.htm，发表时间：2006年03月31日；
浏览时间：2022年8月29日。，亦有“泰山安，四海皆安”之说。围绕泰山而形成的泰山文化也就具有了跨越阶级、地域、民族与宗教的广泛影响力。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其在民间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东岳大帝，吸引了京师以南、淮河以北各地民众的朝山进香，并自发形成了以到泰山朝拜为目的的民间信仰组织——泰山香社。(43)参见叶涛：《碧霞元君信仰与华北乡村社会——明清时期泰山香社考论》，《文史哲》2009年第2期。此外，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中华名片，其所具有的自然与文化价值、国家文化象征意义、教育科研与游憩功能等远远超越了区域范围，足以设立国家文化公园，进而更好地打造泰山文化标志。
又如以厦门、漳州和泉州为主构成的闽南地区，自汉代以来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进入，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地域文化系统，它们具有相同的地域环境、相似的生计形式与制度组织以及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饮食和风俗习惯。(44)参见陈凯峰：《“厦漳泉大都市区”的社会文化渊源》，《城乡建设》2011年第10期。闽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海洋密不可分，泉州是古代中国与海外交流互通的门户，渔业与频繁的海洋贸易造就了闽南地区的海神信仰，如妈祖信仰、通远王信仰等(45)参见林溢婧、林金良：《浅谈闽南地区的海洋民俗》，《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并诞生了一系列具有闽南特色的文化景观，如聚落景观、闽南民居等。(46)参见王绍森：《当代闽南建筑的地域性表达研究》，华南理工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频繁的海洋活动也将闽南人及闽南文化带至世界各地，近代以来厦、漳、泉民众随工业化大潮而遍布各国，但他们始终与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随着频繁往来的书信和汇款行为，侨批业诞生，侨批成为记录和承载特定时期海内外往来的宝贵记录。2013年，闽南侨批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记忆财富。闽南地区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地域，与其他文化区有诸多不同，表现在对内强烈认同中原文化，对外频繁开展海内外贸易，是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结合的产物。(47)参见李智君：《风下之海：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7-20页。闽南文化区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体系，拥有极强的文化内核与凝聚力，是中华海洋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缩影，其影响力早已超出区域范围(48)参见陈支平：《闽南文化的历史构成及其基本特质》，《闽台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辐射至东南亚等地区，极具独特性与代表性，而国家海洋文化公园正是目前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内所缺少的类型。
文化景观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物质基础，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景观的地域体系，具有区域性特征。对地方文化的再现需要以原有文化景观为基础，故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离不开对其内部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如此才能再现历史过程，保护性展示地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国家文化公园正是在文化景观的基础上创造的，因此，国家文化公园也是再创造的文化景观(49)参见龚良：《大运河：从文化景观遗产到国家文化公园》，《群众》2019年第24期。，其体系构建不应忽视文化景观的区域性特征。
(一)整合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属性
目前，在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过程中，忽视了其内部丰富的文化积淀。2017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纳入国家级和省级的禁止开发区域范围，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50)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https://www.mee.gov.cn/gkml/hbb/bgt/201707/t20170728_418679.htm，发表时间：2017年07月20日；
浏览时间：2022年8月29日。《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则指出，在国家公园区域内应“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产生活设施改造和自然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活动”(51)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7-09/26/content_5227713.htm，发表时间：2017年09月26日；
浏览时间：2022年8月25日。。尽管在以传统农牧业为主的地区，低强度的观光、科研、教育和旅游活动被允许进行，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实践过程中仍然会选择“一刀切”的管理模式，禁止一切游憩与旅游活动。这不仅忽视了不同区域的生态差异性与多样性，更忽视了人类活动的合理性，致使长期以来缺少对自然保护地历史文化沉积的挖掘与表征，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52)参见吴必虎、盈斌、杨秋风：《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红线管控、旅游发展与文化表征》，《中国生态旅游》2022年第2期。
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中国的自然保护地往往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景观属性，尤其是在广大东部地区，几乎没有地方无人类活动的痕迹。(53)参见宋峰、代莹、史艳慧、王博：《国家保护地体系建设：西方标准反思与中国路径探讨》，《自然资源学报》2019年第9期。如在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景观特征的识别与评估中，发现其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就具有高度融合的特征。(54)参见贺鼎、卢丽娜、王晶、张杰：《大尺度线性遗产区域景观特征识别——以北京长城文化带为例》，《风景园林》2022年第9期。又如秦岭国家公园拥有诸多珍稀野生动植物，是重要的自然保护地，但自旧石器时代始，人类活动早已遍及秦岭深处，拥有秦蜀古道、秦巴古道等文化景观和公共事业景观，并形成了稳定的人地系统，兼具自然与文化景观双重属性。因此，不允许在秦岭国家公园内开展合理、低强度的人类活动的做法，是违背自然与文化逻辑的。
人类活动也是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尊重其所具有的公共事业属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着景观，同时也是当地景观的组成部分。(55)P.Vannini A.Vannini and E.Valentin, “Manicured Landscapes: A Video Exploration of the Dolomite Mountains as Memoryscape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vol.21, no.1(January, 2020), pp.114-134.地球上已少有未被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许多自然保护地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地，其内部和周边区域均有长期生活的居民。(56)参见杨锐、申小莉、马克平：《关于贯彻落实“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六项建议》，《生物多样性》2019年第2期。国家文化公园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见证了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变化，形成了良好的人地互动关系，作为公共事业景观，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一定的作用，或是延续着其最初的基本功能，或是具有旅游、文化和教育功能，属于“活态遗产”。大运河便是这样的“活态遗产”，它至今仍为两岸的居民所使用。可以说，正是人类的活动赋予了大运河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57)参见单霁翔：《“活态遗产”：大运河保护创新论》，《中国名城》2008年第2期。居民也是地方文化与记忆的载体，发挥着纽带作用，其所承载的地方文化与记忆不断巩固着集体认同，而这种认同感正是构建国家文化公园的记忆场所，是推动更广大地域范围内文化认同的依据所在。(58)参见李渌、徐珊珊、何景明：《文化记忆与乡村振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社区参与——基于贵州省清镇市观游村索桥红军渡的个案研究》，《旅游科学》2022年第3期。因此，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能只是保存那些历史的物质躯壳，更要保留、保护生活在其中的原住民，尊重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此才能保存其所承载的文化，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持文化的活力。
因此，国家文化公园体系要坚持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整合，尊重其所具有的自然与文化景观属性，弥补以自然为主导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不足。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景观形成的基础，塑造着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质。国家文化公园也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限定并约束了其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所塑造的文化景观具有空间一致性，有助于确定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59)参见安倬霖、周尚意：《基于地理学尺度转换的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开发研究》2022年第1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需要以原有文化景观为基础进行保护、开发与利用，挖掘文化的内涵与资源。然而，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仍存在着边界范围模糊、对其文化内涵和文化基因谱系的阐释与挖掘十分欠缺的问题，尚未构建起清晰的文化资源体系，无法形成清晰的、独特的文化标识系统。(60)参见苗长虹：《文化遗产保护能够从自然保护中学到什么——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例》，《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6期。我们要进一步明确其文化内涵，充分开发利用并设计创造文化景观，打造代表国家文化、中华文化的标志，促进文化品牌、文化旅游的衍生开发，让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惠及人民，尊重国家文化公园所具有的公共事业景观属性。可以说，国家文化公园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融合，自然景观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底，文化景观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整合线贯性与区域性空间特征
线贯性和区域性是国家文化公园的两大特性，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构建要坚持线贯性和区域性的统一。首先，尊重国家文化公园的线贯性特征与历史演变，完善线性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历史上的黄河曾流经淮北地区长达七百余年，这段历史展现了黄河所具有的巨大区域地理效应，对地方文化景观产生了巨大塑造力，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极大的遗产活化价值。(61)参见吴必虎、纪凤仪、薛涛：《黄河改道的区域地理效应与故道遗产活化——以黄河故道(江苏段)为例》，《民俗研究》2021年第3期。然而，黄河故道的这段历史尚未被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方案考虑在内，这削弱了黄河悠久历史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也是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线贯性特征的忽视。历史上的大运河不仅仅发挥着南北沟通的作用，更连接了五大水系。大运河通过赣鄱水系、梅岭古道与珠江水系的北江相连，其中，梅岭古道历史悠久，沿线留有驿站、建筑、碑刻等文化景观，是大运河和长江漕运文化景观以及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日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仅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组成。对这些历史片段的忽视，弱化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线贯性文化内涵，割裂了中华历史文化的整体性与稳定性。
其次，需要重视国家文化公园的区域性特征，建设区域性的国家文化公园。目前已经建成的四个国家文化公园均以线贯性为主要特征，尚缺少区域性类型。如前文所述的泰山，虽为区域性自然与文化景观，但其凭借特有的国家和政治认同意义、丰富的文化沉积、跨区域的民间影响力，俨然已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足以围绕其建设泰山国家文化公园。又如由厦门、漳州和泉州构成的闽南文化区，具有远远超出闽南区域范围的文化影响力与认同感，展现了中华海洋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是对中华文化和国家文化公园内涵的重要补充。区域性国家文化公园的落地，需要整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文化沉积，将历史文化沉积与时代文化相融合(62)参见赵心宪：《民族区域红色文化之构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在地化建设》，《民族学刊》2021年第11期。，通过历史上的区域文化构建当代民众的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可以说，建设区域性的文化公园对于构建和完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景观是划定文化区的标准之一，文化区可帮助界定区域性国家文化公园，并有助于明晰其边界。文化区跨越了现有行政区划的刚性边界，是以不同地区盛行的文化特征的差异而划分的一种空间单位，在同一文化区域内，某种或多种文化要素以及文化景观会呈现出一致性特征。(63)参见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环境、经济和人口结构奠定了区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而人口迁徙和政治权力主导则是改变文化景观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64)参见孟召宜、苗长虹、沈正平、渠爱雪：《江苏省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吴必虎指出，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主要受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过程和区位等三方面条件的影响。其中地理环境条件包括气候、地貌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人口、民族、经济结构、生计形式等人文地理要素；
历史发展过程造成了文化沉积厚度的空间差异；
区位条件则表现为不同时期地理条件与文化意义的组合，二者共同赋予区位以特定意义。(65)参见吴必虎：《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结合各地区地形、气候、农业形式和民族分布等条件，吴必虎、刘筱娟以自然和经济社会指标为依据，按照文化景观特征对文化区域进行了分类，共划分为8个文化区和16个文化亚区(参见图1)。(66)图1引自吴必虎、刘筱娟：《中国景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8页。各个文化区内部的文化特质与文化景观具有一致性，对于文化认同有很强大的塑造作用，可作为判定区域性国家文化公园的指标之一。如泰山碧霞元君庙在今天华北平原的山东、河北、北京均有出现(67)参见叶涛：《碧霞元君信仰与华北乡村社会——明清时期泰山香社考论》，《文史哲》2009年第2期。，这一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可为泰山国家文化公园边界的划定提供参考。
中国国家文化公园是具有国家整体象征意义的文化景观地域体系，它具有宏大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是重要的公共事业景观。国家文化公园兼具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属性，它的建设弥补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对内部文化关注的不足。国家文化公园以线贯性和区域性为主要空间特征，但目前由线贯性特征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尚未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如黄河故道尚未被纳入国家文化公园的设立范围。另外，区域性国家文化公园也有待开展建设，目前所公布的国家文化公园均呈现出线性空间形态，这削弱了中华历史文化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因此，必须坚持对线贯性和区域性两大特征的整合，以完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建设，为发扬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有力抓手。
猜你喜欢文化公园文化景观景观积极推动江苏国家文化公园立法唯实(2022年4期)2022-05-06景观别墅现代装饰(2021年6期)2021-12-31临沂市银雀山兵学文化公园开园孙子研究(2021年5期)2021-03-22火山塑造景观小学科学(学生版)(2020年12期)2021-01-08沙子的景观小学科学(学生版)(2020年7期)2020-07-28包罗万象的室内景观少年漫画(艺术创想)(2020年12期)2020-06-09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就“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公民与法治(2020年21期)2020-03-11密洛陀文化公园游记小主人报(2018年11期)2018-06-26现代道路交通文化景观探究与实践现代园艺(2018年2期)2018-03-15对首尔梨泰院伊斯兰街道的文化景观解释工业设计(2016年11期)2016-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