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阳，宁丽丽
（大理大学文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一）华侨农场的起与兴
华侨农场是中国在特定时期为安置回国归难侨成立的国家组织和社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西方影响，一些周边国家对当地华侨华人虐待、迫害、驱逐、逮捕、囚禁与劫掠，造成一批批难侨被遣返回中国〔1〕3。仅1950年至1953年的四年间，中国就接收了各国归难侨十五万余人。为了妥善安置归难侨，既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又能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华侨农场应运而生。国内第一批华侨农场主要设立在广东、福建两省，以1951年创办的“广东省归国难侨处理委员会农场”为首的8个国营华侨农场，共安置来自马来亚（现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的一万一千余名归难侨。此后，华侨农场作为安置归难侨的一种成熟模式被推广至全国，云南、贵州、广西、吉林、江西、海南等地也陆续建立华侨农场。至1979年，全国共有86个华侨农场，为数十万归难侨建立了新的家园。
20世纪80年代，国际国内局势再次发生变化，华侨农场使命逐渐由政治任务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实行经济改革与体制改革。到2015年，全国华侨农场均已完成“三融入”，结束了历史使命，从“带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国有企业”，变成经济开发区、管理区、投资区等行政管理区域，或成为并入当地行政区划的街道，社区。截至目前，国内尚存有华侨农场85个（含畜牧场1个、茶场3个、柑桔场1个、林场4个），其中广东23个、广西22个、福建17个、云南13个、海南5个、江西3个、吉林1个、新疆1个①各研究普遍认为国内存有华侨农场84个，但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站的公开资料以及《中国华侨农场史》，目前国内华侨农场的数量为85个。各研究的统计应是忽略了1985年1月5日成立，2001年10月28日挂牌的新疆华侨农场。参见http：//www.gqb.gov.cn/node2/node3/node16/node76/index.html及董中原总主编《中国华侨农场史·云南江西海南吉林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2034至2036页。。
（二）华侨农场的历史作用与研究价值
华侨农场成立七十余年，在维持社会稳定、繁荣地方经济、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反映了国家的社会变革、党的侨务工作的创新完善与新中国的不断发展。国内华侨农场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涉及多个学科门类。现有研究具有必要性和延伸性。首先，对海内外侨胞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的海外传播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华侨农场内的华侨，普遍拥有广泛的海外联系，共同的血缘关系与文化根脉让他们成为团结海外侨胞的桥梁；
他们在国内的生活状况，也是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媒介；
他们在农场的奋斗史，更是海内外华侨华人“中国梦”的缩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所蕴含的“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建意识、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的共担意识、共同享有中华民族文化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意识”〔2〕都能在农场中华侨的对外联系里得到充分体现。其次，可以充实与扩展国内华侨华人的研究维度：早在2009年，庄国土教授便提出要对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文化承继和嬗变、社会和族群认同、移民和融合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3〕。作为国内华侨的重要家园，全国华侨农场可以提供研究条件。另外，华侨农场独特的历史轨迹与发展经验，还可从外交史、口述史、国际化与本土化、侨务管理与行政等多个视角丰富国内华侨华人研究。最后，华侨农场改革涉及到转型发展、经济体制、福利制度，乃至社会管理等多个层次，在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指导下，对华侨农场的研究也可促进华侨农场作用的有效发挥，为市场体系、财税体制、城乡一体化等改革提供一定经验与依据。
目前已有学者从中国安置被迫回流移民的经验与历史教训的角度，将华侨农场作为个案，对华侨农场的研究进展和成果进行梳理，并探讨未来研究的对象、方法、主题〔4〕。本文将以华侨农场为主体，总结现状，分析不足，并进一步从社会趋势、专业交叉、延续性等方面对未来华侨农场中的可能性进行展望，以期补充前人研究成果。
现有研究包括四个层面：华侨农场的建立、管理、改革政策研究，华侨农场的转型发展实证研究，华侨农场的文化研究，以及华侨农场中归难侨的身份认同研究。
（一）华侨农场的建立、管理、改革政策研究
第一，作为国家归难侨安置措施的政策研究。华侨农场的建立，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国情有直接关系。华侨农场作为中国归难侨安置的一种政策手段，得到学术界关注。此类研究注重历史材料和信息的真实，多数遵循“原因—过程—结果—评价”逻辑。黎相宜进行的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治理政策变革以及治理绩效研究是迄今为止唯一从国家视角进行的研究。作者认为，国家对华侨农场治理经历了由政治到经济再到社会的变化〔5〕。张小欣以印尼“九三〇”排华反华事件的归难侨安置为出发点，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与行动彰显了中国对外交主权和归侨利益的维护，推动了国内归难侨救援机制的发展〔6〕。基于对华侨农场相关政策的落地效果，兰强提出华侨农场的核心是促成归难侨本地化〔7〕。
第二，华侨农场开放与融入的体制管理研究。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产物，华侨农场在人口、文化、社会生活、对外联系等方面具有特殊性，需要较长时间融入地方社会。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华侨农场原有机制不能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面临经营亏损、经济落后、土地征收等问题〔8〕。从特殊化扶持转向市场化竞争成为国内华侨农场新时期改革探索的关键〔9〕。
在制约华侨农场发展的原因上，郑少智认为华侨农场偏僻的地理环境、封闭的生产体系、政府对经济调整的缺位是关键因素〔10〕。杨英等提出国企体制上的落后与中国传统的“三农”问题共同造成了华侨农场的整体滞后〔11〕。由此，华侨农场急需接轨市场经济。变成高效经济实体，成为华侨农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词。
第三，华侨农场的改革政策研究。1985年，国家开始对华侨农场进行调整，逐渐实行属地化管理。伴随20世纪90年代的阶段性改革，到2007年，《国务院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国发〔2007〕6号文件）的印发，确立了华侨农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改革目标〔1〕326。李雪岩认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政策将为华侨农场的转型带来契机〔12〕。作为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赵桂娟主张在华侨农场的社保改革中采取“分而置之”的办法，依托国家财政对改革前参保人员的缴费和计发进行兜底〔13〕。许金顶、姜泽华在竹坝华侨农场的体改转型对策中建议，华侨农场各类问题的解决应以常规性政策为前提，重视华侨农场政策调控与转型的内在联系〔14〕。
（二）华侨农场的转型发展实证研究
华侨农场因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等差异具有不同的发展思路与转型方式。张晶盈认为，华侨农场成立带有政治性+经济性，转型时应重视归难侨安置的物质性+体制性〔15〕。朱慧方等首次将经济“新常态”引入农场转型发展研究，提出打造“多元特色侨城”〔16〕。在旅游业转型研究上，陈成栋认为福建省华侨农场旅游业发展应从促进行业自主、打造旅游品牌、加强生态建设、突出历史文化等方面着手〔17〕。张予、赵巍将厦门竹坝华侨农场旅游业定位为乡村旅游，提出“乡村+主题文化游”“经典路线游”“城郊体验游”等多种开发方式〔18〕。
（三）华侨农场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是近十年华侨农场研究热点。姚俊英关于广州H华侨农场越南归侨的跨国流动研究是国内最早的华侨农场人类学研究，作者提出的归侨跨国流动的文化主动选择性、全球化视角下的社会文化变迁都是极具启发性的思路〔19〕。随后，归难侨的文化适应、经济文化、婚姻文化等系列研究逐渐丰富华侨农场文化研究视角。
文化适应上，胡修雷认为华侨农场归难侨文化多元，在利益驱动和怀旧情结下进行文化选择与文化适应〔20〕。王思霖、胡亮节发现随着汉语逐渐成为华侨农场强势语言，归难侨原有多样性语言资源正在成为自发的文化传承〔21〕。
经济文化研究中，逄振宁提出跨国非对称理论，认为华侨农场的经济关系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构建起跨国非对称网络，并扩散和辐射，这种网络会受到政治制度、社会政策、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影响，故而持久却脆弱〔22〕。陆赏铭、罗柳宁认为归难侨生计方式和所在地经济发展具有相互推动和制约的作用，归难侨的生计方式适时而变，这一过程具有历史性和特殊性〔23〕。
婚姻文化研究中以孙燕对花都华侨农场通婚圈的调查为首，作者认为归侨侨眷通婚圈先扩大后缩小，这与现有农村通婚圈变迁观点不同，是一种独特的变迁模式〔24〕。陈舒婷认为农场归侨侨眷婚姻类型会因为归侨侨眷在地化而趋于简单化，婚姻仪式多样性也会因为社会发展和归侨侨眷观念的变化逐渐趋同乃至消失〔25〕。
（四）华侨农场中归难侨的身份认同研究
国内各地华侨农场安置的归难侨，大多数是“难民型归侨”，即“那些在侨居地遭遇战争、政治迫害或因经济状况恶化而无法继续生存被迫回国定居的人群”〔26〕。归难侨回国后除了需要解决生计问题，还要适应环境转变，而相对封闭的华侨农场由于人员构成有一定的单一性和随机性，形成介于异质与同质的“小社会”，“再移民”的身份使得他们的心理变化直接体现到家园重建上〔27〕。
孔结群对广东小岭华侨农场①作者在论文中明确表示“小岭”为化名。的两项研究结果显示，曾经在侨居国遭受的苦难，以及向国内迁移的过往，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使越南归侨自我构建“想象的难民共同体”身份〔28〕；
在本土关系建构历程上，安置政策客观上导致族群边界，而文化壁垒则形成了主观的认同边界〔29〕。所以，对于农场归难侨身份认同，并不应将归难侨简单理解为无数的个体迁入，还应考虑到群体融入和心理回归的问题，为归难侨群体营造更为平等的社会氛围〔30〕。
另外，黎相宜认为华侨农场归难侨是“制度性族群聚集”的特殊表现，首次运用比较法，对同一农场、不同国籍的归难侨群体不同程度的社会融入进行解释〔31〕。姜振逵、刘景岚根据社会身份复杂性理论，将侨场的归难侨划分为“归难侨群体”与“过路客群体”，二者社会身份复杂性不同，社会认同程度也不同。总体来说，较低的社会身份复杂性会对归难侨向国家公民社会身份转化产生阻碍〔32〕。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与梳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两个特征。
第一，研究视野的开阔性。现有研究涵盖作为特殊时期国家政策的华侨农场、作为国家组织与企业的华侨农场、华侨农场中的生活群体，以及群体中文化适应等多重面向，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均有学者关注。这一定程度上跳出对华侨农场研究“国与家”“同质与异质”“边缘与中心”等二元窠臼，反映出一种观念，即对华侨农场的认识不能局限于政治意义，其社会意义和人文意义同样重要；
归难侨不单是某种静态身份，还兼具政治身份、社会身份、文化身份，这些身份随研究进展而动态变化，随社会变迁而多重解读。开阔的视野使华侨农场研究更加鲜活、饱满、充满人文关怀，具有当代价值。
第二，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早期华侨农场研究是国家史、时代史的研究。2007年，“三融入”改革正式开始，适逢中国全球化进程进入新阶段，以庄国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细分海外华人群体认同研究。华侨农场整体融入社会、归难侨身份认同的研究开始增多。近十年，华侨农场文化研究成为又一个阶段性热点，更加关注个体发展及个体与社会互动。华侨农场的诸多文化现象和文化符号，皆反映出归难侨的文化适应、文化冲突、文化调适等多重互动机制。
（一）当前研究的不足：持续性与相关群体的缺失
第一，持续关注不足。现有研究大多是点状的共时性、阶段性的。但华侨农场与其中的归难侨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是长期、复杂的动态过程，需要不间断的跟踪与关注来考察研究成果的信度，将点的研究延伸成一条历时性的线的研究。基于时间因素或经济成本，已有研究缺少对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的持续关注。目前，全国华侨农场基本已完成体制改革，这将对华侨农场和其中的归难侨群体带来深远影响。这需要研究者们在维持效度的基础上，更加有计划地、深入持续地进行研究，在研究中不仅要忆往昔，话当下，也要看未来。
第二，对侨眷群体的忽略。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规定，侨眷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它包括华侨、归侨的配偶、父母、子女及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抚养关系的其他亲属〔33〕。从华侨农场安置的第一批归难侨开始，他们或在侨居国已有妻子儿女，或孤身一人回国在侨场中成家。历经半个世纪的生活，他们大部分已拥有子女甚至孙子女，形成了第二代和第三代侨眷群体。而华侨农场的第二代侨眷又可以分为侨居国出生和回国后出生，他们随父母感受过国外动荡年代，经历过国内特殊时期农场生活。第三代侨眷成长于华侨农场新老时代更替的对冲环境中。侨眷的成长一定程度上反映华侨农场变迁，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是华侨农场联结外界社会的纽带。他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相对独特，是维持华侨农场研究延续性的重要方向。但现有研究中罕有对侨眷群体的关注，在未来这是一项需要填补的空白。
（二）可能性展望：新发展格局下的新议题
第一，与“一带一路”的融合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更紧密。在国内，拥有华侨农场的省份（自治区）几乎都被圈定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其中云南、广西、吉林、新疆被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广东、福建、海南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圈定。国际上，华侨农场的归难侨当年的侨居国都在“一带一路”南线范围，他们多数拥有广阔的国际联系，并保持至今。在众多有利条件和深厚渊源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的广度，如何借“一带一路”东风完成华侨农场的彻底“蝶变”、华侨农场的对外文化联系及文化多样性、国际视野下华侨农场的解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华侨农场资料的搜集整理等，都具有研究可行性。
第二，跨专业的综合研究。现有研究涵盖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口述史等多个专业，但多数研究限于单一专业或两个专业之间的联系，少有多专业、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打破专业间的壁垒，建立起有效的综合研究是未来扩展华侨农场研究视野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充分发展已有联系的专业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心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等操作性专业，或新兴的交叉专业，实现各个学科和专业间思想的整合，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这固然需要研究者本身有开阔的视野，也需要学科间打破界限，加强深度交流与合作。
第三，对第二、三代侨眷的专题研究。与第一代归侨不同，在社会发展中，华侨农场中第二代侨眷扮演着时代追赶者角色，而第三代侨眷则是时代同行者。他们的生活环境正逐步趋于和社会大环境同质，但特殊的身份使他们的成长、习俗、文化仍带有异质的色彩。如今，第二代侨眷多数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第三代侨眷也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他们的身份感和认同感建立、教育情况、语言使用情况、社会融入情况、文化多样性比较等都是对于华侨农场当下研究的有益补充。对第二代、第三代侨眷的专题研究，以小着眼可以继续对华侨农场新一代文化现象进行深入挖掘，探析文化继承、融入和创新，讲好新一代的中国故事；
以大入手既可以基于最新社会境况反映华侨农场历史，也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揭示华侨农场发展现状，还可以对华侨农场未来出路进行全新视角展望。
总之，华侨农场作为中国华侨研究的一部分，在特殊的移民安置措施、独特社区的改革与认同、文化现象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成果颇丰，但因各研究之间缺乏有效的共性理论指导，研究成果有所差异。在华侨农场和归难侨的生存前景、华侨农场的文化多样性、第二、三代侨眷的社会生活等领域，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在增强文化自信、对外开放新格局等新时期新要求下，华侨农场将更全面深刻地融入社会，完成从互补到互利，从互动到互融，从共生到共荣的华丽蜕变，在此过程中，华侨农场的研究势必会有新的发展，这不仅必要，而且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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