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升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昆明650111）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官吏代天子牧民，治理地方，直接参与国家政权建设与管理，因此，他们在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也享有特殊的权力，并获得一定利益。封侯拜相、治理一方是众多官吏的人生梦想。因而，他们自入仕之日起，便要面对如何修身正己，如何处理公务，如何善治于民，如何尽忠报国等重要课题，他们经常将自己从政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进行交流总结，整理成为官箴言。中国古代官箴记载了大量优秀官吏的从政经验与为官之道，集中体现了古代官吏清廉的职业操守与高超的政治智慧。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官箴的关注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历代官箴发展历程做通论性的分析和综述，如郭成伟《官箴书集成与官箴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论纲》等；
二是中国古代官箴专题研究，主要有商爱玲《设官为民和君臣道合唐代官论研究》，孟波《明代官箴文化探析》等；
三是中国古代官箴思想研究，代表文章有卢增智《我国古代官箴中的官德思想》，杨军《我国古代官箴文化中的义利观》等。本文拟通过对中国历代官箴经典文本的梳理和解读，深挖中国古代官箴中所蕴含的政治思想，旨在为当前我国官德建设与社会治理找到立足本国国情的良方。
官是国家机关中有一定等级的公职人员；
“箴”是商周时期出现的一种文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断演进、“流变”。“箴”者，“缀衣箴也，从竹，咸声。”这是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对“箴”的具体阐述。就词性而言，在这里，“箴”为名词，指一种竹制的缝衣针。随着金属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古人将竹制的“缀”衣工具改为金属制造，其字往往做“鍼”〔1〕2。故清朝段玉裁注云：“缀衣，联缀之也，谓之使不散。若用以缝，则从金之针也。”〔2〕因此，在古时，“箴”与“鍼”二者通用。查阅古籍，“箴”字还有另一种义项，是《说文解字》里所没有记载的，即指用石器制成的针灸时用的针形器具，有“箴石”之称，这里的“箴”也为名词。古人可以用针治身体所生之病。而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合规、不合法，“生病”时，也要及时警示、劝诫、规谏。这也叫“箴”，由此“箴”引申出规诫之意，这时，“箴”已由名词延伸成为动词。就音节而言，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官箴”为双音节词，意为“百官各为箴辞，劝诫君王的过失”。但也有学者认为“官箴”为两个单音节词因表述的需要而放在一起。“官”为动词，表示“据所担任官职之职掌（去干什么）”；
“箴”则是箴谏、规劝之义〔1〕5。《左传·襄公四年》中“官箴王阙”应该翻译为“官吏依据自己担任的职责来劝诫周王的过失”。日本学者佐竹靖彦在对《作邑自箴》的基础结构研究中提出了对官箴书考察的两个向度，一是将官箴文本与同时代相似材料进行横向对比；
二是对不同时期的官箴文本进行纵向比较。本文通过对历代官箴文本进行纵向对比，以官箴的主要内容转变为视角，将中国古代官箴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从先秦至隋唐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官箴内容侧重于对箴谏对象的道德劝诫，其主要为组织政权服务。关于官箴的起源，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明言“箴”这一种文体兴盛于夏商周三代，且“夏商二箴，余句颇存”〔3〕，但学术界公认为商代《尚书·盘庚》所载的“小人之攸箴”为目前最早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官箴文献。在这篇官箴里，记录了臣子对商王盘庚的规谏，反对其再次迁都。西周时期，官箴创作繁荣，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较大提升，体例和格式也不断完善。但这一时期保留下来的官箴并不多，仅《虞人之箴》和《大正箴》两篇完整箴文与一条佚文。《虞人之箴》为西周时期众多官箴中流传最广泛、知名度最高的一篇。其内容为史官辛甲借用历史典故规谏周王切勿沉迷狩猎与征伐而不顾国家安危，应励精图治，稳固国家政权。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政治失序，战乱频繁，官箴的创作也随着政治动荡而逐渐衰微。这一时期的箴文仅有《耄箴》和《勤箴》两篇。《耄箴》是卫武公要求卿大夫不要因为年纪老迈便不愿进谏，鼓励他们要随时进谏，从而使自己保持谦卑，得到教导。《勤箴》则为楚庄王规谏国人要勤劳生产，以备灾荒。战国时期，虽有不少文人贤士对君王进行游说，但至今仍没有学者将这种游说劝说作为官箴来考量。综上可知，先秦时期的官箴多为箴文，且大多都是臣子对君主在治国理政中过失的规谏；
两汉时期，汉赋四大家之一，有硕儒之称的扬雄，因看到汉成帝喜微服出行，与帝王身份不符，于是仿《虞人之箴》其意作《州箴》，要求各州之长发挥自己的职责来规谏天子，此书又盛名为“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可惜在东汉时，其中九篇亡佚。后儒学名臣崔骃祖孙三代，世补其阙，临邑刘騊駼，名儒兼名臣的胡广对其增补，凡四十八篇，胡广将其署名为《百官箴》。这一时期的官箴文辞优美，结构精雕细琢，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因受“独尊儒术”“经世致用”的思想熏陶，其官箴内容倡导用仁、义、礼、智、信来修养身心，规范自己的职业道德。经过三国魏晋的发展，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的吏治逐步完善。由于统一王朝的再建，唐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加强。皇帝要求各级官员服从于皇权，因此，官箴对各类官员的任命以及才能和品德要求更为明确。如武则天的《臣轨》，该书编制于武则天重建亲信集团的重要时期，它成书后，诏令天下习之，其作用便是向臣僚灌输忠心，奴化官吏。《臣轨》共分十章，其主要内容便是对官员道德进行具体规范。纵览官箴发展，此书为后来官箴书的体例、内容提供了范本，影响深远。可以说，从先秦至隋唐，随着官僚政治的完善与成熟，同时受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官箴的内容多体现在道德方面的说教，强调读书求官、出仕执政都要以仁、义、礼、智、信指导自己修养身心、待人接物和恪尽职守〔1〕11。
至宋元时期为第二阶段，受“理学”影响，该时期的官箴内容既注重道德内省，也强调政治实践。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君主对官员的要求逐渐增多，各项管理制度也更加严格，该时期的官箴作者多为官员，他们为求生存与顺应君主要求，其所著官箴也多用于自我警示，内容结构多为“修身、齐家、治国”的形式，更多体现劝诫的意味。陈襄的《州县提纲》全书列目一百一十六，开篇即为《洁己》《平心》《专勤》三则文章，指出出仕做官，以廉为先，同时也应做到公平公正，专心致志，朝夕以思。除却对官员的从政道德规谏，该书还涉及听讼阅案、治狱系囚、催科差役等具体的治民之道，可谓是涉猎广泛，内容详备。《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于妨奸厘弊之道，抉摘最明，而首卷推本正己省身，凡数十事，尤为知要，亦可为司牧之指南。”〔4〕304李元弼撰《作邑自箴》，凡十卷，第一卷即为《正己》《齐家》，强调为官者在从政之前必须端正自己的行为，提高自身修养，才能处理好政务。卷二至四为《处事》，卷六至九为《规矩》，卷十记录《登途须知》《急务药方》等实用知识，书中对刑狱、赋税、户口、田土、买卖、官务约束、耆壮诸事记叙特为详细，可谓道德说教与从政经验并存。吕本中撰《官箴》一卷，为其自身经历有得之言。该文章明确指出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5〕97。这是每个做官者应该具有的品德。同时也对如何对待下属、为官处事、政府税收等内容进行了论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虽篇秩无多，而词简义精，固有官者之龟鉴也。”〔4〕332胡太初撰《昼帘绪论》一卷，该文共有十五篇，第一篇为尽己篇，所谓“尽己”即恪尽职守。强调为官从政，首先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其中廉洁和勤奋为首要，除却廉与勤外，还需时常责己省身，约束家人，这些都是从政之要端。该官箴除了论述“尽己”外，还对“御吏”“听讼”“催科”“理财”“差役”“赈恤”“势利”“远嫌”等方面进行了详备的论述，可谓胪列清晰，叙述详尽。元朝张养浩撰《三事忠告》四卷，其内容从省身洁己到规夫牧民，道尽了自己的从政经验以及对各级官员的谆谆教诲，提出了许多为后人借鉴的合理主张。可见，宋元时期的官箴一方面注重官员的自我修养，另一方面，它也重视官员在诸如刑名、司法、钱粮、教化等地方现实吏治的具体实践。这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官箴已经形成。
明清时期为官箴的成熟阶段，它的内容开始由注重道德说教转向注重知识传播，具有很强的实操性，其逐步变为指导官员的系统行政导论。明清时期的官箴数量激增，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是官箴书集大成时代。考察《官箴书集成》，明代官箴书有17种47卷被收录，清代更是达到76种900多卷，可谓品类众多，内容丰富，远超前代。明代早期，官箴的内容与宋元时期官箴的关注点大致相同，如朱逢吉著《牧民心鉴》，汪天锡编辑《官箴集要》等，都集中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为人处事、司法审判、课税教化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形式也多参照宋元官箴的分类方式，即正己、齐家、处事的顺序来安排内容。中晚明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单纯的道德说教与从政经验已无法满足官员的实际需求，因此这一时期的官箴书编撰者开始吸收新的技术性知识与前期官箴文本进行整合。清初黄六鸿撰《福惠全书》的出现，标志着官箴由道德文本向知识集合的发展趋势得到完成，其内容也由从政经验上升为系统的行政导论。《福惠全书》的写作主要聚焦于地方（州县）官，是作者对地方行政的情况、阅历、经验和体会的记录。“福”即造福之心，“惠”即施惠之事，“全”则表示该书汇聚了统一州邑之政的各个方面，大而钱谷、刑名、教养、风俗，小而建制、修举、科条、庶务〔6〕，同时对地方弊端内幕也有所揭露，体例完备，事无巨细，具有较强的指导性，为同类著作的典范。考察明清官箴，可知其箴谏对象较前代也进一步扩大，更多聚焦于知府、知县以及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书吏”“幕僚”“杂役”“长随”等“亲民官”，内容浩瀚，知识丰富，经世致用。
综观以往，中国古代官箴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其规箴对象由“官箴王阙”到“官员自箴”，内容也呈现逐渐儒学化、实用化、丰富化等特点。这既与我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有关，同时也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重要影响。官箴书的兴盛与繁荣，也意味着中国封建政治智慧走向成熟。其优秀的思想内容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借鉴。
中国古代官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作为古代政治和法治文献的荟萃，记录了国家治理的中心环节和基本运作规程〔7〕，拥有广博的思想意蕴和深厚的政治思想内容。
其一，中国古代官箴推崇明德诚信、清正廉洁、勤奋务实的为官道德。中国传统政治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强调人治，奉行“为政在人”理念。在古代，人是国家所有法律制度的推行者，因此官吏的个人品德直接影响着政令的执行效果。修身正己是古代官吏的必修课。中国古代官箴指出明德诚信是修身正己的重要内容。官箴认为“德者，本也”“君子先慎乎有德”，即官吏要重视德性的培养，不论是外在的举止言谈，还是内心的仁义礼智都要下足功夫，这是修身立政的根本。诚信是官吏处理上下关系最为重要的品质。武则天在《臣轨》中强调诚信是百善之首，是官吏为官处事的基础。没有诚实的品格，便得不到君主与人民的信任与爱戴。“人之操履，无如诚实”〔8〕253。可见，古代官吏对诚信品质培养的重视。“清廉”是立政的基础，是君主与民众对官吏在从政中的共同要求。中国古代官箴对清廉有三种层次的认识。第一，持廉。徐榜在《宦臣日记》里用处子之身来比喻士大夫清廉之可贵。陈襄在《州县提纲》里更是直言廉洁是官员的分内之事，把廉洁称为官吏必备的品质。第二，戒贪。孟子强调贪对廉洁有着巨大的损害，提倡戒贪保廉。徐栋在《牧令书辑要》中规谏各级官员做清廉仁爱之官，不做苟且贪污的事。第三，节俭。“清正俭约，是居官之良法”〔8〕284，“惟俭足以养廉”〔8〕230，陈宏谋认为节俭节约是廉洁的基础，是当官理政最好的方法。杨昱直言官吏应看淡名利，切勿追求华衣美食，否则便会因俸禄不够而走向贪污。清正廉洁是为官者从政施政的基础。“清、慎、勤”为中国古代官箴的重要思想。吕本中《官箴》虽将“勤”置于最末，但大多君主以及官吏认为“勤”在治国理政中与“清”“慎”同样重要。只有勤政才能了解事情原委，才能客观公正地解决问题。中国古代官箴要求官吏在两方面做到“勤”。第一，思想上，要求官吏树立“有为”信念。《慎子·威德》言，设立官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在其位，谋其事，竭尽所能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而不是为了某个官员才设立那个职位。正所谓“人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的心”。可见，古代官吏在思想上有着“有所作为”的信念。第二，在行动上，劝诫官吏应勤于政事。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规谏百官应该勤奋处理公务，如果官员一天不处理公事，必有百姓在民间受苦不为人知。并且借用古代圣贤为官时起早贪黑处理政事来激励当代官员应勤奋处理公务。关于具体操作，陈襄在《州县提纲》中指出，处理公务不得积压，今日事今日毕，不能延迟拖拉，形成了勤政的规律，政务便有条理，衙门之内也因为公事少而变得平静。古代官吏都将“务实”作为自己认识、处理问题以及执政行政的重要方法。官箴认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官吏只有“立行笃行”方能国富民强，天下大治。扬雄言：“学，行之，上也；
言之，次也。”“君子强学而力行”从而指出官吏在实施政务时应去“文饰”，“做实事”，这样才能出实效，得民心。这都是中国古代官箴在官德修养方面的优秀内容。
其二，中国古代官箴遵循事君尽忠、以民为本、秉公执政的从政原则。君主是古代中国权力的核心，代表着国家政权的集中和统一。中国古代官箴要求官员彻底做到以君主利益为最高利益。“为臣事君，忠之本也”〔1〕95。即臣子侍奉君主，忠是最根本的原则。武则天在《臣轨》“至忠”一章中，一方面要求官员竭尽所能，为国效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官员积极进谏，来矫正君主的过失，达到忠君的目的。陈宏谋在《从政遗规》中也强调侍奉君主，一定要忠诚恭敬。“以民为本”，是执政者最基本的道德，是为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中国古代官箴中，“民本”思想体现为重民与恤民两方面。关于“重民”，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薛瑄在《薛文清公从政录》中言，为官之人就算是最愚昧的小民都应该去敬重他们，不可忽视。体现了君主与官吏对百姓的重视。关于“恤民”，《从政遗规》言：“以赤子之心爱民。”〔8〕237朱熹也强调恤民是为政的首要。中国古代官箴中记载着大量关于以民为本的论述与思想，它是中国古代官箴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秉公执政为历代君主对官吏的必然要求，它是检验官吏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因此官箴也要求官吏要将秉公执政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在官箴中，秉公执政蕴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守正。“政者，正也。为政之道，莫若至公”。唐太宗提出身心端正是治理好国家的前提。李元弼也提出：“凡欲治人，先须正己。”〔9〕即要想治理好天下，治理好人民，最主要的便是要端正自己。禁止百姓做的事，自己首先不做。自己的缺点改正后，再去批评他人的缺点。繁杂的事情为政者要亲自处理，来使百姓得到安宁，达到“身任其劳而贻百姓以安”〔10〕。司马光指出，执政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要极端公正。陈宏谋《从政遗规》载“中者，立法之本”〔8〕235，来强调立法的根本原则便是要公正。关于如何守正，杨昱在其《牧鉴》中规谏百官要保持虚心，在思想上做到没有成见，自然便会做到公平。第二，去私。《牧民忠告》中指出从政者宁可贫困也要公平，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谋私。并强调“去私”是正人君子出仕为官后必备的品德。尹会一也在《吕语集萃》中论述戒私、戒伪是当官的两个警戒。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官箴最为重要的从政原则。
其三，中国古代官箴注重教化于民、友僚宽下、荐贤举长的施政技巧。在古代，处理狱讼与教化于民二者相辅相成。因此官箴要求官吏在狱讼没有形成之前，要注重以德化民。提倡官吏要培养民众的善心，用恭敬、谦逊的心去引导他们，这样争讼自然便会消除。同时官吏在听讼时，要详察、要存恕、要勤慎。徐栋在《牧令书辑要》中指出审问诉讼案件勤、慎是亲近百姓重要的途径。教化于民是中国古代官箴处理狱讼最为主要的内容。在国家机器中，各级官员发挥着承上治下的重要作用，他们之间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中国古代官箴提倡同僚在处理相互关系时，要以和为贵。吕本中在《官箴》中直言：“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5〕98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更是指出同僚之间要同心协力，交往时遵循道义礼节，相处时真诚对待，虽交淡如水，但义重于山。同时官箴还倡导官员在对待下属时应谦和有节，态度温和，宽以待人。中国古代政治非常讲究用人之术，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人才的选拔任用与国家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官箴在人才选拔任用上注重任人唯贤，用其所长。关于任人唯贤，《墨子》言：“尚贤者，政之本也。”明确了崇尚贤人，是为政的根本。《晏子春秋》指出人才的任用与罢免应该看他是否贤能，是否称职，而不是凭借君主的喜恶。何为贤人标准，《贞观政要》言：“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即要将品德和学识作为衡量人才的基本标准。关于用其所长，《从政遗规》言：“使人当用其所长，而略其所短，则无弃才。”即要求任用官吏时需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吕语集萃》用骆驼可以背负很重的物件，而蜗牛最多只能背一粒米，需各自凭借自己的能力办事来寓言君子任用人才，不必要求有同样的功绩，要让其发挥特长，各尽所能便可，从而形象地说明了任用人才要用其所长的道理。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官箴在施政技巧方面的重要内容。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官箴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虽不免存在糟粕，但其记录了我国官僚考选检查机制，它是漫长封建社会赖以巩固的支柱，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瑰宝。它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在今天我国的官德建设与社会治理中，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其一，为加强党员干部官德建设提供了理论导向，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古代官箴虽为封建社会官吏量身定制，但置于当代，其中有关修身正己的论述，对现代党员干部个人修养以及官德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第一，有利于塑造党员干部“清”“慎”“勤”的政治人格。“清、慎、勤”是中国古代官箴的核心精要，即要求官员做到清廉、谨慎、勤政。官箴认为清廉是立政之根本，能做到廉洁执政，便可官位长守；
谨慎是处理好政务的前提，只有谨言慎行，才会令出无疑；
勤奋是考察官员称职与否的重要指标，勤政则无滞事，百姓不受害。传承与弘扬这些丰富的内容对于当前党员干部政治人格的健全有着重要的浸润作用。第二，有利于践行党为人民服务宗旨。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官箴的主要思想。官员出仕为官的重要准则便是服务民众，故黄宗羲指出，官员为官，是为万民不是为一姓。官箴中多次指出，要将人民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人民的忧愁作为自己的忧愁，人民的欲望作为自己的欲望。这样的理念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脉相承。始终秉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有利于更好地践行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其二，为提高党员干部施政技巧提供了具体指南，有效实现了新时代干部队伍业务能力的提升。官员在处理政务时，既要坚守官德原则，也要讲求施政技巧。正如清人汪祖辉言：“刚则易折，柔则易暗，应刚柔相济。不可优柔寡断，亦不可刚愎自用。”因此，官员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采用合理适中的方法，对症下药、刚柔并济，这样才能政务畅通。第一，在人际关系处理上中国古代官箴给人以智慧。经过无数官员在官场上的实践与摸索，官箴总结了待人接物的原则：对待上司，提倡“事上之道莫若忠”〔1〕95，忠与礼是对待上司的基本原则。同时，“上司度量不同，断不容属员之欺慢，才具不同，断不喜属员之浮华”〔11〕，即对待上司要真诚，既不可轻慢，也不可阿谀奉承。对待同僚，吕本中《官箴》言：“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5〕98同僚应做兄弟来相处。如遇“沉鸷狠戾”者，也应该用诚意感动他，不应当靠权势争斗，以伤团结。对待下属，则提倡“待下之道莫若恕”，即要对下属宽容，既温和又庄重，从而使其生敬畏之心。第二，在处理政务方面中国古代官箴给人以借鉴。正如尹会一《吕语集萃》中言：“为政以问察为第一要，此尧舜治天下之妙法也。”〔1〕239即当官理事要勤于咨询，智于辨别。同时强调：“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
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5〕98即要求官员处理政事应全心全意，始终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最后，在具体操作时中国古代官箴提供经验做法。如见形察影、突击调查等破案方法，隔离审查、揣摩心理等审案技巧，以及自报法、自审法、投柜法等钱粮税收施政技巧，对于新时代干部队伍处理繁琐工作任务、提升业务能力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其三，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提供了制度供给，着力构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新形势下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尤为重要，它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必然举措。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积极借鉴中国古代反腐倡廉优秀经验有利于推进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中国古代官箴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它为新时代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提供了智慧。第一，有利于提升反腐倡廉建设内在动力。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既需要抓紧制度的笼子，用制度管党治党，也需要发挥中国古代官箴廉政文化的浸润作用，使清正廉洁为官理念在党员干部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第二，有利于完善反腐倡廉建设体制机制。在中国古代官箴中记录着诸多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如警示预防机制，传统官箴对官吏采取警示告诫与劝勉奖励两种方式，来预防其腐败堕落，如《臣轨》中武则天告诫臣子为官处事要用谨慎的态度贯穿始终，这样才不会酿成大祸，后悔莫及。《宦官日记》中用节俭可以养德、养寿、养神、养气来规谏官员为官应节俭。同时，官箴对官员也采取劝勉奖励的方式。警示与奖励双管齐下是中国古代官箴针对预防贪腐的主要特点，这一特点启示我们在反腐倡廉中既要注重警示告诫，也要注重考评奖励，这样才能树立官员信心，激发其热情。再如制度监督机制，传统官箴特别注重发挥群众与官员对官场弊病的揭露与不合理制度的监督。《实政录·明职》揭露了库官利用天平作弊的弊病。《州县提纲》中揭露从政者家属利用其职权谋私的弊病。《福惠全书·凡例》对各领域施政的弊病进行了概述。借鉴与学习中国古代官箴反腐倡廉内容，不断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的体制机制，对于今天有效规避与防范贪腐现象，使党员干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本质转变有着重要意义。
其四，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供了实践范本，全面推进了新时期和谐现代化社会构建。除却官德建设、施政技巧、廉政建设，中国古代官箴对基层社会治理以及社会保障亦有一定启发思考与借鉴价值。关于基层治理，官箴中强调应爱恤民众，注重民意。《薛文清公从政录》言：“为政通下情为急。”〔12〕及时了解并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是基层从政人员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同民之欲者，民共乐之”，基层治理的关键就在于及时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人民在治理中得到红利。中国古代官箴的民本思想是如今治国理政可以借鉴的丰富思想源泉。关于社会保障，陈襄《州县提纲》提出了政府要给乞丐以及遗孤等提供帮助，做好收养抚育工作。《居官必要为政便览》里提倡街头的乞丐，不论其年纪大小，身体健康与否，只要其没有家人赡养，没有经济来源，便可以将其收入养济院，如今天的福利院。《实政录》主张通过奖励机制激励一些有能之士收养鳏寡孤独者。关于医疗健康，《实政录》指出，对于医者的选拔要进行严格的审查与考核，要有充足的医疗经费保障，及时通报疫情；
《实政录》也关注教育问题，它将教育与国家治理相结合，指出人才关系国家兴衰，而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因此其提倡学校要以修己治人为宗旨，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与能力培养。《实政录》也注重生存就业问题，主张官府解决有房无地、房地俱无，或失业而受饥寒者的营生〔13〕。这些思想对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与和谐现代化社会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综上，中国古代官箴自先秦发展至今，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积淀着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官吏对官场的认识探索和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有着独特的文化烙印，是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国家文化自信的底气与来源。但中国古代官箴来自封建社会，它存在着明显的阶级性和局限性：其一，它的内容带有理想色彩，如没有具体监督，则很难实现；
其二，它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注重中庸之道，缺少创新精神；
其三，它始终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根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官位，或培养统治者的接班人。因此，对待中国古代官箴，应该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借鉴。要根据时代条件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与形式，使它的文化基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与新时代社会现实相协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让中国古代官箴散发出更多政治智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