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银，董秀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 100029）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学者关注的焦点。为了应对全球升温带来的负面影响，2015 年12 月通过的《巴黎协定》，呼吁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以内的目标[1]。研究显示，全球已经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1℃的全球温升，若不加以控制，则会对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严峻的挑战，更会为生态脆弱性国家带来灭国之灾[2]。这就需要各个国家制订各自的减排策略，基于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公平为基础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但是，在面对减排责任划分的公平性问题上，各国普遍存在分歧。一方面，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进而产生了大量温室气体；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指出发达国家应当基于历史累积排放以及人均排放制订减排标准，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双方势力互不相让，形成了气候谈判中较为明显的气候博弈格局。归其原因在于双方是基于自身利益，想办法减轻因减排措施引发的经济损失，“搭便车”的现象也不可能完全消除[3]。
尽管如此，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各个国家还是积极地履行自身的减排责任，提出多种减排措施助力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具有较高的国际话语权。数字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望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低碳发展[4]。与此同时，《IPCC 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全球变暖升幅小于1.5℃的目标，需要各国协同努力在21 世纪中叶实现全球碳中和才有可能完成[5]。因此，数字经济与“碳中和”逐渐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突出战略。
因此，本文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探究大国间气候博弈给全球减排、数字经济发展以及“碳中和”策略的实施带来多大的影响，以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新的视角。
随着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及自然灾害频发，全球各个国家在积极寻求一条合理而公平的应对措施而不断努力。1992 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旨在通过联合国框架下的谈判机制形成全球性的气候合作框架，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5]。但是，UNFCCC 力图恪守公平的谈判原则，遵循所有缔约方有公平且重要的话语权。随后1997 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首次明确各国的减排时间、种类和目标，并且首次规定了工业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3]。发展中国家正式参与减排进程要追溯到2015 年，近200 个缔约方国家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2020 年12 月，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单边主义没有出路[6]，明确了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共同努力积极应对。然而，现实是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在国际上谈判能力与话语权均处于较低的位置，却面临着气候变化极高的脆弱性以及风险。因此，它们迫切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以及较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做出代表，全球气候谈判便逐渐成为大国之间的气候博弈。
表1 展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数，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标准，气候变化脆弱性是一项衡量气候变化对一个国家负面影响程度的指标，包括曝光度、敏感性和适应性三个维度[7]。Abdelzaher 等[8]基于上述三个维度，构建了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标。由表1 可知，气候变化脆弱性较高的地区通常也是经济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南亚以及东南亚等地区。而北美以及欧洲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标相对较低，但是它们的经济较为发达，历史上排放了更多的温室气体，因此，原则上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气候变化问题的错配也造成了经济雄厚的发达国家有能力承担减排责任但是却难以落实，气候变化脆弱性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更急迫需要减排，却无能为力。
表1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气候变化脆弱性指数[8]
2.1 气候博弈模型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气候博弈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智猪博弈”模型[9]，如表2 所示。发达国家如果选择在发展中国家搭便车时行动，其在得到减排收益的同时不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从而获得最高的收益，但是发展中国家则在气候变化行动中不可避免地遭到损失。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时行动，则两者在其中均能获得收益，但是发达国家的收益要小于其搭便车时所获得的。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搭便车行为，则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所有的气候变化成本，获得了更低的收益，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受益。发展中国家的优势策略决定了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只能是行动，否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均一无所获。而发展中国家则在这场博弈中选择搭便车行为，获得最大化收益。
表2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智猪博弈”模拟矩阵
所以“智猪博弈”的结果是发达国家提供气候变化行动的约束，并采取行动，发展中国家则搭便车，除非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承诺和补偿，才有可能两者一起行动。如果发达国家搭便车取得较高收益，则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因此，这种现象造成了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主要是集中在发达国家的气候治理，发达国家的行为很容易对全球以及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全球碳减排进程。
2.2 碳总量与碳均量
气候博弈的关注点还是在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各国家如何在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分一杯羹”。而二氧化碳作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学者的广泛关注[10]。气候博弈的焦点在于发达国家由于历史累积碳排放量以及人均碳排放量相比发展中国家更高，因此，需要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而美国等国家则认为类似于中国的排放大国需要采取更为重要的碳减排措施[11]。因此，呈现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放量是十分必要的。
图1 显示了全球主要的六个经济体碳排放总量以及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情况。从碳排放总量来看，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排放经济体，碳排放量逐年走高，由1990年的2 122.16 百万吨上涨至2018 年的9 570.81 百万吨，年均增长率为5.53%。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碳排放总量也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5.39%。但其人均碳排放量位于六个经济体的最低位，2019 年印度人均碳排放量为1.69 吨/人，同期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4.52 吨/人。相对而言，除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外，其他经济体的碳排放量均未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美国和欧盟的碳排放总量近些年显著下降，但是其人均碳排放量要远超过印度。尽管国际上通过碳排放总量来制订各国的减排标准，但是对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而言，其碳排放总量并未体现出其真实的碳排放地位，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为严苛的减排标准。而从总量上来制订减排策略无疑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减排压力。
图1 全球主要经济体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量变化情况
2.3 全球贸易格局
气候博弈主要聚焦在各国碳减排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所致，而贸易可以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以及碳足迹的流动。因此，合理客观地测量大国的贸易现状，对于国家间气候博弈及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划分均是很好的参考。图2 展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物贸易总量及产品结构。
图2 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量及产品类别占比
从货物贸易总量来看，所选取的6 个经济体中欧盟的货物贸易量远超其他经济体，美国紧随其后，体现了全球贸易格局主要由欧美两个主要阵营掌控。2011 年，中国的出口量超过美国，贸易差额达4 258.73 亿美元，到2019 年出口贸易差额上涨至8 562.96 亿美元。排除了欧盟这一经济体之外（因为欧盟由许多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构成），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但中国的进口额较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在2019 年，美国和印度在货物贸易量上出现了贸易收支逆差，说明这两个国家依赖外部货物产品程度相对较高。
从货物贸易产品结构来看，除了俄罗斯之外，其他五个经济体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相对占据了主要出口货物比重，2019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比93.07%，日本制造业出口占比86.61%。俄罗斯由于其石油资源禀赋，相对而言燃料的出口占据了货物贸易的主要部分，2019年达到51.95%。几个经济体进口贸易中制造业仍旧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相对出口贸易而言，燃料的进口占据较大比例。例如2019 年，印度进口燃料产品占31.88%，日本占21.60%。燃料进口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碳排放的产生，但是燃料又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因此，进口燃料的碳排放核算归责问题也将成为焦点。
数字经济被认为是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4]。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协同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明显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另一方面，绿色经济也可以帮助数字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14]。可见，发展数字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这既可以帮助欧美等发达国家制订更为严苛的减排标准，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减排贡献一份力量。
3.1 服务贸易与数字经济
从服务贸易来看（图3），欧盟在所选取的六个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美国，两个国家在服务贸易中都呈现了贸易顺差，出口量要显著大于进口量。中国的服务贸易额在近些年也在逐步增长，但是和发达经济体不同的是其进口服务贸易要高于出口服务贸易。在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量达到了2 427.72 亿元，服务贸易进口量为5 018.27 亿元，贸易逆差达到2 590.55亿元。以上表现出全球服务业贸易出口主要依赖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贸易相对较弱，贸易市场体现出较为依赖于发达经济体的态势。
图3 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出口服务贸易总量及服务类别占比
计算机、通信和技术产业被认为是数字经济产业的典型代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15]。从服务贸易产业占比来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服务贸易在中国、印度以及日本的总服务贸易量中占据了主要的组成部分，比如2019 年，此产业服务贸易占据了中国出口服务贸易量的62.63%，占印度出口服务贸易量的56.55%，占日本出口服务贸易量的56.56%。印太地区是通信产业零部件的主要出口国家，组装产业占据了较多的比例。印度在1996 年的进口服务贸易中，交通服务占据了58.61%，而到了2019 年，交通服务进口仅占据了总服务贸易进口量的18.51%，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服务产业。这可以侧面说明印度在近25年间产业升级的过程，在20 世纪，由于印度的基础设施薄弱，工业产业需要快速升级，因此，需要从发达经济体进口较多的交通服务贸易，支撑其经济较快发展。随着近些年的建设，印度工业基础设施完善，并有气候约束的要求，其也在积极的寻求工业转型，提供大量数字经济及数字产业的服务与升级。
3.2 碳强度与数字经济
图4 展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信息通信与技术（ICT）产业占比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我们认为理想的情况是曲线向左上方倾斜，即数字经济产业占比逐年上升而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呈现此情况的有中国和印度。2014 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较2000 年下降3.06 吨/万元，ICT 产业增加值占比同期上涨1.02%。印度的碳排放强度也由2000 年的10.19 吨/万元下降至2014 年的9.54吨/万元，ICT 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了1.83%。中国在2003—2007 年经历了一段碳排放强度和ICT 产业占比双重升高的情况，随后近些年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说明经过了产业结构的调整，ICT 产业可以很明显地替代传统产业，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强度。而对于其他三个经济体，大体上呈现出向左下发展的趋势，这体现了这些经济体在控制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同时也伴随着ICT 产业增加值占比的降低。
图4 主要经济体碳排放强度与ICT产业增加值占比关系
这些主要的经济体并没有体现出很明显的数字产业变化趋势，甚至还略有下降。气候博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内部的数字产业投入。比如通过数字产业相关政策提升国家内部减排能力，制订更为严苛的减排标准，进而提升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尤其对于中国、印度等国家，还有很大的数字产业提升空间。
根据IPCC 发布的《IPCC 全球升温1.5 ℃特别报告》，“碳中和”是指在规定时期内二氧化碳的吸收抵消人为二氧化碳排放，可以实现净零排放[17]。同时，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只有在21 世纪中叶全球实现净零排放，才有可能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的目标内，这会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危害[5]。因此，全球各国都在积极寻求低碳发展策略，共同应对全球这一一致的环境问题。目前已经有大量国家做出“碳中和”承诺。截至2020 年10 月，已经做出“碳中和”承诺的国家达到127 个。据王灿和张雅欣[18]的计算可知，这些做出承诺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0%，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超过40%。
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通常可以引领其他国家做出类似的碳减排目标，并会对全球的温室气体减排带来积极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经济体，在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博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0 年9 月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 月在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进一步承诺到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将比2005 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25%左右[6]。这一减排承诺强有力地回击了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种种质疑。欧盟27 国领导人在2020 年12 月11 日的冬季峰会上就“碳中和”目标达成一致，预计到2050 年实现“碳中和”[19]。欧盟作为总排放量位居全球第三，人均排放位居全球第五的地区，提出了积极的减排发展愿景，这对全球碳减排及应对温室效应带来了显著的促进效果，提升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与信心。美国在特朗普政府的时代，一度退出了《巴黎协定》，但是好在拜登总统上台后，签署行政令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国际合作和国际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引领作用，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行动。2021 年美国也做出了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到2030 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50%，到2050 年实现零碳目标[20]。
相对而言，在这场气候博弈的竞争中，岛国以及小国更希望各个国家能提出减排策略，因为他们可能面临的是灭国之灾。这些气候脆弱性国家提出了较为激进的“碳中和”策略，并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例如，奥地利联合政府在2020 年1 月承诺，在2030 年实现清洁电力全覆盖，将在2040 年实现净零排放，并以约束性碳排放目标为基础[21]。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2020 年12月2 日宣布该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承诺在2025 年实现碳中和[22]。
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气候博弈的后果通常是负面的，而大国领导的“碳中和”政策的提出可以积极地带动其他国家减排，并实现全球温升所控制的目标和低碳化发展。“碳中和”的政策出台也能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的“声音”，提高大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给全球其他国家带来减排信心与动力。
气候变化问题的深入导致大国之间气候博弈愈演愈烈，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博弈的背后会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以及“碳中和”路径的实施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发展策略。
（1）加强国际合作。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认识到必须加强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并开展国际合作，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要，特别是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与小岛国家。发达国家应当意识到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而气候变化脆弱性国家面临着资金短缺以及较弱的国际话语权的问题，因此，需要大国在国际上的引领以及资金协助，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危机问题。
（2）积极开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代替部分传统产业，实现低碳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的开展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负面影响，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获得更高的话语权，也能进一步实现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快速实现。
（3）强化“碳中和”实施力度。“碳中和”作为近些年各国提出的新的减排目标，也是大国博弈后的另一主要“产物”，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各国应当努力推进自身的“碳中和”实施目标，鼓励地方企业实行“碳中和”标准，提供减排策略。大国应当起到引领作用，主动提出并完成“碳中和”目标，并协助其他国家更快地实现减排进程，进而达到全球“碳中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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