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金春
民国时期学校“性教育”的基本特征及现实启示
邓金春
（河南科技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民国时期性教育的实施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因当时的父母囿于旧道德观念的束缚，缺乏性教育所需知识，而社会又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性教育的重担自然落到了学校的肩膀上。整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学校“性教育”存在以下特征：在教育目的上，经历了从“教性”到“教养”的转变；
在教育主体上，主张以“教师为主，医师为辅，父母配合”；
在教育内容上，主张建立渗透式的泛课程体系，将性教育渗透进具体的课程中进行教授；
在教育方式上，按照“分阶段、分性别、个别与团体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分析民国时期学校“性教育”的特征，对现今我国学校“性教育”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民国；
学校；
性教育；
特征
性教育是供给关于性知识的一种教育，在生理上求得性的正常发展，在心理上求得性的合理适应，在社会上求得两性间完美的生活。[1]性教育对人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其隐晦性，往往又易被忽视。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主题词“我国的性教育”进行精确检索，检索到相关文献600余条，其中核心期刊文献72条，硕博学位论文200余篇，这说明我国对性教育已有一定研究，但现实中性教育却很少得到落实。
我国的性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性崇拜”，从宋之前的性开放，到宋以后的性禁锢，经历了一个由松到紧，由肯定人性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复杂过程。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与质疑传统性道德的过程中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性教育之门。鲁迅率先走上讲台讲授性知识，李叔同在教授美术课时启用裸体模特。随后，学校“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视，呈现出以下特征。
民国时期性教育出现于西学东渐背景下，并与近代文化、思想观念的变革紧密联系。民国时期“民族主义、个性主义、科学主义”性话语的兴起与发展，是近代知识分子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表现，这直接体现在学校“性教育”目的的论述中。考察该时期我国学校“性教育”目的，其重心经历了从“教性”到“教养”的转变。
（一）为解决社会性病而“教性”
和欧美性教育运动一样，民国时期的性教育最初是为了解决娼妓业极端发展造成的社会性病泛滥的问题。1918年，上海《大陆报》发表了一篇痛斥娼妓性病传染，要求关闭妓院的文章，引发了社会大反响。1919年，娼妓业发展达到鼎盛，据估计，当时北京、上海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在世界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等八个城市中名列前茅，其中上海最高。[2]
国外性教育的倡导一般以医学工作者为主，而民国时期我国性教育的开展是以教育界人士为先锋，以学校为基地向外推广的，学校自然成了解决社会性病的一大阵地。1920年4月，王无为和张静庐组建“废娼筹备事务所”，把《新人》1920年第1卷第2期办成了“上海淫业问题”专号，共登48篇文章，掀起废娼舆论的高潮。其后，许多报刊杂志也纷纷刊文，揭露娼妓制度的危害，倡导大众共同抵制性病。《新人》月刊的社员多半来自学校，他们纷纷倡导在学校里实施性教育，以解社会性病之忧。
此外，学者们也赞同性教育要致力于解决性病。林昭音认为性教育要“使男女青年，明白两性之不道德和社会疾病之关系”[3]。黄公觉指出性教育要“让学生了解不道德与社会的性欲疾病之关系”[4]。杜佐周认为性教育要“改良社会”[5]。
（二）为实现优生优育而“教性”
民初，我国仍处在“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6]传统生育观念的支配下。先进知识分子对优生学的倡导，让大众逐步认识到优生优育对种族强盛的重要意义。而优生优育教育目的的实现不得不依赖性教育，“两性教育之功，在使青年男女，知两性之结合，须先审察两方之天性如何，并能约束自身两性之行为，了解两性对于国民之责任”[3]。陈兆蘅认为：“性教育之目的在助成淑种学说之实现而使次代人民生活得到美满的发展。”[7]徐永绪试图通过性教育，“使青年对于婚姻及家庭有高尚的理想，俾于人种改良上发生良好的影响”[8]。杜佐周亦指出通过性教育实现“知识的增进、健康的保持、道德的修养、社会的改良、国家的巩固、人种的改善”[5]。“人种的改善”即优生优育。
谈到民国时期的优生思潮，优生学家潘光旦可谓是一大贡献者。他先后在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讲授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遗传学等课程，开展性教育讲座（表1）和发表优生学论文（表2）[27]，真正贯行了优生优育的性教育目的。
表1 潘光旦开展的性教育演讲
（三）为完善性欲人格而“教养”
民国时期学校“性教育”一开始是为了解决社会性病泛滥的问题，以教给男女基本的性知识。后桑格夫人访华，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节育”思潮，学校“性教育”顺势转向以优生优育为目的。接着在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沉淀后，则开始从“教性”逐渐转到“教养”，以完善学生的性欲人格。
闽侯第九小学教育研究会指出，性教育的唯一目的在于使人类获得一种普通的性知识，辅助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调和两性的生活，因而解决两性间各种性的问题。[9]鸡跽也认为学校“性教育”不只是教会学生基本的性知识，而是要关注学生性“教养”层面的东西，试图给学生全满的性教育，实现学生在性生理、性心理、性社会层面的完美和谐。[10]
表2 潘光旦发表的优生学论文
以预防性病、节育优生而进行的性教育，过多强调“教性”，重视生理、道德伦理、法理层面的性，而对心理、美学层面的性关注不够，忽视了性在完善人、陶冶人上的作用，容易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以“教养”为目的的性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在性方面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人格修养的认识，提升其生命层次，完满、幸福地生活。民国时期学校“性教育”目的重心从“教性”向“教养”的转变，是性教育发展进步的表现，亦是教育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表现。
“性教育虽极重要，但若不得适当的人员而强施之，究属弊多益少，反不如不施之为愈”[11]。学者们对性教育的实施者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由此引发了关于性教育实施者的讨论。
（一）谁来担任性教育实施者
关于谁来担任性教育的实施者，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性教育完全听于父母，学校不应过问。有的认为医生性卫生方面的知识最为丰富，最能随机应变，性教育应委托校医。又有人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对于儿童全部生活负责，性教育也当由教师负责。甚至，在认同由教师教授的主张中又有数种意见：有认为当由专任教师担任，有认为当归卫生科教师，又有认为理科教师不能辞责，亦有说体育教师是最适宜的。[12]
学者周尚在上述观点基础上指出：“学校‘性教育’的实施主要由教师来负责，校医只在一定程度上向教师提供信息上的帮助，而父母则应该配合教师和医师实施好学校的性教育。其中，学龄前儿童（出生至6岁）的性教育主要由父母负责，小学（7至12岁）主要由教师负责，中学（12至19岁）主要由教师和教育专家共同负责，大学由医师和教育专家共同负责。”[13]教师应在特殊的时期给予学生性方面知识的启发，并及时将学生手淫和健康状态报告给校医。校医依据教师的报告与校长及相关部门商讨性教育的适宜举措，并不断地供给教师新知识。总之，教师和医师在性教育上不能不引为己任，他们不仅要指导学生，还要设法去开导学生的父母。[14]
（二）性教育实施者需接受相应训练
性教育的实施，最要紧的事是教师，倘若我们不知道教师怎样，我们绝对不宜计划性教育的教授[4]。而当时性教育在师范学校课程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个小时，培养出来的教师对性教育的了解不够深入，[15]要保证学校“性教育”师资队伍质量，须对其进行培训，使其达到相应要求。
学者周尚也指出，“教师要有性教育的训练，性教育的师资训练比任何学科重要，没有训练的教师，往往会惹起问题，比缄默不讲还坏”。他提出性教育师资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殖的生物学（研究性生活应持何种态度及科学事实）、性的生理学（研究性器官的组织与功用）、性的心理学（研究性的健康与行为）、性的卫生（研究性生活如何保持个人及社会健康）、遗传学及优生学（研究性的行为如何引致积极改善）、性的伦理学及社会学（研究性行为如何才算正常）、性的美学（研究性的正常态度）。[13]
（三）性教育实施者需具备相应资格
关于性教育实施者需要具备的资格，比较有代表的是潘光旦“三条件说”和杨冠雄“五条件说”。潘光旦认为性教育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应具有健全的精神生活。一个人要是性的教育不完全，或是性欲生活有欠缺，或是性经验中受过什么重大的打击，此人的精神生活一定是不健全的，这样的人会将学生引入歧途。二是应当具有相应的教育训练。生物学家是最适合做性教育者的人，其次是医生。这是因为，比起医生来说，生物学家不仅具有性原理的基本知识，还兼有学问家的资格，同时还能以自然的态度教导学生。三是应当有社会道德动机。性教育者只有时常提醒自己，多注意社会道德，才能不为社会上淫秽之物所诱惑，才能给予学生正当的、合理的、健全的性教育。[16]杨冠雄认为性教育者须具备五种资格：第一，要有和平的态度，有系统的教材；
第二，要没有患过身心病变；
第三，要用正当的性知识去教学生；
第四，要教学生对于性的态度要正确而有趣；
第五，须有庄严的气慨、学问、道德，足为人们师表者。至于性别方面，如万不得已时，可以异性充当，但须以已婚及道德优良者为限。[17]再者，“性教育施教者的年龄一定要高出学生，最好20岁以上，好似亲子关系”[18]，此种教师有恋爱、婚姻，甚至育儿经验，教育学生的时候既有理论也有过来人经验。
因而，达不到特定资格的人不适合做性教育者，如以下五种人：第一种对于性欲卫生不能用镇静的、郑重的态度的人；
第二种性欲不幸发生变态，以至身心不健全的人；
第三种没有科学的知识，只是受性欲变态的文字之熏陶的人；
第四种本身婚姻不如意，对性欲问题抱悲观态度的人；
第五种不为学生所信仰、所尊重的教师。[4]
总之，学校“性教育”的实施者必须在任教前经过特定地训练，达到相应的任教资格，方能从事学校“性教育”的相关工作。同时在具体的性教育实施过程中，教师还要注意与医师、家长之间形成良好的合力，以便很好地实施性教育。
从概念出发，性教育的内容应包含性知识、性行为习惯、性态度、性思想观念、性的审美及情感五方面。[19]这些内容应渗入到其他学科课程进行教授，这是一种泛课程观，课程承载着性教育，性教育寓于课程之中。
（一）性教育渗入其他学科课程教授
至于，将性教育作为一门独立课程教授，还是渗透进其他课程进行教授，在当时是存在争议的。多半学者支持把性教育适当地渗透进其他课程进行教授，他们认为：“性教育是一生的问题，一生的事，断没有在一个时候说完的道理。”[20]再者，若以独立学科去教育学生，就会太显露，且隔绝了性教育与各学科纯天然的联属。
将性教育渗入其他学科课程，可这样操作：譬如生殖机能作用，在教授生物学的时候，便可教授；
结婚问题、恋爱问题，在教授修身课的时间，也可以说明一下；
又如性的卫生问题，在生理卫生课或家事课的时间，也应该附带着说说。总之，无论什么教科，都有男女关系之点，也可以说没有不含有性的事项。[20]甚至，在编制新学制的课程时，就要把性教育纳入课程中去，在小学可纳入自然、卫生、体育各科中，在中学可纳入植物、动物、生理卫生、体育、心理、人生哲学、社会问题各科，在大学可另设性欲学、性欲教育学及性欲卫生教育等课程作专门的研究。尤其在师范学校及其他具有师范学校性质的学校，更应教授性欲学、性欲教育学及性欲卫生教育，以为毕业后实施性教育的预备。”[19]此外，性教育还应从课内延伸到了课外，性教育不应局限于课堂，还应结合运动、游戏进行。[21]
（二）性教育进入国家课程标准
考察该时期国家颁布的课程标准，不难发现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性教育内容（表3），这充分说明当时性教育已通过国家权利系统的检验，取得了“合法性”的身份，教育主管部门和代表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支持在学校中实施性教育。
表3 民国时期颁布的课程标准中的性教育内容
（三）性教育进入国家教材
教材是课程实施的载体，是教育内容的重要体现。从上述课程标准中性教育内容的梳理可知，民国时期学校“性教育”的内容主要渗透在生理卫生、健康教育之类的课程中。考察该时期的生理卫生、健康教育教材（表4），从中可知该时期的中学和师范学校卫生、健康教材中蕴含着大量的性教育内容，如生殖器官的构造、生理卫生、花柳病的预防、性教育的意义及重要性等，但在小学卫生、健康教材中，却很难直接找到与性教育相关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课程标准和教材中所涉及到的性教育内容，展现的是“制度化”的学校“性教育”内容，但实际上当时学校“性教育”还以其他形式开展着，周氏三兄弟、潘光旦、张竞生等学者自发进行的性教育实践及经验，也是研究民国时期学校“性教育”内容的重要资料。
学校应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性教育的规律，分阶段、分性别、个别与团体相结合，因时因地制宜地实施性教育。
表4 民国时期教材中的性教育内容
（一）分阶段实施性教育
在分阶段实施性教育上，学者们又有按年龄分段和按学段分段两种方法。第一种，按照年龄分阶段实施性教育。王德音将学校“性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11岁至14岁）性的起点阶段，主要任务是教学生认识自己的身体，了解植物、动物、人类的生殖现象；
第二段（15岁至18岁）性的发达阶段，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意识到青春期身心的变化和人类生殖传种的功用；
第二段（19岁至21岁）性的功用和护用阶段，主要任务是让学生认识性教育在人类人格养成方面的作用。[22]周驾六也将学校“性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1岁到14岁，即还未达到春机发动时的儿童后期；
第二个时期13岁到17岁，即青年前期；
第三个时期女子17岁到23岁，男子19岁到25岁，即青年后期到结婚的时候。[18]第二种，按照学段分阶段实施性教育。林昭音将学校“性教育”分为三个时期：在国民学校（相当于初等小学）时期，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学生的两性知识，保卫其身体健康；
在高小学时期，教师宜在生理学的课程中，教以关于两性器官的主要构造及作用，帮助学生预防手淫，告以男女正当之交际，以养成对两性之神圣庄严的态度；
在中学时期，教师应在生理学、卫生学、社会学等课程中讲解婚前制欲的理由和卖淫的主要知识，发展青年男女正常的恋爱、婚姻观，正确理解两性之间的真正关系，学会欣赏性的美学意味，以养成高尚的品格。[3]
（二）分性别实施性教育
“性教育的教授者，最初不用说是母亲。其次，男孩由父亲，女孩由母亲教授。在学校中，则专赖最真诚的教师，而以女教员教女生，男教员教男生为宜”。[20]将男女学生分开教授，女教员教女学生，男教员教男学生，是因为：其一，男女学生身心发展存在差异，所需的性教育也各不相同，女教员教女学生，男教员教男学生，比较有针对性。其二，女教员教女学生，男教员教男学生，能提供教学上的便利，解决不同性别施教的尴尬与难题。尤其是涉及到私密性知识的教育时，也能够以自身经验进行示范。其三，女教员教女学生，男教员教男学生，可以减少不伦师生恋的发生，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有益的。
男女分班教授，自然其教授的方法和内容也会有所区别。周驾六在学校“性教育”的第三个时期（青年后期到结婚的时候），即女子17岁到23岁，男子19岁到25岁时期，将性教育明确地区分开来。
对于男子：一是要把结婚的真意义和结婚的顺序一一教给他们，使其有结婚的理想情状；
二是要把妇人的性情和良否讲给他们听，以在求偶的时候鉴别良否，避免选择非人；
三是在结婚以前应该把贞操的美德以及男女应该共守贞操的学理讲给他们听，使其知道贞操的重要，不能去胡乱宿娼或奸通妇女；
四是将妓女的毒害和对客的假面具讲给他们听，使其知道一些真实的社会情况，不至于误入歧途；
五是使其知道妇女的礼仪规矩，不至于有失礼的事情；
六是消除男子对结婚的恐惧心理，使其有勇气去享受家庭生活的快乐。对于女子：一是凡是对着男子教授的，也一体可以用到女子身上；
二是把育儿和主持家政的方法详细讲给她们听，使其愿意做一个良妻贤母，不至于步入歧途。[18]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在学校“性教育”的实施者上，虽然一贯主张女教员教女学生，男教员教男学生，但并不是说完全排斥女教员教男学生，男教员教女学生，只是需要把握一定的度。在性教育方面，学生也需了解异性，这对其之后的恋爱、婚姻、家庭生活都有一定帮助。
（三）个别与团体相结合实施性教育
性教育的实施方式，简单说来有个别指导和团体训练两种。[23]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应根据具体的性教育实践结合使用。方式一，个别指导。学生因身心发育情况不同和性别的差异，对性知识的需求也亦所不同，个别指导的方式，可以因时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加以一一指示。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男女同学之间的发展存在着差异；
二是，各个学生个体之间的发展也存在着差异。方式二，团体训练。此种方式，只有在学校中方可以施行，但只能限于普通性知识的灌输和男女社交训练两方面。譬如，在小学高年级，按男女分班，以班级为单位教授性教育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分阶段、分性别、个别与团体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学校“性教育”，是性教育实施者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之法。
性教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2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我国学校“性教育”令人振奋的开端”。[25]此后，在各方力量的支持下，民国时期的学校“性教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分析该时期学校“性教育”的特征，对现今我国学校“性教育”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一）发挥学校在性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性教育的实施需要依靠家庭、学校、社会三方的共同力量。家庭是基础，学校是主导，社会是支持，三者有效结合，方能达到理想效果。其中，学校在组织与管理上的系统性，教育内容上的科学性，教育设备的齐全性，教师的专业性以及教育手段的多样性等方面，是家庭和社会无法比拟的。然而，从史料的搜集情况来看，民国时期家庭“性教育”的史料明显多于学校“性教育”，且相对成体系。从家庭性教育的作用、内容、方法与原则，到对父母的要求，以及实施需注意的问题等方面的论述，都比学校“性教育”丰富、深入得多。民国时期学校“性教育”并未真正发挥出主力军的作用，相对于家庭、社会显得逊色。
家庭、学校、社会本应是性教育的三大重要力量，可反观现今我国性教育，学校仍然是缺位的。从课程标准到课程表，鲜有性教育的影子，更别提实施了。学校“性教育”主导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从国家到地方，再到学校的保障机制，以学校为主导，带动家庭基础作用和社区支持作用的发挥。2020年10月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26]性教育法律地位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将积极推动学校“性教育”的发展。作为学校，应及时抓住此契机，充分发挥自身在性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使自己成为实至名归的性教育主阵地。
（二）构建完整的学校“性教育”体系
民国时期的文献并没有过多专门讨论学校当中的性教育，而是将学校中的性教育问题纳入到广义的性教育理解当中来讨论。[27]从搜集到的史料来看，学者们虽对民国时期学校“性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以及施教者的资格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地探讨，但并未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没有实施性教育所需的保障条件，没有统一的性教育大纲，没有专门的性教育教材，也没有对性教育实施情况的反馈与评价，更没有专业且训练有素的施教者，仅仅依靠极少数先进知识分子自发地、零散地、局限地进探索。
学校“性教育”的实施，需要建立一个从目标、内容、实施，再到评价的体系。而反观现今我国的学校“性教育”，这些基本都是欠缺的，没有专门的性教育课程标准和性教育大纲，没有具体实施路径，更没有相关反馈与评价。2016年10月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宣传教育和干预。[28]2018年7月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中文版）为5至18岁人群的全面性教育提供了相应的学习主题和目标，并配有相应的规划、实施、监测策略和方法。[29]
（三）探索“理论+实践”的学校“性教育”实施路径
民国时期的学者对性教育的探讨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去推行的寥若晨星，或者说他们也不确定怎么去推行。正如周作人所言：“近世性教育的呼声忽然兴起，就是我们这麻痹的中国也受到影响，有人知道性教育的重要了。不过天下事常常是易说难做，性教育的理论已很满足，讲到实行还有些困难。性教育怎么实施呢？说来说去，总还没有什么很好地法子。”[30]
性教育不是纯理论学习，侧重于知识的讲授。也不是技能学习，为了习得某项技艺。性教育要求教育者具备丰富而专业的性理论知识，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并能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给予针对性的、全面的性教育。作为学校，应积极探索“理论+实践”的性教育实施路径，有理论做指导，性教育方能深入，有实践做验证，性教育方能有效。例如，2018年7月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提出了“全面性教育”理论，为我国学校“性教育”的发展提供相应地指导，但其适用效果如何，还需经过学校“性教育”的实践检验。
历史经验对于审视现今的性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在性问题上所面对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见到的表现等等，实际上竟没有太大的不同”。[31]即使是今天，性教育依旧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在学校“性教育”的实施上，仍然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对民国时期学校“性教育”发展特征的分析，目的在于总结其经验，以给予现今我国学校“性教育”发展一些启示。我们致力追求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立足于现代生物科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伦理学，特别是现代性学和性医学的、合理而有效的“科学的性教育”。[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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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School “Sex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DENG Jin-chun
(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nxiang 453003, Chi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x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efforts of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However, because the parents at that time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old moral concepts and lacked the knowledge required for sex education, the society was in a state of abandonment. The burden naturally fell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school. Overall, the school “sex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ha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t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eaching” to “education”; In the main body of education, it is advocated that “teachers mainly, doctors as the auxiliary, parents cooperate”;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content, advoc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meable pan-curriculum system, and permeate sex education into specific courses for teaching; In terms of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ay of “stage, gender, individual combination with groups”.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x education" in school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x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China today.
The Republic of China; school; sex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G40-09
A
1008-0627（2023）01-0077-09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一般课题“应对幼小衔接的职前教师培养模式变革研究”（22YB319）
邓金春（1989-），女，云南大理人，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E-mail：923821693@qq.com
（责任编辑 周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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