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亭杉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博物馆肩负着传承我国灿烂历史文化，继承并弘扬我国优秀民族精神的重要使命，是收藏、保护、研究红色文物的重要阵地，具有传播和弘扬红色精神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明确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博物馆红色精神的传播优势后，更应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以陈列展览、教育活动和博物馆场域资源的活态利用为思路，盘活博物馆红色精神的传播机制。让博物馆真正肩负起为国家和人民传播红色精神，延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使命。
上海对于传承红色精神具有特殊价值：一是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是见证了开天辟地伟大变革的城市，红色精神深深地烙印在上海的血脉肌理中；
二是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红色精神对于推动国家发展、塑造民族品格的能动作用，以红色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剂，在攻坚克难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赋予新时代奋斗者以必胜的勇气和决心；
三是上海具有较强的文化优势，上海地区的博物馆类型丰富，常年为观众呈现数量众多、质量较优的展览。本文以上海地区为例探讨博物馆红色精神的传播优势以及博物馆红色精神的传播路径，以区域性案例思考并总结如何盘活我国博物馆红色精神的传播机制，进而真正实现红色精神的传承和坚守。
博物馆作为文化机构，肩负着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关键使命，具有传播红色精神的绝佳优势。“没有文物便不能被称之为博物馆”[1]，博物馆对“人类及其环境的见证物”的收藏行为，注定了博物馆是极具广博性的文化机构。博物馆的藏品，不论是原始文明的见证物，还是历史时期的见证物，亦或是传承革命精神的近现代文物和革命文物，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结晶，是悠久历史的亲历者。
我国宝贵的革命文物资源，不仅是我国文物的重要部分，更是前辈和先烈的精神物化。“革命文物”的概念早在1950 年颁布的《征集革命文物令》中便被明确提出，同时期便将对“革命遗迹的调查、保护、发掘与修整”，和对“有关革命的文物图书的调查、登记、搜集等”纳入我国文物工作范畴[2]。到了20 世纪末，我国博物馆对革命文物价值的认识更加深刻，提出利用革命文物进行宣传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文化宣传、思想教育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3]。进入新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的开展。2018 年颁布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成为我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纲领。2021 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上，对认识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价值、结合新时代要求做好革命文物工作、推动革命文物工作开创新局面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4]。要通过对革命文物的保护、研究、继承和学习，体悟红色文化，弘扬红色精神。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丰沛，文化在促进社会主义繁荣和建设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日渐凸显。红色文化是人民携手经历磨难和奋斗形成的红色精神的缩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力量。“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5]，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就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作用作出指示。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文化发展对于国家建设的战略价值。2020 年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完成文化强国的目标进行了明确的时间规划,将以对内加强中华文化凝聚力，对外扩大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路径，将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作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举措。可以说，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和主线，在文化强国战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近年来，对于博物馆传播职能认识的深入，成为盘活我国文化事业、激发传统文化当代力量的新契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充分发挥文物“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重要作用。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6]。2014 年2 月，习近平同志在参观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7]。”同年3 月，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8]。”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9]。2018 年，《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让文物活起来”[10]。
发挥红色文化的重要价值，就要利用好、结合好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工作。让博物馆讲述红色的故事，引导观众吸收、利用好红色精神，让红色基因作为根植于民族血脉、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崛起供能的力量源泉。
博物馆红色精神的传播主要体现为通过陈列展览、教育活动和利用博物馆场域资源开展红色精神学习活动。博物馆中的红色学习具有鲜明的“博物馆性”，是以对个人精神教育和思想鼓舞为目的，以群体思想、政治觉悟提升为追求的教育。如果说普遍意义的博物馆教育以知识的储备为目的，那么博物馆的红色教育则体现出对学习效果的即时、延时性追求。简言之，博物馆的红色学习是具有明确使命感、具有高度可及性、表现出群体性进步结果的学习过程。
博物馆红色精神的传播，较之于普遍意义上的博物馆学习，具有更强的目的性和使命感——以涵化中国精神为使命。其中，中国精神以其厚重的内涵，赋予了博物馆红色文化传播以广阔的维度。博物馆红色精神的传播和发扬有以下三个基本路径：
3.1 通过博物馆陈列展览进行红色教育
通过博物馆陈列展览进行红色教育，尤其是以展示包含革命文物在内的红色资源的基本陈列为主要传播手段。例如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基本陈列《英雄壮歌——上海英烈纪念展》、中国四大纪念馆基本陈列《中共四大史料陈列》、上海国歌博物馆《“国歌从这里唱响”主题陈列展》等。
除此之外，临时展览和流动展览也是博物馆红色教育的主要途径。临时展览（专题展览、流动展览）一般在时间上显示出较强的灵活性，是配合时事进行红色教育的关键举措。例如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举办了《艰难岁月 志士高风——中共中央在上海（1927-1933）史料展》，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了更系统、全面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历史，举办了流动展览《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展览》，以对基本陈列进行补充等。
线上展览是近年来颇受观众欢迎的参观形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以官网和微信为平台，在官网“网上纪念馆”和微信公众号“网上展馆”设置线上参观通道，观众可以通过点击“前进”和“后退”标识，进行自主参观，也可以通过放大页面、点击重点展品讲解按钮阅读讲解文本，进行细节观察，观看讲解视频。不同于实地参观，线上参观不仅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更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的参观需要。观众可以对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多次学习，也可以根据个人能力开展个性化参观，有效缓解了因闭馆、展厅拥挤等客观因素对观众学习的限制。
3.2 通过博物馆教育活动进行红色教育
在教育活动形式日渐丰富的当下，博物馆红色教育主要通过线上活动、线下活动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呈现。
3.2.1 线上活动
博物馆线上红色教育是近年来较受观众喜爱的学习方式，深受个体观众的追捧。线上学习的时间灵活，也为观众减轻了线下学习的各种时间和经济成本，是更具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例，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官网有在线学习栏目，包括“党建论苑”“党史教育片”“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故事”“周公馆故事”四个栏目，观众可以自行选择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也可以通过观看纪录片，学习党史，体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过程中面临的艰难险阻，感受红色精神的坚韧和担当。
随着移动互联设备的普及，微信成为人们社交和工作的重要工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博物馆信息、人物故事和馆藏文物故事。通过公众号推文的发布，观众可以进行博物馆的“额外”学习，既是对展览的知识储备，也是围绕某一特定主题的深入学习。观众可以在阅读公众号推文后，进行评论和转发，帮助博物馆进行宣传。同时，观众对推文的转发也以观众为主体引发了新的一轮人际传播，并吸引新的信息接收者加入到新一轮传播活动中。
3.2.2 线下活动
博物馆的线下教育活动包含社会教育活动、学术讲座等形式，主要是由博物馆主办，结合本馆定位、馆藏文物与展览内容进行的拓展性红色学习，起到延续参观过程中的学习，加深知识专业性，加深观众记忆的作用。2019 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简称上历博）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特举办“‘旗’乐融融度国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手工活动，观众通过亲手制作国旗，了解国旗的由来和意义，感受国庆氛围。2020 年对每个中国人而言都是沉重但却充满希望的一年，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涌现了无数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感人事迹，上历博特举办抗疫故事分享会《众志成城 砥砺前行》。此次抗疫故事分享会是对《众志成城 抗疫必胜——上海市抗疫物证捐赠展》与《市民记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市民捐赠展》两场展览的配合，是对红色精神的再学习，更是对疫情之下党和人民之间的温情与感动的记录。分享会邀请到了相关领域的杰出代表以及展品的捐赠者，携手观众共同展开每件抗疫见证物背后的珍贵记忆。
学术讲座是更具专业型的学习活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曾举办《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主题宣讲，并明确适宜参加活动的群体为党员、党校学生以及成人团体。此次宣讲以宋庆龄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的合作交往为主线，回顾了她漫长、曲折、复杂的革命历程，以及传奇且充满奋斗的一生，让活动参与者更加贴近伟人的精神，学习她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光辉事迹。学术讲座（宣讲）的受众是具备一定相关知识储备的专业学习者，通过博物馆学术讲座，以某一切入点着手，学习者可以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拓宽眼界，提高精神境界，可以更加贴近红色精神的内涵，感悟红色精神的力量。
3.2.3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活动
“革命文物工作大有可为，要实施‘革命文物+’战略，与教育互动，与科技联姻……，让革命文物活起来[11]。”结合革命文物和其他馆藏红色资源的博物馆红色教育活动是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永流传的新尝试，更体现出趣味性优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观众对展览元素的选择性使用比起全部学习更能实现其个性化参观目标[12]。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活动模式通常是在场馆内借助科技手段或移动设备进行的学习活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开发了“龙潭英雄AR 游戏”，讲述了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从1870 年到今天所发生的演变[13]。观众通过扫描园区张贴的二维码，便可参与到设计好的游戏中。借助增强现实（AR）技术，让观众的“脑补”变成眼见为实和亲临现场。通过将展览内容、传播目的和技术手段结合，创造博物馆预设的传播场景，为学习者构建博物馆红色学习拟态环境。在象征性环境中，通过对学习者认知和行为的引导，反馈红色精神对个人品格、意志的塑造和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正导向作用，继而将红色精神深植于元认知中。
3.3 通过博物馆场域资源扩大红色教育
博物馆资源是博物馆一切可被直接使用或间接利用的有形和无形的要素的总称，包含藏品资源、展览资源、教育资源、服务资源和场域资源等。博物馆场域资源的利用直接影响博物馆传播效果和服务效果。皮埃尔·布迪厄将场域、资本、惯习视作场域框架的核心成分，并认为场域是由附着某种权利形式的各种位置空间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所构成[14]，在行动者特定习惯作用下形成的社会空间。那么博物馆场域则可视作符合博物馆中各方参与者习惯，并与各方资本（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在内）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个体或群体进入到博物馆场域中，便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信息置换与文化获得实践。
博物馆场域以博物馆空间为基础。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空间是收藏、展示的空间，而随着对博物馆认识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博物馆线上传播行为所创设的拟态环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被称为博物馆空间，是技术开拓下的博物馆新的场域。而就传统博物馆传播机制而言，博物馆的传播活动具有极强的在地性。通过在地的展示和传播，建立文化与空间的联动，继而赋予空间以文化属性，又以观众的多感官参与为依据进行文化符号的解读，进而实现文化摄入。因此，博物馆空间的利用在盘活博物馆场域资源的尝试中具有特殊意义，对红色精神传播方式的丰富、流通领域的扩大有着重要价值，更有助于观众自我价值的探求。
自建馆以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红色精神的学习场地，可以说是新时期红色教育的传播重镇。除了通过展览进行红色教育，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充分利用了馆内场域资源丰富其红色教育方式，以举办党团活动拓展教育形式，使其成为观众全方位接受博物馆红色教育的见证者。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全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上海市委党校等开展党史教育现场教学157 场，为新老党员提供入党宣誓和重温入党宣誓1 073 场。除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还为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少年的党史学习、红色精神学习和青年党员的发展提供场地。早在2010 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就举办了面向上海市高中生入党积极分子的夏令营，通过“看、听、想、谈、写”活动，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员精神的认识，明确党员职责和使命，端正入党动机，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崇高的理想信念。
利用博物馆场地开展红色精神的宣教活动，具有陈列展览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在博物馆场域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展览（展品）由双重身份（信息的携带者、传播者）向第三重身份（文化氛围的营造者）转变，并通过将信息本体、信息携带者和信息传播场域内氛围的营造，重建博物馆所传播的精神内核与观众间的偶发联系，并将红色精神寓于由符号构建的文化氛围之中，并时刻迎接未知却即将发生的人与文化间的精神联络；
第二，以空间为传播媒介，重构红色文化传播语境，丰富红色精神参与式学习和体验学习的维度。博物馆的红色精神不仅寓于物之中，也通过博物馆整体性空间语境呈现。在由物（实物展品）和非物（精神）共同构建的博物馆场域中，处于社交活动中的人的生理行为和心理机制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借助博物馆空间进行的红色精神传播行为是具有交互体验性的学习[15]。第三，利用博物馆场域的红色学习活动是对主体性的重构。将红色精神的学习者，即信息的接受维度置于宏观场域中，是对信息提供者、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收者主体间关系的重构。在场域中的学习，个主体不再以单向目的性为行为准绳，而是打破信息提供者与接收者的固有程式。在场域中的红色教育，个体也可以成为传播媒介，甚至可以作为信源开展新一轮传播活动。因而可以将场域间的红色教育看作是打破观众个体单一身份的契机，以个体为信源，开展不间断的人际传播和群体间传播，将红色精神的传播途径最大化，真正践行博物馆红色教育使命。
红色精神是由中华优秀文化升华、淬炼而成。博物馆对红色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其本质是对根植于民族血脉的精神内核的沉淀和对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殷切期盼。利用博物馆传承红色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奠基环节和强劲助推。在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博物馆应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和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以陈列展览、教育活动和博物馆场域资源的活用为突破口，助力传扬红色精神。将红色精神作为民族信仰，让红色信仰作为实现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国家价值、民族价值的基本准绳，以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快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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