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锐，王 昭
（1，2.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99）
自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新概念新命题以来，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和阐释一直方兴未艾。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涉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与特征、历史演进与经验、独特优势与价值、话语权构建等方面，基本形成了关于这一制度的立体化研究图景。但从研究的视角来看，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较注重于对这一制度本身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之整体的关照，未能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理论和实践背景加以考察；
二是较注重于它作为政党制度的价值与功能，而忽视了它与我国政治系统内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未能将其置于中国民主政治运行发展的制度体系中加以考察；
三是重理论轻实践、重制度轻效能，较关注对它的理论阐释和价值解读，而忽视了对其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理与路径的探讨；
四是重特殊性轻普遍性，较多探讨它的独特性、特色优势和世界意义，而忽视了对它与国外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因此，为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
任何一种政党制度都是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初步形成于协商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伟大实践，发展完善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历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臻于成熟。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其置于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背景和条件加以考察。对于这一制度在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价值功能和特色优势等，应立足于时代特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内加以考察，探讨其理论基础、发展逻辑、内容构成以及理论地位等，其中应特别关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关系。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下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首先应弄清楚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守正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这一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领域，其核心内容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从内容构成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子系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人民民主理论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密切相关，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社会理论等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理论地位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关系到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全过程人民民主、凝心聚力、执政与参政、民主监督等一系列政治实践。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政党政治是普遍现象，政党制度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政治作用，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都必然紧密关联，这是我们理解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依据。而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应当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处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层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处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层面。因此，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可以从政治制度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来进行理解和阐释。在西方政党制度下，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能否落到实处，前提是它必须能够成为执政党；
否则，只能是对立政党的意识形态占主导，或者以淡化意识形态为代价参与联合执政，造成多党制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常常摇摆不定，从而导致其经济社会政策左右摇摆甚至发生断裂。同时，不同政党之间对经济社会问题的认识，也会被意识形态之争所扭曲，使意识形态对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的多党合作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执政与参政关系，有效避免了多党制国家的上述现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34页。通过探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理论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二）把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与时代主题、时代特征相联系，探讨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
时代是思想之母，对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是进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所处的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是研究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出发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南，也是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依据。应把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框架，厘清它与这一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其理论创新、理论地位和理论意义。例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对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地位、作用和价值的探讨，就必须紧密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展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总体目标，那么，就必须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应当怎样、是怎样推进这一总目标实现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最大优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阐释就应与如何加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相联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那么，就应当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再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那么，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也应当关注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民主理论、政党理论等具有哪些新贡献。
（三）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视野下进行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②《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从理论体系的层次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应在正确把握二者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来阐释它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例如，从代表性的广度来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的突出体现，真实、广泛、持久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从而克服了旧式政党和西方政党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局限。从民主的稳定性来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通过完善民主党派对经济社会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等各项制度，不仅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需要的民主监督问题，而且保障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利，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从而避免了西式政党制度下恶性竞争的弊端。从各项民主制度间的协调性来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和途径，可以有效吸纳多元社会群体的意见和诉求，将社会分歧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及方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保障民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①周淑真：《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7期。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须处理好系统与子系统、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特别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考察。“民主是政党职能的‘内核’与‘原点’，高度发展的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是政党职能的根本指向和价值归依。”②王韶兴：《政党政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政党制度的运行良好与否，是能否切实实现政治民主的一个关键。因此，要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解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中枢，置于我国政治体系运行发展的制度框架下，探讨它与我国政治系统中各项制度间的互动关系。一要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我国整个政治制度特别是人民民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国体来看，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围绕这一国家性质而展开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我国整个政治系统中发挥着四梁八柱的作用，其自身建设、发展和完善与整个政治制度体系的状况密切相关。二要密切关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关系，如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关系、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制度的关系等。三要关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互动，如与政府、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四要关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身内部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不仅研究这一制度本身的内涵、构成、作用、价值等，还须探讨政党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等。
（一）政治系统论的视角
政治系统论是在批判传统国家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认为，政治系统通过“输入—输出—反馈”等环节对环境作出反应，通过适应性调适来维持政治系统的运转并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政治系统由政府、政党、公民等政治行为主体构成，包含行政、立法、司法等领域的政治制度。在政治系统的构成要件中，某一要件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件甚至整个政治系统的变化。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来自社会的“输入”经过处理转化为政策产品进行“输出”，“输出”的信息经过“反馈”又会进行到下一轮的“输入”，如此循环往复。在中国政治制度系统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政府、人民群众、社会团体等各政治行为主体，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各项制度。从政治系统论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可以按照“输入—输出—反馈”的分析框架进行。所谓“输入”，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将各自所联系的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输入”政治系统；
所谓“输出”，就是输入政治系统的诉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制度平台转化为相应政策，完成对社会价值和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
所谓“反馈”，就是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社会各界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对政策实施情况进行反馈，反馈意见将会进入下一轮“输入”。同时在政治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会与其他有关制度之间形成互动。
（二）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政治系统运行运作的一般逻辑，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其在政治制度运行发展中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从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先于国家而产生，通过政治协商建立了新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决定作用，既是旧制度的主要摧毁者，也是新制度的主要构建者。这种政党—国家关系决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政治功能是维护国家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地位，维护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参政地位。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中国政党制度表现为动员、影响和塑造社会的功能，即政治社会化的功能，表现为对社会的控制功能”①邱永文：《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 一种政党理论的比较视角》，《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度和联系群众制度，广泛倾听、代表和反映民意；
各民主党派则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制度联系社会不同界别，将社会多元群体的利益整合进入制度的渠道，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从政党关系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的政党关系体现为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关系、政治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政权中的执政与参政关系、实践中长期稳定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和落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越与否的最终检验标准，主要在于它是否能够真实有效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总目标总任务，是否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促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因此，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能仅限于理论上的阐释和制度上的安排，更应关注这一制度优势的转化与落实，立足于实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着力研究其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理和路径。一要加强对转化机制、路径与方法的研究，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寻求正确答案；
二要加强调查研究和案例研究，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实践，分析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三要加强比较研究，通过研究不同类型政党制度在治理效能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我们借鉴先进经验、避免各种弊端，更好地促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发挥。因为当今世界处于政党政治时代，政党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参与国家政权是普遍现象，但在不同政党制度下，其治理优势和效能存在很大差异。
（一）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进行探讨
时代性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聚焦“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制定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
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涉及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现代化和全方位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期，经济治理现代化要求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又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
政治治理现代化要求处理好国家能力与民主问责之间的关系；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在使社会充满活力的同时，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和意义，可从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领域的现代化要求进行阐述。
（二）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效绩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制度环境决定制度安排，不同制度之间的结构及互动则决定着制度效绩。在促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上，可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效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加以探究。从制度环境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首先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近代以来，我国所面临的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催生了这一新型政党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面临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促进了这一制度的发展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所面临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推动这一制度不断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在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时，必须充分关注制度环境和时代任务的变化与要求，考察其治理效能与适应环境变化、回应时代要求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安排来看，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由经济权利的基本形式所决定的，因此，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安排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是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服务的。在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中，既要高度重视制度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对它的决定作用，又要注重它在我国政治经济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还要关注其自身内部的各项具体制度安排。从制度效绩来看，制度的执行落实和治理绩效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制度发展完善的动力和价值之所在。制度效绩的发挥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如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执行、制度反馈、制度改进等。因此，可根据影响制度效绩的各种因素，探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理和路径。
（三）从政党治理的视角进行探讨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以来，“治理”这一概念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政党作为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我国的国家治理属于“政党推动型”，如何以政党治理现代化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新时代的新课题。“治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主体多元性”，决定了我国政党治理的主体既包括中国共产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其在我国政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政党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其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是推进我国政党治理现代化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从内部治理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要加强自身建设，包括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保障。从外部治理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要注重加强自身与国家、社会、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外部生态。
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是一个国家历史发展和人民选择的结果，是在符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总体来看，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主要包括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以及多党合作制，但无论哪种类型，都遵循着一般的普遍性规律。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应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高度，既要立足中国实践，又要放眼世界大势，在对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同时，通过比较研究不仅揭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也要考察它与国外政党制度的共同性，而不是仅强调其独特性。因此，必须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新”之“特”，置于世界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之“一般”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从学界目前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这方面尚存在以下缺陷：一是着重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而忽视了它作为政党制度的一般政治功能。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功能主要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①参见王长江：《政党政治原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第55—56页。等，因而在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特色和优势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其作为政党制度的一般政治功能的阐释。二是为突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的优越性，不够严谨地使用一些独特的概念，而忽视了对这些概念的精准解读。例如，为了突出中国新型政党关系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关系的区别，而将其简单概括为“合作型”，这其实是很不准确的，事实上，在西方一些政党之间通常也存在合作关系。再如，为了与西方“执政党—在野党”“执政党—反对党”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相区别，而把中国的情况简单概括为“执政党—参政党”关系，而忽视了在西方有时也存在在野党或反对党参政的事实。凡此种种，除过度突出独特性外，也是因为对世界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缺乏全面了解，忽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从而缺少比较研究的视野。因此，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加强。
（一）从只注重阐释“特殊性”升华到同时注重阐释“一般性”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研究中，既要注重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文明价值和世界意义，也要注重研究它与国外政党制度的共通性和共同性。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各异，其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也各不相同，但都遵循着政党政治运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准则。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呈现出“趋同化”态势，主流政党之间往往相互借鉴，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如“全民党”趋势突出、“民主化”趋势增强等。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要强调其独特性，而且必须关注世界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注意从政党的功能、类型、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等方面，探寻和总结它所蕴含的普遍性特征。
（二）避免只强调特殊性或只强调普遍性的片面倾向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共产党人曾犯过这类错误。例如，在共产国际时期，以联共（布）为代表的各国共产党，片面强调共产主义政党的特殊性，对其他一切政党都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更不可能去吸收借鉴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留下的经验教训，从而对自身发展造成一系列影响。再如冷战后期，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只强调自身与世界其他类型政党的普遍性，而忽视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最后在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面前败下阵来，纷纷改旗易帜。在政党制度上也是如此，片面推崇西方多党民主制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等，并将其作为普遍性原则全盘吸收，最后导致了丧权亡党的结果。有鉴于此，我们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时既不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也不能自暴自弃、崇洋媚外，而应秉持冷静客观、科学求实的学术精神。
（三）加强与世界其他类型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
要把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置于广阔的比较视野，在与世界不同类型政党制度的对比中发现其个性与共性，客观辩证地、实事求是地探究其特色、优势与价值。一要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例如，苏联后来虽然实行了一党制，但此前列宁也曾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过一系列探索，这些探索成果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人民民主国家，起初也曾实行过共产党主导的多党制或多党合作制，后来则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在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前后，也曾进行过多党合作的实践，有的直到现在除执政的共产党外，还存在着其他政党，如朝鲜社会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事实上，除共产党外，在上述国家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其他政党，也都和我国民主党派具有相似的性质地位，即具有共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民主党派的存在发展视为我国政党制度特有的现象，是不准确、不科学的。二要加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正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一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也必然是在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比较中才能鲜明显现。不仅如此，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政党政治的一般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些原则上升为一般规律，有助于我们用国际通行的话语和范式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而提高我们构建国际话语权方面的能力。三要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能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鸣。同时，它们在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遇到的难题和经受的挫折，也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更具启示意义。
比较研究重在借鉴。“政党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探讨政党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各国政党运行的差异，以此相互比较借鉴，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完善和发展本国的政党和政治制度，为本国的政治发展提供参考。”①邱永文：《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一种政党理论的比较视角》，《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世界不同类型政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根本落脚点在于促进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深入，进而推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在理论层面上，要注意吸收借鉴世界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与国际接轨；
在实践层面上，要充分吸收借鉴世界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发展中形成的积极成果，扬弃其消极因素和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