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巧 童师柳
(1.浙江大学 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浙江 杭州310058；
2.绍兴文理学院 艺术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古老国度，被誉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别具一格。数千年的积淀，造就了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发达的文明形态，而伴随着礼乐制度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雅乐，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雅者，正也。雅乐，顾名思义，即典雅纯正的音乐，是中原地区的传统宫廷音乐，为帝王朝贺、祭祀天地等礼仪和典礼所用。雅乐起源于周代，据《周礼》记载，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1]479，和以律吕，玉振金声，融礼、乐、歌、舞为一体，以表达对天神的歌颂与崇敬。“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2]36，自周代确立礼乐制度以来，雅乐便开始形成明确的体系，不仅随着宫廷文化的延续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还随着儒家文化的输出获得了持久的渗透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东亚文化圈诸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至明初，雅乐依然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明史·乐志一》载：“凡大朝贺，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之东西，北向……其大宴飨，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舞杂队于殿下”[3]1506，雅乐就此更名为“中和韶乐”，被誉为华夏正声，集传统礼乐文化之大成，并沿用至清朝。虽然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崩溃，雅乐也因失去了宫廷舞台而逐渐走向衰落，但雅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鲜明的一环，其存续的时间跨度之长、传播范围之广、文化影响之大，在世界文明中都是罕有的。因此，雅乐研究对于树立文化自信、扩大文化影响，也就有着独特的意义。
而在古代中国，有两条道路对雅乐传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即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联系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北非的贸易要道，陆上丝绸之路对于音乐文化的交流自然也至关重要，雅乐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这条路线居功至伟。至于雅乐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海上丝绸之路则功不可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了东海丝绸之路和南海丝绸之路两条路径，前者连接了胶东半岛到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
后者则以今广州、泉州、宁波为主要港口，经中南半岛和东南亚诸国，抵达西亚和欧洲。作为古代中外贸易的海上大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在推动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传播，让雅乐文化随着丝绸、茶叶、瓷器等一道传入沿线国家，极大增强了雅乐的文化影响力[4]13。不难看出，雅乐与丝绸之路的渊源由来已久，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就为雅乐研究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发展，“一带一路”在协调沿线各国共同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经济的同时，同样注重与诸国展开文化艺术交流。在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背景下，雅乐研究的视野范围，也应更加广阔，既要贯通中西，又要古为今用。
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以研究雅乐在日本、朝鲜等一国或数国的传播史居多，就实证研究而言，可以说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站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总结丝绸之路与雅乐传播的历史，并由此发掘雅乐文化的当下价值，为我国音乐话语建设和音乐文化交流提供参考的，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即试以“一带一路”为切入点，对雅乐传播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面关系作简要梳理，并着重探讨雅乐文化的时代价值和重建策略。
雅乐沿“一带一路”的传播，可以依据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分支，划为三个部分：陆上丝绸之路对应西域国家，主要是今天的中亚和西亚区域；
东海丝绸之路对应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东亚国家；
南海丝绸之路则主要对应着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中亚可以说是最早接触中原雅乐的地区。《穆天子传》载，早在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就曾携带一个盛大的乐队到中亚，将笙、簧、琴、瑟、竽、钟、建鼓等十二种乐器带到了中亚，其中笙、簧等已经被中亚古代民族所掌握，虽然存在传说的成分，但至少反映出当时中亚已对雅乐有了接触[5]1-2。据《周礼·春官·旄人》所记，“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1]509，这里所说的“四方之以舞仕者”，也包括中亚的古代民族。这时丝绸之路虽未开辟，但商道已存，当时有玉石自西方而来，便是一个例证。范文澜说：“穆王是个大游历家……一个天子不会冒险远游，当是西方早有通商之路。”[6]194因此，作为雅乐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先声，也应加以关注。而汉代张骞“凿空”，则直接将雅乐文化一路带到了波斯，直抵西亚。如《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7]3903，可知汉武帝先后嫁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到中亚的乌孙，也带去了不少中原的乐工[5]4。与此同时，西域诸国也频繁向中国遣使，一方面“欲通货市买”，一方面“为了吸收后者先进的文化，即所谓‘慕乐中国’”[6]281，其中也包含了雅乐文化。
东亚的雅乐传播，最早也可追溯到商周时期。朝鲜史籍《海东绎史》记载，周朝的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之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8]101。但其大规模向外传播，当以唐宋为盛。从唐代开始，在中华文化空前繁荣的大背景下，世界也进入了一个“各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承载着中西交流使命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也包括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和通往朝鲜半岛、日本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都实现了空前的通畅，空前的辉煌，空前地显现出它灿烂多姿的风采”[9]159。唐朝帝王们有着爱乐、好乐的传统，形成了唐宫廷“尚乐”的景象，而国家发展的繁盛，更推动了礼乐制度、宫廷雅乐的空前繁荣，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华，在学习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大量引进了唐代雅乐。公元8世纪初，日本还仿照唐朝设立了专门“雅乐寮”，引入大量的相关乐书、乐谱、乐器，并最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雅乐”[5]5。宋代宫廷以“复古”“正雅”为出发点，继承和发展中国礼乐教化的治国传统，谨守先王之言，严斥胡夷音声，重视雅乐建设，影响深远，盛极一时，音乐作品和演奏形式远播海外。如12世纪初，北宋宫廷曾赠送高丽大批乐谱和雅乐乐器，还派遣专门的乐工教授技艺，致使宋朝的大晟雅乐传播到了朝鲜半岛。1392年，朝鲜李氏王朝建立，太祖李成桂在首都汉城(现首尔)建成均馆，每年按定制举办春秋祀孔大典，称为“释典大祭”[10]78，如今在首尔孔庙，仍可见到从当年沿用下来的雅乐演奏场景。
明代造船和航海技术突飞猛进，海上“丝绸之路”交流频繁，东南亚国家也开始接受雅乐文化。越南本深受中国礼乐文化的影响，考古资料证实，在越南东山文化(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的晚期墓葬中，曾出土中国形制的钟、磬等礼乐器[10]79。而15世纪中期，明代雅乐更是直接得到越南宫廷的认可。成书于1479年的越南正史《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汉苍绍成二年, 明建文四年, 造雅乐”，标志着中国雅乐正式传入越南宫廷，并逐渐成为越南宫廷的常驻制度，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11]80。19世纪初越南阮朝建立，还仿照中国古代乐舞行“八佾”之舞[5]5。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雅乐主要沿陆上丝绸之路向中亚传播；
唐宋时期，雅乐则随着东海丝绸之路向东亚扩散其影响；
明代南海丝绸之路兴起，雅乐则在东南亚流传。不难看出，雅乐在这三个地区的传播状况，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时期是高度一致的，这也从侧面论证了雅乐传播与“一带一路”的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
纵观雅乐在“一带一路”传播的历史，有一个核心问题是绕不开的，即雅乐的价值问题。在雅乐的传播过程中，沿线诸国为什么欣然接受？哪些对他们来说饶有价值的因素，对当代社会是否仍然还有借鉴意义？当下的“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是否应该也有雅乐的一席之地？雅乐的价值既是其生存发展的历史基础，也是其重建与“一带一路”倡议关系的现实依据。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对其作一番探讨。
首先，就文化内涵而言，雅乐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不仅和古礼关系紧密，还折射出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博大精深的社会哲学、生活智慧。其中正的曲调、舒缓的节奏、典雅的旋律、平和的舞步、庄严的演奏、恢宏的气势、和谐的风格，无不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仁”“礼”“和”[10]81，这是雅乐在儒家文化圈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根源所在。不仅如此，在传统文化回归的今日，雅乐与其所代表的这些价值理念，也具有特殊的意义。从国内角度看，雅乐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现实合理性。从世界角度看，当今社会日新月异，政治经济格局风云变幻，国际交往错综复杂，充满着矛盾与冲突、交流与碰撞，世界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致中和”的普世价值，来调解和平衡各种社会关系，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而雅乐和儒家文化所包含的 “爱人”“克己”“中庸”等社会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 无疑为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核不谋而合。雅乐已成历史，但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却是永恒的。正如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后联合发表的宣言中所说，“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0]82。雅乐自身的价值，也值得我们重视。
其次，就文化联系而言，雅乐对于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凝聚力，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基础。作为儒家文化的象征之一，接受雅乐，也就意味着对儒家文化的认可[12]100；
而要学习儒家文化，对雅乐的引进也必不可少，这在古代是二元一体的。作为一种文化象征，雅乐、孔庙等曾在古代儒家文化圈内起到增进文化认同感的重要作用，而今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范围并不局限于经济和商贸，而是包括了文化在内的全方位共建，那么增强沿线各国的文化认同必然是重中之重。而倘若寻找一种具有较大接受范围、重要文化影响、深厚历史基础和普世价值内涵的文化元素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纽带，可以说当仁不让者，非雅乐莫属。如果能够进一步将其打造为“一带一路”的文化名片，那么对于扩大“一带一路”在世界范围的宣传效应，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再次，就文化交流而言，雅乐对于增强东方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文化舞台上的地位，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纵观历史，音乐文化的自我丰富与发展离不开交流与传播，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传统音乐进步作出的贡献正在于此。以唐朝为例，无论是乐器还是曲式，既有对外来音乐的吸收，如琵琶和胡乐，也有本国音乐的产出，如尺八和雅乐，这种交流不但为双方的音乐文化都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输送了新鲜的血液，使得音乐形态向多样化发展，获得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力，还进一步推动了中外的经贸往来和社会交往。不难看出，音乐文化只有在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良性发展和长期繁荣。但从20世纪以来，欧洲的音乐文化大举传入中国，正逢我国音乐发展较为消极的阶段，雅乐等传统音乐形态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也一起受到冷落，致使欧洲的音乐模式成为主流，中国传统音乐丧失了原先的话语权，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其边缘化地位，加速了我国礼乐和俗乐体系的消解。这种文化冲击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可见，不论是乐器教学还是演艺活动，雅乐等传统音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缺席状态[13]71。亚洲文化圈的其他国家，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如越南雅乐在20世纪上半叶的阮朝末期仍然兴盛，但随着宫廷舞台的消失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也逐渐走向式微[14]35。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为音乐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合适的平台，雅乐作为沿线各国音乐文化中共有的音乐形式，可以成为共同建设共同发展音乐文化的一个极佳的基点，而在此基础上各国音乐文化力量的联合，也可以极大增强以雅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乐在世界音乐交流中的话语权，形成与欧洲音乐分庭抗礼的文化力量，从而提高传统音乐在国内乃至世界的文化地位。
从价值角度看，雅乐在当今的传承与重建，是具有较强合理性的。但自西周始已有数千年历史的雅乐，时至今日，在不同的国家却有着不同的命运走向。隋唐后传播至日本、朝鲜等东亚诸国的雅乐，如今依然备受重视，薪火不绝。而反观中国本土，自从清朝灭亡之后，雅乐就随着宫廷舞台的消失淡出了社会公众的视线。且不论人们往往把雅乐与封建社会相联系，从而将其误解为一种落后的音乐形式，出生于21世纪的年轻人是否知晓中国历史上曾诞生过雅乐这样一种古老的音乐形态，恐怕都要打一个问号[14]31。换言之，雅乐在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衰落，而是遗忘。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如何重振雅乐，使其重回公众视野，重登音乐舞台，是音乐工作者、研究者的当务之急。而随着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传统文化的回归也逐渐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命题，雅乐这一曾在礼乐文明中发挥支柱作用的音乐体裁，其关注度也日见提升。各地出现了很多以展现当地雅乐文化为主题的演出团体和表演活动，如湖北博物馆的编钟乐团、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北京天坛神乐署的“中和韶乐”、陕西歌舞大剧院的“仿唐乐舞”、山东临淄的“齐韶乐舞”等；
一些高校也开始成立相关表演团体，如台湾南华大学雅乐团、杭州师范大学南宋雅乐团、平顶山学院雅乐团等。同时，众多学者也对雅乐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15]18。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了雅乐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1月邀请国内及日、韩、越南的相关学者召开了雅乐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向世人宣告我国正式组织化地启动了雅乐的研究和重建，会上在广泛征集意见的同时，也探讨了重建雅乐的一些方法。在“一带一路”视域下，对于雅乐的重建，笔者亦有一些看法，希冀能为这一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雅乐的重建应当是纵向的重建。我国本土的雅乐在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其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改朝换代、中外交流而发生着变化。倘若要重建雅乐，那么要重建什么时期、怎样的雅乐？这一问题，也是当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争论的焦点之一。但在笔者看来，雅乐所具有的众多发展阶段，固然为典型体裁的选择增加了难度，却也是其承载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最好证明。在宣传时，自然不妨选取一种或数种较为贴近当下社会审美、公众接受度高的加以推广，但若是建立博物馆、拍摄纪录片、编写教科书等，则不妨兼顾多个时期，一方面可以展现雅乐悠久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雅乐作为一个随时代变化的音乐形态，其中所包含的开放性、时代性因素，而这正是让雅乐与当下接轨、赋予新的时代价值所不可或缺的。
其次，从空间维度看，雅乐的重建也应当是横向的重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从我国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雅乐，由于传入的时代不同，再加上当地文化的影响、民众的改造，其形态也不尽相同，展现出多元的姿态。这些雅乐的“变种”，要不要纳入重建范围？笔者认为，不仅有必要，也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参考。雅乐在传播过程中本就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它的核心音乐风格和审美特征保存在其他音乐种类中的可能性极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2014年6月，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陆上“丝绸之路”东段获得成功，成为首例跨国合作而成功申遗的项目。雅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以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雅乐形态，也可以借鉴这样一种多国共建的模式加以传承，由此不仅展现了雅乐曾经所具有的历史影响力，也重启了雅乐在文化上的纽带作用，增强沿线国家的文化认同，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交流遥相呼应。
再次，从价值维度看，雅乐的复兴不仅仅是音乐形态的重建，也应是价值体系的重塑，且要将这一点贯穿于纵向和横向的重建之中。正如上文所说，雅乐作为礼乐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中包蕴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是复兴雅乐的最终指归，也是雅乐之所以为文化纽带的关键所在。步入新时期的中国社会需要雅乐，并非为了附庸风雅，而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构雅乐的精神内涵，让古树长出新芽，为树立文化自觉自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添砖加瓦；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沿线诸国需要雅乐，也并不在于装点门面，而是要以雅乐作为中原文化、儒家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成为重塑儒家文化圈、亚洲文化圈自我认同的文化载体。雅乐在历史上的传播，和这种认同感是紧密相关的，重建雅乐文化自然不能忽视这一点。
当然，在兼顾三个维度的同时，如何适应音乐发展的内在规律、满足不同时代和地区听众的审美需求、加强传统音乐和现实文化生活的紧密联系，也是重建雅乐亟须解决的难题，有待更多的阶段性总结和前瞻性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古代中国的雅乐文化，曾伴随中外人民世代的交流往来，对亚洲文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各国间的文化凝聚力与认同感。而今，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使得文化交流再度成为时代的热点，如何在坚持雅乐文化的传统性的同时，赋予原先的文化内涵以新的意义，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话语出力，仍需后来研究者的进一步发掘；
如何在坚持雅乐文化特色性的同时，让其重新走向世界，为世界音乐话语汇入新的声音，也仍待有志之士加以探索。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现代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正以全面开放的姿态，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8]47。雅乐复兴的契机正在眼前，我们应当把握这一历史机遇，让静水流深的雅乐文化重振钟鼓，让我国博大精深的音乐文化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