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珊 袁尔纯
（华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自1996 年我国推行大学生“三下乡”以来，大学生“三下乡”以促进乡村发展为目标，以满足乡村需求为己任，紧扣时代主题，成为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专业人才下乡志愿服务活动。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1］，正式拉开了大学生“三下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序幕。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2］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在于人才，而大学生“三下乡”是高校人才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平台。在乡村治理方面，大学生“三下乡”作为把先进文化和前沿科技送到乡村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体现，有利于加强农村文化引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细节、落到实处，培育文明淳朴的乡风。研究大学生“三下乡”在乡村治理中的成效影响因素，有利于提高大学生“三下乡”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契合度，提高大学生“三下乡”实践活动的育人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国学术界对于大学生“三下乡”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甚少，只有2022 年发表的2 篇案例分析性论文，表明此研究目前处于萌芽阶段。杨洪芹和王才章［3］认为大学生“三下乡”在政策前期调研、政策宣传和落实以及乡村治理创新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陈富贵、白炳贵［4］则认为大学生“三下乡”有利于“缓解当前农村专业人才匮乏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提升乡村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大学生“三下乡”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急需相关的调查和实证分析研究。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填写的调研方式，采集大学生对“三下乡”和乡村治理的基本认知、“三下乡”活动的现状以及对乡村影响的相关数据，分析现阶段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治理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得出大学生“三下乡”在乡村治理中作用的现实状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以期提升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
（一）理论基础
2019 年3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意见》提出了乡村治理的17 项主要任务，其中，“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加强农村文化引领”“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2］这6 项主要任务与大学生“三下乡”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和“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5］根据实践逻辑，大学生“三下乡”的活动质量和规模程度越高，对任务的推动作用越大；
反之，大学生“三下乡”的活动质量和规模程度越低，对任务的推动作用越小。同时，大学生“三下乡”的活动与乡村治理的措施契合度越高，对任务的推动作用也越大。通过文献整理信息得知，影响活动质量的主要是基本认知和活动策划两个方面。因此，本研究从参与规模、基本认知、活动策划情况以及对乡村的影响四个维度进行问卷设计，通过相关的数据分析得出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治理的作用程度。
（二）调查方法
调查采取线上问卷调查方式。在文献梳理及实践活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问卷主要内容从大学生对“三下乡”和乡村治理的基本认知以及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开展的基本情况两个维度进行设计，共20个选项。关于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开展的基本情况，问卷主要从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策划情况及其对乡村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调查。问卷对象以综合性高等院校全体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要抽样框，运用线上问卷星软件，采用随机抽样法进行。
（三）数据分析方法
笔者利用统计学工具SPSS26.0软件对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学生的基本认知、活动策划情况和活动对乡村的影响的总体分析方面，运用单选题频数统计和多选题多重响应两种描述性统计方法。多选题多重响应主要采用普及率进行描述性统计。普及率指某选项在样本中的普及程度，用于独立分析各选项被选中的比例，并且进行对比。在检验各因素相关性分析方面，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多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属于概率模型，用于研究X 对于Y 的影响关系，其中，X 是定类数据，Y 为多分类定类数据。在本文中，自变量X 为大学生对“三下乡”和乡村治理的基本认知以及活动策划情况，因变量Y 为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的影响程度。自变量为定类变量，因变量为多分类定类变量，因此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较为合适。相关分析用于研究数据之间的关系情况，包括是否有关系以及关系紧密程度。运用回归分析找出与Y 有显著性影响关系的X 选项后，因X 题项是类别无序数据，无法判断哪一个选项与Y 有显著影响关系，因此需要用相关分析确定显著影响题项中各选项与Y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本次调查共收回问卷378份，其中有效问卷375份，有效率为99.20%。有效样本覆盖大一到大四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百分比依次为27.2%、26.7%、26.4%、17.3%和2.4%，年级分布较为合理。曾经参加“三下乡”活动的有效样本只有18.1%，表明受疫情等各方面因素制约，目前大学生在“三下乡”活动中参与规模不大。
（一）大学生对“三下乡”与乡村治理的基本认知情况
在大学生对“三下乡”的基本认知方面，22.9%的大学生对“三下乡”了解程度较高，57.6%的大学生对“三下乡”了解程度一般，19.5%的大学生对“三下乡”完全不了解，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对“三下乡”有一定的了解，但了解程度不高。在大学生对“三下乡”与乡村治理作用关系的基本认知方面，89.9%的大学生认为“三下乡”有利于当地治理，说明“三下乡”对乡村治理产生积极影响是大学生的共识。但36.3%的学生不清楚“三下乡”对“三治合一”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哪一“治”贡献最大，32.8%的学生认为“三下乡”对“德治”贡献最大，20.5%的学生认为是“自治”，10.4%的学生认为是“法治”（见表1）。但是在实践中，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的积极影响之一“提高人们的素质”的普及率是51.5%（见表3），在对乡村治理的最大贡献的选择中，比例最高也是“提高人们的素质”，表明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治理的主要作用是增强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提高自治水平。这与学生的认知相矛盾，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对“三下乡”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认知较为模糊，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大部分大学生对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政策并不熟悉，未能准确把握乡村治理的相关概念；
二是大学生对“三下乡”的了解不够深入。大学生了解不够深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校对“三下乡”的“宣传力度不够”；
二是受疫情、活动经费等因素的制约，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的机会少”。“宣传力度不够”降低了大学生了解“三下乡”的概率，“参与机会少”削弱了大学生了解“三下乡”的动力，降低了大学生深入认知的概率。
表1 大学生对“三下乡”和乡村治理的基本认知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大学生“三下乡”的活动策划情况
“三下乡”的活动类型是实地调研、支教、技术服务、红色教育、知识科普、社区服务，分别占比60.3%、26.5%、26.5%、16.2%、7.4%、5.9%（见表2）。除技术服务外，其他都与乡村治理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政策性实地调研有利于政策的宣传和落地，另一方面，将调研数据转化为学术成果，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为乡村治理部门完善乡村治理模式提供理论支撑。支教、红色教育和知识科普有利于“加强农村文化引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培育文明乡风。大学生参与社区服务是依托社区基层组织直接参与乡村治理，推进“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工作，表明大学生“三下乡”活动与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契合度较高。根据多选题的选项统计，52.94%的活动采用三种或以上的活动形式，75%的活动只有一个活动对象（见表4），说明大学生“三下乡”的活动类型多样、形式丰富。
“三下乡”的活动策划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主观题“您认为现在大学生‘三下乡’普遍存在哪些问题？”中，存在三个及以上不足之处的团队占比52.9%，主要以“没有做到后续跟踪”“策划不充分，时间、路线、活动等安排欠妥”“知识和技能储备不足”和“形式主义”为主。“形式主义”是比例最高的答案，大学生普遍反映由于自身对“三下乡”基本认知不足、前期调研不够、缺乏指导等导致目标没有针对性，活动开展时行动力不足，实际成效有待提升。在活动类型方面，60.3%的活动类型是实地调研，在乡村治理中产生成效的周期较长，短时间内无法看到显著效果。在活动专业度方面，活动内容与专业“一致”只占32.4%，“充分运用专业知识”的只占38.2%，说明活动专业度有待提高（见表2）。
表2 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策划情况描述性统计结果
（续表）
（三）大学生“三下乡”在乡村治理中的成效情况
在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积极影响中，“提高人们的素质”占比最大（51.5%），其余影响分布较为平均，其中，“推动经济发展”占比23.5%、“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占比22.1%、“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水平”占比19.1%、“改善生态环境”占比16.2%、“其他变化”占比16.2%，表明大学生“三下乡”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水平（见表3）。根据多选题的选项统计（见表4），67.7%的活动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是单一的，说明大学生“三下乡”的活动针对性强。在活动对乡村影响程度方面，67.7%的“三下乡”活动对当地的影响程度是“一般，只是短暂性影响”，17.7%的活动是“没有影响”，只有14.7%的活动影响程度是“大，一直影响着”，表明目前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在乡村治理中的影响主要以短期性为主，长期性较少，大部分活动在乡村治理中的成效尚处于起步积累阶段。在孵化乡村人才方面，只有29.4%的大学生在参加“三下乡”活动后仍选择在农村发展，表明大学生“三下乡”在孵化乡村人才的功能发挥方面还有待提高（见表3）。
表3 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影响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4 “三下乡”活动策划情况中多选数量分布情况
（四）基本认知因素与活动策划因素对乡村治理成效的影响程度
运用多分类Logistic 回归分析建立两个模型（见表5 和表6），分别检验基本认知和活动策划情况对大学生“三下乡”在乡村治理中的成效影响。模型检验的原定假设为：是否放入自变量“基本认知”和“活动策划情况”，两种情况存在时模型质量均一样。“基本认知”模型p 值为0.045，小于0.05，说明原假设发生概率极小；
“活动策划情况”模型p值为0.004，小于0.001，说明原假设发生概率几乎为0，因此，两个模型都拒绝原定模型假设。构建模型时，放入的自变量具有有效性。本次模型构建有意义，即“基本认知”和“活动策划情况”对乡村治理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活动策划情况”对成效影响较大。
表5 大学生对“三下乡”和乡村治理的基本认知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6 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策划情况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基本认知各题项中，对大学生“三下乡”在乡村治理中最大贡献的认知与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治理影响程度中“没有影响”的显著性为0.009，回归系数为0.729，说明两者在0.1%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此基本认知对大学生“三下乡”在乡村治理中的成效有负向作用。“您认为‘三下乡’会有利于当地治理吗？”的回归分析结果数据出现异常情况，是因为选择“不会”选项的学生只有6 个，单一类别数量过少，从而导致分析结果过大。此题项的显著性为1，大于0.05，与因变量“三下乡”对乡村治理影响程度没有呈现显著关系，因此并不影响最终的分析结果。在活动策划情况各题项中，“是否有后续合作”和活动类型与影响程度有显著关系。“是否有后续合作”与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治理影响程度中“大，一直影响着”的显著性为0.006，回归系数为-1.746，说明两者在0.1%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活动类型与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治理影响程度中“没有影响”的显著性为0.043，回归系数为0.049，说明两者在5%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由于未明确题项中哪个选项与乡村治理的成效显著相关，需要用相关分析法进一步检验（见表7）。在对大学生“三下乡”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最大作用的认知与乡村治理的影响程度关系方面，“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与“没有影响”的相关系数是0.292（p＜0.05），呈显著正相关，“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与“一般，只是短暂性影响”的相关系数是-0.257（p＜0.05），呈显著负相关，表明认为大学生“三下乡”对乡村治理产生最大贡献的是“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学生，所在团队在乡村治理的成效感知较低。在这次调查中，这部分学生大多数的活动类型是“红色教育”，与下面分析“红色教育”与成效程度的结果一致。在活动类型与乡村治理的影响程度关系方面，“红色教育”与“没有影响”的相关系数是0.243（p＜0.05），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的“三下乡”活动学生对乡村治理的成效感知较低。这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没有直接参与服务乡村的活动中；
二是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能够激活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带动村民学习红色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乡风，加强农村文化引领，但成效需要长期作用才能显现出来。在团队是否与当地有后续合作与乡村治理的影响程度关系方面，“没有”后续合作与“大，一直影响着”的相关系数是-0.412（p＜0.01），绝对值大于0.04，呈非常紧密的负相关。“有”后续合作与“没有影响”的相关系数是-0.278（p＜0.05），呈显著负相关。“有”后续合作与“大，一直影响着”的回归系数是0.410（p＜0.01），绝对值大于0.04，呈非常紧密的正相关。这表明“是否有后续合作”对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在乡村治理中的成效影响最大，后续合作时间越长，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在乡村治理中的成效越大。
表7 三个显著关系的题项中各选项与乡村治理的影响程度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三下乡”活动主要是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与国家关于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契合度较高，但在乡村治理中的成效还需进一步提升。影响其成效的重要因素是大学生对“三下乡”和乡村治理的基本认知以及“三下乡”活动策划情况，其中，活动策划情况影响较大。而活动策划中的“是否有后续合作”是影响其成效的核心因素。因此，长效合作是提高大学生“三下乡”乡村治理成效的关键，而其实现路径是高校构建大学生“三下乡”活动长效机制，具体措施如下：
（一）搭建校地长效联动的合作平台
校地长效联动的合作平台是构建活动长效机制的基础。以高校为主导，鼓励各专业师生结合校本特色和地方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搭建多个各具特色的实践基地，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扩大大学生“三下乡”的服务范围。同时，校地双方建立长期的大学生“三下乡”责任制，推动活动的常态化开展。在活动开展前，学生与地方进行充分交流，做好前期调研，保障活动策划的实效性导向。在活动结束后，地方对活动的成效及时进行反馈，探讨进一步的合作，逐步推动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常态化。
（二）探索校地长效合作的活动模式
校地长效合作的活动模式是大学生“三下乡”活动长效机制的核心。首先，建立公正规范的选拔机制，扩大参与规模。选拔应以保障活动质量为唯一标准，避免以地方身份、政治身份、学生干部身份等为选拔标准的不公正现象出现，因为这会限制普通学生参与，导致参与规模缩小。此外，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参与规模。通过张贴大学生“三下乡”宣传海报，举办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展览及大学生“三下乡”宣讲会、经验交流会等各种形式，提高大学生对“三下乡”的认知和兴趣。其次，是建立形式多样的常态化合作模式，把短期活动变成长期合作。在活动全过程中建立与地方保持长期合作的模式，将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暑期的短周期行为变为能利用在校期间随时参与的常态化实践”［6］。如把活动转化为校地合作的社会项目，将大学生“三下乡”与“返家乡”活动相结合，与地方签订常态合作协议，到企业、事业单位或基层组织等挂职锻炼，开展系院或班级与乡村、学生社团与乡村活动、活动项目与服务群众结对活动。一方面，这有利于处理因活动时间短暂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使学生有机会深度参与乡村发展的各项事务，为乡村振兴培育专业人才。
（三）建立长效活动保障机制
长效的活动保障机制是大学生“三下乡”活动长效机制的支撑。活动的保障机制包括师资保障机制、资金保障机制、活动监督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一是建立“专业老师+地方老师”双师负责制，增强师资力量。专业老师应当全程参与到活动中，在活动开展前进行大学生“三下乡”的统一培训，使学生端正对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的态度，并指导活动方案的策划，提高活动质量；
在活动中及时给予学生专业性指导，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保障活动的服务质量，地方老师主要负责与大学生“三下乡”师生对接，包括在活动前提供当地的基本信息和活动需求，在活动中担任向导角色，在活动后做好活动反馈，提高活动的实效性。二是建立“学校+地方+项目”的资金保障机制。学校拨出专门的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经费，用于活动的开展和活动评选的奖励；
地方财政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资助，如资金资助、食宿免费等；
把活动开展成“产、学、研”三位一体的项目，提高经济效益，以反哺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三是建立活动监督机制。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的开展时间主要是寒暑假，形式以户外活动为主，学生容易出现散漫的“旅游式”下乡状态，导致过程走马观花、对调查报告撰写也比较敷衍。同时，部分大学生参与“三下乡”的动机存在偏差，存在功利性和应付思想，没有充分意识到大学生“三下乡”的重要意义。因此，建立活动监督机制是活动质量的重要保障。监督可以采用建立“活动监督小组”的方式，每个大学生“三下乡”团队组成2～3 人的“活动监督小组”，负责调整队员的下乡状态，促进队员以充满干劲的状态高质量完成活动目标。四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三方评价体系。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的参与主体是老师和学生，服务对象是地方。因此，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三方评价体系，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多元化综合性评定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