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具象化研究

曹莉莉

(广州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是实现这一时代任务的重要手段之一。伴随着视觉文化的勃兴,大众阅读的思维模式逐渐由抽象性的文字解读转向高度依赖视觉的感观性直观体验,传统的以语言文字占据主导性、支配性地位的文字文化受到挑战,以至于国内视觉文化研究先驱周宪直指当代社会是一个视觉文化时代[1]。应对视觉文化时代之新境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显然不能够仅仅局限于抽象化的语言文字,需实现理论体系的具象化,以更加直观、生动、形象的方式来表达和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是“晚近崛起的以视觉为主因的文化形态,它迥异于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以语言(或话语)为主因的印刷文化”[2]12。20世纪80年代以来,“视觉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学概念开始为学界普遍接受,并被指认为社会文化格局的主导形式之一。当代社会视觉文化正在势不可当地加速发展,文化的生产与表达呈现出视觉偏好,大众的“价值观、见解和信仰越来越明显地受到视觉文化强有力的影响”[3]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面临新境况。

(一)文化的视觉偏好

在行为实践上,视觉是我们把握现实和他者的一种认知活动和认知能力,称之为“观看”;
视觉文化是人类视觉特性的自然延展,是被文化了的“观看”。然而在当代社会,视觉文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视觉技术为核心的图像或影像本身,而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视觉化的文化偏好,从摄影到品牌广告,从报刊书籍到影视节目,从衣着、服饰、装饰到室内设计,从百货商店到购物广场,从绘画、素描到雕塑,从街道的设计到城市规划与建设,等等,都被塑造成视觉化了的观看。甚至日常消费活动也日趋视觉化,我们的购买与消费行为已不仅仅只是购买和消费商品本身,同时也是对商品的包装设计、购物场所的一种视觉化选择。一如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在《视觉文化导论》中所言,当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视觉化的制约,在这样一个文化各个方面都彻底视觉化了的时代,“观看远胜于相信,这绝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正是日常生活本身”[4]1。我们的视觉化思维与视觉化体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

视觉思维与非视觉思维有着很大的不同,非视觉思维的根本特点在于认识主体不能直接地去体验或感受鲜活生动的视觉意象,认知主体所能接触或利用的也只是一些间接的知识。在此思维方式引导下,难以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既有的规范也会限制主体对事物本来面貌的直接感受或体验。与此相反,视觉思维的探索性源于具体感知,这种探索本身就是一个从不知、未知到知的实践过程;
视觉思维的运作单元不是经过加工的词语或概念,因此更加灵活且便于操作;
视觉思维是在主客体之间直接交流中进行的,所以主体完全能够对客体进行直接的感受和体验,更利于唤醒主体的“无意识心理”,即它“有利于打通主体的自觉意识与无意识心理之间的屏障,从而使无语的或沉默的‘无意识体验’,能够迅速转化为可以由自觉意识加以利用的现实和有效的知识”[5]。

(二)形象观看的彰显

形象是视觉文化的核心概念,构成视觉文化的基本单元[1]。在视觉文化格局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形象所包围,我们正处于一个形象生产、流通和消费急剧膨胀的时代,处于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形象资源富裕乃至过剩的“非常时期”。“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和文化中,形象是某种稀缺资源,人们难以接近的话,那么当代视觉文化已经生产出充沛甚至过量的形象,因此不再是人趋近形象,而是形象在逼促人。”[2]21形象之于视觉文化,犹如语言之于文字文化,一方面形象构成视觉文化的载体,是整个视觉文化的根基;
另一方面形象本身也承载了复杂的视觉文化意涵。形象生产视觉文化,也被视觉文化所生产。

自视觉文化兴起伊始,视觉形象在观看方面便表现出优于语言文字的直观性、生动性。诚然,语言文字也具有可视性,但其观看的对象主要是想象性、理解性、概括性的词句、概念和逻辑推理,视觉所要辨别的是语言文本中抽象性的文字符号,可视性向理性精神靠拢,是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观看”。与语言文字不同的是,视觉文化观看的对象主要是可感可知的视觉形象,可视性强调和张扬的是一种现实感性,是一种生动直观的“观看”。那些艰深晦涩的抽象性语言文字被转换成通俗易懂的视觉形象,更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认知。

当代社会视觉文化的勃兴并非意味着形象对抽象文字的代替,这两者谁也无法取代对方,“要是没有理性的和概念的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发展,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从而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现代社会的联系网是用语言和文字编织而成的,如果没有这两者,一切组织和计划都将成为不可能……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偏爱人类的这一种成就而否定另一种”[6]31,并不需要排挤掉人类文化中另一些更合乎理性要求的部分。换言之,在视觉文化时代语言文字也存在,并非说文字不重要了,只是相比较而言,文字占据主导性、支配性地位的文化优势正在被视觉文化所取代,抽象的文字解读正在转向生动直观的形象观看。相对于语言文字,用可见、可感、可体验的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观念更能够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也更能够被广泛传播、接受和认同。

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挑战传统的以抽象性语言文字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发展,是应对视觉文化时代新境况的重要抓手。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像化是抽象理性向现实感性的转化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化的观念体系,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念反映,具有抽象性,那么,抽象性的思想观念如何用一种可见、可感、可体验的方式得以形象化表达和再现,这事实上便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问题。

传统上,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拥有完整的话语体系,只是话语形式过于拘泥于抽象性的语言文字,话语体系的宣传和教育也多倾向于理论化的机械灌输。诚然,“在人类特有的思想意识世界里,语言既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也是现实的直接思想”[7],语言是人的思想意识反映现实生活的最重要的载体和手段,是连接思维与存在的中介和桥梁。人类一切的思想文化成果都需要运用语言进行表达和记录,也需要凭借语言进行积淀和传承。正因此,语言与生俱来具备传递与承载特定意识形态的功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表达也天然地与语言紧密相连。然而,用理论化的语言文字表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多数较为抽象,生动性、形象性不够,与社会大众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具象化的存在形式能够把抽象的观念表现为具体的形象,把看不到的、晦涩难懂的观念转变为看得到的、通俗易懂的印象,是联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中介。应对视觉文化时代的新境况,我们党和国家须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赋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现实化、生动形象的语言形式和语言风格,构建富有亲和力、鲜活的话语体系,变“机械灌输”为“无声浸染”、变“单调生硬”为“丰富形象”、变“传统说教”为“赏阅体验”,以更加讲究生动性和艺术性的方式传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此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度和认同度,主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具象化的旨趣在于达成价值认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强调“通过具体、直观、可感知、可识别的载体和形式化抽象为具象,以无形塑有形,借有限言无限的象征境界,承载、表征、传递一定价值观念、思想理念和政治观点的叙事形式”[8],意在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承载着意旨下潜和价值整合的功能。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观念(思想)的上层建筑“具象化为公共准则、交往范例和日常生活的导向”,通过这些准则、范例和导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张扬、权力叙事和制度维护的话语权威就以一种具象化的形式下潜至现实生活,教化社会大众、使大众在心理、情感和行为上自觉地与当下的社会图景保持一致,进而调适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危机、分裂以及各种对抗,实现社会价值的整合,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凝聚力与向心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之所以具有意旨下潜和价值整合的社会功能,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将抽象的价值观念转换为直观的视觉形象,将概念化叙事转换为具象化叙事并注入了更多的形象元素”[8],它不仅关照了大众的情感,而且将情感、价值与意义融为一体,更加容易被大众认知、接受、认同。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具有直接的感性契合力,它有助于推动意识形态从社会统治的意志话语转变为社会大众的自我叙事,从权力中心的观念张扬转变为个体自觉的生存操持,从抽象的原则守护转变为具体的实践再现”[9]。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一般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贴合,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普遍接触到的存在形式,如图像、影像、绘画、音乐、仪式等,它们对思想观念的表达与呈现更生动,这一方面提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日常生活化,意识形态更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形象构成视觉文化的基本单元和核心范畴,依据媒介类型的不同,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图像、影像、景象等三种存在形态[2]18。以图像、影像、景象为典型介质,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图像化呈现、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像书写、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间的可意象性,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具象化的重要路径。

(一)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图像化呈现

图像即一切二维平面静态存在的形象,“从批量的印刷图像,到独一性的手工绘画,从可复制的数码照片,再到各式图画书”[2]18-19,都是图像的媒介。当今时代,图像构成了数量巨大的形象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场域,以至于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感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时代,“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10]

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而言,“文字缺乏的东西(因为它们只是文字或字母)图像可以填补,使之具有外形”[11]220。以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为理想信念的革命文化中,图文并茂的历史文本能够把历史事件的时间、人物和发生场景进行生动而鲜活地还原,而不再仅仅是一系列抽象的文字或数字的展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凝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具体化、可视化图像的形式和方式呈现出来。社会公共空间经过图绘装饰而成的“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列宣传画和构图特别醒目,这种再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无形之中拉近了国家政治与大众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实现了权威性与世俗性的融合,不仅有利于调动民众内心的价值追求热情,而且有利于引领大众的理想信念。这些图像作品通过结合社会大众的现实生活,叙事出抽象的价值观念,发挥了育人化人的思想政治功能,避免了因单一语言文字的抽象或苍白带来的大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排斥或熟视无睹,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秀图像化呈现。

借鉴过往经验,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通过图像予以具象化呈现的过程中,还要进一步挖掘能够唤起民族、国家强烈认同的图像符号,利用它们将“看不见”的国家和价值目标转化为“看得见”的具象或“实物”。一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图像以隐而不显的方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图像本身所内蕴的价值观念将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嵌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促使人们以“在场者”的角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产生理解和认同。

(二)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像书写

影像主要是指电影、电视以及伴随着晚近的数字媒体技术发展而出现的各种动态呈现的网络视频等。就感官效果和吸引力而言,影像不仅可以看,而且可以听,“视—听”整合在一起得到了实现,因此具有较高的视觉表现力和更加丰富多样的感官效果,能够把人们观看形象的期待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契合影像的积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进行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对此,我们以主旋律影视为例来看,主旋律影视是我们观察和认知时代社会的重要媒介,尤其强调思想性,力图通过重大历史题材和重大现实题材整合个体与民族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的观众中建立起共同的心理联结,积极反映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念。主旋律影视作品所展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使观影者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染。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时刻,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播出,获得了观众的好评。该影视作品之所以能够在观众中引起巨大的情感波澜,不仅仅是因为它尊重历史,客观、真实地展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段历史,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生动地塑造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鲜活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历史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觉醒年代》借由画面、镜头营造的视听语言与叙事修辞,无形之中实现了新时代观众与一百年前新青年的隔空对话,令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产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并与历史人物产生共情、共鸣、共振。观众通过《觉醒年代》能够看到,“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2]的远大理想,在心生敬仰的同时深刻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为何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并自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和殷切期望。这种形象表达与呈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将有助于打破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抽象性的价值观体系悄然实现入耳、入脑、入心。在此意义上,《觉醒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像书写的有益探索和生动实践,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像书写提供了范本。

为充分发挥影像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像书写还应注意:一是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像书写提供优质平台,采用个性化、可视化、互动化的形式在影像作品中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而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像书写的传播力、影响力。二是加强文艺创作,提高优秀文化的供给力,以丰富、生动、有趣的艺术形象,表达和呈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像书写的艺术感染力,使大众在欣赏与体验优秀文艺作品中自觉实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知。三是要提升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增强其甄别错误思潮的能力。伴随着全球文化的交流与交锋,西方社会思潮不断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蔓延和渗透,影像也是其进行生产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和主战场,社会大众极易受到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侵蚀。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方式帮助社会大众提升媒介素养,提高其明辨是非、甄别错误思潮的能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间的可意象性

无论是图像还是影像都属于平面形象,如果跃出平面形象进入三维立体空间,第三种形象类型即广义上的景象开始出现,它“包括一切在三维空间中实体存在的立体形象,从雕塑到园艺到建筑到城市景观,还包括自然景观”[2]20。相较于图像与影像,空间景象表现出深度的三维立体呈现、固态性等典型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空间景象可以使观者直接进入而实现全方位、近距离的浏览和欣赏,甚至可以是带有“触觉性”的。景象作为一种视觉形象指涉或提供了特定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层面的知识、意义或文化的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态。知识、意义和文化将自身投射到景象之中形成一个关于视觉活动的隐性观看规则,这些观看规则不断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生产主体的视觉经验,最终转化为某种主体性的文化建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景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空间来表达意识形态,其本质意图在于进行思想观念的引领和价值理念的引导。

可意象性是对空间景象内在意蕴的一种表达,也被称之为“可读性”,指的是“有形物体中蕴含的、对于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13]7。一个“可意象性”的空间在空间结构、空间组织方面不仅是容易辨明的,而且能够给人以精神领悟。组成这种空间的各种符号是可认知的,不仅仅只是被看见即能够吸引视觉的注意和参与,而且能够清晰、强烈地被感知,唤起社会成员的想象,凝聚他们的情感,进而将不同的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激发起社会成员内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发挥景象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中的重要作用需要我们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间的可意象性: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间在建构的过程中要营造具有文化特色的精神场所,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间更具有吸引力和辐射力,充分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间的建构要塑造良好的方向感、认同感,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间的便利性、辨识度和体验性,进而使大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间产生一种归属感和情感共鸣。三是传承和延续历史文脉,继承好、开发好、保护好中国传统建筑。中国传统建筑是表达与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精神场所。当代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已经瓦解,但它们通过建筑文本保存了下来。传统建筑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间中显然是具有清晰可意象性的空间,我们可以通过传统建筑形象而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建筑在建筑视觉、建筑态势、造型艺术等方面形成的“建筑艺术特殊的伦理的‘韵’、伦理的‘场’,伦理的‘力’,一句话,特殊的‘伦理气质’”[14],长期以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发挥了视觉感知体悟的教化功能。继承和保护中国传统古建筑对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间的可意象性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相较于语言文字,从图像到影像再到空间景象,形象以其可视性、直观性、立体性、情感性等特征,在道德叙事、价值传递和话语表达等方面更直观、感性、生动和具体,其所生产与表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更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具象化过程中应注重加以挖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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