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娜，高 璇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00450）
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估算，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超过30万亿元。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为中国产业向更高端迈进提供动力，也将为中国在各产业开辟新领域抢占先机。当前世界正处于信息化的时代，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和调整。2019年爆发的疫情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引发了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新问题，加速了危机前的全球趋势，如数字化趋势。如今互联网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ICT）正在推动新商业模式的发展，改变商品的生产、服务的产生以及交易的方式和地点。在数字时代，数据是国际贸易的命脉，也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重塑。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已经放缓，区域化、数字化趋势更加明显。尽管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各个地区都有扩张，但更复杂的价值链具有更强的区域联系。欧洲和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更关注区域内贸易。在数字化时代，全球共享数字化优势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各国都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数字技术作为绿色丝绸之路发展的新引擎，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沿线各国共享中国发展的成功理念，有利于利用前沿技术探索国际合作的新模式。本文以“一带一路”4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否能够助推各国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
“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有利于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一带一路”区域内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处于“底端”，数字技术的发展会使发展中国家目前所拥有的低端劳动力优势丧失，又很难接触到高端技术，如5G、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这些技术往往发展很快，加之发达国家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使得发展中经济体很难享受到技术的溢出效应。“低端锁定”和“悲惨增长”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需要克服的难题，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数字赋能参与全球价值链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现在各个行业的价值链都面临气候异常、市场波动和新冠肺炎大流行等因素带来的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Valerio Dilda等[1]认为数字技术可以有效地处理复杂性，帮助企业跟上步伐、降低风险，并创造价值。完全数字化的端到端控制塔可以预测和应对即将到来的或潜在的供应链中断，从而提高价值链弹性。齐俊妍等[2]通过拟合数字经济与GVC上游度指标，实证验证了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一国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高。此外，关于数字经济和贸易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数字贸易的研究。数字经济渗透到跨境贸易，能够促进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冲破关税壁垒，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产生重大影响[3]。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先进的数字技术高筑非关税壁垒，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处处受限。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有进行技术革命，推动产业数字化，才能打破数据和贸易限制，应对不断强化的数字贸易壁垒[4]。
黄华灵[5]提到企业数字转型可以通过更加高效地配置内外资源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裘莹等[6]提出了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平台，通过网络连接、降低成本、创造价值和提升价值链治理等效应，促进中小企业竞争进而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张艳萍等[7]从制造业的角度实证证明了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网络连接、成本节约和价值创造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GVC的高度和广度;齐俊妍等[8]利用中介模型实证得出数字经济除了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外，还可以通过升级人力资本结构推动一国GVC分工地位的提高。
已有的文献在数字经济领域和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了，但是对于数字经济的衡量指标和GVC参与度的指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此外较少有学者从空间溢出视角探讨数字经济与GVC参与度之间的关系，而且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也有待进一步讨论。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1）从空间溢出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而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区域，为“一带一路”国家突破“低端锁定”提供理论支持；
（2）利用中介效应模型，丰富了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
（3）分组对中介效应的运行机制进行异质性检验，对于不同收入组国家如何降低贸易壁垒、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出了政策建议。
2.1 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首先利用LM检验来选择最优的空间模型，结果显示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所以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是最优的。进一步将空间杜宾模型SDM设定如下：
2.2 空间自相关检验
空间自相关是指位置相近的区域具有相似的变量取值。如果高值和高值、低值和低值聚集在一起，则为正空间自相关；
如果高值与低值相邻，则为负空间自相关；
如果高值与低值完全随机分布，则不存在空间自相关[9]。
本文采用标准化的全局莫兰指数测量数字经济技术tech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公式如下：
其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的（i，j）元素。莫兰指数I的取值一般介于-1和1之间，大于0表示正自相关，小于0表示负自相关，等于0则表示空间分布是随机的。
2.3 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通过实证说明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本文构建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t表示年份，i表示国家，GVC_parit表示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techit表示一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it表示控制变量，α表示待估参数，ϑi表示国家特定效应，μi表示时间特定效应，ξit是随机扰动项。
另外，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作用机制的时候，采用的是中介效应模型。首先，采用逐步回归法验证贸易自由度这一中介变量的合理性，之后采用Soble检验和Bootstrap检验进一步说明中介变量在作用机制中的占比。验证中介效应使用的逐步回归法是在公式（3）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tradefree是中介变量贸易自由度指数，是由加权的平均税率和非关税壁垒两部分构成，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越小，贸易成本越低，贸易自由度越高。如果β1和γ1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冲破贸易壁垒的限制，通过打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自由度来促进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2.4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ADB-MRIO2018数据库，本文采用WWZ法，WWZ法将出口总值分解为16个明细8类不同的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同时参考金钰莹等[10]关于中国GVC参与度的方法进行计算，得到2010—2019年40个“一带一路”样本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其中，GVC参与度的计算如公式（6）所示。为了消除价格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将计算所得的GVC参与度指数加1之后取对数处理。
其中，E表示一国总出口，DVA_INTrex表示被进口国出口到第三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FVA_FIN表示最终产品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FVA_INT表示中间产品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以上都是基于投入产出表以及贸易增加值矩阵计算得出的。
核心解释变量：随着数字技术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的多个方面，准确定义数字经济的构成是很难的。由于数字经济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很难对其进行衡量，所以需要寻找替代性指标，如ICT指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本文参考李晓钟等[11]的做法，采用信息熵来测算二级指标的权重，最终通过计算得到40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表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熵值法计算的结果）
续表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熵值法计算的结果）
控制变量：东道国贸易开放程度TGO，用一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同花顺数据库-海关总署；
劳动力成本HDI，采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表示，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
基础设施水平infra，用铁路和航空的客运量来表示，并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资源禀赋条件nature，用矿石、金属和燃料占商品总出口的比值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人口结构pop，用14～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并进行取对数处理；
制度质量PL，用腐败控制指数、政府效能和法制水平的算数平均值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全球治理指数WGI。
3.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Moran’I指数分析
表3为2010—2019年“一带一路”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的结果。P值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所以拒绝原假设，说明“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确实存在空间相关性，能够在本国及其邻国发挥空间溢出效应。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等国家和周边国家由于技术创新能力都比较强，所以分布在第一象限的“高—高”区域，如图1所示。而中国、老挝、印度、柬埔寨、哈萨克斯坦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分布在“低—低”聚集的第三象限，说明这些国家及其周边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低，技术溢出不足，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需要加强区域间的技术合作与交流。从散点图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主要聚集在第一三象限，空间差异小，整体的平衡性比较好。所以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合作，发挥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整个区域内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沿线国家经济转型。
图1 2010年和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部莫兰指数的散点图
表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
3.2 空间溢出效果分析
除了LM检验，本文又继续进行了Hausman检验和LR检验，结果进一步显示应该采用时间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SDM，且该模型不会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或者是空间误差模型SEM。所以本文最终采用时间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
数字经济会通过影响劳动和资本要素的结构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还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升“微笑曲线”，使“微笑曲线”变为“浅笑曲线”[12]。一些新兴数字技术正在挑战商品全球化生产最初的成本节约原则，改变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通过促进商品贸易来重塑全球价值链。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力，将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强化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通过重新整合和集聚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提升在全球价值中的参与度，重塑全球竞争格局[13]。本文从空间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并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具体的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中间接效应的系数为0.181，大于直接效应的系数0.040，说明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数字技术的空间溢出比直接作用更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邻近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其GVC参与度相应地提高0.181个单位。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增长和提高生产率，并支持包容性发展。尽管不同部门和国家采用数字技术的速度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的采用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并能够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最重要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止促进了“一带一路”各国参与到全球价值链，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推动“一带一路”各国的周边国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区域协同效应，将提升区域整体的GVC参与度。技术扩散的速度和程度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数字革命能够极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的跨境转移。各国都应该以教育和技能方法为基础，建立一个成功的数字化国家。通用ICT技能和信息处理等补充技能的形式促进人们学习。一个拥有数字技术的国家，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公民都能从数字机遇中受益，并知道如何在数字环境中保护自己。
从控制变量来看，基础设施infra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很显著，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增强各国互通互联，且通过空间溢出增强“一带一路”各国与周围国家的合作和贸易，重塑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贸易开放程度TGO的直接效应虽然正向显著，但是间接效应的系数为负数，说明随着贸易来往的增加，“一带一路”各国与周围国家更多地展现出竞争的局面，彼此会抢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利于贸易中暂时失败的一国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国制度质量的重要性，PL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制度稳定对于“一带一路”各国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在全球价值中的参与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周围国家稳定地发展经济，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3.3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作用机制
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提升贸易自由度来促进“一带一路”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表5是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列（1）为基准回归的结果，数字技术发展水平tech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一带一路”各国的数字技术水平越高，越能促进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深化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2）（3）列展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GVC参与度内在运行机制的结果，通过列（2）贸易自由度的检验路径可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确实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自由度水平。列（3）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自由度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通过逐步回归法，实证验证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升贸易自由度，且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越能通过提升贸易自由度来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通过进一步的Sobel-Goodman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测试发现，直接效应γ1和间接效应β1×γ3都是显著的，贸易自由度在总效应中发挥了约30%的中介效应。
表5 逐步回归法结果分析
3.4 国家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接着在国家层面进行分组，按照世界发展指标中关于收入标准的划分，将高收入国家纳入高收入组，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纳入低收入组，如表6所示。然后通过中介模型实证得出的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虽然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是高收入组的系数明显更大，说明与低收入组相比，高收入国家发展数字经济对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发挥的效果更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对贸易自由度的促进能力也更显著，通过增强贸易自由度来促进参与国际分工的机制也更有效。这是因为高收入国家创新动力足，技术成果转化更快，能够利用先发者优势率先进入新领域，参与全球价值链。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贸易成本，尽管有优惠准入计划，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对低收入国家依然构成重大限制。在数字技术方面的进步和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将会极大地减少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扩张，这些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将是十分有利的。
表6 分组结果
表7 分组回归结果分析
总体来说，无论高收入组还是低收入组，发展数字经济将提高劳动力的附加价值，给各国带来的新活动，将工人从生产率较低的任务中拉出来，投入到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岗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中，支持生产率提高和收入增长，减少贫困。
4.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再度量
本文选取国际电信联盟ITU每年公布的ICT发展指数IDI数据替换现有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促进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此结论与前面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如表8所示。
表8 重新替换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后的2SLS估计结果
4.2 内生性检验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选取“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以及遗漏重要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从Durbin-Wu-Hausman检验结果可知，P值小于0.05，并不是所有解释变量都是外生的；
2SLS第一阶段的结果显示F值为154.948，远大于临界值1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不存在弱解释变量问题。在进一步的Kleibergen-Paaprk LM检验和Kleibergen-Paaprk Wald F检验中，结果也都是显著的，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工具变量是可识别的。Sargan检验结果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工具变量有效且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5.1 结 论
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40个国家作为样本国，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得出了各国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数，并且利用WWZ法计算了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通过实证验证，利用空间模型和中介模型进一步探索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分组检验了不同收入组存在的异质性。最终得出的结论有：（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了本国和周围国家的GVC参与度，且空间效应比直接效应更显著。（2）通过中介模型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提高一国的贸易自由度来影响一国的GVC参与度，在重新设计和替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数后，结果依然成立。（3）进一步分组之后，虽然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系数大小有差异，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都能显著促进不同收入组的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
贸易自由度作为中介变量，其内在运行机制也是合理的。
5.2 启示
数字经济和数字流正在日益增进全球经济的连接。推动数字经济化，建设数字化国家，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符合各国对数字化经济的利益需求。对此提出如下建议：（1）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适当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实现支撑数字经济的数字技术，通信基础设施是实现数字信息传输的基础，改善通信基础设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国家在通信网络的性能和覆盖方面仍然很落后。所以，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继续普及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完善移动宽带的建设，推动新技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的速度向发展中国家扩散。（2）制定积极开放的贸易政策。贸易自由度的提高需要政策的支撑，积极参与制定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优惠贸易协定有利于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随着全球深度渗透，基于数字平台的贸易增长可能会超过全球GDP，所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了货物贸易，数字化的另一趋势就是促进服务贸易的大繁荣，所以我国要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签订服务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来降低贸易壁垒，发展服务贸易，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加值，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3）加强落实人才教育和培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在任何时期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养都尤为重要。为了有效地发展和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并实现网络外部化，必须配备拥有适当技能和能力的人才。所以为数字经济建设人才库是十分有必要的，可以在当地教育机构培养更多的科学和技术毕业生；
还可以吸引具备必要技能的人来本国工作。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是那些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进行了大量明智投资的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在技术创新和研究上推出积极的政策并分配资金。发展数字经济存在多种多样的路径，发展中国家必须找到最适合本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