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1992年10月11日，上海浦东新区宣告成立。这一年，浦东的GDP仅为91.5亿元，而这个数字到去年已高达15353亿元，相当于天津全市的经济总量——如果浦东是一个单独的城市（它确实享有市级经济管理权限），那它可以在全国排在第12位，若论人均GDP则是当仁不让的第1名，去年高达4.1万美元，甚至超过日本。
我自己就住在浦东，见证了它这些年的变迁：1999年第一次到浦东，坐着老公交车，忍受着打浦路隧道（因为是第一条过江通道，上海人都称它为“老隧道”）里的堵车和尾气，而那片新天地还满是工厂和田野，那时我不可能想到，三年后自己將在这里安家，自此再也没离开过。眼看着图纸上的规划一点点变成现实，这让人回想起来时会产生一种“快进历史视频”的沧桑感，就像在目睹了一场魔术之后，仍然在思索：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变出来的？
说来神奇的是，浦东的今天也不是没人想到过，只不过在当年，那看起来都像是幻想。
1905年，吴趼人在小说《新石头记》的结尾写到贾宝玉做了一场大梦，梦见中国已独立富强，而万国博览会正在上海浦东召开。沪郊朱家角人陆士谔在1910年也写了一部小说《新中国》，设想得更大胆：万国博览会1928年就在浦东举办了，黄浦江上建成了一座浦江大桥，小说主人公前去游览，一跤跌醒，方知是梦幻一场。
不过，在很长时间里，这片沉睡在外滩对岸的土地与其说像是上海的未来，不如说是过去。有位朋友石草生于1978年，在这里土生土长，老家所在的地方现在已变成了世纪大道，但“那时没有上海的概念”，说到上海，都觉得“是那边的”，南京路、外滩都是遥远的存在。甚至连“浦东”也很少感觉到，因为那时这一片被杨浦、黄浦、南市、川沙等几个区县分割，她所住的陆家嘴这一带，多是港务局等单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像是一个乡下小镇，每家的家庭条件都差不多，同学们就像课本上说的，“都有美好的未来”。
那时的浦东还充满乡土气，虽然和全国最大的都市只有一江之隔，却没有什么都市气息，最好玩的去处就只有浦东公园。川沙人连方言都和上海话不一样，在滑稽戏里是嘲笑乡下人的笑料之一。从现在浦电路所在的王家宅，到如今高端住宅林立的世茂滨江，当时都是棚户区；
文登路以东就是农田，甚至还养牛。塘桥、北蔡都只是一个小镇，而后来开世博会的片区，原先的地名叫“泥墙圈”，稍微像样一点的企业就只有上海第三钢铁厂和耀华玻璃厂。我舅舅1986年渡江去周家渡那边办事，后来回忆说，感觉就好像时空穿越到了自己小时候。
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前，唯一还算繁华的街区是东昌路，没有多少高楼——晚至1990年，整个浦东的最高建筑只是一座24米高的消防瞭望塔。在如今高楼林立的陆家嘴，看看附近“烂泥渡路”这样的地名就能想见它原先是什么模样，很长时间里只有一片低矮的平房，直到东方明珠造起来几年后才拆掉。1991年7月30日东方明珠开工建造，石草还记得，同学写“看着朝霞和东方明珠一起升起来”，作文竞赛还得了奖。
不过，对当时浦江两岸的人来说，真正冲击感官印象的是1991年底南浦大桥的通车，我那时也曾像无数人一样，花5块钱买票登上桥面，眺望浦东。在那之前，除了打浦路隧道（1971年通车）和延安东路隧道（1989年通车）之外，浦东和浦西之间就只能依靠轮船摆渡，1987年冬还曾因大雾封江，轮渡站在拥挤中踩踏，造成66死22伤的重大安全事故。不夸张地说，这条上海的母亲河隔开了两个世界，但继南浦大桥通车之后，上海陆续又有4座大桥、14条隧道（另有2条在建）连接浦东，这无疑加速了两岸的对流，也使得“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迅速过时。
应该说，在这三十年里，几乎每个中国城市都发生了巨变，但浦东可能尤为戏剧性，那就像是从农业社会狂飙突进到了后现代社会，时空压缩得格外明显。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这些年浦东变化太大了，“好像有人念了一下魔法咒语，身后的布景就变了，但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变的，因为念咒语的人不是你”。身处这个万花筒中的人尝到了时代红利，但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冲击。
石草回忆，那几年大拆大建，有一次她坐公交车经过张杨路东方路一带，猛然发现路两边都拆没了，震惊之余从座位上站起来，因为目睹熟悉的街景都变成了废墟，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以前觉得变迁是和时间有关的，而当你发现时空瞬间坍塌，城市改造在摧毁空间的时候也摧毁了时间，一刹那间全没了，心底里就涌起恐惧、惊慌、兴奋，不知道迎接自己的是什么。”
她说，在认识到这个废墟的时候，她的童年结束了。那是1992年，浦东迎来了自己创世纪的“大爆炸”，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切都不一样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浦东的开发像是重复了“深圳奇迹”：与一座大都市隔河相望，但长久以来却是两重天的景象，而一旦开发，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变换了模样。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就曾感叹：“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不过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上海当时太重要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像深圳反正原本就是小渔村，试点成什么样都没事，也只有深圳的试验已明确取得成效时，才能更大胆地迈出开发开放浦东这一步。
也就是说，浦东虽然慢了一拍，但也正因此，它从一开始的起点就更高。1990年浦东起步之际，浦东的第二产业占比高达四分之三，而到去年则是第三产业占近八成，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准。
2021年，浦东GDP突破1.5万亿元，在全市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也从三十年前的不到9%提升至将近36%。如今，浦东新区的经济总产值是位居第二的黄浦区的5倍，相当于上海第2～7名六个区的总和。不夸张地说，这好比是在上海的边上又建造了一座“新上海”，其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都超过了国内95%以上的城市。
浦东新区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承担着对外接轨国际、对内辐射全国的“先行先试”使命，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试点。在19个国家级新区中，浦东新区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高（是第二名天津滨海新区的2.5倍），经济密度更是遥遥领先，每平方公里创造的GDP达到12.7亿元，是第二名长沙湘江新区的两倍。可以说在各项指标上，浦东新区在城市开发的新区中都是当之无愧的“龙头”和标杆，其成功可能超过了当初最大胆的设想。它究竟做对了什么？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浦东这个新增长引擎，上海这些年的经济数字不会如此出色。浦东新区之“新”，最初的原动力肯定得益于政策支持和放权：现有的19个国家级新区，除了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之外，都只是功能区而非行政区，浦东新区不仅设立得早，而且拥有的管理权限也最为完整，金融、财税、土地、海关、产业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先行先试的权力都更强。此外，浦东新区在设立之初还得到国家财政每年3亿元的开发资金支持——不过，天津滨海新区在2005～2014年间获得的国家专项财政资金支持高达每年10亿元，但并不足以确保它比浦东更成功。
政策支持固然重要，但并不是魔法，否则当初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大经济特区，得到的政策支持都一样，为何多年下来各自差别那么大？浦东之所以能这么成功，也是因为它距离上海原有的城市中心很近。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在开发浦东之前，上海的城市规划重点其实是发展南北两翼（宝山钢铁、金山石化），甚至对浦东开发一直有争论，原因之一就是过江通道的交通瓶颈不易打通，需要花费大量建设资金。
这种顾虑也并非没有道理。在英国，1750年威斯敏斯特大桥建成、1769年黑衣修士桥竣工，标志着南伦敦开始得到真正发展，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种发展颇为缓慢，甚至直到20世纪30年代，“伦敦人罕有过河”，因为河那边仍然是“一片异土，有着一种相当陌生、差别迥异的交通系统”。然而，现实证明，像新德里、拉德芳斯（巴黎）这样的城郊新区，都极大地得益于与老城的近距离。从这些年上海的城市规划方向来看，重点已经成了东西两翼（浦东、五大新城），而其共同特点就是便于建成城市连绵区。
这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城市发展思路：“新区”并不只是在外围划出一片空地，引进资金和技术来建起一些工厂进而发展经济，而是需要与原有的城市形成有机的结合与深入互动，在复杂交织的生态中催生出更多元、更丰富的城市生活和经济机会，由此催生出一个创新机制。当服务业而非工业成为城市增长引擎时，这样的视野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新区”很难吸引到足够多的人才，因为越是尖端的人才，实际上对城市生活的要求就越高。
显而易见的是，浦东的土地有限，只有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开发才是方向，而这就得需要大量人才流入。为了吸引企业落地，浦东新区生产性质的外资企业，曾在多年内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确实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聚集城市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但反过来说，低税收只是企业落户所考虑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倒不如说是浦东紧邻上海“老城”，借助上海“老城”经济效益的外溢，企业也能更好地扩大市场。
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生态，必须为不同的人都带来足够多的机会。浦东的由由新村，就是因为当地人觉得“种田人终于出头了”而得名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农民转变成了市民。更重要的是源源不断涌入的“新浦东人”：1990年，浦东户籍人口133万人，另有6万名外来流动人口；
但到2020年人口普查，浦东常住人口已多达56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仅占一半。三十年前浦东的人均GDP还比全市平均低12%，但如今已反超56%之多。创造这个“新上海”的，正是这个人尽其才的市场机制。
如今，浦东正站在一个新的节点上：正因为它以前做得太成功了，想要再自我突破就更加困难了。虽然它仍然叫“浦东新区”，但随着上海的全面开放，浦东渐渐地已没那么特殊了，只不过是“又一片”上海的城区罢了。换言之，新区还新吗？还能继续变魔术吗？它还是上海的未来吗？
虽然这些年来，浦东的GDP仍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在高速成长，但从人口流入的数字来看，它对人才流动的吸引力已经在弱化。根据人口普查结果，2010～2020年间浦东的常住人口仅增加了12.63%，即便在上海市内也低于嘉定、松江、青浦、宝山这四个城区，更远远低于深圳（68.47%）、厦门（46.23%）、杭州（37.19%）这些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才的城市，而在上一个十年，浦东的人口增长也一度高达58.26%。
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随着浦东的城市建设日趋成熟，它也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白手起家了。大体而言，2005年是一条分界线，这一年取消了蓝印户口，之后房价又一飞冲天，后来者想要吃到红利也就越来越难了。
一位朋友2004年来到上海，读完研究生后，先在浦西工作了几年，2011年换到浦东张江，从租房到买房，也算是搭上了那个好时代的末班车。张江是高科技中心，这里大多都是资本人才密集型的新企业，号称“随手扔块石头都能砸中个博士”，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IT业和“药谷”都在此涌现。
然而，近年来一个日渐明显的趋势是：随着浦东的不断发展，它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早在十年前，这位朋友就发现，虽然中国人干得很好，上海的工资也还赶不上美国，但与印度已经持平，相比波兰等东欧国家也没有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国内成都、西安、武汉等城市都在不断崛起，员工素质也很不错，然而他在成都的老板薪资还没他高——因为是按当地薪资水平结算的。
更棘手的是，现在带的团队，要激励他们相当困难，加薪10%～20%没多大吸引力，就算工资翻倍，能在上海买得起房吗？普通人随你薪资多少，和房价一比，也就是洒洒水吧。在唐镇的玉兰花园，有浦东最大的城中村，大量外来的打工人就只能住在群租房里，但租房成本也在快速上升，省不下多少钱，以至于有这样的抖音段子：来上海100块钱，一年下来还是100块钱，白吃白喝白住一年。像IT企业虽然号称“高科技”，但其实可能80%仍需要依靠低技能、相对低薪的码农，那么他们留在浦东图什么呢？
现在的现实是：浦东房价飙升、用工成本也不断攀升，而与此同时，对年轻人才（尤其是对工资待遇不高的人）来说，浦东的友善度、吸引力甚至还不如浦西。在浦西，像紫竹这样的园区租房成本就比浦东低，而老城区的各种设施毕竟更为完善：浦东文化街区、便利店密度都不如浦西；
10万平方米以上的商场仅十来家，且大多集中于陆家嘴附近；
论三甲医院，浦东仅有8家，而全上海有60多家；
对那些已成家的人来说，浦东教育资源的紧张更是全市首屈一指，好学校出了名的少而难进，在全市都属最卷之列。
这是真正的挑战：浦东以往的成功，其实还是更偏重产业发展，对民生的配套则滞后了一拍。在以往的红利还在、人们对它的未来抱有很大信心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现在，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之下，就成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以前的浦东满地是机会，但如今年轻一代的精气神不一样了，疫情之后走的人更多，一些企业原本提倡的“居家办公”（work from home），到最后变成了“在家乡办公”（work from hometown）——尤其是那些IT企业，人们忽然意识到，既然可以远程办公，那么回老家居住也一样可以。原先领头的外企，现在也度日艰难，某些行业已开始了大鱼吃小鱼的行业并购，有些大企业，你甚至都想象不到它也会裁员。即便对企业来说这是生存下去不得不然，但对个人而言显然意味着更艰难的选择。
今年的上海疫情，浦东新区是开始最早结束最晚、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对整个社情民意的冲击也最大。上海的发展能不能重回快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浦东还能不能继续成为全上海乃至中国不可动摇的人才高地。整个上海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材料、智能制造这六大领域布局的26个园区，浦东就占了8个之多，并且除了新材料之外，全部具备，且基本没什么短板。在工业互联网、机器人、软件等领域，浦东也遥遥领先于全国，新能源汽车（特斯拉）即便不算最领先，但占据着行业尖端，而最近的大飞机（商飞）项目也是领头羊。也就是说，当下的浦东所面临的问题是“高精尖还能怎么继续往上”的问题。
长久以来，浦东的经济其实是依靠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这四驾马车带动起来的，2020年仅陆家嘴和金桥两个园区，就贡献了浦东一半多的经济产值。今年初，浦东新区2022年82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高达3 176亿元，聚焦于推动产业升级、完善城市功能、加快改善民生、优化生态环境，致力于继续推动浦东的高水平改革开放。
浦东需要第二次开放——这不仅是说引进更多外资或技术，而应当是面向国内外所有人才开放的一个城市生态，使他们能在这里“安居乐业、人盡其才”，这就得给人们发挥其创造性提供一个安心开放的环境，因为引领者只能通过勇敢创新向前探索。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但这才是浦东之于中国的意义：如果连浦东都做不到，那么还有哪里能做到？就此而言，浦东开放没有回头路，和它三十年前的开放一样，这一次它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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