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永华
横水西周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横水镇横北村，北依绛山，南临涑水河。2004—2007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和绛县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墓地分为3 个发掘区,共发掘西周时期墓葬1299 座。位于墓地第二发掘区的M2055 出土一件铜方座簋（编号M2055:54）[1]。笔者认为这件方座簋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一是方座形制别致，簋体所饰阳线兽面纹少见；
二是铭文首列前二字字形为首次发现，在发掘简报的基础上进一步释读能对西周早期金文的字形演变多一分新认识。本文将分析这件方座簋的器形、纹饰和铭文，并重点讨论该器的年代问题，旨在说明这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西周青铜器。
横水M2055 方座簋，口径19 厘米，底座长16.8 厘米、宽16 厘米，通高21.8 厘米，重3.5 千克。简报未公布此簋的腹深，根据线图比例尺，估算腹深约为12 厘 米，腹部较浅。簋体无盖，侈口，方唇，束颈，垂腹，双兽首半环形耳，耳下有卷象鼻形珥，圜底近平，圈 足 较矮，圈足下连铸方座，方座四面有拱门形缺口。口沿下及方座四面正中饰有浮雕兽首。腹部饰兽面纹，兽之双目作椭方形凸起，耳部内侧腹壁饰蝉纹，主纹饰下以云雷纹衬底。方座素面，四面各有两处圆形乳钉。腹底有铭文21 字。严志斌厘定为：“通肇作厥圣考伯宝尊彝，唯用永念厥考子子孙宝。”（图1）
图1 横水M2055 兽面纹方座簋及其铭文
这件方座簋保存极好，铜质优良，纹饰流畅，精镂细刻，工艺相当精湛。出土单位M2055 开口面积约12.7 平方米，属横水墓地的中型墓葬，能出此青铜珍品，令人刮目相看。
判断一件青铜器的年代，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与该时代的标准器作比较[2]，即标准器法。从形制、纹饰、字形字体等方面综合判断，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字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器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花纹，这些东西差不多是十年一小变，三十年一大变的”[3]。横水M2055 方座簋的年代，发掘者陈海波、谢尧亭等认为其器身形制与岐山董家村卫簋相近，并据此推断其年代为西周早期至中期早段[1]。我们在陈海波、谢尧亭等的研究基础上，对它的具体年代进行分析。
1.从器形推断横水M2055 方座簋的年代。从形制上看（主要依据簋体），与横水M2055 方座簋相似的有白水伯簋[4]（《铭图》①《铭图》是吴镇烽先生编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的简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文中所引此书收录的铜器，如无特别说明均简称《铭图》,并标有著录编号,不再单独注释。04175）、皿宰簋[5]（《铭图》（04196①）、长安花园村M17簋[6]（也有学者称为叔簋，《铭图》04866）、簋[7]（《铭图》05189）、长安马王村卫簋[8]（《铭图》05238）、长安大原村M315 作宝尊彝簋[9]（《铭图》04096）。（图2）同样是侈口，束颈，垂腹，最大径近腹底，圜底，圈足内凹。除长安马王村卫簋双耳作卷鼻象首形外，其余皆是双兽首半环形耳，耳下有钩形珥。上述几件方座簋形制相近，但仍有一些差别，白水伯簋、皿宰簋、大原村M315 作宝尊彝簋圈足较高，其余几件圈足较矮。
图2 与横水M2055 方座簋形制相似的铜簋
对于方座簋这类特殊铜器，张懋镕已经做了很全面翔实的研究，他将西周方座簋分型定式，从A 型Ⅰ式（武成之际）到A 型Ⅴ式（西周中期晚段至西周晚期）可知，簋体由鼓腹变垂腹，腹最大径下移，圈足逐渐变矮[10]。簋盖沿、口沿下饰重环纹，可知其年代最晚，重环纹作为主纹饰施于口沿下、腹部及盖缘，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11]。根据李学勤、吴镇烽、张懋镕、曹玮等的研究，除簋年代为西周中晚期外，其余方座簋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期后段（表1）。
表1 与横水M2055 方座簋形制相似的铜簋概述
学界目前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又分前段、后段，早期即武、成、康、昭时期[12]，横水M2055 方座簋年代范围具体到王世为康王、昭王时期。
2.从纹饰推断方座簋的年代。从纹饰上看，横水M2055 方座簋腹部饰兽面纹（图3-1），用细阳线勾勒而成，以云雷纹衬底，突出目纹，形成“三层满花”效果。一首双身，不完全分解，首部与躯干、尾及腿足相分离。正中顶上为双耳，末端外折。双角内卷，上端细而下端粗，形似逗号。椭方形目，目中间有一横向凹槽为瞳。鼻头内卷以示鼻孔，口部用勾连云纹表示。面部中间狭长，远观似是放大的口沿下兽头。尾部下卷呈圆涡状，躯干之下为腿，腿末端为足。（图4）正面为一兽面，两侧各连一条躯干，尾部卷扬而不分歧，属于陈公柔、张长寿所分的Ⅲ型11 式兽面纹[13]，唯足后无刀形长距。
图4 横水M2055 方座簋兽面纹摹本及构成示意图
半分解的连体兽面纹主要流行于殷墟二期、三期，并影响西周早期铜器。如成王时器德鼎（《铭图》01928），兽面之双角外卷，直鼻，裂口，躯干较长而上扬，尾向下内卷。（图3-3）西周早期的扶风召李M1 伯卣（《铭图》12997），亦为阳线兽面纹，尾部有多重，包括上部两个下卷尾和下部一个上卷尾[14]。（图3-2）西周早期的兽面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这两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成康时期的兽面纹的线条简洁，地纹一般被省略。昭王时兽面纹又变华丽，通体以云雷为衬底，趋向简化又追求繁缛。到西周中期，兽面纹向窃曲纹演变，渐不见于青铜器装饰[13]。
图3 西周早期兽面纹
由以上可知，横水M2055 方座簋所饰兽面纹有着浓厚的昭王时期风格，据此，此器的年代范围进一步缩小。
3.从字形书体看横水M2055 方座簋的年代。我们认为横水M2055 方座簋是昭王时器，还能从字形书体上找到一些证据。
从字形书体看，横水M2055 方座簋腹底共铸铭21 字（图5-1），字体遒劲有力，书体规整有据。宝、厥、子、尊等字，笔画见有肥笔，风格庄重典雅。同青铜器的形制、纹饰一样，金文的字形书体也会随时间而演变。西周初期“画中肥而首尾出锋”，西周中期之初“画圆而首尾如一”[15]。我们利用字形书体的特点，更深入地分析这件方座簋的年代，具体操作还是采用“标准器断代法”[16]。
横水M2055 方座簋所铭“寶（宝）”字从“贝”，“贝”字两侧边呈弧状，内里只一横。宝盖头作屋脊状，坡面略内陷。两竖未出头，此字形主要出现在西周早期后段，如康王时的大盂鼎（《集成》①《集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周金文集成》的简称，中华书局2007 年版。02837，《铭图》02514）（图5-2）、昭王时的簋（《集成》03950，《铭图》04866）（图5-3），唯大盂鼎之“贝”在宝盖头的右下方，不似簋和横水M2055 方座簋之“贝”在左。横水M2055 方座簋之“子”字是幼儿的象形，头部呈半圆形，双臂向上微曲。类似的字形有厚趠方鼎（《集成》02730，《铭图》02352）（图5-4），唐兰认为此鼎是昭王早期器[17]240。“尊”字从“酉”，“酉”上两竖出头，“酉”及“廾”形体瘦长，这种写法主要见于昭穆时期，如昭王时的作册析觥（《集成》09303，《铭图》13665）（图5-5）。
图5 西周早期金文字形书体
从器形和纹饰上看，我们已经把年代确定在西周早期后段，即康昭时期。昭王初期的字形与康王时期十分类似，严谨庄重，行格分布比较匀称，后期开始变浑圆。从字形的标准器可知，横水M2055 方座簋铭文的昭王时期特点更为明显。横水M2055 方座簋和簋铭文字体皆用肥笔，但兽面纹的“宝”字、“乍”字要早于簋的同类字形。簋铭文记载昭王南征之事：“唯九月，叔从王员征楚荆，在成周，作宝簋。”南征发生在昭王后期，以此可推定兽面纹方座簋的年代在昭王早期，比簋要稍早一点。
横水M2055 方座簋铭文内容为：“通肇作厥圣考伯宝尊彝，唯用永念厥考子子孙宝。”这是西周早期常见的作祭铭文格式，器主“通”铸簋以纪念其先祖“”。根据句读，“通”是地名还是氏，“肇”是作器者本名还是起始之意，这些存在的可能仍旧需要出土材料的补充及佐证，尚待学界进行深层的探究。
1.横水M2055 方座簋的特殊形制。横水M2055 方座簋形制最特殊之处莫过于它的方座，四面有壸门形缺口，两边竖直，顶端弧状内收、呈“”形。西周方座簋不乏有缺口者，如白水伯簋、皿宰簋、作册夨令簋（《铭图》05352）（图6-1），但其方座缺口都是长方形。壸门形缺口在西周早中期铜簋上很少见，传世器过伯簋（《铭图》04771）（图6-2）与横水M2055 方座簋属于同一做派，二者方座、簋形制类似，唯纹饰不同。过伯簋内底铭16 字：“过伯从王伐反刱，孚金，用乍宗室宝尊彝。”唐兰先生认为王是“南征而不返”的昭王。过是夏代旧国，地望在山东，春秋属莱夷[17]292。目前没有关于过国的考古发现，如果其确是昭王时期的一个封国，方座簋传入倗国、过国等狄、夷之国，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方座变成壸门形也就可以说得通了。
这种壸门形方座，晚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簋（《铭图》04473）（图6-3）亦有发现。这一时期，晋陕豫等中原地区很难见到铜簋的身影。就器形而言，曾侯乙簋是一件复古之器。矩形缺口上边中点内凹, 也叫果叶形，多见于铜盨，如伯太师盨（《铭图》05561）（图6-4），果叶形缺口圈足半环耳盨是盨中最常见的型式[18]。西周中晚期盨的兴起也导致了方座簋的衰落。
图6 两周铜器上的壶门形缺口
2.方座簋年代早于出土墓葬的年代。从墓葬表现出的最晚特征看，横水M2055 的年代应为西周中期偏晚阶段，晚于横水M2055 方座簋的年代。一鼎一簋一鬲一盘一盉构成M2055 随葬青铜礼器组合，盘、盉为明器，方座簋在此墓所有随葬品中器体最大、纹饰最为华丽、铸造最为精良，堪称铜礼器组合的核心。结合考古遗存及其周边环境，可能是由于国族衰落、铜料匮乏等原因，作为倗国中等贵族的墓主人无力再铸造青铜重器，便将这件先祖的礼器作为随葬品，以彰显其身份地位。
目前收集到横水西周墓地出土的方座簋共7件，分别为M1:199、M2047:15、M2055:54、M2165:49、M2165:55、M2531:16（残）、M2531:17。
7 件簋体都是侈口、束颈、鼓腹、兽首形双耳下有垂珥，通高分别是：20.5 厘米、21.8 厘米、21.8 厘米、35.2 厘 米、35.4 厘 米、35.2 厘 米、35.7 厘 米。M2047:15（图7-1）保存较差，形制、铭文与M2055:54相同[19]202-205，应为同一批铸造。M2165:55（图7-2）造型和纹饰最为繁缛，圆形盖上有高捉手，盖、圈足及腹各有4、4、2 道扉棱，耳部双角宽大耸立，盖、腹、方座饰垂冠顾首大鸟纹，口沿下饰长卷尾小鸟纹，云雷纹衬底，三层满花。方座内悬一合瓦形铃。器、盖同铭：“中父乍宝铃簋四”[19]378-387。M2165:49（图7-3）形制、铭文与M2165:55 相同。M2531:17（图7-4）、16 形制与M2165:55 近同，唯铭文不同：“白旅父乍宝铃簋四”[20]，方座内不见铃。M1:199（图7-5）纹饰简洁，口沿下、上腹各饰一周凸弦纹，矮方座上有圆形乳钉。内底铭：“倗伯作毕姬宝旅簋”[21]。横水墓地出土的方座簋有如下特点：
1.出土数量多。横水墓地共出土方座簋7 件，数量远超同处晋南地区的北赵晋侯墓地（2 件）和大河口霸国墓地（1 件）所出方座簋数量之和。再从全国范围内看，横水甚至要压宝鸡国墓地（5件）一头，是目前出土方座簋最多的西周墓地。横水墓地目前共刊布青铜簋33 件，方座簋在簋类中占比1/5。
2.成对出土。M2047 紧邻M2055，二墓成组并行分布，方向、年代相近，有通道相连接，这极可能是一组异穴合葬墓，M2047:15 与M2055:54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成对出土。成对出土的形制、纹饰、铭文一致，从铭文内容看也无疑是同时铸造。再加上M2165、M2531 出土的2 对方座簋，横水墓地共出土3 对方座簋，这是在其他地区见不到的现象。
3.时代集中。M2165:49、M2165:55、M2531:16、M2531:17 的器形和纹饰与长安张家坡孟簋（《铭图》05174）(图7-6）类似[22]，后者是穆王时器[17]373-375。M1:199 的方座矮平，铸造工艺水平一般，铭文字体也表明其年代较晚，可能在穆王晚期。M2047:15和M2165:55 是西周早期晚段器，横水7 件方座簋按时间排序（由早至晚）为M2055:54、M2047:15，M2165:49、M2165:55，M2531:16、M2531:17，M1:199，主要在西周中期前段。
图7 横水墓地出土的方座簋及张家坡孟簋
4.器主级别高。从随葬青铜礼器数量和殉人看，M2055、M2531 的墓主人都是倗国中高级贵族，M1 更是一代倗伯夫人之墓。西周中期的倗国中高级贵族流行以高规格的方座簋随葬，以彰显墓主人的地位。张懋镕将带盖高于25 厘米或无盖超过20 厘米的称为中型方座簋，认为器主一般是中高级贵族[23]，横水的情况是符合这一论断的。但M2531 墓底面积仅为6.8 平方米，在横水墓地中也只是一座中等墓，却出土2 件精美的方座簋，另有8 件铜礼器伴出。M2531 提供了一个实例，面积小于10 平方米的西周墓葬也会出土方座簋这种重器。
5.形制和纹饰多样。横水出土的方座簋依据腹部形制可分为2 式，M1:199 为一式，圆鼓腹，高圈足；
其余6 簋为一式，垂腹，腹最大径近器底，圈足较矮。M2055:54、M2047:15 阳线兽面纹有首有身，很是少见。M2531:16、M2531:17 垂冠顾首凤鸟纹常见于西周中期，通常以一对鸟饰于器腹，亦呈镜像对称。7 件方座簋形制、纹饰各异，体形较大，与鼎、鬲等伴出，提升了食器在青铜礼器组合中的地位。M1 的年代较晚，列鼎列簋、鼎簋相配制度兴起，方座簋已经开始衰落，M1:199 的形制、纹饰因之最为简约。
横水墓地的族属为媿姓倗国，已是学界共识[24]。倗国是西周时期河东地区的一个小封国，乃商代鬼方的后裔，系赤狄种族之一，应在成周王畿之内[13]。从葬俗上看，横水中高级墓葬多为俯身直肢葬，头西向，墓内殉人，腰坑内殉狗，不同于同时期的周人葬制。方座簋作为簋与方禁的结合，是商末周初中国西部文化的产物[13]。出土方座簋的5 座墓，墓主人为中高级贵族，符合方座簋的重要性。横水公布的资料有限，目前还不能说明其中高级墓葬流行随葬方座簋。但至少可以说商文化占主要地位的倗国，其贵族阶层对姬周青铜礼器文化接受程度很深。
拙作有不当之处，烦请方家指正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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