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娜 黄桂华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21）
“民本”思想最早是相对“官本”“君本”提出的，来源于《虞下书·五子之歌》所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论述，是古代爱民、惠民、利民、保民、顺民等思想的总称。民本思想最早起源于夏周，萌芽于商初，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并快速发展，在汉唐、宋明时期日趋成熟和完善，最终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1]104传统民本思想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一直是历朝历代君主倡导的治理朝政的主要方式，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传统民本思想也有其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赋予其时代价值，逐步形成包含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内容的崭新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观。
以“民为邦本”为核心理念的传统民本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治世理念，而且在几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过漫长的政治实践。[2]18传统民本思想萌芽于夏商，形成于周初，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民本思想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宋明、汉唐时期民本思想逐步完善，最终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传统民本思想贯穿于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始终，是维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纽带，其蕴含的爱民、利民、惠民、保民等思想内涵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更加深刻。
1.萌芽时期
夏朝是我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君民关系的等级性逐步开始凸显。《礼记集解》记载“尊命，谓尊上之政教也”，强调臣民要遵从统治者的政教与命令[3]，君主与臣民有上下尊卑的等级之分，统治者给予民众恩惠是为了获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这一时期传统民本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殷商时期，部分政治家从桀、纣暴政亡国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民众对于维护统治的重要性，史书上也出现了“施实德于民”（《尚书·盘庚》）、“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等内容的记载。西周时期，著名政治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劝诫周朝统治者为政要做到“用康保民”“怀抱小民”。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传统民本思想的产生。
2.形成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传统民本思想快速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诸侯争霸、战乱频发，各种治国理念开始涌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四分五裂的社会现状使思想家认识到人心向背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孔子提出“民强国富”的政治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孔子认为，百姓富裕国家才能强盛，民富是国强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的基础。在君主治理民生方面，孔子劝诫统治者要施百姓以仁政，如“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等，君主必须做到将民众当成可依靠的亲人，时刻关心民众的衣食冷暖，了解其真正所需，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孟子在传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将传统民本思想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提出“君轻民贵”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统治者自觉将自身置于民众之下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荀子作为后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深刻认识到民之所向的特殊重要性，将君民关系生动总结为“水”与“舟”的关系：“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荀子·王制》）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也认识到百姓在维护君主统治中的重要性。据《在宥》记载“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法家虽主张严刑峻法，但也有关注民众地位的一系列主张。[1]105由此可见，春秋战国不仅是传统民本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标志着传统民本思想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日趋成熟。
3.发展时期
汉唐时期，传统民本思想显著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思想家贾谊。唐太宗作为封建统治者，将“以民为本”理念正确有效地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任用天下贤人、广开言路，并真正实施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等一系列利民举措。除此之外，唐太宗大力倡导平定边境外患，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风俗习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唐太宗在国家治理中得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的结论，认识到如果以牺牲百姓利益来换取眼前利益，必将失去民心乃至国家灭亡。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贾谊也认识到了“保民”“富民”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性：“天下扩扩，一人有之，万民丛丛，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新书·修政语》）为人民谋利益的君主自然可以治理民众，如果百姓生活苦难就很难实现政权的稳定。
4.成熟时期
宋明时期是继春秋战国后又一思想较为活跃的时期，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不断发展促使传统民本思想也日趋完善。宋代程颐提出的“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劝诫统治者治国理政要顺应民心、关注民生。朱熹也认识到恤民的关键在于民生——“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四书集注》），只有关注民生，满足百姓的生活所需，才能实现政权的稳定。除此之外，朱熹也关注到教民的重要性，主张“以德治国”，用“德礼”作为统治手段之本，用“刑罚”作为统治手段之末，统治者做到“以德为政”“修德于己”，就能感化天下所有的人[4]，达到国家繁荣发展的理想境界。
5.顶峰时期
明清时期，传统民本思想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达到鼎盛阶段。由于封建专制皇权的腐败和衰落，部分思想家开始指出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也开始蕴含民主的色彩。顾炎武认识到普通民众对于天下兴亡的重要性，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臣》）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民本思想中将统治者看作国家主人的这一弊端，将百姓置于更高的位置。王夫之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
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泰誓上》）。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已带有民主色彩，为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归根结底还是未能突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束缚。
传统民本思想在长期发展中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君主治理国家提供了可选择的理论武器。但传统民本思想产生于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古代封建社会，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封建君主的统治，因而有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
1.民众居于政治体制之外
传统民本思想倡导统治者要关注民众利益，强调惠民、利民、保民等内容，并将人民的地位置于统治者的地位之上，具有鲜明的先进性。但关于国家治理方式，传统民本思想很少提及君主如何“听于民”的实际内容，即如何在政治生活中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何让人民真正参与国家运行和发展[2]20，缺乏相关内容的制度保障。在研究关于“谁是国家主体”这一问题的论述时可以发现，传统民本思想更多是寄希望于贤明的君主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普通民众只能听命于君主，不需要参与国家治理，也无须干涉君主的相关决策，君民之间并不是平等主体，而是统治与被统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由此可见，传统民本思想虽强调爱民、利民、惠民等“以民为本”的思想，但在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中国古代社会，是无法通过制度、法令等形式给予民众政治保障的。
2.民众是实现封建统治的工具
民本思想最早是相对于“君本”“官本”思想提出的，是将社会主体由统治阶级转变成普通大众，强调“以民为本”。但传统民本思想所蕴含的爱民、利民、保民等思想的出发点不是真正将民众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是为了稳定民心以期达到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目的，民众只是封建君主巩固自身政权的工具。《诗经·小雅》记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表明君主才是天下所有财产和民众的主人，君主对人民发号施令，民众选择被动服从。传统民本思想一方面强调“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抨击实施暴政的君主，另一方面又强调“君为邦主”，试图调和“民本”与“君本”之间的关系，将君主看作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力量，从而忽视民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民为邦本”“君为邦主”等一系列论述本身就存在“民本”和“君本”之间的矛盾关系，因而“民本”也只是形式上的“以民为本”，难以运用到实际的国家治理中。
3.传统民本思想压制了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
中国古代社会在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难以逾越的等级秩序。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不仅形成控制民众的政治基础，也从根本上压制了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民本思想对人们思维方式产生的束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民众形成了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关系。传统民本思想在论述君民关系时强调民众要服从君王，自觉顺从君主的意志。其次，传统民本思想倡导历代统治阶级首先要对民众进行思想教化，主张普遍实行“三纲五常”的封建愚民政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系列思想所形成的上下等级观念从根本上扼杀了人民的民主意识。[5]最后，传统民本思想使民众丧失了权利意识。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使得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将农民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无法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因而丧失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无法争取自身所拥有的政治权力。
传统民本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重要理论源头，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包含的爱民、利民、惠民、保民等内容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实践探索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自觉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路线，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6]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始终站稳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对其实现了发展和创新。
1.从“民为邦本”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传统民本思想认识到人民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重要民本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在深刻继承“民为邦本”这一思想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时代特征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从制度层面上确立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思想方针。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一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政策，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7]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所包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与“国家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等内容都更加深刻地诠释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根本政治立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宣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基本原则，在践行服务群众这一理念的基础上与人民群众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血肉关系，在开展革命的关键时刻赢得了各界群众的强烈支持和热情拥护，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最终建立新中国，实现了带领人民“站起来”的宏伟目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确引导各行各业的发展，极大改善了底层人民的生活质量。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经济、外交政治、文化环境、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贯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理念，将人民群众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源泉。为充分保证人民群众依法享有“主人翁”权利，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用制度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致力于将“用政于民、听政于民”变为现实。江泽民、胡锦涛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农民的重要作用，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三农”政策并落到实处，充分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经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以人民为中心”为主要内容的人民观，在多次讲话中谈及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全面深刻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涵和工作原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9]的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10]46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凸显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记挂与担忧，也体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当代社会事物发展演变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整体把握，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是新时代的生动诠释。
2.从“制民之产”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制民之产”理论是早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关于“民生”的核心观点之一：“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传统民本思想劝诫统治者要时刻关注民生，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是引导其向善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中所包含的关注民生这一正确内容，自成立以来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坚决捍卫全体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先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带领人民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保障人民群众拥有土地的基本权利，根据革命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土地纲领，以充分保障百姓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围绕在党的周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调动亿万人民参与工业化建设，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1]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关注的民生问题涉及经济发展、就业形势、教育水平、收入分配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2]。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要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做出新的认识。邓小平还十分关注就业问题，认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与国家稳定[13]，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问题。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等内容所关注的都是“民生”这一根本问题。[14]胡锦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三为民”的政策要求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积极推动城乡居民保障体系和就业质量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将扶贫的焦点集中于我国农村、偏远地区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提出精准扶贫政策，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扎实有效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向了更高的发展台阶，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3.从“大同社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同社会”是孔子提出的关于古代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生活状态，具体表现为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夜不闭户等理想生活状态，这一主张在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国古代社会虽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重要理论来源，传统民本思想所蕴含的“大同社会”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时代价值，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民观中包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针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和日趋复杂的国际格局提出的中国方案，意味着同住“地球村”的世界人民可以共同发展、休戚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也蕴含着全球治理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等全新视野和观点。[15]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世界各国应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友好国际关系，在实现本国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关心他国利益，促进沿线各国经济共同发展。这一重要倡议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从理论走到实践，从国内发展到国际。2017年，习近平在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可行的实践路径，即：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安全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人文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16]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10]61这一重要论述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体现了我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上的责任和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且坎坷的过程，在反复的实践中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越发重要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人民观中所提及的“人民”也逐步上升到全世界的“人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不断践行也生动展现了中国维护各国共同利益和促进地球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传统民本思想虽有其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其所蕴含的爱民、利民、惠民、保民等思想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全新的现代意识和时代观念，将传统民本思想中蕴含的合理成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相结合，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赓续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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