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杰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毛文锡，生卒年不详，字平珪，高阳（今属河北）人。他出身富贵，十四岁登进士第。博览群书，学识富赡，且颇有干略和史才。他初仕成都，唐亡后仕前蜀王建。由翰林学士一路升迁，累官礼部尚书、判枢密院事，进为文思殿大学士，不久又拜为司徒。以他为核心，在前蜀的政坛上形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前蜀政坛与毛文锡斗争激烈的政治力量，一是以太子王元膺为代表的亲贵集团，一是以宰相张格、宦官唐文扆及后主王衍母妃为代表的后宫集团。在与王元膺亲贵集团的政治斗争中，毛文锡先遭贬斥，后被重用，显示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而王建次子元膺少年得志，自恃勇力，张狂纵恣，并非人君之选，最终成为前蜀政治集团间互相倾轧的牺牲品。在与后宫集团的政治斗争中，毛文锡被贬茂州司马，全家抄没。此时前蜀君臣奢靡享乐的腐败之风也日甚一日，终于被后唐所灭。前蜀政坛的斗争有复杂的原因，而当政者偏安固守、怙权取利、作威作福无疑是自速其亡的根本原因。前蜀文臣中，毛文锡是有政治风骨的。他不与弄权不法、毫无操守的政客同流合污；
在涉及民生的问题也多能体恤百姓疾苦，体现了仁爱之风。《十国春秋》载文锡仕前蜀，每能体恤百姓疾苦：“先是，峡上有堰，或劝王建宜乘江涨决之，以灌江陵，文锡谏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食乎！’王建乃止。”[1]也正是如此，毛文锡终不能与偏安短视的前蜀君主和权贵密合无间。面对割据政权内部的政治倾轧，毛文锡产生了厌倦和无奈的情绪，政治上积极有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复仕后蜀孟昶时，深自贬抑，仅以小词与欧阳炯等人供奉内廷，世人不谅，号为“五鬼”之一。著有《前蜀纪事》2卷，《茶谱》1卷。词存32首。
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人，创作题材多在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圈子里面徘徊，情境也不离宫廷苑囿、闺门亭馆等富贵奢华之地，缺少自然景物和社会风云的淡宕雄浑之气。毛文锡是花间词人群的重要成员，其词作自然也有描写“绮筵公子，绣幌佳人”情事的绮语醉歌。如《赞浦子》（锦帐添香睡）写闺情而铺陈闺中器物陈设和服饰意态，芬芳富丽，与温庭筠词的绮丽繁缛、精工雕琢相仿佛。《虞美人》（宝檀金缕鸳鸯枕）抓住人物的某一特征、神态、饰物等，用部分概括全体，以疏宕廓落的剪影式笔法，结构了一个清丽疏宕的室外环境，冲淡了闺中化不开的脂粉香腻和浓浓愁绪，情调又与韦庄相似。
但是，花间词人有共同的风格和艺术追求，却并不限于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儿女情长，词体功能也不仅仅是用来应歌侑酒。毛文锡更是以其追求词的别趣别调另辟蹊径，而被词评家所关注。历代词评家从花间正统角度来看毛文锡词，认为其词大致匀净，言情不似温韦诸人蕴藉温婉，而是以质直为情致，往往流于率露；
应制供奉或游戏文字的作品，雕琢而乏情思，更嫌庸率无聊；
比牛、薛及毛熙震诸人，殊为不及，在花间词人中当列入下品。然而，也正是毛文锡词的“以质直为情致”，用率真诚挚的情思化开了花间词浓浓的脂粉气以及交织着宫廷情欲和文人放浪的衰腐。简质而情景具足如《应天长》（平江波暖），婉而多怨如《更漏子》（春夜阑），语淡而真、轻清沉著如《醉花间》（休相问），细心微诣、风标高举如《巫山一段云》，皆自成格调，不愧佳词。
毛文锡词的别趣别调，既表现在追求清丽疏越的词风，也表现在能够跳出花间词绮靡的窠臼，抒发了个人真实的感情，别有寄托。
（一）追求清丽疏越的词风
《赞成功》词曰：
海棠未坼，万点深红，香包缄结一重重。似含羞态，邀勒春风，蜂来蝶去，任绕芳丛。
昨夜微雨，飘洒庭中，忽闻声滴井边桐。美人惊起，坐听晨钟，快教折取，戴玉珑璁。[2]531
王国维先生将这首词视为质朴率直而流于粗疏浅露的代表[3]，然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论，此词“虽无一般花间派的蕴藉之致，却也殊有别趣”[4]，为词中别调导夫先路。这一评论抛弃了“花间宗风”的评词基准，采用了更为广阔的词史艺术观，肯定了毛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的词史价值。五代词人中，温庭筠词精工富艳，含蓄蕴藉，被视为花间鼻祖；
韦庄清丽疏宕，词心深婉。二人一密一疏，一浓一淡，确定了花间词的基本格调，为宋词疏、密两体分野的滥觞。毛文锡此词以咏海棠起兴，下片写闺中佳人爱花惜花，突转人事，将闺中情态与园林春色动态地结合起来。运思巧妙，情致跌宕而意思流动，将温庭筠词的精工深美与韦庄词的清丽疏宕融为一体，形成了婉丽质直的风格。对北宋令词及李清照词沾溉不浅。又《临江仙》：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黄陵庙侧水茫茫，楚山红树，烟雨隔高唐。
岸泊渔灯风飐碎，白 远散浓香。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2]540
这首词的时间从傍晚延展到清夜，景色从斜阳暮蝉、明月潇湘、楚山红树、汀岸渔火构成的眼前景象向茫茫烟水、泠泠琴瑟的朦胧碧天深处奔赴而去，朦胧恍惚，凄神寒骨，充满清怨和无奈。俞陛云说：“五代词多哀感顽艳之作。此词则清商弹湘瑟哀弦，夜月访黄陵遗庙，扬龄楚泽，泠然有疏越之音，与谪仙之‘白云明月吊湘娥’同其逸兴。”[5]此词与《巫山一段云》格调相近，内容也有相通之处，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此种情调已经不同于花间词风，而多寄托深衷的骚人旨趣了。
（二）抒发个人真实的感情
五代词并非局限于男女艳情，词人们依然运用词体来表达伤春悲秋及个人的人生感悟，只是在词体观念的引导下，即使述志抒怀也大多保持着深微幽隐、柔媚艳婉的风致。毛文锡政治上积极有为，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他的词多带有伤感的意趣，难以自已的生命忧思、个人感悟与家国情怀隐现于清丽简质的文字之间。其《柳含烟》4首，描写了生长于四种不同地方的柳树的生活：
隋堤柳，汴河旁。夹岸绿阴千里，龙舟凤舸木兰香。锦帆张。
因梦江南春景好，一路流苏羽葆。笙歌未尽起横流，锁春愁。
河桥柳，占芳春。映水含烟拂路，几回攀折赠行人。暗伤神。
乐府吹为横笛曲，能使离肠断续。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
章台柳，近垂旒。低拂往来冠盖，朦胧春色满皇州。瑞烟浮。
直与路边江畔别，免被离人攀折。最怜京兆画蛾眉，叶纤时。
御沟柳，占春多。半出宫墙婀娜，有时倒景醮轻罗。曲尘波。
昨日金銮巡上苑，风亚舞腰纤软。栽培得地近皇宫，瑞烟浓。[3]P535
这4首词，毛文锡皆是咏本调，就题发挥。《填词名解》言：“毛文锡词‘河桥柳……’，遂名《柳含烟》。”[6]71玉茗堂《花间集》曰：“《柳枝》之外咏柳之种类极多，今南词中亦尽有佳句，若追先进，当从始因。”[6]70《花间集》收录《杨柳枝》15首，另有《柳枝》9首。汤显祖言：“《杨柳枝》，唐自刘禹锡、白乐天而下，凡数十首。然惟咏史咏物，比讽隐含，方能各极其妙。如……皆感悟写哀，言不尽意。”又言：“《杨枝》、《柳枝》、《杨柳枝》，总以物托兴。前人无甚分析，但极咏物之致，而能抒作者怀，能下读者泪，斯其至矣。”[7]毛文锡“隋堤柳”词承袭白居易《隋堤柳》“悯亡国”的旨趣，《梅涧诗话》说白乐天《隋堤柳》“感物怀古，可为后世鉴戒”。将二者对读，可以发现毛文锡言语意脉上模拟白居易诗的痕迹。毛文锡“隋堤柳”中“悯亡国”的旨趣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全唐诗话》卷五载：“王衍五年，宴饮无度，衍自唱韩琮《柳枝词》曰：‘梁苑隋堤事已空……’，内侍宋光溥咏（胡）曾诗曰：‘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绿醅。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衍怒罢宴。”[8]毛文锡此词不仅寄寓了对唐王朝覆亡的深刻缅怀，也有对割据君主们的讽谏之意。第二首写“河桥柳”，河桥乃是远离京城的送别之地，寓伤离别之意。宋之问《度大庾岭 其二》：“城边问官使，早晚发西京？来日河桥柳，春条几寸生？昆池水合渌，御苑草应青？缓缓从头说，教人眼暂明。”[9]据诗意，宋之问远谪岭南而心恋宫阙，以“河桥柳”寄寓流离思归之情。毛文锡于唐末入川，远离关中旧京，又目睹四海分崩离析，其中凄苦难以言说，只能借小词寄寓“近天恩”的恋阙念远之情。而词中伤感的送别、离别情绪透露了词人深深的飘零流落之感。第三首写“章台柳”，章台为汉代长安街名。《汉书·张敞传》中“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10]，则章台是都城繁华热闹的街市。“章台”“章台柳”从初唐起就频繁成为诗歌的意象。“章台”是游观帝都之所，主要表征帝王宫苑的威严富贵及帝都的繁华优美，是文人仕游京华美好的记忆之一，如王绩“斗鸡新市望，走马章台看”（《久客斋府病归言志》），柳色、柳丝、柳絮、柳行点缀了章台四季变化不居的美景，如卢照邻“籞宿花初满，章台柳向飞”（《还赴蜀中贻示京邑游好》）。唐诗中写到“章台”“章台柳”，除了单纯描写游赏之乐外，更多地和“赠别”“送别”“恋阙忆京”相结合，情调如“烟花三月下扬州”，形成乐景哀情的艺术张力。此词即采用这种结构，上片写帝都章台柳浸润春泽恩宠，下片写江畔柳流落在江湖，与章台柳境遇云泥有别。结句以“张敞画眉”之巧比喻柳叶之美，在追忆怀想中流露无限的身世之感。盖文锡入蜀，受到蜀主王建的礼遇，生活暂时平静，然重重政治风波后，文锡感到江畔之柳虽好，终不及章台、御沟之柳，得帝王犹如春日瑞烟一样的恩宠和庇护。故第四首写“御沟柳”，御沟乃是宫院河道，崔豹《古今注·都邑》：“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11]生活在御沟边上的柳树地近皇宫得见天颜，瑞烟也自然“浓浓”。杜荀鹤《御沟柳》：“律到御沟春，沟边柳色新。细笼穿禁水，轻拂入朝人。日近韶光早，天低圣泽匀。谷莺栖未稳，宫女画难真。楚国空摇浪，隋堤暗惹尘。如何帝城里，先得覆龙津。”[12]李观《御沟新柳》：“御沟回广陌，芳柳对行人。翠色枝枝满，年光树树新。畏逢攀折客，愁见别离辰。近映章台骑，遥分禁苑春。嫩阴初覆水，高影渐离尘。莫入胡儿笛，还令泪湿巾。”[13]2367二诗皆题咏御沟柳而暗含讽喻。合观毛文锡写“隋堤”“河桥”“章台”“御沟”四地杨柳，以帝王恩泽、帝都风物为核心，渐及江畔、河桥等江湖边远之所，思致回环往复，虚实相生，婉转郁勃。
结合毛文锡的生平，可以说这几首词就是其一生的写照，乱离的遭遇，跌宕的仕途，最后都如柳絮般空成一梦。毛文锡在青壮年时有满腔的抱负，贯休说他“丹心空拱北，新作继周南”（《和毛学士舍人早春》）[13]6118，但生在末世，天下纷扰，强权林立，一介书生又怎能独靠文略争取到天下太平。所以，在经历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沉浮之后，毛文锡敛雄心入小词，以浮华的声色书写无可奈何又难以自已的幽微之思。在轻清的春夜，子规啼月，独对孤灯，红纱一点，迷离恍然，似有所望，而终茫然、愕然。毛文锡的一生是风云变幻的晚唐五代政局中文人的缩影，而他就是那个“在变幻中苦苦挣扎却找不到超脱之路的苦难人”[14]。
在花间词人消磨才子志气，竞相叙写男女爱恋题材的小词时，毛文锡围绕“思妇-征夫”写出了晚唐五代乱世中的人间情愁。如《醉花间》描写征妇怨情：
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鸂鶒还相趁。
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2]536
征人远戍，生死无凭。上片触景生愁，下片宵寒念远。人苦独居，不及相趁鸂鶒，而晓来过雨，黎明轻寒，忽念征人远戍，寒到君边，虽言“休相问”，心中却自难忘。《醉花间》写征妇情思缠绵，婉约有致；
《甘州遍》则写征夫苦寒征战，报国立功，踌躇满志。词曰：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蕃奚，凤皇诏下，步步蹑丹梯。[2]534
词人使用秋风、平碛、雁行、阵云、戍角、征鼙、青冢、黑山、飞沙、铁衣、战马等意象，渲染北国边塞军旅风光和征战之苦，末尾以破敌后立功报效朝廷而获得荣耀作结，激励士气，颇见慷慨豪情[15]。这首小词是边塞词的先声，不但影响到北宋范仲淹、苏轼等人，而且对豪放词风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也说明词体的演进，其基本因素在词体产生伊始就已然存在，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地位而已[16]。
中唐时期，文人开始染指曲子词。由于缺乏创作经验，他们取法伶工和民歌，而不失南朝乐府或近体诗的风味，展现出诗歌与曲词交融的混沌状态。正如刘扬忠先生所说：“晚唐以前的早期文人词（主要指唐玄宗至唐宣宗之间的诗人之词），多是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之余暇偶尔试作的小词，是地地道道的‘诗余’（余绪、余波），尚未能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体式。”[17]晚唐以来，士风浮薄，文艺追求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幽微细腻的表达、声色的生动表现成为晚唐文学的风尚，新兴的曲子词更是全盘接受了这种艺术趣味，占据着没落贵族和浮薄文士奢靡的日常生活和贫乏的精神世界。歌词之风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之间，始有文人致力于曲词创作，形成“依曲拍为句”“一字一音”的倚声填词之法。文人偏嗜用长短不齐的句式，与音乐相协调的语言节奏，运用浓艳富丽的辞藻和幽婉柔密的手法，抒写男女幽会爱恋和相思离别，形成了婉约委曲、低徊要眇的词体之美。其中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于词体演进的贡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鉴于儒家诗教观念和诗人之诗的强大惯性，五代词人的词作在建构独特体制的同时，也吸收或者说没有完全脱离诗歌的影响，甚至还因此对温庭筠所创制的描写类型化的男女艳情的体制有所偏离，朝着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抒发身世家国感慨的诗人之诗靠拢。这种自觉的变化，意味着受文人传统观念和写作习惯的影响，词体的表现功能向诗歌的回归；
也昭示着词体在产生之初即有从多方面不断开拓而最终确定其审美特质的广阔空间。毛文锡展现出的对词之别调别趣的追求，正是五代词坛诗词分野之际，词体实现文体自觉建构的有益尝试。这种尝试吸收了诗歌的因素，摄取了词体的灵魂，对词体的功能、风格、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诸葛忆兵先生所论“宋词内容不断扩大，艺术不断提高，在毛文锡的作品中就已透露出一线曙光”[18]。
中唐以来，曲子词由伶工之词向“诗客曲子词”演变。而词作为音乐文学和乐应歌的体制是不断巩固发展的。《花间集》500首词共用词调76种，其中有39种已见《教坊记》记载。温庭筠、皇甫松、韦庄3人共录词126首，用调31种。且皇甫松、韦庄选择词调多沿袭温庭筠，绝大部分为唐教坊旧曲。前蜀时期词人在词乐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从《花间集》所载15位西蜀词人来看，王建时业已活跃于词坛者就有韦庄、牛峤、张泌、顾夐、薛昭蕴、毛文锡、牛希济、李珣、尹鹗、魏承班、孙光宪等11位。自牛峤、薛昭蕴以下，选择词调的范围逐步扩大。薛昭蕴、牛峤、张泌、孙光宪、李珣等人所用的词调，不见《教坊记》及温词者凡24种，虽见《教坊记》但未见温词者又21种，二者之和比温、韦词所用词调的一倍还多[19]。毛文锡颇通音律，其词也为和乐应歌而作，于词调多有改制或另创新调。现存毛文锡32首词，使用词调21个，在唐五代词人用调数量上仅次于孙光宪，列第二位，足见其选声择调之富。按《钦定词谱》，以毛文锡词为正体10调，其中《赞成功》《接贤宾》《月宫春》3调《教坊记》未载，又一体8调；
取毛文锡词句为词调别名3调。由此足见毛文锡于词体声律的创调定体之雅，详见表1。
表1 毛文锡用调定体声律（依《钦定词谱》统计）
唐五代时期，文人词好用《杨柳枝》《浣溪沙》《菩萨蛮》《渔父》《柳枝》《南乡子》《鹊踏枝》等词调，这些词调是晚唐五代流行词调。《虞美人》《酒泉子》《诉衷情》《何满子》《巫山一段云》《应天长》《更漏子》《临江仙》诸调受前蜀词人群体青睐，牛峤、李珣、孙光宪、牛希济等人使用频繁，且多有佳词。毛文锡作《浣溪沙》依温庭筠体制，作《何满子》与和凝、孙光宪、尹鹗等词体制同，《巫山一段云》与李珣、欧阳炯词体制同，《临江仙》咏本调，借题发挥，与同时词人稍异。《中兴乐》《西溪子》二调在晚唐五代仅牛峤、李珣、毛文锡、牛希济有词作传世，宋人不为此二调，明清始有词人依毛文锡词体制创作。《应天长》《喜迁莺》二调五代词人绝少创作，毛文锡填此二调之词历来受到重视，至宋代成为流行的词调，受到文人的普遍喜爱。《赞浦子》敦煌曲子有一首，唐宋文人词仅存毛文锡词一首，至明清始有词人填此调，总数也仅十首左右。《纱窗恨》《甘州遍》《柳含烟》《醉花间》《恋情深》诸调以毛文锡词为正体，唐宋无人填此数调。《醉花间》明清人填此调用毛文锡体，不用冯延巳体。
毛文锡词创调数量虽比不上柳永、苏轼、周邦彦、姜夔等大词人，但所用词调多为唐教坊旧曲，在四海鱼烂、文化播迁的乱离中，这些教坊旧曲多数已经消亡在历史的烟尘中，唯一留下毛文锡的词作，内蕴着那一段旋律优美、充满故事和情思的乐曲，这实在是毛文锡对词史作出的重要贡献。他所创制或定体的词调，“多使用偶句与特殊句格，做到全调奇偶组合，或奇偶交错收结，并使意群句式节奏复杂化。尽管他的尝试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并不成功，但为宋代创制更复杂的奇偶组合与收结的复杂体式作了准备，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20]。在用韵上注意韵的转换，且形式多样。有转韵（如《恋情深》《西溪子》）、交韵（如《纱窗恨》）与抱韵（如《柳含烟》《中兴乐》），虽有成功范例，也多失败之词，这与温庭筠、韦庄等人是一致的，体现了词体初兴时婉转合乐以成声律的特征。
总之，毛文锡高才雅怀却身处乱世，不幸以《茶谱》和小词等文人“末技”留名后世，千古而下，令无数才士不觉怆然而涕下。然君子游于艺，文艺也由此而愈见精纯，西隅一得，也足以在孤灯清夜自嘲自乐。毛文锡的词承袭了花间正统，以词供奉消遣，题材以男女之情为主，清丽婉转，自饶风致，是五代词人中的作手。在词体始兴的时候，将诗人之诗的传统带入到词中，深化了词的比兴寄托之意，丰富了词的题材和社会功能，形成了清丽疏越的词风，是花间词人中追求别调别趣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征夫-思妇”主题的边塞词可以视为宋代豪放词派的萌芽，也证明了词体特质建构过程中多元传统、质素、旨趣的博弈和融合，其中蕴含的是词体强大的自觉的艺术张力和生命力。另外，南宋以后，词乐消亡，其历史的风韵也只能从元明以来的南北曲中寻觅了。但是，毛文锡词用教坊旧曲，至今仍有数首以毛文锡词配乐的古乐或乐谱在曲界流传，如《柳含烟》《中兴乐》《接贤宾》等。虽然不能径以为毛文锡词所倚之声乐乐谱，若加以考索和揣摩，这些民间流传的唐宋以来的古乐或古谱，或可以成为领略词乐音声和风格的钥匙，而这些留存的“词调音乐”既是中国音乐的宝贵财富，也是词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对我们研究毛文锡词乃至唐五代词的传播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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