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妮莎，徐浩然，雷宏振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中国 西安 710119)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提升，但由此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和碳排放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下简称碳排放量)为105.23亿吨，是2000年碳排放量的3.14倍，碳排放的年均增速近6%(1)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址：https://data.worldbank.org。。近些年，碳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极端天气、雾霾等环境问题给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另外，碳排放还会影响居民健康，Dong等[1]的研究表明，碳排放会降低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碳排放每增加1%，医院门诊患者增加0.298%，住院患者增加0.162%。低碳发展已是迫在眉睫。为此，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中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我国在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2035年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并作出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部署。
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烦恼。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21世纪的重大举措，经历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目标，但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尚有一段距离，收入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尽管政府努力谋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但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广泛存在于行业之间、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且随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收入差距呈现出不减反增的趋势，致使部分群体不能够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福利。从财富分配来看，1995—2021年期间，前10%的高收入和高财富群体，在总收入和总财富的占比不断上升，而最低收入和最低财富的50%群体，在总收入和总财富的占比却不断下降(2)②数据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网址：https://wid. world /data。。从基尼系数来看，2003—202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最低为0.46(3)③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网址：https://ceidata.cei.cn。，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问题仍然突出。一些学者发现，在中国收入不平等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2，3]，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平衡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双碳目标”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那么两者是否存在一定联系？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低收入群体过度使用自然资源[4]，环境决策和环境合作难以开展[5]。并会引起一部分地区难以兼顾低碳发展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统一，更倾向于在短期内快速发展经济，期间可能会忽视经济增长带来的碳排放问题。另一方面，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为了转嫁碳排放压力，经济发达地区更有动力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转移到经济欠发达地区，致使被转移地区环境质量下降[6]，居民的健康支出增加，从而强化了区域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另外，高收入群体更有能力通过移居、寻租等方式规避碳排放的危害，使低收入群体为碳排放承担更多的成本，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7]。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问题对自然环境问题的影响及威胁程度，为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和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参考。
目前，国外学者已经对收入差距和碳排放之间的联系作了大量论证，基本上支持了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事实[8，9]。但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10]，且在中国问题上，相关研究的数据主要涉及省级层面，忽略了区域间、不同收入群体间转嫁碳排放压力的事实，使得该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鉴于此，本文从现有理论出发，基于中国203个城市2010—2019年的碳排放数据，探究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根据收入、经济发展状况分组，分析该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长期以来，工业化的发展被认为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11]，但随着人口增长，居民生活污染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快速增长，已经成为碳排放增长的主要诱因[12]。由此，个体经济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而收入不平等对个体经济活动具有决定性作用，使得收入不平等对个体经济活动隐含的碳排放效应得到了大量论证。
在收入不平等与碳排放之间的联系方面，现有研究较为丰富，但结论并不一致。具体来说，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观点是，收入不平等会加剧碳排放。一些学者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会改变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环境偏好[7]，增加碳排放。具体来说，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会阻碍环保技术推广[13]。产业转移的方式在转嫁碳排放压力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的环保创新动力[6]。而经济落后地区的政府则更倾向于优先发展经济，忽视环境问题[14]，从而导致碳排放增加。第二种观点是，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具有积极影响，能够改善环境质量。Jorgenson等[15]发现，当收入分配更加平等，穷人进入中产阶级时，他们将增加能源和其他产品的消费，导致碳排放总量增加。Liu等[16]认为，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比穷人小，富人因其有限的边际货币效用减少生活消费产生的碳排放；
而穷人因收入转移到富人手中，限制了其消费能力，产生的碳排放也较少，因此收入不平等会同时减少富人和穷人的碳排放。第三种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在不同类型的国家，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差异性。Grunewald等[17]的研究表明，在中低收入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碳排放量越低；
而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中，收入不公平程度越高，碳排放量越大。
关于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碳排放，现有文献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进行解释。微观的解释有：(1)相比富人，穷人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偏低，而收入不平等会增大低收入群体的比重，导致整个社会对清洁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不利于发挥环保创新的节能减排效应[13]。(2)收入不平等可以通过影响社会规范作用于碳排放。一方面，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地位[18]，收入不平等将导致群体之间社会地位差距较大，使得个体决策更多地考虑商品隐含的社会地位，较少考虑碳排放成本[19]；
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还会降低个体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积极性，增大碳排放治理成本[20]。(3)政府的环境规制也是收入不平等影响碳排放的途径之一。这是因为，富人能够利用其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如Torras等[21]发现，富人可以通过移民、寻租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政府环境规制，削弱环境政策的效果。在宏观作用机制方面，收入不平等仍然会影响碳排放，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经济落后区域，居民的环保意识相对淡薄，环境规制也相对宽松，而在发展经济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压力下，政府可能被迫放松环境管制，导致碳排放量增加[6]；
(2)在经济发达地区，环境规制力度大，使得能耗高、污染强的产业向经济落后区域转移[22]，虽然产业转移的方式能够缓解当地的碳排放压力，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环保创新动力[6]；
(3)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生产和环保技术发挥其正向溢出效应，这是因为先进的生产和环保技术发挥作用需要以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为前提[23]，而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使人力资本集中在经济发达区域，不利于发挥技术的正向外溢作用。
尽管已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收入差距与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但结论并不统一[6,18]，使得该问题仍有继续探索的空间。另外，在中国问题上，实证研究的样本大多局限于省级层面，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偏误，且鲜有文献探究收入不平等与碳排放的区域性差别。鉴于此，本文搜集并整理了中国城市层面的碳排放数据，实证检验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两者关系的区域性差异。
2.1 计量模型设定
当前，中国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近十几年，产业转移的现象更为普遍，表现为从城市向农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2003年，在科学发展观提出来之后，我国的环境规制越来越强。在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出现了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企业向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的现象，尽管这些企业给农村和低收入地区带来了巨额收益，但后者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碳排放量快速增加[24]。然而，产业转移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为此，本文使用2010—2019年中国203个城市的数据，试图考察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为了准确估计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本文从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两个角度进行评价。基于现有研究，笔者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lnm(CO2)=α0+α1Tit+βlnxit+cit+uit+εit,
(1)
其中，m(CO2)表示i地区在t时间的碳排放强度或人均碳排放量，α0为截距项，α1为泰尔指数的估计系数，β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Tit是泰尔指数，表示i地区在t时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xit为控制变量，cit为城市固定效应，ui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碳排放m(CO2)。城市的碳排放主要包括两部分：能源消耗直接产生的碳排放(液化石油、煤气等)、间接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电能、热能等)。为此，本文参考吴建新等[25]的方法，分别测算电能、液化石油气、交通运输、煤气、热能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通过加总的方法获得城市碳排放总量。同时，笔者选取人均碳排放m(CO2)r(城市碳排放总量/城市总人口)来表示城市的碳排放状况，为保证结果稳健性，进一步使用碳排放强度m(CO2)i(城市碳排放总量/城市GDP)进行检验。
因变量：收入不平等(泰尔指数)。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人口占比较高的客观事实，本文借鉴Shorrocks[26]、王少平等[27]的研究，采用包含城乡收入和人口的泰尔指数(Tit)作为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Tit表示i城市t时期的泰尔指数，j=1表示城镇，j=2表示农村，y1t表示城镇总收入，y2t表示农村总收入，yt表示t时期城市总收入，zjt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总人口，zt表示t时期城市总人口。指数越大，表示收入越不平等。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参考占华[6]、盛鹏飞[28]、井波等[13]的研究，本文选用了以下控制变量：(1)城市人均GDP(gpc)，以各城市的年度人均GDP来表示；
(2)技术进步(zl)，以城市的专利授权数来衡量；
(3)城镇化率(ubr)，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4)产业结构(is)，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来衡量；
(5)对外开放度(fdi)[29]，以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
(6)城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以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样本是2010—2019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国城乡统计年鉴》等数据库。为了减少异方差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考虑到取对数后变量出现的负值情况，对城镇化率、对外开放度和产业结构值加1再进行对数处理。另外，价格型变量均为当年价，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笔者将各城市的GDP指数(以2010年数据为100)进行平减处理。在数据处理方面，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需要指明的是，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样本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西藏、新疆、内蒙古、贵州区域的城市，最终获取2018个样本，包含中国203个城市。具体变量如表1所示。具体来看，人均碳排放最小值为0.033，最大值为903.248，均值为2.517，表明部分城市的人均碳排量过大。碳排放强度最小值为0.023，最大值为80.782，均值为0.405，表明样本整体上每万元GDP产生的碳排放是0.405 t。泰尔指数最小值为0.005，最大值为0.283，平均值为0.084，表明样本中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差别较大。需要指明的是，对外开放度(fdi)最小值为1.24×10-6，保留小数点后三位之后，显示为0。
表1 变量名称与统计
3.1 基准结果分析
考虑到面板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和残差相关性的问题，本文采用OLS回归和聚类标准误对模型(1)进行修正，并在基准结果中逐步添加控制变量、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观察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表2第(1)～(3)列是收入不平等(Tit)对人均碳排放(lnm(CO2)r)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加入了控制变量，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第(3)列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即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会导致人均碳排放量增加。表2第(4)～(6)列是碳排放强度(lnm(CO2)i)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也显著为正。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及相关影响因素之后，收入不平等对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上述结果验证了收入不平等与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究其经济含义，即：收入差距扩大将导致碳排放增加。一方面，穷人收入低，没有动力购买环保清洁产品，使得社会对清洁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保技术的减排效应[13]；
另一方面，富人虽然有能力消费环保产品，但相比穷人，富人消费的资源更多，产生的碳排放也更多[15]。同时，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使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由经济发达区域向经济落后区域转移的现象更为普遍，且受人力资本和经济基础的限制，先进的生产和环保技术难以在区域间发挥正向外溢作用[5，6]，使得碳排放问题进一步加剧。当收入极度不平等时，高收入群体在社会中持有大量财富，面对日益严重的碳排放问题，富人可以通过寻租、移民、财富转移等方式规避碳排放造成的环境问题和政府的环境规制[21]，这使得高收入阶层的环保意愿和动力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保政策发挥作用[6]，导致碳排放量增加。另外，为了避免收入不平等现象进一步恶化，政府将致力于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社会对清洁能源和环保产品的使用，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16]，但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复杂，涉及的层面较多，短期内难以有效地解决该社会难题，即收入不平等在短期内会导致碳排放增加。综上所述，在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政府政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入差距扩大会增加碳排放。
3.2 区域异质性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不一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使得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和机制可能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将样本分别用两种分类方法划分，并逐一进行异质性分析：第一，依据人均收入均值，将均值以上的样本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均值以下的样本划分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第二，根据泰尔指数将样本分为高收入不平等地区和低收入不平等地区，具体方法是，计算全国泰尔指数均值，将高于均值的城市样本划分为高收入不平等地区，低于均值的样本划分为低收入不平等地区。样本数据显示，经济发达地区泰尔指数最小值是0.005，最大值为0.228，均值为0.054；
经济不发达地区泰尔指数最小值是0.021，最大值为0.283，均值为0.103。这表明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入差距较小；
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收入不平等问题更为突出。
表3第(1)列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达地区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Tit)的估计系数不显著。第(2)列为收入不平等(Tit)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碳排放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在经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小，人均收入高，居民对优质环境的需求更高[16]，且经济发达地区的环保创新能力强，政府更加关心环境质量，环境规制力度大，这些因素均有助于节能减排，缓解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使其影响不明显。而在经济落后地区，人均收入低，居民环保意识相对较弱，而低收入地区的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容易忽视环境问题[14]，同时低收入地区易受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6]，导致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明显。第(3)列和第(4)列分别表示在高收入不平等地区和低收入不平等地区，收入不平等(Tit)对碳排放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高收入不平等地区，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在低收入不平等地区，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样本中低收入不平等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往往较高，环保技术和产品更易在高收入群体中推广，有效地发挥了技术创新的减排效应[13]；
而在高收入地区，政府的决策更倾向于高质量发展，并不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内的碳排放问题，使得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
表3 区域异质性分析
3.3 稳健性检验
3.3.1 替换解释变量 前文实证验证了收入不平等与人均碳排放及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基本符合预期。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笔者使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收入不平等的替代变量，进一步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参考盛鹏飞[28]、钞小静等[29]的研究，笔者使用城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纯收入之间的比值衡量城乡收入差距(gini)，表4第(1)和(2)列分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与全样本结果一致，表明基准结果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
3.3.2 样本缩尾检验 由表1可知，城市间的差异较大，考虑到可能存在极端值导致估计结果偏误，本文删除了收入不平等上下1%的样本，并重新估算，如表4第(3)和(4)列所示。结果显示，在去掉收入不平等上下1%的样本之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基准结果稳健。
3.3.3 滞后效应检验 本文中收入不平等与碳排放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碳排放可能会引起收入不平等，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不同的收入群体对碳排放的反应能力和敏感程度不同，当一个地区碳排放问题较为严重时，高收入群体有意愿也有能力移居到环境较好的地区，这使原本碳排放问题严重的地区碳排放量进一步增加。同时，居住在高碳排放地区的居民，在教育、医疗、工作、生活条件等诸多方面相比高收入群体都差距较大，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减少碳排放，改善环境质量，在碳排放治理过程中，政府会打压高碳产业，鼓励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这会引起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发生变动，而高碳产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常常处于较低水平，政府的碳排放治理工作可能会进一步压缩该产业的利润空间，使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变动较大，从而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问题。为此，笔者选择滞后检验缓解反向因果对研究结果的干扰。表4第(5)、第(6)列分别是滞后一期收入不平等对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为正，与全样本结果一致，表明基准结果稳健。
3.3.4 其他内生性检验 实证研究收入不平等影响碳排放的一个难点在于，影响碳排放的因素较多，而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难以对一些影响因素进行有效的控制。在本文中，环保技术、消费习惯、技术创新等因素并没有纳入到控制变量范围，使得一些遗漏变量进入了随机误差项，这可能会产生内生性偏误。为了缓解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笔者参考张建等[30]及占华[6]的研究，采用系统GMM进行修正。这种方法将滞后水平作为一阶差分的工具变量，而一阶差分又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能够部分缓解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反向因果问题。为此，笔者使用系统GMM模型重新对方程(1)进行估计，形式如下：
lnm(CO2)=α0+φlnm(CO2_1)+α1Tit+βlnxit+cit+uit+εit。
(3)
其中，lnm(CO2_1)为lnm(CO2)的滞后一期项，φ为lnm(CO2_1)的估计系数，其他各符号的含义见式(1)。
表4第(7)和第(8)列分别是收入不平等对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系统GMM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关系并没有发生改变。进一步，由AR(1)和AR(2)的检验结果可知，排除了残差自相关问题，且Hansen检验的数值均大于0.05，接受了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的假设，表明系统GMM模型设定合理，从而很好地验证了收入不平等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稳健性。
收入不平等和碳排放是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面对收入不平等和碳排放同时恶化的现状，亟需厘清两者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这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也有助于我们采取措施，化解收入不平等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为此，本文使用中国203个城市在2010—2019年的碳排放数据，分别以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探究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并结合多种区域划分标准，进一步分析该影响的区域性差异。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具有负面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越高，人均碳排放量越大，碳排放强度越高。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导致碳排放增加的结论，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和收入差距大的地区，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
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收入差距小的地区，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明显。
上述发现对我国制定政策具有重要启示：(1)正确认识收入不平等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收入不平等问题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些研究发现，适度的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碳排放，改善环境质量[6，29]，而随着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恶化，其将对碳排放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12]。鉴于现阶段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碳排放增加的客观事实，政府亟须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等收入家庭的比重，并努力构建公平的经济环境，减少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的负面影响。(2)政府制定政策要考虑国内的现实情况，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劳动工资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鉴于中国当前资本回报率过高，劳动回报率偏低的现状，政府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资本市场监管，避免资本挤占劳动的合理收益。二是在环境标准和碳排放治理上要逐渐缩小区域差异，避免经济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转嫁碳排放压力，忽视环保创新。三是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进程，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各地区要积极探索适合当地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接受产业转移的地区要考虑环境承载力，且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不能仅限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要积极引入科技型、环保型产业，并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发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极影响。(3)制定碳排放治理政策要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收入水平进行区分。一方面，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环保意识，鼓励其使用环保产品，参与环保事业；
另一方面，要强化高收入群体的环境责任意识，让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获取高收入所占用的社会资源成正比。此外，在税收方面，要加快落实碳排放累计征收制度，将碳排放的责任与个人收入水平、企业责任、政府绩效挂钩；
在地区层面，要加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碳排放治理和经济建设，尤其要抑制收入不平等对碳排放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