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 王 勇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1]。风险管理是预防型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所在。实践中，风险管理有着多种流程安排，概而言之，主要包括风险发现、风险削减和风险终止三个环节。在实践过程中，风险管理之责以主体责任的形式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法律赋予给了企业（包括生产型企业和经营型企业）；
而政府和保险公司则承担着善后兜底之责。然而，风险发现是一项专业技术活动，中小型企业时常无力承担。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应急管理宗旨，公共安全治理迫切需要政府、保险公司和第三方专业机构从承担善后兜底之责迈向引领风险管理之责，与中小型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管理之责，即善后兜底方（政府和保险公司）的安全监管责任前置。
理论上，发现风险既是一项专业技术活动，也是一项社会管理行为，通常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完成。诸多研究表明，由于单个中小型企业能力有限，既无技术能力担起发现风险的专业活动，也无行业影响力负起发现风险的社会组织活动，于是，它们通常会冒着“道德风险”，不主动排查风险隐患，而是将事故灾难风险转移给政府和保险公司，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来承载大量事故灾难的善后兜底之责。因此，如何使单个中小型企业也能承担起风险发现之责，一直是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从逻辑上来讲，将善后兜底方（政府和保险公司）的责任前置毫无疑问是最有效的办法。这不是要让政府和保险公司直接承担中小型企业的风险隐患排查工作，而是要通过制度机制设计来让政府和保险公司参与并赋能中小型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并督促中小型企业承担风险削减和风险终止之责，从而顺利推进风险管理的实施。
笔者提出，通过推进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工作以及加强信息和数字技术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牵引，从而将各方的精力集中到风险发现、风险削减和风险终止的风险管理中来，构建责任前置的工作制度，更好地落实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一方面，通过专业机构更深入地参与风险隐患排查活动，更为准确地发现风险隐患信息，并上传至信息共享技术平台，从而为企业整治风险隐患提供专业知识支持；
另一方面，通过工业互联网建设，让信息和数字技术自动地发现风险和排查隐患，然后再上传至信息共享技术平台，从而为企业开展风险管理提供信息来源。与此同时，政府通过供给政策和资金等方式，支持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风险隐患排查；
保险公司为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工作提供资金支持，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将风险及风险管理的信息共享给政府和保险公司。地方政府牵头设计上述制度和推广技术应用，引导事故善后兜底方的政府监管部门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责任前置，推动中小型企业落实风险隐患排查之责，畅通风险发现流程，推进风险管理流程再造。
（一）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多从组织责任体系和传统风险管理流程的角度来讨论政府风险管理责任落实的方式方法和影响因素，大致有三类观点：
一是多元责任体系重构论。此类观点强调责任体系是风险管理的制度工具和重要手段，主张风险管理的责任落实离不开多元主体责任体系的建构和优化。风险管理工作涉及面广，责任落实不能仅仅依靠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还应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的参与，通过扩展多元责任主体，以期达到风险的合作治理[2]。在责任体系的优化上，有研究认为，要强化政府职责，推动政府风险管理的角色由“兜底”转向“牵引”[3]。实践中，政府建立线索举报制度和“吹哨人”制度，鼓励公众提供风险隐患线索，敦促生产经营从业人员履行全员安全岗位责任制。
二是安全管理模式再造论。此类观点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公共安全管理要“关口前移”，加强风险治理[4]；
也有学者提出，以事件为中心的公共安全管理是过去时的应急管理，“关口前移、主动防范”的安全管理是现在时的应急管理，而“关口再前移、主动管控”的公共安全管理是以风险为中心的公共安全管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要从以“事件为中心”转向以“风险为中心”[5]。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双重预防机制，以及建立了风险沟通框架等工作制度。
三是安全事故致因追责论。相较于前两类观点，此类观点更加关注风险管理责任未落实的成因。事故致因追责论从事故调查和事故致因的角度入手，可以发现，政府推责[6]、避责和诿过[7]等行为，政府监管能力不足[8]、企业安全理念和安全技术相对落后、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低等因素[9]，是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发生的常见原因。
既有研究主要从多元责任体系重构、安全管理模式再造和安全事故致因追责三个角度论述了风险管理责任制度设计和实施等议题，这对于政府履行安全监督的职责大有裨益，也是整个安全生产与运行的制度基础。同时，现有安全生产与运行研究还主要将精力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安全生产与运行本身的技术改造，如生产与运行的设施、设备和技术的更新换代；
二是安全生产与运行活动中各方责任的明确与履行，如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政府监管责任等。但是，鲜有研究讨论各方责任如何协同履行，或者说，各方责任能否不按照现有管理流程来依次履责而是将履责前置。更进一步思考，除了企业生产与运营的设施、设备和技术之外，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新发展的数字技术是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都在应用的技术，这些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广泛应用，是否会影响企业安全生产与运营的各方履责？更加具体而言，能否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新发展的数字技术来实现政府安全管理责任前置？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的“技术牵引”机理，旨在研究信息与通信技术迭代升级和新发展的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如何牵引政府安全监管责任的履行。
（二）分析框架建构
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的实质就是政府要参与到企业安全生产与运营的风险管理环节中来。不同的研究者对风险管理流程有不同的区分，如风险发现、风险削减、风险交流和风险终止等。一般而言，风险发现、风险削减和风险终止是最基本的风险管理环节。政府要参与到企业安全生产与运营的风险管理中来，最为重要的是要参与到风险发现环节中，以改变中小型企业风险发现专业能力弱的现状。但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不是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人员，即使从事行业监管的政府职能部门（如安全生产监督部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等）也无法准确把握每个企业生产与运营中的各种风险。因此，笔者提出，通过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推进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牵引和赋能功能，落实安全风险早发现，实现企业安全生产与运营，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分析框架
第一，政府推进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是一项专业性活动，只有企业和第三方专业机构通力合作才能有效完成。风险隐患不仅包括现有“社会建构范式”研究所言的影响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以及不确定性的“观念特性”，也包括其本身的“物质特性”，如企业安全生产中的物理危害和有害因素、化学危害和有害因素、生物危害和有害因素、心理或生理危害和有害因素、行为危害和有害因素以及其他危害和有害因素[10]等。因此，安全生产与运营中的风险隐患具有现实危害性和主观建构性两种特征，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深度参与风险隐患排查活动，以便更为准确地发现风险隐患，为企业整治风险隐患提供专业知识方面的参考与借鉴。
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是一项专业性活动，也是一项协同管理活动，不仅需要专业人员参与，还需要政府、保险公司和企业协作：一方面，政府通过出台公共政策和提供资金补贴，支持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到企业风险隐患排查过程中；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与保险公司协商，引导保险公司出资，与企业一道向第三方专业机构购买风险隐患排查服务。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举措，政府不再仅仅是事故灾难的兜底方，而且还是风险管理的设计方和参与方。保险公司也不仅仅是保险费的收取方和理赔方，而且还是风险防范方。基于此，政府和保险公司的安全管理责任便实现了前置。
第二，政府推动“技术牵引”风险隐患排查。鉴于中小型企业习惯于将资金和精力投放在生产设施、设备和技术改造上的现实情况，政府可以通过资金补贴或政策支持等方式来推动企业生产与运营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新发展的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完成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随着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建设日益成熟，风险管理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一方面，在识别风险隐患的精细度、准确度、速度和广度上，通过建设工业互联网，大量传感器和监测生产设备安全状态的系统实现全面部署，使得安全风险隐患可视化程度大大提升，并开始逐步代替人工来进行风险隐患排查；
另一方面，技术赋能风险隐患信息的共享水平提升，即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的建立与运行。
第三，政府推进风险隐患信息多方共享。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新发展的数字技术以及工业互联网技术的赋能下，风险将以数据的形式被采集、分类、集成、加工、存储、共享、运算等，加上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技术等的应用，风险管理主体更容易把握庞杂的风险隐患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从而落实风险管理责任。因此，政府通过支持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的建设和完善，并对接企业、第三方专业机构、保险公司等风险管理主体，从而实现风险隐患信息共享，并通过多方协调使信息更加全面完整[11]，以改善风险管理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等问题。
（一）信息与数字技术下的责任前置机理
首先，信息化与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实现安全监管的责任前置。但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责任前置？不进行责任前置就无法实现“关口再前移”以及责任落实吗？现实中，大多数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往往与相关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关，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往往相对缺少安全投入的动机且风险隐患排查能力有限，政府监管部门也无法做到对管辖范围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实行全覆盖监管。第三方专业机构往往受聘于企业，所提供的第三方风险评估报告等信息也往往会被企业“束之高阁”。总之，传统的分阶段风险管理流程的治理逻辑出现了困境。为化解这一困境，政府和保险公司设计了一整套创新解决方案，具体而言，第三方专业机构将风险隐患发现信息传送给信息共享技术平台，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又将信息传递给企业，同时，信息共享技术平台与属地政府、政府监管部门、保险公司均有连线，从而实现数据信息共享。于是，政府和保险公司通过赋能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企业风险发现工作的权力，来提升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化水平。总之，通过建设信息共享技术平台，打破信息不对称，提升多元主体的协作水平，改变传统的风险管理流程，从而实现责任前置。技术赋能风险管理责任前置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技术赋能风险管理责任前置流程
其次，通过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和“技术牵引”赋能强劲化两条路径共同发挥作用，是基于两方面的现实考量：一方面，风险管理主体对于风险隐患的界定具有主观建构性，通常会随着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技术本身存在局限，在动态识别风险变化方面还存在算法和算力的限制，因此，仍然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实际情况权变来进行风险隐患判定，相关判定标准的制定也应及时修正。另一方面，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的日常维护和运行需要依托具体的组织机构，风险隐患等信息资源的获取也需要相关风险管理主体的支持，尤其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相关风险信息数据。可见，仅仅依靠技术本身无法实现风险管理的责任前置。
（二）发展中的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模式
如前所述，实现风险管理责任前置并非仅依靠“技术牵引”就能实现，而是要通过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和“技术牵引”赋能强劲化来共同发挥作用，以弥补传统风险管理模式下责任落实难的缺陷，从而提升风险管理效能。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发展经历了语音技术（电话）、影像技术（图片）、数字技术（数字孪生体）和仿真技术（智能体）等的发展，在这些技术迭代的过程中大量功能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2]，从最初的纸质媒介，到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的搭建和工业互联网的建成，“技术牵引”的力度在不断增强。同时，从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的角度来看，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的责任主体从最初由企业自身设置安全员，到企业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相关风险隐患专业报告，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化一直是在不断提升。但是，由于企业缺少开展风险管理和共享风险隐患信息的动机，相关专业报告往往无法充分运用到风险管理工作中。为了增强风险隐患排查专业机构的独立性，可以由政府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风险隐患排查，保险公司为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第三方专业机构则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平台来与政府、企业和保险公司共享风险信息和数据。
综上所述，基于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和“技术牵引”力度强劲化，笔者归纳出了风险管理责任前置的四种实践模式，即职责化风险管理、专业化风险管理、信息化风险管理、智能化风险管理。“技术牵引”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的具体路径演变，如图3所示。
图3 “技术牵引”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的路径演变
1.技术弱牵引职责化风险管理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的早期，“技术牵引”政府参与企业风险管理的作用并不大，政府监管部门更多是去到企业内部检查纸质安全记录的台账完备与否。在这一阶段，企业内部的风险管理以安全员制度为主，企业设立安全员，并赋予其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的工作职责。2002年，中国实施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从业人员超过三百人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13]这为企业的安全员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也初步建立起来，并基于此形成了第一代风险管理模式，即职责化风险管理模式。风险排查作为一项专业性活动，从事该项活动需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风险管理专业知识。在不少企业中，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安全员的工作通常表现为“提着帽子转转”“围着现场转转”“抓个安全带不带、安全帽不戴”[14]，安全员的风险隐患排查专业能力不足，无法满足风险管理的现实需求；
中小型企业出于低成本高收益的动机，往往更加关注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尤其在遇到成本上升和效益下滑的情况下，更容易忽视风险管理工作。在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足的情况下，这类企业往往会出于“道德风险”采取追求超额收益的投机行为[15]，从而导致自身的风险管理责任落实出现问题。因此，在第一代职责化风险管理模式下，由于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技术牵引”的力度均不足，所以遗留下不少安全风险隐患。
2.技术弱牵引专业化风险管理
这一阶段，“技术牵引”政府参与企业风险管理的作用增大。风险隐患排查的主体已不仅限于企业安全员，政府安全监管部门和第三方专业机构也参与到了风险管理工作中。在相关政策的要求下，获得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资质报告成为了许多企业获得从业许可的条件之一。以建筑行业为例，建筑项目验收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的检验报告，并且需就建筑物的安全性和正常使用性等情况做出说明，以及明示相关的安全风险隐患。第三方专业机构凭借其风险隐患排查专业知识的优势，由此参与到企业风险管理工作中。同时，企业也不断完善和优化自身的安全员制度。由此，第二代风险管理模式形成，即专业化风险管理模式。凭借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专业排查活动，企业对自身的风险隐患的认识程度也得到了提高。但是，专业化风险管理模式仍然存在两个症结：一是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被消解了。这一阶段的安全监管部门面对数量众多、位置分散的生产企业，难以进行全面和有效的监管。由于第三方专业机构受聘于企业，为企业提供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化服务，若企业仍采取投机行为，则容易形成企业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合谋”，从而致使相关专业报告不能真实反映企业安全风险隐患的实际情况，或被“束之高阁”，从而导致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被消解。二是由于“技术牵引”力度不足，从而导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这一阶段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新兴的数字技术发展尚不成熟，信息共享机制缺少技术支撑，第三方专业机构排查风险隐患后形成的专业报告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当然，企业也缺乏与政府监管部门、保险公司共享自身风险隐患信息的动机。由于第三方专业机构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被消解，加上“技术牵引”力度不足，第二代专业化风险管理的效果仍然有待提升。
3.技术强牵引信息化风险管理
这一阶段，技术为政府参与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提供了强劲的牵引赋能作用。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了解决第三方专业机构风险隐患排查专业性被消解的问题，地方应急管理部门从技术和管理两个路径进行了机制设计和流程优化：一是搭建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将政府、保险公司、企业、第三方专业机构接入，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风险隐患排查，发现风险隐患信息并上传至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够被政府和保险公司掌握和获取。在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的支持下，数据的传递不再仅限于纸质媒介，也有图片、视频等媒介。二是政府为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和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保险公司则为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和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借助上述机制设计和“技术牵引”，政府和保险公司参与到风险隐患排查工作之中，不再局限于承担善后兜底之责，由此也形成了第三代风险管理模式，即信息化风险管理模式。在此模式下，“技术牵引”力度更加强劲，风险隐患排查专业活动具有了更为有力的保障，风险管理效能大幅度提升。为此，保险公司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的数据评估企业风险管理情况，并可为未来保费调整提供依据；
政府监管部门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
目前，信息化风险管理模式的形成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技术支撑和制度基础。在“技术牵引”层面，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新发展的数字技术日益成熟，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为风险管理的信息化提供了支撑。2012年，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化工园区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县级人民政府要确定化工集中区域或化工园区[16]。随后，工业园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的风险管理大大提升了第三方专业机构的风险排查效率，也为大量企业接入信息共享技术平台提供了极大便利。在制度基础层面，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安责险”）的实施为风险管理责任前置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发挥保险机构参与风险评估管控和事故预防功能”[17]。2018年，《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开始施行，明确规定：“保险机构开展安全风险评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等服务工作时，投保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并对评估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进行整改。
”[18]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也明确提出，高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安责险的将被处以罚款等[19]。上述规定为保险公司参与风险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相关研究也表明，安责险的施行以及保险公司参与风险管理工作，有助于推动保险风险治理范式的转换，从风险等量转移转换为风险减量管理，从而有效促进风险管理责任前置的实现[20]。
4.技术强牵引智能化风险管理
进入智能化时期，技术不仅为政府参与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提供了极大便利，而且为企业的风险管理节约了成本，能够帮助企业更快更准确地发现风险。从实践上来看，信息化风险管理模式虽然可以实现风险管理的责任前置，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风险隐患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第三方专业机构受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无法做到高频率到园区和企业生产现场进行风险隐患排查，不能及时掌握风险变化情况；
二是第三方专业机构深入企业排查风险隐患仍有阻力，企业可能会出于节省安全投入等动机不支持风险管理工作，挤压企业自身承担风险管理责任的空间；
三是信息化风险管理的适用范围是工业园区，尚未进入工业园区的企业如何开展专业化风险隐患排查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工业互联网建设进度加快，大量的企业和园区的数字孪生体在信息共享技术平台上线，不同类型的风险隐患监测系统也建立起来，开始精准识别风险隐患[21]，并对接“企业数字大脑”，形成“智能化风险隐患排查系统”。第三方专业机构便可以在线上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实时掌握风险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对风险隐患的相关数据进行分类、集成、加工、存储、共享、运算等。通过线上排查，就可以将第三方专业机构从只能依靠到现场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精力和资源来研究风险变化规律，提升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化水平。至此，理想化的第四代风险管理模式初见端倪，即智能化风险管理，如图4所示。图中实线表示风险管理主体间的行动，虚线表示技术平台的接入路径，箭头方向表示信息或资源的流动方向。
图4 技术强牵引信息化智能化风险管理模式
在智能“技术牵引”下，园区和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建设可以将相关风险隐患信息经由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共享给政府、保险公司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其中：政府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平台获取企业安全生产的重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行动，提高风险管理效率；
保险公司基于企业风险隐患的实时数据和信息对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做出判断，并通过调节保费费率，倒逼风险管理开展效果较差的园区和企业落实风险管理责任，从而实现风险管理责任前置；
第三方专业机构则可以基于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和工业互联网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活动，为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整治提供信息支持。在风险管理各主体之间，政府为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风险隐患排查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保险公司也为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增强第三方专业机构排查工作的独立性。
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的建设改善了风险管理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也极大地增强了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改变了以往“园区和企业风险管理疏漏——政府监管部门行政执法——园区和企业被动开展风险管理工作”的负反馈治理循环，培育出“园区和企业做好风险管理——保险公司根据共享数据决定保费变更——企业风险管理工作积极性提升”的正反馈治理循环。通过“技术牵引”赋能，企业风险管理的各阶段行动主体均参与到“风险发现”的前端环节，推进了风险管理责任的前置，再造了风险管理的流程。
（三）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的“技术牵引”的基本要素
仔细考察“技术牵引”政府安全监管的四个阶段可以发现，信息化风险管理模式和智能化风险管理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责任前置。但是，这两种模式实现责任前置并不完全是因第三方专业机构引入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新发展的数字技术和工业互联网应用所致，而是职责化风险管理模式和专业化风险管理模式优化和叠加的结果，且不同模式之间存在共同的要素。“技术牵引”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四种实践模式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技术牵引”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四种实践模式比较
第一，在管理逻辑上，明确责任性质是开展风险管理的共同基础。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活动的开展需要通过责任机制来确认和落实。在职责化风险管理模式中，承担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具体职责的是企业的安全员，由此形成安全员责任制，一旦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安全员和操作失误的员工通常是被追责或问责的主要对象；
在专业化风险管理模式中，第三方专业机构受聘于企业，为企业提供风险隐患排查服务，对企业负责，企业自身仍承担着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在信息化风险管理模式中，企业进入工业园区集中管理，工业园区在推动企业风险隐患排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智能化风险管理模式中，除了企业之外，政府、保险公司、第三方专业机构在信息技术平台的牵引赋能下，参与到风险管理工作中，并由此形成了多元主体责任机制。
第二，在技术水平上，“技术牵引”的强度是推动风险管理模式升级的核心要素。在职责化风险管理模式中，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企业风险隐患排查大多通过人工现场巡查的形式来开展，相关信息传递也基本上通过纸媒等传统介质，“技术牵引”的强度低；
在专业化风险管理模式中，尽管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了企业风险隐患排查，但由于工业互联网整体建设相对滞后，或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新发展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受限，“技术牵引”的强度较低；
在信息化风险管理模式中，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大量使用，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的建成与运行，使得“技术牵引”企业风险管理增强，政府安全监管职能前移；
在智能化风险管理模式中，工业互联网和“企业大脑”建设日臻成熟，风险排查隐患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人机合作更加普遍，政府在线上可以实现离场安全监管。
第三，在管理流程上，将分散在风险管理各环节的责任前移至风险发现环节是流程再造的主要目标。在职责化风险管理模式中，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企业安全员的风险排查行动往往停留在“刺激——反应”式的风险终止环节；
在专业化风险管理模式中，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风险隐患排查提升了风险管理水平，企业也针对一些重大风险隐患采取措施，但从整体上来看，企业缺少深入开展风险管理的动机，导致风险管理往往停留在风险消减环节；
在信息化风险管理模式中，政府和保险公司通过资金补贴和政策支持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并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参与到了风险发现环节；
在智能化风险管理模式中，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风险隐患的动态识别和快速管控。
第四，在专业能力上，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是提升风险管理效能的基本路径。风险管理作为一项专业技术活动，需要以专业知识为支撑来实现有效开展。在职责化风险管理模式中，风险隐患排查工作主要由企业安全员负责，难以发现系统性复杂风险；
在专业化风险管理模式中，由于企业的风险管理动机不足，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专业性报告及相关资料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风险管理的专业性往往被消解；
在信息化风险管理模式中，第三方专业机构与企业有限脱钩，相对独立地排查风险隐患，专业性得到了一定的发挥；
在智能化风险管理模式中，第三方专业机构从线下风险排查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研究风险变化规律，加上对风险隐患的实时动态识别，其专业化程度获得了大幅度提高。
（四）面临的挑战
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和“技术牵引”力度强劲化，是实现风险管理责任前置的两个重要前提。但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新发展的数字技术作为一项新兴事物应用于多元主体开展的风险管理，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第一，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进入工业互联网时代需要增加较大的成本投入。从信息化风险管理模式迈入智能化风险管理模式，需要工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若要安装一系列传感器和监测系统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对其资金状况可能造成较大负担。对大型企业来说，虽有足够的资金支撑来完成工业互联网建设，但其是否愿意将企业的风险隐患信息共享给信息共享技术平台以及地方政府是否有权要求大型企业对接，这是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此外，大型生产企业自身已建成的信息平台在与政府平台的对接过程中，技术上的兼容性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二，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安全生产与运营风险映射至数字虚拟空间并转化为格式统一的数据，存在较大的融合难度。一方面，企业安全生产的“人、机、料、法、环”全风险要素在转换为统一格式的数据方面有难度。由于人的行为、机器运行、生产原料、生产工艺以及生产环境的观测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进行数据化并转换为统一格式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生产安全涉及多行业多领域，风险管理主体既有政府及其不同的监管部门，也有保险公司、企业、第三方专业机构等市场主体，各个主体之间在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平台实现信息交换交互和数据联通共享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技术壁垒和现实制度的制约。
第三，保险公司参与生产安全风险管理活动存在现实条件的制约。现阶段专业化安全生产保险服务所需的各种条件不充分，保险公司通过安责险参与风险管理是一项专业性活动，因此，需要建设掌握法律、保险、安全生产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然而当前此类人才仍然较为匮乏，与之相应的安责险复合人才的培养体系也尚不成熟[22]。同时，提供安责险的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的主体条件在全国各地存在较大差异：大城市以及发达地区的行业协会发展水平较高，能够提供较为全面的安责险社会化服务；
但在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欠发达地区，第三方社会化服务主体相对不成熟，能够提供的服务水平有限。此外，政府部门协助保险公司开展安责险工作，也容易背离市场化风险共担的制度意图。因此，改善安责险的专业化服务还需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政府参与企业安全生产与运营的风险管理，是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重要路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重构多元责任体系、再造安全监管模式和强化事故追责机制等方法显然很难奏效。然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尤其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改变着企业传统的生产与经营的过程，也正在变革着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因此，政府应通过公共政策供给和资金补贴，调动保险公司参与企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的前端，推动企业风险隐患排查专业化，推进技术牵引赋能企业整治风险隐患，从而提升中小型企业安全生产与运营风险管理的效果。回顾“技术牵引”赋能企业安全生产与运营风险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随着信息和数字技术应用，企业先后叠加了职责化风险管理、专业化风险管理，并走向信息化风险管理、智能化风险管理等模式，而“技术牵引”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在企业信息化风险和智能化风险模式中才初见曙光。展望未来，随着物联网和“企业大脑”技术日益成熟，并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政府又该如何调整自己在生产安全中的位置，持续寻找到高效安全监管模式，是值得深入观察和研究的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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