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远 朱德全
[提要] 职业教育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大有可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基于动态逻辑的更加公平、全面、协调以及可持续的“满意性”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是全领域、全地域、全时域的“系统性”振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期新阶段的新认识与新定位，符合国家战略愿景的必然逻辑、体现理论自洽的应然逻辑、遵循实践自觉的实然逻辑。要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跨界协同乡村全领域振兴、差异供给乡村全地域振兴、提质增效乡村全时域振兴，助推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样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1](P.23-28)。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新格局是实现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当然，高质量教育是经济社会优质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精准对接与服务[2]，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应对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教育举措受到国家高度重视[3]。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支持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4]。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成为新时期新阶段的新认识与新定位。那么，如何理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命题？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路向是什么？在我国努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新时期，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回答很有必要。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需要协同攻关的重大课题，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深刻理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要义，才能精准地理解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命题，才能探厘出实现这一命题的逻辑路向。
(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基于动态逻辑的“满意性”发展
在理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义时，首先明晰在概念上对“高质量”涵义是如何解读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质量”指物质中所含物质的量，也就是物体惯性的大小，通常是一个常量，不因高度或维度而改变，以及指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如工程质量、教学质量等[5](P.1494)。从不同的学科语境来看，哲学中的“质量”是物体在相对时空中的一种物理属性，物体所蕴含能量的多少是物体质量的量度[6]；
物理学语境下，“质量”是用惯性来定义的物体所含有的物质的量[7](P.65)；
而在质量管理学中，“质量”是指反映实体满足明确和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之总和[8](P.2)，换句话讲，就是产品在满足消费者要求方面的合适程度[9](P.3)。由此可知，“质量”同时蕴含“质”和“量”的双重规定性，是事实属性与价值属性双向耦合的概念。就个体而言，不同主体对质量的理解和认可都会因自我意向满足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区别；
但是，作为群体流的合意性倾向，对于质量的理解又会在融汇个体意向差异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大体相近的价值期待与发展状态。而“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高”作为程度词，内涵着对教育质量追求的过程性、层次性进阶，是对教育实然发展状态的更高阶事实性和价值性判断。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对职业教育发展状态的价值期待，彰显“好”的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10]，集中体现为增强适应性，即让职业教育适应人的全面性、多样化、可持续发展需要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整体需要。因此，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当是一种基于动态逻辑的更加公平、更加全面、更加协调与更加可持续的满意性发展。
更加公平的发展，是对教育价值永恒追求的进阶，关键是从根本上巩固和践行对职业教育类型的定位，总体上实现职业教育发展与受教育者个体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公平”与“质量”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离开公平，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无从谈及。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首先表达的就是这层含义。在宏观上，更加公平的发展愿望意味着在区域、城乡、校际之间，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公平现象要基本消除，办学格局更加优化，办学条件大幅改善，注重强调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职业教育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在微观上，保证职业教育受教育者都能享有更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过程，畅通职业教育内部上升通道，提供有益、有效和与时俱进的职业知识和技术技能训练，面向实践、强化能力，既要实现“上好学”，也要保证“学得好”，让受教育者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
更加全面的发展，强调用系统思维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建设。从发展的目标来看，就是要符合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上，观照学生的个性、禀赋、特长等，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符合社会经济生活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从发展的过程来看，就是要实现职业教育结构、要素、功能的更全面发展，加快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三教”改革，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既要注重教育、技术、职业要素，也要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产业、行业、企业等要素；
既要关注职业教育主体对职业教育客体和对象的需要与预期的满足程度，也要关注职业教育主体对职业教育客体和对象行为改变的过程和结果[11](P.100)，全面发挥职业教育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外显功能与内隐功能的有效作用。
更加协调的发展，既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也侧重职业教育内部诸要素，以及职业教育内外要素之间的高位匹配，注重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兼具职业性、教育性、经济性的一种教育类型，天然存在适应性的问题[12]。就内部而言，意味着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能够相互衔接，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学活动、实习实训、师资队伍建设等能够体现知识和能力的协调。就外部而言，一方面，意味着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能够与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度耦合，符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需求；
另一方面，更加协调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以及专业、课程、教学建设等内部要素与产业需求、行业需要、职业标准、生产过程高度对接，总体呈现一种动态平衡关系。
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注重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性与伦理性，以可持续的现代自然观、系统价值观、和谐伦理观指导职业教育发展[13](P.69)。根据有机论的观点，人及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教育也只是自然动力学中的一个层次。因此，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应了解职业教育与自然进化整体动力学的关联性，致力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教育，发展“绿色职业教育”，打造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新常态。同时，还要秉持系统价值观，“谨防技术异化所导致‘人’的意义失落，审慎对待职业教育‘器用’价值的技术理性”[14]，使每个受教育者能够在规范框架内获得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职业知识，以及技术技能、价值观和情感态度，夯实学生可持续发展基础。而和谐伦理观指导的职业教育既强调职业教育与人的代际共生，也要求其不违背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价值诉求等。
(二)乡村全面振兴是全领域、全地域、全时域的“系统性”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P.30-31)。从乡村振兴到乡村全面振兴，表明了新的发展阶段和“三农”工作任务的变化，即我国乡村建设已经步入到全面振兴的新阶段。乡村全面振兴，重在“全面”。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全”本身具有“完备，齐全；
保全，使完整不缺；
整个；
完全，都”四层含义，而对于“全面”则是指“各个方面的总和，跟‘片面’相对”，例如，全面性、照顾全面等[5](P.948-949)。由此可见，乡村全面振兴强调对乡村复杂系统中各个方面的观照。当然，完全立足上述词义理解乡村全面振兴容易陷入先验的静态观范畴，即将乡村全面振兴理解为乡村各要素振兴的总和，表征为“乡村全面振兴=要素1+要素2+……+要素n”。显然，这一阐释不符合乡村全面振兴本体的生动含意。从现有研究来看，魏后凯从工作力度、振兴领域、地域范围、政策层面等4个维度阐释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15]，对于理解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要义具有借鉴意义。结合“全面”的词义与上述四个维度内涵的阐释，笔者认为乡村全面振兴不是任何内部要素的简单“加积和”，而应该理解为是乡村全领域、全地域、全时域的系统性振兴，并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蓝图。
乡村全领域振兴，就是要协同推进乡村“五大振兴”。具体表征为注重对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将“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和要素配置，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以及经营体系，促进农业全面升级；
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开发乡村人力资本，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农业农村人才培育体系，实施乡村技能人才培训行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6]，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构建具有饱满品位特征与生动气息的新乡土，坚持绿色发展，以及构建完善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实现农村全面进步。乡村全地域振兴，就是要在尊重乡村地域差异的前提下，秉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即不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均需要结合本区域的区位特征、区位优势以及区域内乡村发展样态，持续攻关区域内乡村振兴的时代新课题，不断提升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而乡村全时域振兴，就是考虑乡村发展与时间的关系，强调在特定时域范围内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注重科学的中长期规划，而不是急功近利与追求短期成效，是在一定时序范畴内遵循动态逻辑的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由此，乡村全面振兴是既看重领域内振兴效果，又把握地域内振兴效率，更侧重时域内振兴效益的系统性振兴过程。只有厘清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要义，才能更好地因应变化精准施策。
职业教育的乡村振兴功能已经得到确立。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理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命题，这一命题又体现了何种内在逻辑值得认真研究。基于国家战略愿景以及诸多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成果，本研究旨在回答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必然性、应然性与实然性。
(一)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逻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愿景
职业教育能否充分发挥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助推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具有完备的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政策[17]。而政策的陆续出台都是对国家战略的实际践行。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部委颁布了大量关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文件(见表1)，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也为研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完备的政策依据。
表1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文件
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形成了乡村振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指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与农村专业人才队伍。根据《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编制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细化了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一方面，为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提出要重点解决面向农村的职业院校布局结构调整、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等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课程；
另一方面，注重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增强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非常具体地聚焦了乡村振兴中职业教育的“能为”，即建设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发挥其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使得我国乡村振兴从此走上“有法可依”道路，具体规定职业教育要为乡村振兴培养高素质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创新创业带头人等农村专业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支持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与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作为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4月20日，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法治基础，其中，第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从国家政策规制的内容来看，愈加显现质量观，突出增强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加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优质性，努力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等，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二)高质量发展的应然逻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自洽
近年来，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理论研究呈现出直线增长的趋势，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中的职业教育振兴”和“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两大领域，并且都表征了对乡村振兴中职业教育发展状态的价值期待。
就乡村振兴中的职业教育振兴研究而言，已有研究集中讨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18]，以及改革框架与重塑路径[19]，分析了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寻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创新路径[20]。此外，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者还构建了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21]，以及着重探讨了如何优化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定位与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建构问题[22]。总体来看，对于乡村振兴中职业教育振兴的理论研究，彰显着职业教育向“好”发展的“学人愿景”，集中体现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充分认识发展的不足，把握机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职业教育，并逐步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从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研究来看，有研究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融合机理[23]、乡村人才振兴的模式[24]、乡村文化振兴的赋能机制[25]、乡村生态振兴的共生模式[26]以及服务乡村组织振兴的路向[27]问题进行了专题式探讨，研究者大都认为，要高质量地实现这些愿景，必须对现有职业教育的办学面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式、结构体系等进行创新优化。也有研究探讨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当然，不论是职业教育技术赋能乡村振兴[28]，还是围绕乡村空间差异格局采取的战略行动[29]，抑或是对乡村文化的负载[30]，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要通过职业教育载体创新、秩序重构、内部要素协同等，促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增强其适应乡村社会发展需求的能力。还有研究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性理论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二者耦合协调度均不断提高，但以初级协调型为主，明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与乡村振兴高度耦合的关键[31]。综上所述，职业教育要在理论框架内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首要的是能够实现本体结构、功能、要素的优化，达到乡村社会对其满意性发展的根本诉求。换句话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表征了理论研究的应然逻辑，符合理论上的自洽性。
(三)高质量发展的实然逻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自觉
在国家政策导向与理论研究的指导下，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行动在全国积极开展，并形成了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典型做法。涂三广等依据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开展的“关于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研究课题案例征集活动”，对所获得的233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关键信息[32]：
一是提供案例的职业院校大多是“国家示范建设院校”、国家级或省域“双高计划”建设院校以及其他优质校等，这些学校在办学条件、学生培养质量、教育教学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提供的案例质量更高、针对性更强。因此，实现公平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发展是促进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石。二是不论是以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为典型的“人力供给”乡村振兴模式，还是以重庆市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为典型的“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模式，对职业院校自身乡村振兴服务能力的要求较高，非常注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特色，以及协调性与适应性问题。三是就目前的实践行动来看，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通过加强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专业改造升级、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开发“互联网+”课程等，提高对乡村振兴的服务度和贡献力，由盲目跟从的“服务员”转向农村发展的“领跑者”，助推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性。
从实践行动层面来看，在乡村振兴走向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阶段，愈加强调职业教育发展的公平性、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使其在与乡村社会交互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能量熵增，进而高质量地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因此，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成为职业教育实践行动的实然选择，是一种实践自觉过程。
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生长点在于职业教育，没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将变成无源之水，必然缺乏持久的内生动能，二者具有同向同行的联动关系。换句话说，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是新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一)跨界协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领域”振兴
从乡村振兴到乡村全面振兴，乡村社会发展将面临诸多新问题，且集中表征为多业态、多层次、高复杂性、高关联性，单从乡村全领域振兴来看，其愈加体现“下好一盘大棋”的系统思维，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则是助推“下好一盘大棋”的关键一招。
一方面，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局观照现代农业全面升级的需要，助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与经营体系。其一，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持续推进，农业已经不是传统的种养业，融合一二三产业的“六次产业”成为了乡村农业发展的新增长点[33]。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的跨界协同，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类型，能够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必要的功能支持。面对乡村全面振兴中高度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意味着符合性、适用性的职业教育发展已难以满足这一特定需求。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全领域振兴呼吁更加全面、更加协调的职业教育发展，以体系建设与要素匹配，助推乡村产业链整合，促进乡村全产业融合、全链条增值。其二，先进生产手段与生产技术有机结合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有序构建，农业产品商品化、农业生产机械化等目标正在高位实现。据统计，202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10.7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23.2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为2.2：1，而这一比值预计在2025年将达到2.8：1①。2019年，全国农作物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0.02%②，且这一进程还在加快。而这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均离不开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因此，要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使其在与乡镇企业深度合作过程中不断发挥外显的社会功能，精准指导农产品加工企业构建高效加工体系，以现代技术赋能产品生产线并助推建立适宜的生产运营服务体系。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过程中，以更加公平的职业教育向每一类农村产业从业主体提供有益、有效和与时俱进的职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培训，加速农业现代化生产要素与农村产业之间的广度融合。其三，在乡村全面振兴阶段，我国农业从传统农户的分散经营转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经营体系，对于技术的需求远大于传统小农经营[34]。因此，需要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满足新型经营体系对不断变革技术的需求，破解乡村新型经营主体的技术之困。
另一方面，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的动能开发乡村人力资本，不断助推农民全面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人的振兴，这是一个乡村人力资本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35]，只有乡村人在根本上获得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才具有实质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就是百业，农民也不只是简单的农业从业者，而是“百业者”，如农村的木匠、泥瓦匠、编制手艺人，等等。乡村全面振兴，应该从根本上转变对农业与农民的现代性想象，促进农村百业兴旺和农民全面发展。而这一过程，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助推农民全面发展需要满足农民“就近入学”“弹性学习”“多样需求”的客观需要，以更加全面、更加协调的职业教育发展向农民提供可选择、能选择的全方位立体式职业教育与培训，使每个有需要的农民能够在规范框架内获得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职业知识与技术技能，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职业技术的张力，培育能够适应乡村、留在乡村、振兴乡村的新型职业农民以及“土专家”“乡创客”等乡村全面振兴人才[36]。
再者，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协同构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乡土，助推构建完善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农村全面进步。除乡村产业、人才全面振兴之外，乡村全面进步还要实现乡村界域内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作为跨越“职业域”与“教育域”的跨界教育，是唯一一种能够与乡村全面振兴直接发生作用关系的、结构体系复杂的教育类型。要发挥更加全面的职业教育外显功能与内隐功能，全面关照乡村文化发展的实然样态，培养能活态传承与创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意性人才，以及融合建设新时代乡村文化，形成教育对乡村新农耕文化的支持力。同时，要侧重更加协调、更加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以内外要素的动态平衡与新型服务模式的精准对接助推乡村组织全面振兴，更以可持续的现代自然观、系统价值观、和谐伦理观适应并引领乡村生态全面振兴。
(二)差异供给：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地域”振兴
城市与乡村的分化及发展的不平衡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背景，但是，除城乡发展不平衡之外，我国乡村存在的显著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平衡样态更是乡村全面振兴阶段需要观照的重大现实问题，即在总体上来讲，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地区的乡村与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乡村，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发展业态等方面存在着“先天”与“后天”的分化与不平衡。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全地域振兴就是针对乡村地域分化与不平衡发展样态而进行的细化设计，当然，这一格局的最终生成赖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地为其提供差异性供给。
事物的独特属性对事物功能的定位和价值的发挥具有决定性意义[37]。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满意性”发展，彰显“好”的职业教育的价值期许，总体上强调发展的适应性，这一本质特征完全符合乡村全地域振兴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乡村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已经不是同一个乡村概念。无论是东部的长三角地区还是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在改革开放之后，凭借已有的资源条件与区位优势较早地进行了乡村工业化，即使是工业区位条件稍差的乡村，也大都依靠青山秀水发展了乡村休闲旅游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乡村物流，以及抖音、快手等新型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为乡村产业发展、电商代购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尤其东部地区农村的大部分工业已经发展成集生产、加工、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于一体的相对完善的体系化经营模式。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乡村呈现出两种样态：绝大多数农民实现了在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土地被流转出来进行适度的机械化规模经营。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因为区位条件等局限，并未发展成集聚性强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为了追寻更高的经济收益与实现生命的获得性价值，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性地“逃离乡土”[38](P.3)，乡村“空心化”、留守农业、老年农业成为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无奈的选择，即使是留在乡村的部分青壮年也受困于资金、技术等的限制，面临诸多发展性问题。因此，从乡村的地域分布来讲，我国乡村全面振兴一定存在地域特色差异，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模式。面对东西部地区乡村的差异性存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地域振兴就是要根据乡村地域性原性，力求反映农村特色[39]，提供具有特定区域特点的高质量职业教育要素供给。
教育作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实存活动[40](P.2)，之所以被人需要，其主要原因是它在某些方面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来看，更加公平的职业教育发展不但能够满足不同地域内乡村个体的单个与群体需要，还能够满足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如对于东部地区乡村从事二三产业的个体而言，更加公平的职业教育发展基于个体需要，供给产品生产、加工、包装等技术，以及提供营销、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而言，除开展种养业的基本技术技能培训之外，还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就新型自媒体与农产品网络宣传、无接触交易、物流运输等的融合进行专门性培训，尤其要扎根相对落后地区乡村，满足自媒体时代乡村个体的技术需求，助推乡村个体实现“线上+线下”双线创收。更加全面、更加协调的职业教育发展则主要立足办学区域内乡村的实然样态，通过面向乡村的专业群建设，助推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壮大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产业，以及重点面向农产品产业带等开设物流管理专业，助推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改进教学内容与教材、强化面向乡村振兴特需师资队伍建设和拓展校企合作形式内容等方式，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满足乡村变革发展的需求。而更加可持续的职业教育发展主要针对不同地域乡村发展的样态，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助推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如基于东部地区乡村二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素与结构需求，以“绿色职业教育”引领“绿色产业”发展；
重点观照中西部地区乡村留守青年劳动力、中年妇女等对于现代农业生产、家畜养殖、果林种植与病虫害防护技术方面的需求，彰显职业教育的技术向度，为农村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以专业、课程、平台建设等挖掘乡村老龄人口红利，助推乡村各类主体更加可持续发展；
还可以发挥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组织学校人员下派协同参与乡村“空心化”融合治理，保护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和乡村风貌，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结合发展的张力[41]，以教育的文化承载力形塑新乡土文化。
(三)提质增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全时域”振兴
从主体性视角来看，乡村全面振兴就是由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农户等不同主体在各自组织场域中围绕共同目标协同互动的集体行动实践[42]。当然，主体的行动实践又是特定时域内的动态过程，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全时域振兴就是基于时间范畴讨论全面乡村振兴的问题，即强调系统谋划，注重进阶式乡村振兴，打破“重当下，轻长远”的乡村振兴壁垒。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要求职业教育能够“因时而为”，进阶式地发挥产业带动、人才训育、技术积累、生产转化、生态重构、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优势。这一过程顺利实现的根本便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时域振兴提质增效。
依据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2021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规划，可以把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至乡村全面振兴顺利实现这段时期解构为四个时域：第一时域(2018-2020年)，主要目标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目前，这一时域内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时域(2021-2025年)，总体来讲，即是农业基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具体而言，就是梯次推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脱贫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第三时域(2026-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第四时域(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可以明晰，四个时域呈现出明显的层次关系，表征为“规划先行，注重质量，从容推进”的建设理路，总体指向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旨归。职业教育要精准助推特定时域内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一种引领逻辑，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先行达到高质量的标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增强其适应性，具体表征为更加公平、更加全面、更加协调、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能够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促进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不断熵增。更加公平的职业教育发展直面广大农村地区，以更优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大幅改善的办学条件以及自身的特色发展，观照各时域内乡村个体与乡村产业、生态、文化、组织等方面需求的程度性变革。更加全面的职业教育发展以乡村全面振兴的时域目标为基准，基于自身结构、要素、功能的完善与拓展，精准对接特定时域内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规划要求，着重培养培训符合乡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化人才，助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使乡村完成从物质到精神实质的全面转型发展。更加协调的职业教育发展遵循职业教育区域融通逻辑，基于乡村全面振兴对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需求，探索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43]，以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学开展、实习实训、师资队伍建设等内部要素协调，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定时域达到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耦合，强化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性增量。更加可持续的职业教育发展，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观照乡村阶段发展的系统性、和谐性与可持续性，在既定时域内，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教育观塑造乡村全面振兴绿色可持续发展新常态，秉持技术的价值理性，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提升农村宜居宜业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农业农村部印发指导意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网址：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9/content_5651939.htm。
②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2019年农业机械化发展概况”(详见田付新主编《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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