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天麟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虽然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只有36 岁，但他提出的平民革命理论，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成为20 世纪30 年代所产生的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其中，他提出的农民运动思想，是平民革命理论的精华，是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及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有相通之处。
邓演达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是他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一些学者认为其理论的形成来自他祖辈务农家庭环境的影响、大革命时期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太平天国土地纲领的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两次出国考察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研究邓演达农民运动思想，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离不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1.受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农民运动影响
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出力量，先后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阳等地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1922 年7 月，由澎湃领导的第一个海陆丰农会成立，点燃了农民运动火种。他们不但帮助会员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反对封建恶习，而且带领农民打击土豪恶霸的剥削，提出取消苛捐杂税，逐渐获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使农民运动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1923 年1月，邓演达的家乡惠阳也陆续成立了农会。在当年的五一劳动节，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农会召开庆祝大会，发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归”即归善，惠阳旧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声威，很快传播到东江地区和全省农村，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风暴席卷广东。
在此期间，邓演达正处在他革命生涯的第一个职业阶段——军队的指挥官 。1921 年 12 月，邓演达受邓铿的委派，陪同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去广西桂林桂王府北伐军大本营，参见孙中山，磋商国家大计。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1922年 3 月，邓铿遭暗杀后，他成为粤军第一师中团结全师忠诚拥护孙中山的中坚人物。同年6 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邓演达及时潜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机宜。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因深知邓演达对革命夙具忠心，且英勇善战，乃调他率所部负责拱卫大本营。邓演达出身农家，且家境贫寒，从小就对封建地主的剥削有切身感受，对农民的疾苦有深切了解。他投身革命后，不仅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还是孙中山平均地权理论的坚定捍卫者，在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他有所领悟。而此时，经过两次护法斗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痛定思痛，寻求新的道路，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分别进行多次交谈，很受启发。孙中山邀请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接着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一批共产党员也以个人的身份陆续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所有这些，让邓演达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
2.在合作共事中受共产党人的影响
邓演达曾先后两次在黄埔军校任职，这是他革命生涯的第二个职业阶段——负责军队的教育工作。在合作共事中，共产党人坚持原则、勤奋工作的精神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提高，进而彼此相互信任，并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24 年1 月，孙中山下令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史称黄埔军校。邓演达作为7 位筹委会成员之一，开始了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并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黄埔军校筹备之初，蒋介石因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中没有安排他的位置，产生不满，提出辞去军校筹委会委员长之职。在离开军校去上海前，他宣布解散筹备处，邓演达同叶剑英等一道坚决反对。军校筹备之中，在怎样办学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办学教育方针的尖锐斗争。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主张效仿日本式教育方针，而邓演达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主张苏联式教育方针，两人因此经常发生争执。邓演达认识到，学习和坚持苏联式教育方针，是一种革命，是新的军事教育的开端。他顶住压力，努力把革命的教育方针实施于教学各个方面。军校正式开学后，邓演达任学生总队长，他大胆启用共产党人，在下辖的四个队中，有两个队的队长是共产党人。由于邓演达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与共产党人关系良好，遭到了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的排斥。1924 年12 月，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去实现他在保定军校毕业时的愿望，到德国学习考察。
1925 年底，邓演达回国。在1926 年1 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并就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他与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并肩合作，一再强调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实现，必须与三大政策相结合，而搞好国共合作则是贯彻三大政策的关键。他尊重苏联顾问，重用共产党人，与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真诚合作、亲密无间。他多次邀请毛泽东、苏兆征、张太雷等向黄埔军校学生作报告，请他们讲马克思主义、工人农民运动，并先后聘请叶剑英、恽代英、徐向前、沈雁冰等人在校工作。他关心共产党人，保护共产党员的活动，当他发现共产党员在规定的就寝时间里，仍然在课室里秘密开会时，不但不干涉，而且还亲切地劝说“同志们务必注意身体，切不可耽误过多的睡眠时间”。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抓捕共产党，排挤邓演达。邓演达坚定奉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坚持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立场，被蒋介石借故调离军校，但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对他的影响已深深地埋在心里。
1926 年6 月，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随后，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这是他革命生涯的第三个职业阶段——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总政治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创建革命军队的突出标志。总政治部的职责是负责各军政治训练和战时政治工作，其中包括战时宣传、动员民众等，使部队学会怎样去武装士兵思想，怎样教育士兵去战斗。为使工作顺利开展，他邀请周恩来、恽代英等商量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并多次邀请周恩来到总政治部商谈工作。他任人唯贤，大量启用共产党员作为总政治部的骨干，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孙炳文任秘书长，郭沫若任宣传科科长，朱代杰任宣传科副科长，章伯钧任组织科科长，郭冠杰任总务科科长，季方任党务科科长，杨逸棠任编纂股股长，胡公冕、周恩寿任宣传队长等。他召开战时政治工作会议，推举李富春、恽代英、林祖涵制定《革命军宣传队组织条例》。他主办政工干部（宣传队）培训班，亲自作了题为《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报告，并请周恩来、恽代英、陈启修等到班上授课。这些学员经过 1 个月的培训，分别被派到程歉、唐生智等部队做政治工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总政治部制定了《北伐军近期宣传大纲》，对政治工作的目的、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邓演达主持的总政治部内有国民党的组织、有共产党的组织，全部二三百人，从上到下，精诚团结、共同奋斗，成为国共合作的典范。
邓演达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既有一定的鼓动性，又有一定的哲理。这与邓演达两次旅欧学习考察有着一定的关系。
1924 年底，邓演达第一次出国学习考察。他在德国柏林认真阅读了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结识了朱德、孙炳文等共产党人，并与他们成为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起散步，探讨中国的革命。回国途中，邓演达到苏联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习考察。1925 年底，邓演达回国时把从德国带回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纪念品送给自己的战友和同学（如：送给战友季方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像章，送给广东陆军小学堂同学廖尚果的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回国以后，他也没有间断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即使在北伐的战斗间隙中，还阅读了布哈林的《唯物辩证法》的德文译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为他日后用唯物史观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正如《张发奎口述自传》中所说的，邓演达从欧洲回国后，判若两人，思想上有了很高的升华。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再次到欧洲学习考察。这次学习考察的时间比较长，是从1927 年8 月到1930 年5 月，他先后游历了欧亚10 个国家。
在苏联，他在共产国际的欢迎会上做了《关于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长篇讲话，介绍了大革命的情况，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其中第五部分以《土地革命之第一响与“土地委员会”》为题目，专门总结土地问题。他到高加索参观，深入农村了解情况。他阅读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革命问题》文章。1927 年11 月1 日，他与宋庆龄、陈友仁联名发表由他撰写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受压迫、受剥削的革命民众是“占全人口约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尤其是佃农和雇农”，是“新兴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及小商人”以及“青年学生”。而他们的敌人则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土豪绅士及与他们相结之高利资本家者”。
在德国，他对德国的一般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同社会民主党人一再会谈，探讨有关问题；
他结合中国革命问题，勤奋学习革命理论，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
他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撰写了《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的根据》等文章。他在给国内的郭冠杰的信中说，“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以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
在英国，他与费边社的人见面，听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
撰写了《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一文，重申“解决中国革命的重点关键是农民问题”。在意大利，他撰写了《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在土耳其，他到安卡拉和康尼亚的农村考察。在印度，他会见了尼赫鲁，交换对革命的意见；
到拉哈尔、德里的农村进行调查考察。
由此可见，邓演达在学习考察期间，还时刻注重对农村的考察调研，关注着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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