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学院的前身是北洋女师范学堂。这所学堂由近代著名教育家傅增湘先生于1906年创办。1912年，改为北洋女师范学校。1913年，北洋女师范学校改名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因为女子师范学校众多，为区别起见，学校更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直隶女师”）（图1）。直隶女师的创办是为了培养师资，服务社会，其前身都属于中等师范学校。1915年，邓颖超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一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升入本科继续学习。直到1920年8月毕业，她在此度过了5年的时间，接受了全面系统的师范教育。其间，邓颖超勤奋学习，增长学识，掌握了师范生必备的基础技能，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她的作文《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被评为佳作刊登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二期上。文章发出“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深受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在校期间，邓颖超积极参加团体活动，重视自身修养，入学不久，就当选为校友会余兴部委员和图书部干事。她的书法作品“甫事”被收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三期（图2）。直隶女师的学习生活使邓颖超从各方面成熟起来，是她学识增长和能力拓展的起点，为她步入社会，走向教师岗位、走向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下，天津美术学院浓厚的人文情怀和广阔的艺术视野是直隶女师优良校风和文化气息的沉淀与赓续，更是百余年校史的传承与创新。
图1 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旧址
图2 邓颖超的书法作品《甫事》
1919年5月，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直隶女师多名学生“各皆咬破食指，大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勿作五分钟之热血’‘勿忘国耻’‘五月七日’等血书，贴于当众布告栏内，以为彼此勉励”①。5月5日，直隶女师学生郭隆真、邓颖超等人秉承“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落人后”的理念提议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5月25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江苏会馆召开成立大会，邓颖超任评议委员、讲演队队长。女界爱国同志会简章规定“应以文字或语言发表个人之意见，以唤起女界之爱国心”②，并对讲演的具体事宜进行规范，“每月须开讲演会一次，演讲后得印刷讲演录”③。女界代表在天津学生三次大规模赴京请愿活动中也都积极响应：（一）1919年6月，各界联合会为抵制北京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拟派代表赴京请愿，刘清扬提议，“女界亦应派代表同晋京请愿，藉资联络北京之女界”④；
（二）8月5日，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倒行逆施，自残同类”，大肆镇压爱国群众，刘清扬、郭隆真等10名天津各界代表到总统府请愿，声讨马良祸鲁的罪行；
（三）由于之前的斗争目标没有达到，全国学生联合会应山东各界爱国团体的要求，决定组织各省代表再度前往北京请愿，9月底，觉悟社社员郭隆真、关锡斌及社友黄爱等加入请愿队伍。
1919年9月22日，年仅16岁的邓颖超在天津各界代表举行追悼唐山代表郭友三的大会上，登台演说，提出应“相亲相爱”“结合团体”“须有决心”“与政府奋斗”，以继承“郭君之志”“打破政府黑暗的阴谋”⑤。天津新学生联合会在1919年12月10日成立，邓颖超任讲演委员会委员长。讲演委员会下设四股：露天讲演股、家庭讲演股、集会讲演股、学术讲演股。在当时，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妇女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讲演， 都标志着一种“走出去”的姿态，宣告不再以附属于他人的形态存世。
1919年9月16日，邓颖超与周恩来、刘清扬等人共同创建青年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觉悟社是当时男女公开社交、追求男女平等的典范。按照男女平等的原则，社员最初为男女各10名。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人前往省公署，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代表，却遭到军警镇压，请愿代表被捕入狱。4月5日，邓颖超等24名学生齐聚警察厅，“要求将被拘代表二十四人换出，情愿代为执行”⑥。
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是在与爱国运动无形的结合中不断向前发展，爱国运动因为有妇女代表的参与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形态，以邓颖超为代表的女学生独立个体的觉醒，标志着向社会各界宣告妇女能够参与且能胜任爱国救国这样的大事情。大部分知识女性尚处于青少年时期，能力和认识有限，只能借助传播媒介宣传女子独立的意识，以期解决眼前的现实的问题。例如，《中国女子今后的觉悟和奋斗》一文刊登在由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与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创办的《平民》杂志第三期妇女号中。文章从“要求教育平等”“生活独立”“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四个方面鼓励女子争取应享有的权利。这些愿景总体上缺乏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系统的长远的计划，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没有实现。但是，她们将爱国救国活动与妇女谋求自身独立解放相结合，这与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轨道的认识一脉相承。
“一人能醒百人觉，由来师道尊，文明传播广培植，吾徒之责，责尽千钧。”⑦从直隶女师毕业后，邓颖超先后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天津达仁女校任教，以实际行动践行直隶女师的校训——勤朴、奋勉、娴婉、爱敬。邓颖超在达仁女校任教期间，以达仁女校女教职员为主力的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成立。支部成员多为教师，比之前学生团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大，支部的发展也得到众多社会热诚人士的赞助和支持，形成“群策群力，共谋进益”的局面。邓颖超任评议委员会委员。之前，广大妇女虽然能够凭一己之力参与到爱国救国运动中去，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认识到“我们的女权运动，亦是一种革命的运动”⑧。对此，《女权同盟会宣言书》中首次提出：“我们妇女界在这人民革命的时代，应该参加这种革命运动，这不但是我们的义务，而且是我们的权利。”⑨以往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对于女性的权利，几乎都聚焦在男女平等权、受教育权、恋爱自由权等，并没有提出参加革命运动也是妇女应有的权利。除此之外，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还提出女子经济独立、职业上的男女平等、政治上的平等，并明确了实现斗争目的的具体步骤。
作为支部代表，邓颖超、王贞儒向国会呈递请愿书，要求“全国教育机关，一概为妇女开放”“依同工同酬及保护母性之原则，制定保护女工法”⑩等权益。不过，她们的请愿并没有得到国会的注意。此时的妇女解放运动聚焦在参政权，但是若不从根源上推翻政治制度，只靠寄希望于请愿，以达到争权的目的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请愿活动也是妇女解放运动向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试错。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还采纳赞助员刘铁庵的建议，定期出版《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天津各处女权运动同盟会尚作过几件可记载的事件：……天津女权运动同盟曾出特刊至第三期”。作为舆论阵地，刊物虽然只有三期，但是文章大都结合妇女的现实情况，分析妇女所处境况的深刻原因，号召广大妇女与一切封建势力作斗争，勇于改造自己的命运，“作一个真独立的‘人’”。
原觉悟社社员、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的成员张嗣婧因为受旧式家庭的迫害在悲愤中病逝。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为其举行追悼会、出版特刊、发表文章，以此启发和唤醒广大妇女，“再不要有第二个张君”。邓颖超在《姊妹们起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嗣婧是“死于旧婚姻制度，经济制度”。她在《宣言——为衫弃的死》中阐发了张嗣婧之死对广大妇女应有的启示，“许多受过中等教育的女青年，往往因缺乏勇敢心而降服于恶势力下”，并指出这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而是由于负责改造环境的所有人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与努力。这一事件激励着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的成员们进一步行动起来，鼓励广大妇女打破牢笼锁缚，“作一番最低限度的革命事业”（图3）。
图3 女星社旧址
张嗣婧事件之后，妇女运动代表已经由凭借简单虚无的喊口号试图唤起民众觉醒、谋求妇女解放，发展到着眼实际的具体的事情中，思想认识更趋理智和成熟。在认清社会的本质后，邓颖超等人在“实非鼓动大多数的女子起来打破现在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组织不可”这一认识的引领下于1923年4月25日成立女星社。天津《大公报》称：“女星社之出现，斯诚天津女界之曙光也。”当时，邓颖超深刻认识到经济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只有使女子经济独立，拥有职业收入，养活自己，才不用作为男子的附属品。在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开学时，邓颖超作为责任校董发表讲演，表示学校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教授学员一些技能，并为大家寻找适合的工作。在这期间，以邓颖超为代表的有志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进人士，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为确保学校顺利进行下去而奔波：筹集资金，采集教材，代谋工作。为筹集女星补习学校的经费，女星社成员在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演出新剧。邓颖超在《新闻记者》剧目中女扮男装，扮演一名报社主笔。在女星补习学校开设一段时间后，正如成立之初所期望的，使这些受教育的妇女，加入妇女团体，成为骨干力量，援助更多的妇女。鉴于中下家庭的妇女终日工作，没有时间到补习学校读书，女星社成员又创设女星星期义务学校，为“有志求学而又没有许多时间的姐妹们”提供求学的机会，“简章发表后仅三四日，报名学生即已满额”。之前，能够入学读书的都是家境较好的知识女性。补习学校的创建填补了广大平民妇女接受教育的空白，使她们拥有一技之长，增加了自力更生的可能性。女星社创办补习学校不是首创，在当时，天津第一妇女补习学校已经创建，专收十五岁以上、 三十五岁以下未曾入过学校之妇女， 授以国语、习字、作文、书札、算数、妇女常识等课程。由于各种原因，校董刘铁庵提议将妇女补习学校移归到女星社，邓颖超等人结合广大妇女的现实状况，调整学校课程设置、上课时间，同时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性的发展和补充，满足了当时平民妇女迫切改变自身境况的需求。
此时，邓颖超也已经将关注点从被压迫的妇女阶级扩大到整个被压迫阶级，其中就包括劳动工人。1923年5月1日，邓颖超等人举行了天津历史上第一个纪念“五一”节的聚会，她发表《今年的五一节》讲话，表明开会目的是“能够接受世界潮流的新声浪”。当时，她们已经认识到，如果处于底层的劳动妇女受到剥削压迫，那么妇女解放运动就不算成功。妇女解放运动虽然从先进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端，但是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并不该对立，反而该联合起来，“我们站在知识阶级的人，是负有引导无知识的工人，走向光明道上的责任”。
1925年3月，邓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委员和妇女部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按照中共三大的要求，邓颖超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委员和妇女部长。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主要任务也是突出特点为利用统一战线的形势，广泛发动和团结各阶层、各党派的妇女，实现大联合。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发表宣言，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真正的共和政体。各地强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成立国民大会。邓颖超对于推动天津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多次筹备，12月21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邓颖超任总务委员。她在会上报告了筹备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经过，并提出广大妇女应联合起来，谋求民主政治的实现，只有将政权交还民众，妇女才能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在这次国民会议的预备会及大会中，多量的容纳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另外，在致孙中山、段祺瑞的函中，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提出“务请早日将此团体（二万万之妇女），藉符全民之意”“并希于预备会议中允许妇女团体参加”。
1925年3月1日，邓颖超作为天津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赴京之前，她曾通电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表示想借此机会组织在北京的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总会，集中全力，争取早日实现斗争目标。1925年2月6日，中华妇女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筹备会，邓颖超应邀出席并在演说中报告了天津的情况，同时希望全国各地的妇女团体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群策群力。这时，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已经超越了地域范围，以邓颖超为代表的妇女运动先驱认识到联合起来的重要性，将谋求妇女解放的实践活动扩展到全国各地。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成立印证了这一特点，该会宣言称“力谋全国女界同胞之团结，矫正散漫分歧的病状，作有组织有系统的奋斗”。3月24日，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天津分会成立，邓颖超任主席。参会者除了各女校代表外，还有许多家庭妇女，约七八百人。参会代表身份不再只是之前的知识女性，家庭妇女、劳动妇女都参与其中。妇女人数众多，范围广泛，是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之一。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邓颖超在一系列实践活动的历练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增长了才干，在妇女统一战线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
6月7日，妇女团体参与筹备天津各界联合会，邓颖超等人负责起草联合会章程。
6月7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就如何营救上海同胞召开大会。邓颖超在会上报告了五卅惨案的情况，并提议与商会接洽，实行罢市，邓颖超被推选为与商会接洽的代表。
6月9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函电》中指出，“五卅沪案，实为国民运动史上未有之惨剧，噩耗传来，人神共愤”。
6月10日，邓颖超在天津各界联合会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成立大会筹备召开市民大会，拟定请愿条件。
6月14日，天津市民大会召开，参会的有二百多个团体，约十多万人，邓颖超在会上报告五卅惨案情况，经会议全体人员表决，公推邓颖超等七人代表到省公署请愿。6月30日，为悼念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中牺牲的同胞，天津市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邓颖超作为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致辞，在演讲中声泪俱下，全场呼吁“诚心救国，抵制英日货”。
由于形势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邓颖超奉党组织的指示在1925年7月下旬南下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部长，并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的身份协助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工作。1925年11月20日，邓颖超作为国民党广东省潮梅特别委员会委员到潮梅开展妇女工作，成立广东妇协梅县分会，并创办《梅县妇女》杂志。11月22日，邓颖超在代表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作题为《今后妇女运动和对汕头妇女界的希望》的报告中讲述了妇女运动的概况，指出以往存在的问题——“单靠几个知识界的活动，是没有力量的”“本身全无组织，则发展零碎而进攻方略不一”，认识到之前“向国会请愿的哀求式”是错误的，提出今后妇女运动应联合工农妇女，巩固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基础，而且解决妇女问题应该走国民革命的道路。在邓颖超的领导下，广东妇协潮汕分会成立。由于邓颖超等人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积极宣传奔走，广东省妇女运动逐渐走向统一。1926年8月6日，广东省妇女联合会成立，参加联合会的团体有五十多个，包括工、农、学、商各界妇女。9月，邓颖超多次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创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授课，为培养妇女干部做出重要贡献。12月8日，邓颖超代表何香凝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作《广东妇女运动报告》，总结广东一年
邓颖超在1919—1927年间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路径具有代表性。其间，她将妇女解放运动贯穿于中国革命活动的始终，根据社会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总结经验，改进认识，推动妇女运动向前迈进。经过历次革命实践活动的锻炼，邓颖超由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晚年时期的邓颖超曾经多次寻找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地址。1986年9月，邓颖超回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旧址（现天津美术学院）。她在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时说：“女师，我没有忘记，女师的同学没有忘记，对女师我是有感情的，至今我还记得几句校歌歌词呢……女师创办了几十年是很有成绩的，不仅在历次爱国运动中都是一股坚强的力量，在多年的中小学教育工作中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漫长的岁月中，邓颖超始终践行其在直隶女师求学时期立下的“谋国家之进步”的铮铮誓言，这为我们在新时期推动妇女工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注释：
①《师范女生之爱国》，《益世报》1919年5月11日，第2版。
②《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简章》，《大公报》1919年5月24—26日，第7版。
③同上。
④《全国拒绝签字声中之所闻》，《益世报》1919年6月27日，第2版。
⑤《追悼郭烈士大会志盛》，《益世报》1919年9月23日，第3版。
⑥《被拘代表绝食之近讯》，《益世报》1920年4月6日，第10版。
⑦《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一期，1915年4月。
⑧《女权同盟会宣言书》，《益世报》1922年11月9日，第10版。
⑨同上。
⑩《女权同盟会呈国会文》，《益世报》1922年12月17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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