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泰 谈育明
内容提要：促进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于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意义重大。新征程，推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绝不能忽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就要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新征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成为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要义，探索集体经济模式创新和生产方式转换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在资源模式和管理模式方面的创新、依据农村社会发展实际探索适合本地发展的绿色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优化制度建设吸引乡贤回归则是形成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进路。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抓好农村改革重点任务落实，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为促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主题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热议的重大现实议题。考察其重要性可知，毛泽东明确对比分析社会主义语境和资本主义语境下共同富裕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论”与 “共富论”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邓小平讨论的主题。邓小平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构想。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深刻阐述了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本质要求、目标安排、实现路径和关键举措等，这都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强调指出：共同富裕既凸显鲜明时代特征，又要注重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经济大国，如何实现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同频共振是一个现实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来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共同富裕的发展历程与逻辑起点研究
多数学者以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发展样态为标准，提出合作社阶段、人民公社阶段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阶段论。考察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史可知，1953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这就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引导。随后，全国各地初级合作社蓬勃发展。达成共识的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式现现代化创新探索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井冈山、瑞金、湘鄂西等农村根据地经济主要由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营经济三部分组成，其中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就具有了农村集体经济的雏形和共同富裕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共同富裕并举发展，在此进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和治理路径(吕德文和雒珊，2022)。尤其是新时代以来，诸多学者将其二者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讨论它们之间的发展逻辑以及起点等议题。如燕连福和王亚丽(2022)将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相联系，阐述实现共同富裕要处理的关系和基本遵循、发展路径等。再比如刘同舫(2021)认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要秉承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创新。
2. 关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共同富裕实现的互动关系、机理、实现形式等方面的研究
一方面，学术界考察其互动关系主要从农村精准脱贫、农村集体产权角度论述的较多。另一方面，学术界考察其内在机理主要讨论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立场和运行保障。长久以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议题是：到底哪一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促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诸如农村产业集团运营、农村特色旅游项目开发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征程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强调要与中国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有机互动。张新文和杜永康(2022)从南京、盐城、苏州、连云港等多案例出发，讨论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共同富裕的江苏经验和实现形式。学术界围绕着“因何推进”“推进什么”“谁来推进”“怎样推进”四个问题，展开对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创新探索。关于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的研究，除了从乡村振兴视角以外，还有从数字经济、民营经济视角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既要注重探索高质量发展境遇中新的农村治理方案，又要注重化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新的各类现实障碍，实现发展协同(杨小勇和余乾申，2022)。也有学者另辟蹊径，他们立足从数字经济、中国南北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等视角来论证推进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庞丹等，2022)。
3. 针对某一特定区域开展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及其如何助力乡村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学者从农村区域性集体所有制角度来审视农村集体经济成分和乡镇企业转型发展的创新思路，从而探寻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优化路径。然而，西北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和实现途径的系统性实践观察和理论探讨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原因在于西北贫困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依然处于整体试点探索阶段。此外，有多数学者考察了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刘旭凡，2022)。也有学者立足共同富裕视野，探究小农户突破农村发展瓶颈，从而让其实现共同富裕的优化路径(芦千文和孔祥荣，2022)。综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相关的研究，学术界观照到浙江平湖和衢州、广西贺州、安徽合肥、天津市西青区、陕西丹凤、江西景德镇、山东烟台等地的有益尝试(冯涛，2018；
龚晨，2021；
王少强，2021；
刘旭凡，2022；
沈洁和李广梅，2022；
崔超和杜志雄，2022；
江宇，2022)。
梳理国外学者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大多数学者都集中在宏观层面或者微观层面选取一个断面来研究农村集体经济。例如李丹的《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选取的是中国乡村、城镇、城市三者之间区域经济发展的农业系统。李丹评述黄宗智讨论的中国农业中技术创新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包括：社会所有权系统产生的阻碍和环境治理的公共政策变迁(李丹,2008)。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阐述在农村家庭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村经济内卷、农民勤劳致富、农民休闲之间的关系(彭慕兰，2021)。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着墨于农村合作经济理论和农村经济理论角度。国外诸多学者热衷于将经济学模型和理论引用到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之中，他们多数都认为要开拓农村新的消费和生产增长点，以此来增强农村集体经济效能。显然，构建模型和运用某一个理论来考察农村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实现机制、互动关系及其未来路向等都是创新的尝试。鉴于历史传统、自然资源、发展境遇等因素不同，国外学者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大体上都是围绕着农村集体行动、农业合作社创新的商业思路、农村集体产权组织和运营形式等(卢洋，2021)。
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增强农民走中国特色致富之路。推动农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新时代以来，中央利用政策赋能靶向推动农村发展不断提速。显而易见，探寻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从而增强农村共同富裕的创新模式、优化途径以及主要原则就成为未来亟需破解的现实议题。
总而言之，多数学者单一地关注农村集体经济或农民共同富裕问题，一般都只停留在理论研究或个案陈述上，少有分析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来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的逻辑与百余年探索历程的分析更是略显薄弱。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质在于通过补偿和矫正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促进全体人民都能均等地参与和共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基于此，立足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的百余年历程，阐述其时代议题，讨论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的耦合逻辑，从而为探寻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未来进路，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定与行动实施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实现是有机统一的。探寻中国特色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之路，以农村集体经济来带动农民实现致富，这既是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创新性的内生动力，也是循序渐进构建农民共同富裕治理景观的题中之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应全面把握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因地制宜，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在衔接机制、实现形式、政策供给等各方面的联接机制，引领全体农民在生动的农村治理实践中实现共同富裕。
1. 新征程促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遵循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考察共同富裕的实现，既不能忽略这种长期性的特征，也不能忽略农村社会的外部环境变迁。由此，新征程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就要深化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路径认识。在农村，农村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尽管中国农村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农村集体经济在被诸如政府资金援助、企业参与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富有中国鲜明特色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格局。由此，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其基本遵循有：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发展进程中解决实现共同富裕的领导力量和制度基础的现实议题；
第二，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发展不平衡，造成大量农村经济要素处于经济大循环的边缘甚至环外。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是突破农村发展障碍的关键力量。由此，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农村产业振兴和农村经济创新，精准选取适合本地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举措，始终坚持在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提升农民致富能力。
2. 新征程促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
“非均衡性”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中国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不断探索的系统过程。细究起来，结合上文所叙述，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各地农村资源禀赋分布非均衡性，造成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并非整齐划一。第二，各地农村生产力水平发展非均衡性，导致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不能“同步调”完成。第三，农村经济协作方式的非均衡性，导致共同富裕的实现效率存在差异。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不高，对发展集体经济各种协作模式的创新性不足，难以推行高效率的经济协作方式，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效率。第四，农民家庭的个体禀赋非均衡性，导致共同富裕的实现标准必然是千差万别的。家庭作为农民的最小协作单位，每户农民享有的资源禀赋是非均衡的，家庭成员的生产力禀赋存在差异，个体间的“异质性”成为创造财富差别的重要特征事实。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式，是克服非均衡性、促进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效率、进程、水平的可行之路。
3. 新征程促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促进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围绕着农村环境、农村文化等展开各类现实要求。这些现实要求是衡量农村实现共同富裕、促进整个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指标。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历史上，还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坐标中，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要在农村制度、农村文化、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农村生活环境等方面不断加强创新探索。显然，新征程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综合性范畴，其指向呈现多元性和丰富性。考察新征程叙事语境中的共同富裕，既要重视农民物质层面的指标，也要重视农民精神层面的指标。这种指标的衡量要从多领域、多指标的综合角度进行考量。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不同的农村区域呈现显著的差异。实现共同富裕，就不能忽视探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种样态。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就要在运作机制、发展模式以及优化路径等方面持续探索。唯有如此，才能重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同频共振的治理格局。由此，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力，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他强调，唯有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农村集体经济，才能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形式。新时代中国农村要摒弃过去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探索新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清算和整理农村集体经济资产，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有效的资产管理和量化，明确农民的经济分配和收益所得比例。另一方面，在创新农村集体组织发展和运营管理中实现集团化运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集体内部治理的结构优化和资源整合。农民在分享中国特色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也在竭力明确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结构、原则和优化路径，从而不断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农村开始，进行经济建设和探索共同富裕的道路也是从农村开始。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彰显了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追求。
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
自始至终，无产阶级政党都非常重视农民脱贫致富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立了城市文明，也带动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格局形成(马克思，2009)。而发展集体经济不仅能避免因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导致的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更能确保无产阶级政党引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带动农民共同富裕、走向共产主义的关键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认为私有制只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促使资本家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以至于无法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人类社会的分工导致了农村与城市的差别，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和城市之间并未实现同步富裕。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要发展合作经济。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农村的改造就要重视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可以通过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来破解。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已然成为当前实现农民富裕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从当代股份制合作企业的实施，还是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都需要在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式、关键环节以及实现路径等方面做出思考。
2. 探索集体经济模式创新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
任何一个农村社会实现治理现代化，都需要创新农村治理机制，而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创新就是在实践层面回应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它直接决定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将人民作为共同体，凝聚民智民力以全面共享推动共同富裕实现。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的境遇，依然是城乡二元经济差距的收敛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转化，这是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现实场域。破解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约束条件，推动农民共同致富的路径，依然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具体来说，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内涵着基层党组织建设引领、乡村治理制度建设完善以及乡村文化建设发育的核心议题，体现着从顶层设计环节入手，通过制度完善逐步传播现代文化的路径选择，唯有此，才能实现基于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成为支撑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3. 中国特色农村集体经济生产方式转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资料掌握在农民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的革新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农村集体经济生产方式亦是如此。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讲，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生产方式的转换。农村集体经济生产方式的革新，就要摆脱单一的思维。显然，实现农民富裕，要在多种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模式中，结合数字经济展开有效的经济延展。诸如电子商务+农户生产、农村集体经济企业+网络直播等多种形式。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带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加强农业经济生产、农业产品销售、农业产品物流配送的体制机制，还要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探索契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致富人才培育和培养，以此来为中国农村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毋庸置疑，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其主要的现实进路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推进中国农村社会实现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进路，并不能脱离中国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运行结构的优化调整。探寻以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之路，需要从如下进路出发。
1. 盘活优势资源，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要素支撑
中国特色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要做好系统性谋划。盘活中国农村区域资源，激活农村闲置的经济资源，借鉴典型的农村经济治理先进经验，探索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的有效保值和增值，以此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要探寻特色的区域经济治理方式，构建“商贸旺村”发展模式。一是激活农村生产要素。运用创新思维，发挥农村区位优势，加强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以此来激活农村生产要素。正如韦伯所言，当今的经济生活和生产尽管受到惯例和习俗的影响，但还是需要有赖于契约遵循中获得各种机会。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非摒弃文化传统和农村习俗，而是要在承继这些优秀传统和习俗的过程中提升农村产业结构的治理效能。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方式转变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在相互影响、协同发展中共同带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二是优化农村集体经济致富环境。要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建设。优质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先进的农村致富创新技术都会助力整个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要打造具有区域优势的商贸方式，把握市场需求，统筹农村区域内各类企业资源。三是提升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盘活区域发展优势资源，首先需要激活资源持有者即广大农民的参与自觉，这其中，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是前提，对农民起到示范带动作用。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效能的突破口，可以是由基层党政组织培育业务能力强、素质过硬的农业专业合作社领头人和龙头企业。
2. 提升公共功能，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方式
精准性成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未来发展的导向。精准性的农村集体经济导向要义在于结合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进行精细管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就要创新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形成一套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要注重市场规律，加大对外部资金的应用和创新发展，进行公开招商引资，引进建设一个集商务、娱乐、餐饮、农业发展于一体的农村区域模式。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亟需破解集体产权的现实议题，以市场化运作思路来探索农村自然资源和闲置资源的变现方式和收益分配方式。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要以精准化为导向。面对外部市场因素和农村治理结构的嬗变，农村集体经济要关注如何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等现实议题。再比如要深刻分析和观照小农户与电商供应链的实现机理和联结模式，以此来探寻完善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流程(朱婷和夏英，2022)。转变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引进和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动力，透过多主体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和激发经济活力。打破农村经济发展困局的途径，一是依靠外力激活，二是合作增效。满足这两个条件，需打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式升级版，基层党政组织以公共功能介入，提供更多生产性公共服务，依托具有集聚和辐射功能的核心小城镇，建立区域性集体经济经营组织——集镇级农业专业合作社。
3. 构筑绿色生态，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解决可持续问题，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主基调，要咬住青山不放松。农村经济要素融入国内大循环甚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策略，发挥绿色和生态优势，以绿色产业、宜居环境吸引更多的优质发展要素注入。农村绿色经济是围绕农村发展实际，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区域发展与绿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城市治理相融合的项目，推动农业绿色产业与城市工业、新型服务业的融合共生；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绿色发展需要实现“数商兴农”，依托电子商务直播平台重塑农业传统发展方式，实现农村传统产业的产业功能拓展和产业附加值增强，变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安全为品质意义上的农业安全，让“田间到餐桌”的直观流程体验成为绿色发展的品质基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要基于资源禀赋差异而理性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以镇带动周边村落联动发展。诸如旅游休闲型特色小镇，文化创意型特色小镇等。尽管中国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然而未来“农村集体经济+世界市场”创新治理模式的探索依然是乡村工业实现全球化的现实议题(徐勇，2016)。
4. 破解“二元分割”，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平台
城市和农村相互连接，共同谋求发展。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议题。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对农村的“单向虹吸”，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所以，当前必须破解城市化对农村经济要素的单向虹吸局面。出路在于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平台，促进公共事业均等化。可探索推进农村区域性核心小城镇建设，实现对周边农村“虹吸”和“辐射”功能均衡，既成为城市与农村融合发展的粘合剂，又成为城市“单向虹吸”的阻限阀；
同时带动周边农村企业、创意农业、田园观光等各类资源的协同发展，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效应。核心小城镇的功能定位是实现对农村集体经济的要素支撑，一是道路交通实现核心城镇与村庄之间的半小时通达性；
二是实现公共事业与县城的均等化；
三是拥有宜居条件；
四是拥有完善的服务本区域第一产业发展的二、三产业链，尤其是针对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服务体系。核心小城镇的发展定位是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精准把握农村区域发展特色，加强农村发展规划设计，围绕农村要素配置和产业发展，构建以特色小镇为核心的联动发展模式，以此来促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核心小城镇建设既能体现农村魅力，又能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在实现农民增收基础上满足品质化多样化的生活需求。鼓励农村农民多种思路建设农村，创新应用并拓展农村民俗文化功能，推动形成美丽农村新的业态和新的集体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注重小城镇的高质量发展和长效发展。从高质量发展角度来看，小城镇的建设既不能忽略农村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也不能忽略综合服务的提升。从长效机制来看，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约束农村空间布局，诸如学校、文化街区、民俗开发、餐饮等都要注重统一规划和设计。
5. 凝聚乡贤力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动能
农村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忽略乡贤的重要作用。作为农村社会中的精英，乡贤既具有农村传统文化和农村经营发展经验，又具备推动乡村振兴的实力。乡贤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者。首先，注重乡贤在推进农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精准架设人才“供需桥”。乡贤作为农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力量，尽管受到“熟人社会”、“农村传统认知”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他们所拥有的技能和能力能有效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更能实现包括理念、治理、文化等在内的全面反哺，为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思路。其次，破除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效能的现实障碍。吸引乡贤回归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诸如推进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建立乡贤人才库、做好乡贤的人才引进配套服务等，以此来引导乡贤投身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郦莎和莫无忌，2022)。尤其是一些既懂得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又掌握先进农业种植和管理技术的新乡贤更要加强吸引力度。综观当前农村治理景观，诸多农村区域陷入“两败落”的“恶性闭环”。破解的建议是，鼓励传统的“告老返乡”和“吸引乡贤”有机统一。这需要与区域性核心小城镇建设协调推进，以及相配套地进行农村治理体制创新改革。在这种境遇下，乡贤、村民、基层党政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关键议题。最后，要在人才引进、农村公共政策等方面同时发力，探索培育乡贤参与机制、乡贤激励机制和乡贤评价机制。
回顾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共同富裕的探索历程，可知：第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重要基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能高低，不仅关系到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利益，而且关系到持续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征程推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建构村社集体内部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与此同时，还要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来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以此来为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扎实的基础性支撑。第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百余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愿望与不懈追求。精准考量农村集体经济企业发展差异性，注重农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培育。在此基础上，破解各类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限制性因素和条件，以此来探索农村治理机制的创新。第三，新征程以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进路有：通过提升公共功能、破解“二元分割”、凝聚乡贤力量、盘活优势资源、发展绿色生态，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方式、发展平台、发展动能、要素支撑和发展方式。由此，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农村社会之间实现有机互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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