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燕 刘启鹏 江 伟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淮北 235000）
早期的社会经济地位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分层问题日益凸显，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身心发展状况。近些年，心理学研究者围绕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心理与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当以“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阶层”作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时发现，与之相关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个体的身心健康、学业成绩、教育与职业发展、认知发展等方面 （Holman，2014；
Jackson，2013；
Manstead，2018；
Phillips et al.，2020；
Simandan，2018）。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发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高于国际标准警戒线（0.4～0.5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显示了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分化问题不容乐观。研究我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心理特征与表现可以为制定和出台相关管理制度提供依据，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与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展研究的前提是要有可靠的研究工具和一套合理的实验操纵方法，即如何更好地界定和测量社会经济地位。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法及研究操纵方式的文献资料，提出未来研究中需注意的相关问题，为研究者开展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包含主客观两方面，因此，对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主要存在两种方法，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和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SS）的测量。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主要通过相对客观的指标（如收入、财富、受教育水平、职业声望等）衡量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通常使用主观评估的方法，即通过个体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所测得（Liu et al.，2004）。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地位既有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 （Roy et al.，2019）。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是客观存在的，主观社会地位是个体对自身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反映，因此，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是主观社会地位的基础。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相比，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与周围群体进行社会比较时更有优势，进而在对自身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估时相对较高。可见，主观社会地位体现的是一种心理过程。另外，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估并非完全一致，存在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偏差（范晓光，陈云松，2015）。
3.1 职业声望的测量
职业声望（occupational prestige）主要依赖人们对职业的社会知觉，对各类职业进行评价，是测量从事某种职业个体SES的常用指标（Diemer et al.，2013）。人们对职业声望持有的相对稳定和一致的观点已经在职业声望的测量中按等级序列列出（Nakao＆Treas，1994）。研究者要求被试从职业分类列表中选择与他们当前或者最近从事职业相匹配的职业类型。这些职业类型与职业声望指数相对应，比如，Diemer（2009）把Nakao和Treas提出的职业声望的项目（比如牙医、卡车司机）与数值（如96和30）相对应，数值越高，声望排名越高。为了测量失业人群、未充分就业人群以及根据季节变化而调换工作人群的职业声望，要求被试描述他们“通常”的职业或最近从事的职业。在对青少年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测量的时候，由于种族地位等信息在某些国家或地区不方便透露，而父母的职业信息比较容易获得，有学者采用职业指标对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界定。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以父亲或者母亲职业声望较高的一方决定，比如，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是一名体力劳动者，学生就从属于中上等社会经济地位群体 （Goudeau＆Croizet，2017）。
国内学者李春玲（2005）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81种职业的声望得分进行排序，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全国职业声望得分最高的前五种职业分别为：市人大主任、市长、法院院长、工程师、科学家，而农民工、菜市场小摊贩、三轮车夫、搬运工、保姆为得分依次最低的五种职业。但由于其职业分类较细，题目较多，这种考察社会分层的方法在教育学、心理学研究中使用较少。陆学艺（2002）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种划分方法涵盖面广，操作简便，成为国内诸多心理学者考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时常被采用的测量依据之一。但是这种测量方法在使用中也存在很大局限性，比如，同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个体，包含了从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干部到乡科级的干部，这些个体所拥有的权利、占有的资源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其测量结果并不能真正客观反映被试社会经济地位的实际情况。
3.2 受教育程度的测量
受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作为测量个体SES的第二个指标，它既能直接用于成人的测量，也能用于儿童青少年的测量。在对儿童青少年测量时，要求他们汇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间接了解其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情况下，青少年能理解且能提供父母或其中一方的受教育程度信息，但是对父母的职业类型、家庭收入或者财富了解很少。因此，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通常成为研究者调查青少年学生所属社会经济地位时较为理想的SES指标（Diemer＆Li，2011）。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通常用作了解学生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原因还在于：获得高学历对找到地位较高的工作、获得较高的收入提供有利条件；
在三个常用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职业声望、受教育程度、收入）中，受教育程度是与个体的生活方式、行为和心理倾向最紧密相关的指标（Stephens et al.，2007）。有研究显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一个人的受教育前途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父母受过高中教育的学生中有13.3%有望获得学士学位，远低于父母拥有学士学位（49.4%）、硕士学位（65.4%）或 博 士 学 位（73.3%）的 学 生（Stephens et al.，2015）。另有研究表明，与父母收入相比，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在子女的成就中更重要（Chiu et al.，2016）。究其原因，家长可以利用其社会文化资源以保持其优势的可能性，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能够更好地指导他们的孩子通过教育系统，从而取得更好的成就（Bukodi et al.，2017）。因此，国外很多学者研究在校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时，通常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测量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指标。
3.3 收入的测量
收入（income）是测量个体SES的第三个指标。在社会学研究中，家庭收入（family income）是最常用的SES指标，但在心理与教育学研究中用得不多（Duncan＆Petersen，2001）。被试在报告收入时容易出现偏差，其原因可能在于：第一，收入来源具有多样性（比如，月基本工资、兼职所得、政府补贴、储蓄存款等），使得被试不理解或者误解被问的问题；
第二，被试缺乏回答此类问题的知识，比如，要求青少年报告家庭收入；
第三，信息检索问题，比如，回忆收入信息时出现偏差；
第四，被试对报告收入数据的主观不适或者厌恶等，比如，有些被试觉得收入是个人隐私，不愿回答（Diemer＆Li，2011）。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也有很多研究通过测量家庭收入作为测量个体SES的指标。比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将经济水平划分成1（＜$5，000）到19（＞$175，000）个等级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和积极情绪的关系（Piff＆Moskowitz，2018）。
另外，在很多家庭尤其是低SES家庭中，每年的收入数额都是容易变化的，所以有研究者建议整合多年的总收入作为SES的测量指标（Duncan＆Rodgers，1988）。家族财富（familial wealth）相对家庭收入，是更为准确了解家庭经济资源的测量指标。有研究表明，家族财富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影响，超过了其他的SES测量指标（如受教育程度）（Williams-Shanks＆Destin，2009）。测量家庭财富的缺点在于很多被试感觉关于家庭财富的问题比收入的问题更具有隐私性——导致被试拒绝回答财富问题；
也有些被试对不同的经济资产一无所知，特别是低收入的人群。此外，测量财富及其各种组成部分比测量收入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也有研究表明，有些父母将他们的部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为孩子的大学教育做准备，说明了收入和其他SES测量指标的联系（Manly et al.，2017）。
3.4 SES综合指标的测量
除了以上列举的单独SES测量指标，研究者也使用综合的SES指标测量，比如，Hollingshead的四因素社会地位指数（Hollingshead Four Factor Index of Social Status）包含了几个SES测量指标（如教育、职业、性别、婚姻状况）。多个指标综合测评个体SES也在研究中大量使用（Diemer et al.，2013；
Rubin et al.，2016；
Rubin＆Kelly，2015）。Lee，Hall和Wood（2018）通过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作为SES的测量指标研究了社会经济地位和追求幸福的关系。但是这些复合指数往往使得变量间关系含混不清。而独立的SES测量指标能产生单独的贡献，可以对学术、政策和干预提供更有效的信息。
传统的教学评价过分强调了对学科知识的考查，而忽视了对学生思维品质、学习策略、情感态度、文化意识等方面的评价。殊不知，英语核心素养的培养离不开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对英语学习策略的点拨和对文化意识的灌输。新课标指出，英语课程评价体系要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要采用多元优化的评价方式。所以，教学评价的内容和标准要以新课标为依据，优化评价方式，从多个维度进行评价，形成科学、立体的多元评价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在实际的研究中，有的学者是利用某一指标（如受教育程度）测量客观社会经济地位（Diemer＆Li，2011；
Townsend et al.，2019），有的学者是把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三项指标转换成标准分，然后进行主成分分析，合成一个综合指标，用来测量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周春燕，郭永玉，2013；
夏婷 等，2017）。可见，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面，诸多学者意见并不一致。
4.1 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
虽然作为测量社会经济地位客观方面的测量指标很重要，但不要忽略社会经济地位另一个重要方面——主观社会地位（SSS），即一个人对自身在社会中相对社会地位的知觉（Davis，1956）。很多学者认为，并不是SES的绝对水平而是相对的地位身份不同而产生的不公平感对个体身心起重要作用（Euteneuer，2014；
Hoebel＆Lampert，2018；
Quon＆McGrath，2014）。主观社会地位最典型的评估就是要求被试标出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如上层、中等、下层），并广泛应用到成人（Adler et al.，2000；
Hoebel et al.，2017）和儿童青少年群体（Goodman et al.，2001；
Liu et al.，2017；
Mistry et al.，2015；
Rivenbark et al.，2019）的研究中。
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以MacArthur量表为代表，给被试呈现一个有10级梯子图片，并且描述如下：“想象这个梯子代表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在梯子最顶端是最富有的人，他们有最多的钱，接受最好的教育，从事最体面的工作；
在梯子最底端是那些最贫穷的人，他们钱最少，接受最差的教育，从事最不体面的工作或者没有工作。”然后要求被试根据对自身财富、教育、职业方面情况的感知，在梯子上找到相应的位置，并在旁边画“X”作为标记（Adler et al.，2000；
Demakakos et al.，2018）。这种测量与传统的SES测量指标相联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评估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评估个体在社区中的地位。国内学者对Adler等编制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成人版）进行了修订，并对其信效度进行了检验，发现该量表是评估中国成人主观社会地位的一种有效、可靠的测量工具（陈于宁 等，2014）。与成人版MacArthur量表对应，青少年版的主观社会地位MacArthur量表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评估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测量青少年在学校中的地位。青少年版MacArthur量表容易理解而且比较适合初中以上的青少年学生。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修订和检验，结果发现，该量表总分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
另外，这两个等级评估在高中生中的信度较高，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能力的成熟，青少年SSS的评估能力将稳定下来（胡牡丽 等，2012）。家庭经济背景虽然对学生的社会地位有所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非常有限，学生群体的SSS测量应包含更多的指标或维度。基于这种思想，并结合MacArthur量表的图形化测量方式，程刚等人（2015）编制了大学生SSS测量指标体系，其内容包含社会实践能力、才艺水平、形象气质、家庭条件、人缘状况、学业成绩、恋爱或单身状态的满意度，共7项指标，丰富了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也有学者通过让被试对“我不需要担心钱的问题”“我的周围有相当富裕的邻居”“我在学校的时候比其他同龄小孩更富裕”等问题的回答（1 代表同意程度最低，7代表同意程度最高）来研究个体的SSS（Greitemeyer＆Sagioglou，2016）。
社会阶层世界观模型（social class worldview model，SCWM）解释了人们如何理解和内化社会阶层的“经济文化”（Liu et al.，2004）。这个模型假定，人们已经内化了与社会地位相关的世界观和经济文化，不同的社会地位规定了人们相应的行为，比如穿着、语言和礼仪——人们在感知到的社会地位情况下努力保持自我平衡。社会阶层世界观模型的测量是要求人们回答属于哪个阶层群体（如工人阶层、中等阶层），由此感知到一定的压力而遵从一定的经济文化。这种方法将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地位如何影响个体以及如何被个体主观解释。但有些人可能主观认为从属于某一社会地位群体，而收入指标显示他们应该属于不同的群体（Diemer，2009）。比如，按照一个水暖工的收入，在美国应该把他们置于SES分布的中等阶层。然而，水暖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感知到的社会地位，获得社会和文化资本的机会等，主观认定自己是低阶层。总之，SSS评估反映了一个人在社区或群体中知觉到的社会地位，而这种主观感知却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表现。
4.2 主观社会地位的实验操纵方式
由于SES不便于实验操纵，研究者为了考察社会经济地位与一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对个体主观社会地位的实验操纵开展研究。很多研究显示，仅仅是短暂的社会地位启动，就能使被试表现出那些长期处于某社会地位的个体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Kraus et al.，2013），这使社会阶层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随着研究的推进，出现了操纵主观社会地位的不同方法。
4.2.1 服饰操纵法
个体所属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口味和偏好等表现出来。个体的行为会成为所属社会地位的信号被知觉者用于推断其在社会地位等级中的相对位置。在一个考察服饰的研究中，即使一个经验不丰富的评判者仅仅通过一个人鞋子的照片，也能精确地辨别出一个人的收入和一些其他的人格特征（Gillath et al.，2012）。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当被试穿上实验工作服并告知是医生时会提高任务成绩，而穿上实验工作服被告知是油漆工时则不会提高任务成绩（Adam＆Galinsky，2012）。因此，服饰的象征意义非常重要，服饰会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
在一项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心理学实验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改变被试的服饰达到对其主观社会地位操纵的效果。研究采用的高社会地位服饰为商务正装：黑色西装、白色带领长袖打底衬衫、黑色短袜与黑色皮鞋，所有服饰购于知名大型商场；
采用的低社会地位服饰为休闲运动装：白色短袖T恤、蓝色宽松运动裤、塑料拖鞋，所有服饰购于零售超市。研究者让低社会地位被试穿上高社会地位服饰，发现可以启动其主观高社会地位感受，即仅仅穿与特定社会地位相关的服饰就足以诱发与该社会地位一致的行为和心理（Kraus＆Mendes，2014）。
4.2.2 社会经济地位知觉操纵法
对社会经济地位知觉的操纵类似于对文化认同建构的操纵（比如，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的操纵）（Oyserman＆Lee，2008）。在这个操纵中，给被试呈现一个具有10个阶梯的梯子，要求被试“想象阶梯代表人们在国内社会中的位置”。然后采用如下的指导语，把被试随机分配到低或者高社会地位组中（Piff et al.，2010）。
“现在，请您与位于这个梯子最底（顶）端的人进行比较。这些人的生活境况是最差（好）的，他们拥有最少（多）的收入、最低（高）的受教育程度、最没（具）尊严的工作。相对于这些最底（顶）端的人，您会把自己放在梯子的哪一级？”
然后请被试判断自己在梯子上的位置（1 0＝最高的梯级，1＝最低的梯级）。接下来引导被试想象“他们自己正在与梯子最底（顶）的人进行交谈”。特别是引导被试“想象正在交谈的人与你之间的差异会影响谈话的主题及进程，你和他（她）人互相说了些什么”，并要求被试写出5句话。写作类的任务用于激起被试的相关社会地位状态 （Anderson＆Galinsky，2006），而且可以巩固主观社会地位操纵的效果。这种操纵方式广泛用于国内外社会地位相关的心理学实验研究中 （Brown-Iannuzzi et al.，2015；
Kraus et al.，2010；
Li et al.，2018；
胡小勇 等，2016）。
4.2.3 文化资本操纵法
教育和文化背景是影响个体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来自低社会地位家庭的学生很可能因为有利于中上等社会地位的内隐文化规范，而使自己的学业受到影响（Stephens et al.，2014）。例如，教育使人们掌握知识和使用语言的同时，还促进了学生表达观点以及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这一切都和中上等社会地位的文化相吻合（Lareau，2001）。这就对来自低社会地位的人群非常不利，因为可能并不是能力和智力的问题，而是对这些文化规则的不熟悉从而导致了学业上的差距。Goudeau和Croizet（2017）通过操纵被试对文化规则的熟悉水平作为社会地位差异的指标。他们的研究要求被试进行编码的学习任务，在学生参加编码测试之前对任意代码的熟悉程度进行操纵（熟悉和不熟悉）以代表不同的社会地位。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通过让两组被试在实验任务中获得不同社会声望水平，来操纵其在实验环境下的地位感知，以代表其社会地位（Guinote et al.，2015）。
5.1 注意社会经济地位内涵的丰富性
如前所述，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界定社会经济地位。有些学者通过职位来定义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些学者认为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来区分社会地位。例如，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从事一些艺术性活动、体育活动，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却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经济水平这一变量，将个体分为高社会经济地位和低社会经济地位（Manstead，2018；
Santos et al.，2017），可见社会经济地位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文化变量，它经常与其他的因素（如历史因素、集体认同、邻里效应等）交织在一起。研究证明，对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其集体行为和认同是不一样的（Li et al.，2019；
Stephens et al.，2019）。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会通过某种途径进入高社会地位，比如，通过学校教育或者搬进富人区等方式 （Santos et al.，2017）。这些都给社会经济地位的精确测量带来很大困难。当前测量一般都是通过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来综合评价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这一综合指标还有待完善。
5.2 主观社会地位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影响不同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是主观社会地位的基础，但是主观社会地位除了受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个体在评估自己的主观社会地位时，还受到未来期望的影响，比如，自己未来的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或者自己子女未来社会地位的影响（Manstead，2018）。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心理学家更关注主观社会地位对个体的影响，其涉及更多的心理因素，例如个人的目标、态度和感觉（Lee et al.，2018；
Liu et al.，2017）。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虽然可以通过主观社会地位对个体产生影响，但更多的是通过物质上、经济上和受教育水平上对个体产生影响。因此，在研究中，一方面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另一方面要注意二者之间密切的联系。
5.3 注意国情的特殊性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很多在国外常用的测量指标未必在国内同样适用，所以需要研究者根据本国国情，慎重选择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比如，在国外，很多学者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了解青少年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指标，而此项指标在国内是否也可以作为理想的评价指标，值得研究者思考。因为在国内不乏受教育水平很低的个体通过自由经商成为高收入者。另外，有研究显示，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具有不同的集体行为和认同（Li et al.，2019）。西方国家的调查研究显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更倾向申请那些不知名的学校，并且这和学术能力关系不大（Manstead，2018），这样就会造成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加大。而在中国，参加高考是中国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进入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一条重要途径。
5.4 充分考虑研究群体的特殊性
研究对象不同，采用的测量指标应有所差异。比如，如果研究对象为青少年，在考察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时，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经常用到的测量指标，因为青少年未必能真正了解父母的收入水平，而对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他们大都知晓。而研究成年个体，一般按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来判断其社会经济地位。而如果研究对象为老年人，在考察其社会经济地位时，有研究者认为消费指标比收入指标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李燕 等，2015）。对于不同人群需要使用不同的指标，其目的是通过这些指标可以准确地测量其社会经济地位，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总之，虽然以往诸多研究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普遍影响，但是不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分歧。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不同研究者在测量社会经济地位时所使用的指标不同，或者用同样的指标测量不同的人群等原因所导致的结论分歧。虽然社会经济地位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需要融入到心理学的研究中，但是心理学研究者对于如何界定和测量社会经济地位关注不够；
同时为了明确社会经济地位与其他变量的因果关系，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实验操纵的方式与方法也非常有限。这些使得心理学对社会经济地位的深刻理解与思考相对滞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与操纵问题需要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