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婉 绯
(1.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2.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抗战时期，延安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知识分子抱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奔赴延安，但是由于阶级出身、受教育程度、人生经历不同，他们的思想觉悟等参差不齐，对抗战形势、党的主张缺乏认识。为了团结、教育并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对他们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知识分子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1]。虽然当代知识分子不再面临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境遇，但是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斗争依然激烈，引领知识分子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蚀，牢固树立“四个服务”意识，需要对他们进行持续不断的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冒着日寇的炮火和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前往红都延安，但是他们对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理解并不深刻，“虽然有一股革命热情，向往共产主义，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个伟大革命思想，却是模糊的”[2]。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分析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他们的特性进行了深刻分析，把知识分子归为小资产阶级类型。他指出，中国“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3]641，但由于知识分子“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3]642，因此，他们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3]642。针对知识分子的缺点，毛泽东指出：“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3]642，党“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3]642，这其中，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有效提升知识分子思想觉悟、改造其阶级立场的前提和基础。
(一)适应革命事业现实需要，转变“他我”为“自我”
在延安的革命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无法与工农群众相提并论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充其量是革命的“合作者”而不能算作“一家人”，是与革命者有着内外区别的“他我”而不是“自我”。为了适应中国革命事业的现实需要，充实抗战的力量，党亟需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他们由“他我”转变为“自我”，纳入革命的体系中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要把整个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4]143。国难当头，中国的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都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4]143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判断抗战形势和准确分析国内各阶级状况的基础上，明确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4]152。1935年，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驳斥了关门主义认为“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4]155思想，这个时候，党已经认识到搞关门主义是一定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必须要团结更多更广泛的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618。尽管经历了许多波折，伴随着党对革命现实情况的分析和党的中心任务的改变，党认识到知识分子是革命胜利的决定力量之一。中共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了具体要注意的五个方面：其一，要吸收大量知识分子来党的军队、学校、政府工作，对他们加以教育，并在战争中工作中磨炼，争取吸收入党；
对于不愿入党的知识分子也要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其二，注意甄别并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安插的知识分子。其三，对于较为忠实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知识分子,要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克服自身的弱点，使之革命化、群众化，能与老党员干部及工农党员打成一片。其四，同时提高革命中干部的文化水平，使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同时进行；
其五，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要注意其忠实度，保证党的严密。同时与同情党的知识分子保持联系，组织他们到抗日民主伟大斗争、文化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在这五项“应该注意”[3]619的内容中，党中央一再强调“教育”“带领”等，可见，党中央认识到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同时，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党“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力的条件”[3]619，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把他们由“他我”转变为“自我”。
(二)提高知识分子思想觉悟，改变“旧我”为“新我”
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他们具有抗日救国和革命的热情，但是与工农群众天然的革命性相比，他们又具有动摇性和妥协性。他们渴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烈火中得到淬炼，实现由“旧我”到“新我”的转变。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党也迫切需要改变知识分子，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转变为符合抗战需要的革命新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党塑造知识分子、促使他们从“旧我”走向“新我”的桥梁。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来源广泛，一般来说，主要来自大后方、沦陷区和根据地。来自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熏陶，思想中带有自由主义倾向：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目睹了国家被侵略、家园被破坏，民族主义甚为强烈；
大后方知识分子面对文化上的压制和言论上的控制，自我意识觉醒，崇尚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因为参与过生产斗争，个别些许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却一知半解。尽管各自的阶级出身、文化背景、个人经历等各不相同，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也有着相似的特质：其一，无论是身无法自处于旧有社会的叛逆者，还是心不能包容于过往秩序的逃亡者，实质上都是向往光明的追求者，皆因延安自由、民主、抗战的氛围感召而付诸行动。其二，除了少部分在奔赴前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大部分知识分子尚未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的理解并不一致。其三，他们走向的是透过各种形式的宣传，经过个体理解加工，并在自我想象中建构的那个有着完全区别于旧社会的秩序组织、话语体系、行为规范、道德标准的延安。当想象中的延安与实际中的延安无法完全重合时，就会导致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观感也有所不相同，表现出思想状况复杂多样。其四，多数知识分子理论上并没有系统学习过革命的理论，实践上没有经历过直接的斗争，又由于千百年来传统“士”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看不起工农群众，轻视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之，知识分子千辛万苦来到延安，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工作生活中所给予的优待：政治上，享有“苏维埃市民的权利”[5]；
工作上，研究、创作环境自由；
生活上，衣食均有保障。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行为组织的规范，满足了他们对一种民主社会的美好想象。正因为这样的自身秉性和生活生产状态，知识分子无法深刻而透彻地理解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无法认识到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并主动剥除，更无法自觉地站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他们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自由散漫、自以为是，缺乏组织性纪律性，而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必须要强调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才能集中有限的精力和物力财力推进革命的发展，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党必须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理解并认同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改变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他们纳入党的革命系统以提高整个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帮助他们转变“旧我”为“新我”。
(三)顺应抗战形势实时变化，统一“小我”和“大我”
知识分子一直具有自觉批评热情，来到延安后尝试通过文艺作品帮助党整理稍显混乱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以实现在革命语境中的自我认同。这种对革命粗浅认识下的认同只能实现“小我”，只有在党建构革命话语中的认同才能实现“大我”，因此知识分子与延安革命政权之间发生了猛烈的碰撞。党亟需对知识分子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并顺应抗战形势的变化，实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
国民党的围堵、日本的大肆侵略和严重自然灾害，导致1941年左右延安开始出现物资紧缺，知识分子生活水准一降再降。一方面，知识分子尚未将对“救亡”的追求落实到革命工作中去，需要革命的理论的引导。所有“初见”时的美好，都淹没在繁杂的日常琐事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中时，知识分子的对于革命的浪漫想象和充满激进的万丈豪情都在逐渐消退。知识分子特有的细腻与敏感使他们逐渐意识到，新社会的构建并不能完全隔绝旧思想的侵蚀，满心欢喜地歌颂在理想现实的落差下慢慢转变成无情的揭露。另一方面，党要把知识分子组成一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军队”，与前方的“军事战线”对应，来负责后方的“文化战线”。抗战的全面爆发，党急需一批意志坚定、素质优良的知识型干部，加快革命的进程。毛泽东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4]256。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的准备，就是最重要的准备。党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就是使得知识分子既能够自身在思想上政治上成熟起来，成为党的抗战干部，也能够在干部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与党对知识分子在工作中的期待南辕北辙，成为革命向前发展的阻力。在知识分子的眼中，延安的普通民众，其愚昧无知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除此之外，革命队伍内部也存在各种问题与落后，国民的劣根性并没有因为这里是延安而消失，凡此种种匹配不了他们心中所向往的新的社会秩序。党亟需帮助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认清革命形势，把“自我”实现纳入整个革命体系中，去服务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党的带领下与全国人民一道，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成就“大我”，最终实现“小我”与“大我”有机的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的教化，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于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使之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因此要在正确认识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恰当的教育方式，并注重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以促进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探索并积累了丰厚的经验。
(一)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抗战初期，党一直肯定知识分子的“先锋队”作用，出于对中国革命中文化运动重要性的评估，党要求宣传部门必须注意领导和参加文化运动，并在必要时吸收部分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党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和报告中，多次提出知识分子对于工农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并引导他们参加基层工作、军队工作等，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此时，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仅限在招待以及帮助其开展工作。随着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目标在于团结进步的文化人。由于当时党内许多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同志对于此方针理解的偏差，知识分子基本处于一种自由主义的状态中，暴露出许多严重的问题：知识分子尽管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但是许多人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打量延安的革命工作和日常生活，部分知识分子与党的干部、工农群众发生很多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矛盾。党逐步认识到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展整风运动等，不仅从思想上教育改造他们，更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引导动员他们。毛泽东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6]780。党教育知识分子思想上树立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工农群众结合，形成无产阶级思想；
行动上在革命分工中提高觉悟，找准位置，发挥功能，忠于职守，在充分理解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中发挥个体作用，在革命工作中完成自我实现，并推动革命的向前发展。
(二)科学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合内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队伍的培养和干部的储备，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国情形势、党的历史和理论等教育和武装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7]。为了确保教育内容的理论依据，党聚集了一大批有着较高水平的专业翻译人才，成立了专门的编译机关，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原著译介工作。译作的内容选取有着相当强的针对性：其一，党根据革命和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选取文本。其二，党根据革命的现实选择译介方式。其三，党根据教育对象实际情况选择语言风格。为了帮助知识分子能够及时把握抗战形势的瞬息万变，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党还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政治形势的教育。1938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演讲上要求青年：“想要取得思想和政治上的进步，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6]804。党的领导人和理论专家经常讲课或作报告，教育引导关怀知识分子。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势政策外，还包括党的历史、抗战策略等，并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学校开设了系统的理论教育课程展开教育。
(三)恰当采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有效途径和措施，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力地、高效地达成教育目的。这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系统化的学校教育。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一到延安都是安排进学校学习，党成立多所学校，通过课堂教育，用一种面对面的灌输、交流、讨论，系统地对知识分子进行理论教育，著名的有：马列学院、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等。毛泽东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成立的前三年时间中，共前往讲话22次，题词4次，此外，多次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发表演讲和题词。第二，坚持生产劳动教育。党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知识分子劳动的观点与习惯，加强他们对工农大众的理解、与工农大众的感情，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务实精神。党的领导人率先垂范，毛泽东在杨家岭开垦种菜，朱德不仅种菜有一套，还积极参加纺线工作。第三，坚持日常生活中教育。党在日常生活中组织各种活报剧、秧歌剧等，每逢特殊纪念日组织各种庆典和纪念活动，润物无声地把党的革命思想倾注到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去。党的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交往频繁，还与他们建立书信往来，深入地探讨理论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
(四)高度重视面向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充分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尊重和重视，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对党以及党的革命事业的认同感。在党中央的文件中，多次提出要欢迎和团结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文艺家和工农兵相互宽容，原谅各自的缺点。党的领导人经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知识分子交流思想，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尽管延安地处山区，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党总是竭尽所能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优先保证其物质待遇。党中央制定《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条例》，规定“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8]。党将知识分子按其才能分类，对于甲类干部，津贴每月15-30元，小厨房供给伙食，窑洞独居，妻儿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待遇等同。党对知识分子的优待，充分表达了党对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充分肯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贡献的认可和推崇。党的人文关怀，以情感人、以情化人，转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物质上充分保障知识分子的生产生活基本需求，使党的理论学说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精神上拉近情感距离，避免工作中产生抵触情绪，培养了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9]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好的，他们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但是，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积累的经验可以为新时代提供有益借鉴。
(一)为新时代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理论资源
延安时期，党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知识分子阶级立场的改变，把知识分子教育成革命的知识分子，完成了党的中心任务。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在马克思基本原理指导下，基于当时抗战的革命现实，由党的领导人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完善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为当代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资源。当前，“两个大局”历史性交汇，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变化深刻，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沟通方式的巨变直接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知识分子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亟需思想政治教育予以回应和解答。新时代的深刻变化提出了新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9]。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建设的重要性,是我国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方针。党借鉴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知识分子成长规律，深入掌握理论，灵活使用方法，从实践中总结规律，丰富拓展理论，不断提高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引领,形成了涵盖人才引进、培养、教育和使用的全方位人才建设格局,使延安时期成为我党历史上人才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认真学习和研究延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教育理论、经验,汲取历史智慧,对于新时代领会党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论述、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为新时代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方法借鉴
延安时期，党坚持理论教育、生产劳动教育、日常生活中教育等多种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有效地将知识分子纳入党的整体革命系统，并作为革命系统中的部分，推动了整个革命地向前发展。新时代，科技迅猛发展，知识分子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的活动场域都空前扩大，思想道德观念、情感价值观念等都发生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10]，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延安时期的借鉴，在承继的基础上讲究创新。当下数字技术发展，网络几乎实现全覆盖，知识分子因自身的特点，“互联网生存”已经成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生存方式，几乎与“现实生存”并存，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出新的要求。内容决定形式，方法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服务于目的并受制于目的，必须根据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形成体系。对于延安时期行之有效的方法，总结并发展；
对不适应当前形势的方法，分析并扬弃。同时，应当注意到，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现代化手段无论多么有效也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教育方法。虽然历史条件、社会矛盾和时代任务不断变化，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而言，经验性的“老把式”依然有效。知识分子普遍较为理性，多在工作生活中追求直接、简单、高效，客观上容易造成与教育者之间的疏离。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方法中温情又具有人性化的一面弥补了现代化方式中虽言之凿凿却难免“隔靴搔痒”的不足，恰能弥合这种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创造更好条件，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让知识分子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11]质言之，新时代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对延安时期方法的借鉴和升级，是进一步的科学化和专业化。
(三)为新时代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增加素材积累
延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所遗留下来的文献、故事、遗迹等是伟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的载体，它的内涵和价值是新时代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素材。这些素材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历史遗迹，如延安中央大礼堂、毛泽东延安旧居等，可以令当代知识分子睹物思人，感受到革命精神的激励和鼓舞；
一类是历史文本，如党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规定等文件，给予新时代党教育知识分子直接的比对与参照；
一类是历史史实，党教育知识分子的实践过程，以故事的形式固定并流传，使得教育过程更为生动，更有画面感。这些素材具有自身的特性：反映了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教育知识分子抛弃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站到了无产阶级阵营中来，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历史遗迹的一砖一瓦、政策文件的一字一句、史实故事的每一个情节，都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内容与形式直观生动又富有感染力，使得受教育者可以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知延安时期党的艰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具有亲和力和可参与性。延安时期的素材使得新时代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充实：第一，表达鲜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概念，结合素材，形成了最鲜活地表达。第二，呈现完整。各种形式素材给新时代知识分子一种“全知”的视角，不仅包含传统意义宏大叙事，也包括身边琐碎的微观叙事。第三，引发思考。延安时期的素材，不仅“深”而且“厚”，情节中蕴含着党对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内容、方法、原则等，引发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并深入剖析，帮助新时代知识分子在困惑时做出正确的选择。
(四)为新时代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榜样效应
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新时代，知识分子都是整体素质较高，知识储备丰富，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对党和人民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群体。延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给予新时代知识分子一种类似的比照，在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转换中，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由于与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情感体验，可以超越时空距离，产生共鸣。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接受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像发生于眼前一样地真实亲切可信，形成榜样效应，为新时代知识分子接受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路向上树立了标杆：第一，接受党的领导。新时代，知识分子是“两个百年”目标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愿凝聚在党的周围，将自己的智慧贡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时代，党引导知识分子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客观理性看待事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自身专长，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树立担当意识。第三，参与社会生产实践。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明确、综合能力较强、社会事物参与活跃，在实践中，用思想政治水平充分匹配作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身理论水平，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促进个人价值与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
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爱国热情和政治热情，使得自身对于党及党的事业不仅态度认同而且情感价值认同。“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