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清
[云南大学，昆明 650504]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2年7月28日第1版。中国这十年，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我们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站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了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们就不应忘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艰辛探索及形成的宝贵经验；
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经济思想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
毛泽东经济思想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初步形成。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搜集并广泛阅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此为基础，思考和探索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毛泽东的调查能力很强”，(3)左雯敏：《农村阶级与农民革命——以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为中心的分析》，《思想战线》2022年第1期。为了搞好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他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调查研究，甚至隐姓埋名吃住在农户家里与农民恳谈。依据调查研究获得的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顺应人民意愿，及时调整了中央苏区土地政策中的失误与偏差，有力地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利益，显著激发了农民的拥军热情。为冲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红色圩场”，保护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自给自足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创造条件维持与白区的商贸往来。这一系列正确的经济主张的实施，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并使红军队伍在短时期内获得了迅速扩大。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将土地问题作为维护农民利益的核心问题，重视保护和发展多样化的手工业，将发展经济与发展军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了处于初步形成阶段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经济思想在延安时期得到了丰富与发展。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延安13年的局部执政实践，这13年，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在实践的反复磨砺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历程。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系统思考一个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构想。1944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
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这一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还涉及边区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帮助群众发展经济问题、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等等。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很大拓展，并为我们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领导经济建设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思考的重点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夺取政权和如何建立新型民主国家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坚定的革命者和伟大的理论家、战略家，毛泽东从不回避经济问题的根本性、重要性，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中国的经济问题，并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国家开展经济建设进行了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擘画。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经济思想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度。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深刻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规划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这一思想后来被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联互动中，“实践呼唤理论”，(7)张瑞才：《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鲜明特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理论指导实践不断走向深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1949—1965年间，在领导全党全国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经济问题更加重视，不仅反复研读《资本论》，而且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等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大大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交互深化，形成了科学内涵丰富、实践品格鲜明的毛泽东经济思想体系。在这一经济思想宝库中，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真理性认识值得我们在今天继续加以深入研究。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深入推进，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阐述的经济思想得到了持续深化，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一论断既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高度契合的科学认识，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1956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得以超出预期顺利完成，在成功实现生产关系革命性变革的同时，生产力得到了比较快速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思考最多的就是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这一主张在党的八大路线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八大正确分析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22年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必须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为中心议题，果断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拨乱反正，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明确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生产力标准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体现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性。坚持生产力标准，使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出了一条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道路，开辟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纪元。
(二)实施工业强国战略，走发展自强的道路
毛泽东经济思想不仅主张实事求是，而且具有重大的战略前瞻性。在1937年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在惊涛骇浪中上下求索，毛泽东就已经开始了对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工业强国”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屈辱处境，就必须通过发展工业来实现国力的强大。这一在延安窑洞里产生的思想，就已经大大超越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能达到认识高度和经济理论水平。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要把工业作为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中之重，“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毛泽东认为，对于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来说，工业化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和全局性作用，建设现代工业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页。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只能是一个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过程，只有当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页。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引下，党和人民克服了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有力地维护和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安全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这段讲话从一个角度，有力地肯定了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基本原则、基本方略所具有的真理性价值。
(三)统筹国民经济基本关系，注重协调发展与综合平衡
如何统筹协调国民经济中的基本关系，是国家治理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国民经济中的基本关系主要包括各大产业及部类之间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等。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实践，对统筹国民经济基本关系积累了丰富认知和多元化调控手段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需要在一个全新和不发达的起点上探索如何统筹国民经济的基本关系问题，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极为艰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缺乏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以及在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定氛围下产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冒进心态，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的错误，紧接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又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遭受挫折，出现了国民经济基本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给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困难。严峻的现实局面促使毛泽东深入思考如何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及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问题，并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再认识，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经济思想得到了持续深化。
20世纪60年代初，通过带领全党初步总结“大跃进”教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协调国民经济各大部类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整体部署。这一整体部署的落实，一是使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冒进发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和扭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恢复和提高，保障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稳住了国民经济的根基；
二是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的片面做法，轻重工业占比逐步趋于协调。到1965年底，我国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发展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很多经济发展指标上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头十年的最高水平，工业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得到加强；
与此同时，“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677页。这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得以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面貌；
也标志着，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初步经验，经济工作水平在实践锻炼中得到了提高。
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国民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对这一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7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从本质上来说是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和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因此，工人的消费必然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
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的大多数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0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能力无限扩张，而消费能力却永远跟不上这一扩张的步伐，于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并且“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3页。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集中体现了生产和社会消费之间，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辩证统一。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刚刚结束时他便提出，要通过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1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在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积累与消费关系的认识，提出：“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毛泽东运用统筹兼顾的辩证思维方法认识到，农业领域与工业领域中的积累与消费关系并非各自孤立，而是彼此关联与互动的。在农业领域，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国家税收、合作社积累、农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在处理三者关系的过程中，我国不能采取苏联那种以损害农民利益来实现经济建设高积累的做法，而是要通过实行较低的农业税、缩小工农剪刀差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等办法保护农民利益。他认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只有农业发展起来了，才能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而农业生产要发展，则首先要积累。只有先让农业本身积累更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益分配问题，毛泽东认为，物质利益不能只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贫富悬殊。这些观点都是真理性认识，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四)全面实现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毛泽东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提出现代化建设思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规划了中国的现代化蓝图，提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20)《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90页。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一次历史性盛会。依据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最新发展，八大新修订的党章明确了党的主要任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即“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15-316页。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阐述关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强调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675页。进入60年代，毛泽东开始更多地思考如何建立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问题，对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内涵更为丰富并且趋于成熟。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2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通过批判地借鉴苏联经验，毛泽东冷静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2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02页。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把四个现代化明确表述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入探索和对中外发展经验的系统总结。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912-913页。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成为当时复杂政治局面下团结凝聚人心、鼓舞人民奋勇向前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26)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显然，这一评价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整体肯定。进一步地，习近平总书记还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探求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等方面具体肯定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价值。同时，也在事实上为我们提出了新时代加强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的要求，并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和主要线索。依据这一遵循和线索，可以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释和开掘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依靠自己的力量把经济搞好
毛泽东经济思想贯穿着强烈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意识。新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开展经济建设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像一些小国一样单纯依靠外援发展依附型经济，并且“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发展经济只能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一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争取苏联的贷款和援助，但另一方面，当经济援助附带政治条件，或政治条件企图通过附加经济援助以增加吸引力时，毛泽东总是坚决予以回绝，他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640页。1960年，随着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并日益加剧，苏联突然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使中国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本已非常困难的国民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即便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决心也没有丝毫动摇。1960年9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2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643页。1982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时介绍说，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就是“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2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并进一步强调，“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3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6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纵观当前的经济形势，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实力、经济地位得到了历史性跃升；
而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国际不稳定因素等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基于对中国经济整体形势的研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3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发展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32)《习近平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人民日报》，2021年8月12日第1版。“现在，国际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我们必须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33)习近平：《习近平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强调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化改革破解矛盾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人民日报》，2018年9月29日第1版。2022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进一步夯实兴党强国的强大物质基础。(34)参见辛向阳、刘须宽：《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光明日报》，2022年8月19日第11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重申和深化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自力更生原则，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好经济建设的高度自信和强大能力，深刻揭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与毛泽东经济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毛泽东经济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经济以更好满足人民需要
毛泽东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心系人民冷暖，把发展经济与顺应人民意愿、满足人民切身利益需求高度地统一起来，赢得了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戴，开创出经济和军事齐头并进、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带领全党逐步摸索出一条以生产力的发展巩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成功道路，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面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341页。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一以人民需要为中心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后来一直被沿用，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形成了全新的阐释。作为对毛泽东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的实践，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就建立了初步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义务教育制度，使广大人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当家做主的自豪感，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3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3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7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这些需要的满足直接或间接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从根本上都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获得实现。“只有人民的发展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38)余斌：《试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本质特色》，《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实际上集中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了谁”的问题，与毛泽东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一脉相承，同时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新内涵和新要求。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俄乌冲突等不稳定因素大大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动荡，世界经济仍然在复苏和再次探底之间徘徊，并且后者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同时也是这一形势的始作俑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内部矛盾也越来越集中地暴露出来，主要包括：国家治理失效、贫富悬殊、政党纷争激烈、社会共识破裂、右翼势力抬头、逆全球化态势加剧等等，这些矛盾的不断激化，正在一步步印证着马克思的论断，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874 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激荡中，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追求，必将引领中国经济克服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而行稳致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更加丰富、充满活力的时代内涵。
(三)以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抵御不利外部因素的冲击
毛泽东很早就洞见到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走上工业自强的道路，才能为实现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一度密切，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把中国变成由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尽快获得经济援助，很多东欧国家都加入了由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但毛泽东却敏锐地意识到，依靠外援进行经济建设将以牺牲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国家的政治独立性为代价，因此拒绝复制东欧模式。历史的发展表明，毛泽东这一抉择极富远见卓识，它使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前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我国没有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建成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话，则不仅难以走上工业现代化的道路，而且很难抵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华约解体给社会主义经济体造成的巨大冲击与破坏，经济后果、政治后果难以估量。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表明：完整的工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坚强柱石，从而进一步确证了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真理性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开掘并继续弘扬这一真理性价值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了“三个没有改变”的判断，即“中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4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05页。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断，其中一个重要而充分的依据便是，“我国拥有较好的发展条件和物质基础，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41)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正是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我国经济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又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自主性，拥有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随着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加快和产业迭代升级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必将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创造新的奇迹。反观一些发达经济体，由于国家干预在资本的逐利本能面前表现得虚弱无力，实体经济大量外流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几乎不可逆转，与此同时，由金融自由化推动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必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并制造出一系列更加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如社会及文化的分裂、族际冲突、民粹主义抬头、政治认同丧失等。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入演进，中西方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并由此决定了美西方反华势力企图通过炮制实体名单、打断国际产业链条、强制资本回流、迫使中概股退市等方式遏制中国经济发展，这种阻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图谋必将走向破产。
毛泽东经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真理性认识，其时代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具有高度一致性，是党和人民应当倍加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经济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42)张宇：《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及其当代意义》，《光明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5版。并且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不仅造成了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认识不充分、把握不全面、评价不准确，而且直接制约了以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真理性认识服务于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需要。这种状况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习惯而不自觉地用今天的眼光去评判毛泽东的治国经略，而其中又有很多主观臆断的成分，由此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一部分研究者和评判者认为毛泽东缺乏经济思想、不重视经济问题，甚至有人不顾基本史实，指责毛泽东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等等。这些认识失之于偏、失之于谬，不仅消解、抹杀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真理性成分，否定了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而且直接导致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虚无主义倾向，其影响和危害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
在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4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了经济问题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他毕生关注和重视中国的经济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体性、普遍性规律有深入系统的认识，这些认识中的很多内容不仅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褪色，而且在实践的反复检验下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更高起点上，深入阐释和开掘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不仅有助于加强和改进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而且有利于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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