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品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6)
“非虚构”文学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自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以来，其作为现实主义文学或“新问题”文学层面的“新文学支流”，便逐渐汇入主流文学大潮之中。“非虚构”是一种跨文体或多文体兼容的文学创作方式，这赋予新世纪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度。学会平衡文学肌质的真实性和文学性，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题中之义。我国当代的一些著名作家和诗人都曾在《人民文学》这块“非虚构”阵地发表过代表性作品，如贾平凹的《定西笔记》、于坚的《印度记》、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非虚构”文学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下虚拟信息泛滥成灾和虚构文学表现无力现象的纠偏和补救，其更多地关注并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在增强文学社会影响力的同时无疑会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成为吹响时代进步号角的“文艺新军”。
“非虚构”(Nonfiction Novel)一词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坛，与美国新闻报道领域中“新新闻主义”运动的兴起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它是一种将小说家的故事情节写作技法和记者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相融合后诞生的“混血新生儿”，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等均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作品。然而，中国“非虚构”的叙事传统早已有之。如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之语：“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1]44“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从“真实性”和“文学性”两个维度对《史记》的精确定位。非虚构文学虽缺乏明确有效的界定，但其“内部疆域”应大致涵盖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文学回忆录、口述体实录作品五种。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较为成熟的非虚构文学可追溯至黄小配的《五日风声》。“1911年5月开始在广州《南越报》上连载的黄小配的《五日风声》(署名世次郎)，就是一篇反映‘辛亥广州起义’事件的报告文学”[2]79。此后，其一直以“无名有实”的被遮蔽状态在革命战事、文艺运动和国家建设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直到1979年，董鼎山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美国1978年度最佳畅销书》一文，对“非虚构”畅销书的介绍才正式出现。之后，关于“非虚构”文学创作的论说在学术界形成一定的态势。“非虚构”作为一种创作潮流，得益于2010年《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的开辟，随后各种杂志刊登的“非虚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近几年在融媒体创新驱动下，“非虚构”已在不少微信公众号中占有一席之地，如“真实故事计划”公众号不断推送“打动人心的原创真实故事”。
“非虚构”是对消费市场上以虚构为主导的通俗文化的反拨，其形成一股思潮得益于它强劲的现实表现力契合了“文艺引领时代风气”主旋律的召唤。正如苏童被问及未经历某种生活场景如何创作出似是而非的小说时坦言，自己借助想象力“瞎编”，以一种虚构笔法创作新历史主义小说。如讲述“一夫四妻”封建家庭悲剧故事的《妻妾成群》，这种刻意解构是戏谑历史的一种方式，走向现实主义主潮的反面，在没有客观史实支撑的情况下绚烂一时便归于平淡。关于文学的定义，伊格尔顿曾说：“从虚构这层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想象性的’写作——一种按字面来说不是有关真人实事的写作。但是，只要对人们通常归入文学范畴的作家、作品略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一定义是说不通的。”[3]1将文学定义为单纯的“想象性”“虚构化”写作显然有失公允，因为这恰恰排除了文学涉足“真人实事”领域的可能性。从宏观大类角度，文学可以划分为虚构类和纪实类，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文坛已形成一定格局的“非虚构文学”，如梁鸿的“梁庄系列”与李娟的“牧场系列”。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写作存在一种非虚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国古代诗歌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非虚构’的，诗歌中所表达的内容是相当真实的，它不存在作者虚构的情况，因此不能用西方那种隐喻式的阅读方式去看待中国的诗歌。”[4]7该说虽然遭到其他西方学者的反对，但有其合理的一面，即明确并重拾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诗歌可以“诀别”隐喻，转向以文字为媒介来表现经验世界的存在物。由此可见，“非虚构”文学内容以原汁原味的经验世界为依据，手法是现实主义，追求一定的时效性，注重对当下问题的发掘、分析和解决，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非虚构’是相对于虚构而言的叙事范畴，既指一种遵照事实进行客观叙事的方法与模式，也指主体以客观叙事方法呈现生活原型、原态的叙事类作品。笼而统之所讲的‘非虚构’指的是客观上和主观上均高度认同‘以纪实为本质’的方法和作品。”[5]54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10月《人民文学》举办的“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研讨会上，主编李敬泽宣布的“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号召作家走出书斋、步入田野，这正是一种文学场的理论实践。阿克鸠射是四川省昭觉县委宣传部的一名新闻工作者，2013年2月他受县委之托到“悬崖村”采访。“爬悬崖、攀藤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道难关。但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一路走、一路拍、一路采写，经过四个小时惊心动魄的攀爬之后，终于从阿土勒尔村的牛觉社到了山上的勒尔社。”[6]182作者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山村腹地，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报告文学的撰写工作。2019年3月，凝聚作者多年心血的高质量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悬崖村》正式出版发行。他的新闻实践及文学成果证明“非虚构”并非一个伪命题，而是烛照当下“吾土吾民”的时代热词。《悬崖村》的独到之处在于图文并茂地讲述了悬崖村村民、村干部以及一切“援村志士”的艰苦奋斗史，尤其是该山村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旧貌换新颜的历程。作品中摄影图片多达32幅，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新旧对照中凸显脱贫攻坚的成效。“‘非虚构书写’并不渴求能够借助‘文体’的创新使自己也进入到‘经典链’以成为其中的一环，而仅仅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书写’行为来体察和确认自身及他者作为当下的‘存在者’的本真形态。”[7]104作者精确捕捉到了当下悬崖村村民的本真形态——脸上处处洋溢着笑容。人们在政府脱贫攻坚重大举措的带动下纷纷找到了致富门路，这笑容正是村民摆脱贫困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体现。
《悬崖村》刻画的山村原型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该村位于大凉山腹地古里拉达大峡谷深处，坐落在海拔628～2300米的山坳中，故名“悬崖村”。它既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山村，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藤梯已构成悬崖村的“边地标签”，但其本质上的衰朽和艰险，给村民的出行尤其是孩子们上学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作品自然引出了民心所向的“藤梯攻坚”政治实践，并将其融入政府开展的“脱贫攻坚”伟大举措之中。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8]3“脱贫攻坚”作为自上至下推行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政治文化形态。借用孙正甲先生对政治文化宏观社会模式的划分方式，其应属于整合模式，“指同一政治体系下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他们在共同享有主流文化的同时有权保留各自的非主流文化，即在分散基础上自觉集中的共识型政治文化。”[9]60《悬崖村》“引言”中交代，大凉山彝族自治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喜事”，即习总书记要来大凉山调研，部署脱贫工作。上至村干部下至村民，“闻讯”之后都处于兴奋的状态。高涨情绪藉由“干酒”形式得以彰显，这不仅是彝族人民豪爽洒脱性格的印证，而且是民族凝聚力在国家政治文化号召下被激发的体现。作品中写道：“习总书记说‘撸起袖子加油干’，太对大凉山彝族同胞的心思了。这几年，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和大凉山彝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正是‘干’出来的吗？只有干，才能变；
只有大干，才能大变。”[6]6“官方意识形态无需被奉为圭泉，而是靠巨大的正向能量释放赢得社会尊崇，进而演变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9]60
《悬崖村》与其说是一部文学化的民族志，毋宁说是一部演绎政治文化的少数民族脱贫攻坚史。作品中的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皮几休正是秉持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认识，才在县城大会上不断提交关于开发古里拉达大峡谷及周边旅游资源的议案。此外还有诸多易地搬迁方面的难题，如耕地划拨、岗位安排和收入保障等。作品也提到了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扶志强智”的具体措施，并着重刻画了新时代的“农村新人”即扶贫干部，但小说的浓墨重彩之处在于对山村基础设施改善的描述，如4G开通和电网升级，尤其是进村之路即藤梯的改造，充分显示出干群勠力攻坚的决心和毅力。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在人类起初的血缘共同体中，会产生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地体现为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它又进一步地发展并分化成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意味着人们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纯粹地相互影响、彼此协调。”[10]87世代居于悬崖之上的悬崖村村民是一个地缘共同体，当钢梯建造的惠民工程受阻，每个村民都自告奋勇报名参与施工，1500多根钢管全部由人力或扛或背上山顶。小说中写道：“在烈日下，在山风中，在悬崖上，我目睹了村民们肩扛或背负着沉甸甸的钢管往上攀登，个个挥汗如雨，目光坚定，没有畏惧，没有动摇，只有坚实的脚步。”[6]109怀着脱贫致富美好愿景的村民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凝聚成有着坚定目标或一致方向的精神共同体。在新任乡党委书记阿吾木牛和村支书某色吉日的带领下，历时数月的造梯工程终于竣工。原本由木棒和钢筋组成的藤梯转变为纯粹由钢材打造的钢梯并非易事，因为其“附着地”是由山脚延伸至山顶的悬崖峭壁。期间经历了无公司承包工程、经费不足、器材运输不便、劳力荒、危险路段施工难等问题，均被党员干部和村民逐一克服，他们以惊人的伟力完成了气壮山河的“天梯”建造。“2016年11月，‘悬崖村’12段老藤梯——最危险路段的钢梯全覆盖工程顺利完工。由1500多根钢管、6000多个扣件修建起来的钢梯屹立在‘悬崖村’村民的面前，顺着2556级台阶，村民们很轻松地就能回到自己的家。”[6]114悬崖村贫困症结即出行难得到根治，出行便利过程中的踏实感和安全感取代了之前由身体悬空带来的恐怖感和眩晕感，这一切都归功于脱贫攻坚的显著成效。“文学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文学离不开政治，对脱贫攻坚这一重要的政治举措进行艺术的反映和描写，也是文学可以承担而且应该承担的一项意识形态任务和职责。”[11]21《悬崖村》在与政治文化互通互鉴的融合中保持着自身的文学性，同时也摆正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悬崖村扶贫实践催生了作品的脱贫攻坚主题，而后者会激发并鼓舞更多类似地区人民的脱贫攻坚之志，实现文学的审美特质和社会功用的有机结合，以“软文化”的方式助力“硬文化”付诸实践。
陈思和先生基于“新文学整体观”研究提出的 “民间”概念，本质是一种较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民间文化形态。“虽然在国家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总是在一定限度内接纳国家权力对它的渗透……但它毕竟是属于‘被统治’的范畴，有着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历史和传统。”[12]271作者基于民间立场，讲述了悬崖村脱贫攻坚的致富之路，其村容新貌的形成过程某种程度上即是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渗透和改造过程。但是民间文化形态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隐形结构，而是与其并行不悖并“配合”其完成“精准脱贫”伟大实践的显性结构。作品中的民间有相对独立的历史和传统，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模式影响下村民的安土重迁意识。悬崖村具有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先民为了躲避战乱和械斗才迁移到此地，从而形成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理想生活园地。沿山修建的藤梯只是为了方便村民下山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或偶尔贩卖谷物，却暗示着封闭山村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即底层样貌在民间场域更新换代的潮流中完成“新陈代谢”。“由于民间自身具有藏污纳垢的特点，它可以容纳一切从政治文化中心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12]266作者借用地方史料讲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历史中的“阴暗面”，即旧时奴隶制度的罪恶；
也讲述了传统观念层面的“糟粕”对扶贫工作的阻碍：“发扶贫款，几天用光，依然贫穷；
发小板凳，砍了烧火，依然坐地上；
发衣物被褥，发米面油盐……凡是上面免费发的东西，总不太珍惜。”[6]103整个“前现代”阶段的村庄笼罩着一种“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惰性氛围。
底层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由于纯粹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没有自我表述能力，更多的是等待精英知识分子的开掘，从而成为被表述的对象。阿克鸠射是一位作家、诗人兼新闻工作者。由于工作的“亲历性”，他克服了对底层把握方面可能存在的主题或题材重复性和凌空高蹈的虚构性等写作惯性问题。学者刘旭指出，关于底层的表述实则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存在裂隙的表征，立足于底层场域，“更容易与当前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发出不同的声音，对底层做出另样的、更接近真实的表述。”[13]28《悬崖村》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是聚焦底层彝族民众生存现状和精神处境的“真实表述”。作者择取民间的语言形式来表现作为客观对象化的民间，如借助大量口述实录的对话让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此外，作者还引用了不少谚语和方言作为还原真实民间的媒介。村民普遍存在一种“隐形的贫困”，在“等待——依靠——索要”中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最后习惯“贫困”。“千年奴隶制形成了生活习惯。只要有个遮风挡雨的茅草屋、石板房栖息就很满足了。从来没有打算修筑根基牢固、能在风雨中屹立百年的老宅。……有些老辈子，睡不来床铺，在火塘边竹篾上一蜷就是一辈子。习惯于贫困，也是一种看不见的贫困。”[6]55精神奴役创伤滋生了村民裹足不前的生活习惯，这种陋习也是其无法逾越底层框限的重要原因。陈思和认为，自由自在是民间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境界。”[12]271摆脱了外在条文束缚和内在概念统摄的民间不再是“绝望死水”的隐喻实体，而是具备吐故纳新、自我扬弃功能的民间体，准确来说，是一个空间物质随时间推移而产生质变的“时空体”。这种“时空体”最典型的特征是“去苦难化”。“生命总有向往自由的本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苦难和不幸，但民间的生命总是顽强地去承担或征服它，生命的这种精神总是或强或弱地弥漫于民间大地上。”[14]5作者用较大篇幅描写了“人与藤梯”之间的感情纠葛，其中包括适龄儿童上学难的问题。在节约时间和生命安全之间，人们选择了前者。藤梯成了苦难的象征，人们选择接受它并依靠它完成出行。当政府财政支持悬崖村藤梯改造时，人们在缺乏知识和人力的情况选择了学习技术和自己出工，在烈日考验和高强度作业下历时数月完成了钢梯工程。作者饱含激赏之情写道：“事实证明：只有祖祖辈辈在悬崖上生活，在藤梯上来回攀爬的村民，才具有特殊的本领，能在悬崖上修建钢梯；
只有‘内生动力’被激发出来的彝族同胞，才能在云彩之上创造奇迹！”[6]107此时的钢梯是村民“内生动力”被激发后创造的奇迹，也是超越并战胜苦难的印证。钢梯竣工后，山村出现一系列现代化“新面孔”：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进入信息社会，有了强大的电力，种植经济作物油橄榄，勒尔小学展现新貌……作者以“天梯”取代“钢梯”，展现了山村自交通改善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深一层的意义是预示其对山村未来美好愿景的希冀以及对民众身体所蕴含无限而伟大创造力的钦佩。他将“藤梯之路”“钢梯之变”“天梯之上”分别设置为小说文本前、中、后三个章节的名称，这种结构安排的背后凸显了处于流动变化民间体之中的作者对苦难认知的不断更迭，即底层民众由承受苦难、超越苦难到最后“去苦难化”，这其中蕴含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统一关系的哲学原理，“穷则思变”的村民涤除了精神上的惰性，认识到在今后乡村振兴环节中自己的责任和担当。“最好的非虚构小说显示出一些辨别是非的审美能力，这种能力在所有的时代对持续不断的人类困境来说，都起到一种向导的作用。如同任何时期最好的文学，这些作品最终都具有人的性质和人类解决面临的困难的力量。”[15]22
悬崖村，顾名思义即位于悬崖之上的村庄。由于近几年新闻媒体的竞相报道，其本名阿土勒尔村反而被遮蔽和遗忘。报告文学《悬崖村》的出版发行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这座特殊山村的全貌，尤其是汗流浃背的孩子成群结队攀爬藤梯上学的怵目惊心场景，彰显了《悬崖村》作为“非虚构”文学所蕴含的直指人心的真实力量。“非虚构”文学的时效性与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政治实践相契合，形成了《悬崖村》“既红且专”的文学质素，使其成为文学审美功能和现实社会功效有机结合的典范。无论在前期的实地走访、素材采集还是后期的文本转化、报告撰写过程中，作者始终基于“流动变化”的“民间体”立场，以辩证发展的眼光述说底层“去苦难”过程中人们的精神蜕变，因此作者在人民“伟力”的开掘和山村面貌的“新变”方面颇下功夫。从这点看，《悬崖村》是民族志和脱贫史两个维度结合得恰到好处的“非虚构”文学精品，这对后续的“非虚构”文学创作主题探索的多元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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