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说党会营救你们
曹城?(1916.12―2003.10)，河南内乡人。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团长，晋西北新军决死第二纵队第三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十五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冀察热辽军政大学副教育长、代教育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安陆军学校副校长。1981年3月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教育长。1964年曹城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各一枚。
笔者曾有幸采访曹城老首长，特将采访笔记整理成文。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取得了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000余人的首战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全国军民深受鼓舞。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率领总部部分人员和随营学校，绕过日军轰炸目标，经山区小路，辗转跋涉，于10月下旬抵达山西汾阳、孝义，担负起“为创造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开拓道路”的任务。
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政委陈明、参谋长闫捷三，在总部的领导下，先后派出了大批的工作队(包括工作团、工作组、招生组，统称为工作队)沿路宣传。据傅钟同志回忆，随营学校派出的工作队先后有200多个队次。这些工作队分头下到附近各县，到孝义的最多，分布面广，分别下到城关、区、工厂、农村、煤矿、学校等单位。工作队下去的时间，短的有几天，长的有几个月。队员们大都是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长、富有革命经验的同志，有的后来留下来当县委书记，例如学员梁占祥?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情报局局长?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下去工作的同志，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当然针对不同单位、不同对象，宣传的侧重点又有不同。如农村和城镇不同，学校与工厂、煤矿也不同。工作队的同志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指导下，着重在关心、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上做工作，比如减租减息，组织各种抗日救国会，改善工人劳动、生活条件，教儿童、群众唱革命歌曲，批斗汉奸恶霸，等等。这些工作，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随营学校还积极开展招生扩军工作。
我当时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孝义县特派员、中共地下党孝义县工委书记。由于受该县反共组织公道团团长副团长的压制和破坏，工委工作很难开展。我们被迫于9月发动群众，利用县城集市人多的机会，将公道团团长、副团长抓起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街。然后在县衙门大堂前的广场上，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贴出了标语，散发了传单；并以几张方桌做会台，让他们站在台前，接受群众批判。群众代表历数了他们为非作歹、压制群众、阻挠抗日的十大罪状，批斗了两个多小时，尔后交县长刘怀伟看管。排除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最大障碍。我们乘胜发动各界成立抗日救国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牺盟会员，建立各区、村牺盟会组织，集训各区、村自卫队骨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健全各区、村自卫队组织，成立县的游击队。
一天，八路军总部的一位同志直接到孝义县牺盟会找我，并作了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八路军总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傅钟同志。我们高兴极了，积极向他介绍情况。他带了一个警卫员，在牺盟会住下，我们睡在一个炕上。我们请他先后给牺盟会干部、集训队和游击队讲话傅钟同志痛斥日军的侵略暴行，并给我们讲了平型关作战的经过和经验，指出：日本人并不是铁打的，平型关战斗中我们的手榴弹、机关枪、刺刀一样可以消灭他。关键是不要怕，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和他们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傅钟同志的讲话很快传遍了各区、村。随着总部派出去的10多个工作团、工作队、工作组工作的发展，以及他们坚决抗日的模范行动，逐渐成为群众心里的“主心骨”，群众情绪也逐渐稳定下来，社会秩序也逐渐好转了。
傅钟同志有天约我随他去汾阳县城见邓小平副主任。孝义县城离汾阳约30里。我们一路步行，说说笑笑，没用半天就到了。在汾阳城关，见到很多国民党军队的散兵、伤兵，商店关门，难民拥挤，人们惶恐的情绪要比孝义严重得多。什么原因呢？可能是汾阳当时通火车，来往人多，难民和国民党的散兵、伤兵多，以及县长逃跑的缘故。我们径直到汾阳城关八路军办事处?兵站?，见到了邓小平副主任和山西晋西特委王文达同志等。王文达同志是山西人，老共产党员，熟悉山西及晋西党的情况。总部就是根据他的介绍，傅钟同志才直接到孝义牺盟会找我，并敢住在牺盟会的。我是第一次认识他们的。过去，他们在红军中有崇高的威信，并有一种神秘感，好像都是神兵。记得，八路军北上抗日乘火车路过介休时，我一个人单独步行到介休火车站看了一个上午，流着眼泪不敢上去讲话，回来后多日心里不平静，又不敢向别人讲，因为党还处在地下状态，暂时还不敢公开谈八路军(红军)的情况。总部同志的到来，打破了这种神秘感，也改变了群众的恐慌心态，使干部和群众都能看到和听到共产党、八路军(红军)的声音，震动很大，对抗日工作推动也很大。
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孝义的工作，一边问我，一边又不断问王文达。他很关注过往的国民党军队及前方撤退下来的伤病人员的接待、食宿、疏导、转运工作，要求牺盟会、八路军工作队都应协助地方政府认真做好工作，以便很快通过，避免拥挤、堵塞，以减少对群众的扰害，并有利于支援前线，维护社会秩序。
傅钟同志还领我去见了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说陆定一同志是上海大学的学生，是个才子，能写文章。陆定一同志说，日军也重视宣传工作，并且搞了个所谓的典型，捏造了一个叫灵石的女孩子在抗战中家破人亡的故事，以此污蔑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斗争，因此我们八路军更应该重视宣传，把抗日宣传工作做好。
当天晚上，我们随小平同志离城去栗家庄。离城时已近黄昏，我们随小平同志沿小路前进，当时的路全是烂泥。小平同志走得很快，我和警卫员跟在后面。渐渐地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想打手电给小平同志照路，可他不准打手电，也不准大声说话。大约走了5里多路便到了栗家庄。晚上，我们都睡在老百姓的炕上，小平同志睡在另一间屋里。由于白天太累，所以倒头即睡了。第二天，我又匆匆赶回到孝义。
1937年11月上旬，日军进攻雁门关、忻口、娘子关，直逼太原、平遥，在孝义就能听到炮声。一天下午，孝义县长刘怀伟通知我说，日军快到了，晚上撤出县城。我要求给牺盟会发枪，他说：“没有。”我马上到县城西关八路军兵站向傅钟同志报告，傅钟同志指示我，县里撤退后，立即打开监狱，放出犯人，特别是政治犯，并召开群众大会讲话。当晚九、十点钟，我们等不及县长完全撤退，就来到监狱，说服管理人员，打开狱门，召集犯人讲话，说明日本人快打来了，我们都是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出来后要参加抗日。讲完即放走犯人。刘怀伟发现后非常不满意，找我当面质问。我说：总不能将犯人留给日本人。刘怀伟走后，我们发现他将带不走的枪支、弹药都丢在水井里，觉得非常气愤。我们立即尾随刘怀伟到了下堡，向他提出了严重抗议。
在下堡，我们见到了小平和傅钟同志。他们叫我与刘怀伟谈判，劝他留下来领导抗日斗争，坚持“守土抗战”。同时争取与汾阳、平遥县政府成立“汾孝平联合办事处”，推举办事处主任，我们在其中成立秘密党团，由我任书记。如果他们实在不愿留下，就请他们将枪支、公款留下。经过多次谈判，反复说明，刘怀伟仍不愿留下抗日，说是要去找阎锡山。实际上他是要带着家属先逃难，后找阎锡山。无奈，我们只好根据傅钟同志的指示，与随营学校政委陈明、参谋长闫捷三紧急磋商，决定由随营学校实行紧急戒严，防止县长夜间逃走，并准备收缴公安局的枪。随营学校立即派人去查明公安局、县长所住的院子里有多少人、多少枪，分别住在哪里，等等。同时，在战术布置上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不动刀枪，但又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当一切都研究、布置稳妥之后，随营学校决定由闫捷三参谋长带一个连，协同孝义游击队，利用夜间巡逻查户口的方式，强调枪支集中管理，和平地收缴了县公安局的枪，武装了孝义游击队；又将公款留下，充作抗日经费。第二天下午，在下堡小学召集由县长、县政府的科长、公安局长、下堡区长、牺盟会干部参加的几十人的会议。会议由我主持，大家发言，当面揭批刘怀伟在大敌当前，擅离职守，弃地逃跑，并把武器丢到水井里，不发给游击队、自卫队，破坏抗日的罪行。刘怀伟泪流满面，低头认罪。同一天，平遥县长也因不愿留下坚持抗战，在随营学校的帮助下，被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下了枪。
会后，随营学校发现孝义县长刘怀伟给大麦郊打电话，说八路军扣留了他们，请求解救。大麦郊离下堡六七十里路，住有阎军一个保安旅。大麦郊方面在电话里说“马上就去”。形势变得非常严峻，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因此，随营学校立即切断了他们的电话，加强了侦查和警戒，改造了地形，挖断了大麦郊方向来的通路，做好了自卫的准备。孝义、平遥游击队立即整编、扩大，各自进行动员，加强爬山、射击训练。同时，由孝义牺盟会干部张锡九同志召集群众大会，揭露刘怀伟的罪行，动员群众参军、备战。此外，我们还采取了相应措施：刘怀伟等不愿留下，就放了他们；公安局的人，愿参军的参加游击队，不愿参军的资遣回家。这件事被阎锡山称为“曹城事件”，阎还下令晋军准备“围剿”，一时气氛非常紧张。
小平同志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的大局，不影响八路军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将我和李文炯叫去。小平作出指示：阎锡山从太原撤退，路过大麦郊，要我俩赶快去大麦郊向阎报告，说明刘怀伟擅离职守，弃地逃跑，把枪弹丢在水井里，几经劝说仍不留下领导“守土抗战”，所以我们将枪支、公款留下，将人放走。小平同志还关心地说，阎锡山可能会将你们扣留，但是，党会营救你们的。遵照小平的指示，我们连夜步行来到宋家庄。当离大麦郊还有5里地时，小平同志派骑兵通讯员追上了我们，告诉我们阎锡山已经离开大麦郊了，叫我们回来。直到凌晨两点多，小平同志看到我们回来，并问过我们情况后，才去休息。后来，小平同志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回击反动分子的诬告和挑衅，亲自动手代我们起草电报，向阎锡山揭露平遥、孝义县长擅离职守、弃地逃跑，把枪支扔到水井里的经过。
后来，李文炯同志告诉我，他去离石参加牺盟中心区会议时，听到牺盟分部负责人牛荫冠当面讲，要不是电报来得及时，就打起来了。因为阎锡山正和晋绥军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商谈“围剿”的问题，经牛荫冠和梁化之（时任牺盟会总干事）劝说，又见到电文，气氛才缓和下来。
1937年12月，孝义队在群众的拥护下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小平派人将我和李文炯找去谈话，说你们是牺盟特派员，发展的部队叫八路军不适宜，要照顾?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大局，应该改成：“牺盟晋西游击支队”，并准备带到赵城听候阎锡山改编，这是关系到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统一战线的大问题。经过学习讨论，总部做了好多说服工作，最后以大局为重，改了名称。与此同时，小平决定，将平遥队编入特务团，以保障主力部队人员充实；李文炯带平遥牺盟会几个干部与孝义队合并，合并后，我任支队长，黄为谋任参谋长，李文炯任政治处主任。
1938年1月初，我们带牺盟晋西游击支队到赵城好义村、登临村住下，见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张文昂、纵队长陈庆华、政治部主任韩钧。经纵队派人了解、点验后，编为第二纵队独立大队。我任大队长，李文炯任政治处主任，其余干部未变。纵队发下了“决死队”臂章，补充了军衣、枪支、弹药，发了一部分经费，包括开办费。
2月的一天晚上，我和李文炯到马牧村又见到了傅钟同志。他是1937年12月下旬先我们离开汾孝的。傅钟同志同我们谈了关于目前战局和当前形势等问题，要求我们要与阎锡山搞好关系，充分尊重和运用其有利于抗战的进步政策、法令等。并指示我们以后与八路军一一五师联系，有事请示罗荣桓主任，同时还给我们看了不少《解放周报》和文件。
2月下旬，日军进攻临汾，我们随决死二纵队向敌人侧后挺进，活动于汾西、灵石、孝义、隰县、汾阳一带。在一一五师的帮助和领导下，我们的队伍不久发展到２０００人，编为二纵队游击三团，以后与五团合并……坚持在山西抗战，后进军大西北，成为党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