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宽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学界经过讨论虽已确定绝大多数未署名哲学文章译自日文原著，但对王国维与《教育世界》未署名哲学文章的关系研究迄今为止仍是一段悬而未决的公案。(1)佛雏在《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中搜辑了40篇未署名的哲学类文章考订为王国维所作。陈鸿祥在《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中认为，改版后《教育世界》上未署名的文章均出自王国维之手。这一结论影响了许多学者，不少论文都是不加说明直接引用这些未署名文章作为王国维思想的代表。周锡山编校的《王国维集》也认同这一系列的考证，将之收录。钱鸥在《王国维与〈教育世界〉未署名文章》一文中指出，其中13篇是在日本原著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或全文翻译，因此译者不能简单断定为王国维。陈鸿祥在《王国维全传》《王国维传》中虽部分采纳了钱鸥的考证，但依然认为这些文章是经王国维之手“或译，或编，或改写润色后刊发”。而2009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则保持审慎的态度，对无确凿证据的译文不予收录，未署名文章仅收录《墨子之学说》一文。确认这批文章归属问题的重要性在于：1)涉及对王国维哲学思想和贡献的评价；
2)有助于探究王国维哲学思想形成的东学背景。以往的探讨多立足于王国维本身，忽略了对《教育世界》编译者的考察，笔者立足于这一群体聚合途径的分析，并结合未署名哲学文章与王国维自身哲学观点、论证逻辑的联系，不但可以明确未署名文章为何均发表于1904年第69号改版后，而且能够确定改版后的教育世界社唯有王国维可以担起编译哲学文章的重任。
陈毅、胡钧、高凤谦、汪有龄、单士厘、周家树都是罗振玉相熟好友，他们在《教育世界》创刊前期发表了诸多译文。胡钧和陈毅毕业于两湖书院，在自强学堂任教习。[1]1490两人的译文发表始于1901年6月，终于同年9月，都与日本学制规章相关的内容。此后，两人于辛丑年十一月(1901年12月)初奉张之洞之命陪同罗振玉赴日本考察教育，负责教育书籍的翻译。陈毅、胡钧两人的工作主要是为学制改革做准备，胡钧撰写的《拟筹湖北现时各学堂办法草案五则》与陈毅撰写的《谨拟湖北现时各学堂办法》于1903年先后发表在《湖北学报》，两人提出的草案对“癸卯学制”的制定产生了影响。[2]
作为两湖书院培养出的人才，两人都颇受张之洞重视。1902年，胡钧协助张之洞筹创武昌师范学堂，是年中壬寅科举人。1903年任两湖师范学堂堂长，不久即被张之洞委以重任，调去筹建三江师范学堂。1899年9月至1900年3月，陈毅也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教育及行政情况。归国后，陈毅向张之洞大力宣传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建议模仿日本的教育制度，聘请日本教习推广师范学校。1902年陈毅再次奉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参与《奏定学堂章程》的起草工作。
高凤谦是汪康年好友，与罗振玉也早有接触。农学会的创办到《农学报》的约稿、推广，高凤谦都由汪康年处得知，这可在与汪康年的往来书信中得知：“近闻有农学会之举，此著甚好”“《农学报》不列论说甚好。……农学非凤谦所习，无他议论。此后如有所见，即另纸书之”“昨得农学会来书并报章四十册，弟当极力代筹。但人微言轻，又僻处乡隅，推行恐不能广，然必有以报命也。蒋、罗二君乞先为致意，容日后再作覆”。[3]1624，1629-1631据郑孝胥日记，1898年初，高凤谦多在上海活动，常参与聚会，然而两人从未一同出席过聚会。(2)可参见劳祖德编的《郑孝胥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93年。显然高凤谦同罗振玉虽相识，但并不相熟。1900年11月13日，高凤谦到汉口投靠其兄高而谦，之后大部分时间留在武汉活动，其间，时而往返于浙江与汉口之间，直到1901年11月底返回浙江。[4]774-8141900年11月，高凤谦初次拜见张之洞，至次年4月已为张之洞所信任，委托其“作指驳国会文”。[4]790高凤谦与罗振玉熟识应该是在此期间，郑孝胥也曾邀请两人共同参与聚会。
而高凤谦的18篇译稿是刊登在第4期、第10期、第11期和第12期上，即1901年的7月、10月、11月。在高凤谦11月中旬离开武汉后，《教育世界》也再无其署名的译文发表。翻译不是高凤谦的兴趣所在，发表文章多为撰稿、论说，除了为《教育世界》翻译文章外，同期其他报刊杂志未见其译文。(3)据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建成的《全国报刊索引》中的晚清期刊篇名数据库(1833—1911)和民国期刊篇名数据库(1911—1949)查询而知。1902年浙江大学堂选派学生赴日，高凤谦担任留学监督。在日期间他认为日本兴盛之由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小学，立下编辑小学教科书的志愿，故归国后于1903年入商务印书馆。[5]
汪有龄是汪康年的族叔，1897年被选派赴日学习养蚕制种新法，后改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专业。1898年因病提前回国。[6]关于其回国后的记述很少、并不连贯。但汪有龄在日留学期间和汪康年通信频繁，对办报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夏曾佑也曾在1899年11月到1900年1月期间在昌言报馆见到过汪有龄。1900年7月，汪康年策划成立中国议会(初为正气会，后改为自立会)，并被选为书记。因此，笔者推断这段时间他应该与汪康年有交往，并随其活动，得以与罗振玉熟识。1900年，张之洞邀请罗振玉主持湖北农务学堂，汪有龄也受邀担任湖北农务学堂译员，主要负责蚕科培育实验的翻译工作。(4)据1901年7月《农学报》第149册登《湖北农务学堂蚕学实修记》、1903年7月《农学报》第221册载《武昌农务学堂养蚕报告》，汪有龄都担任实验中的翻译工作。从发表于《农学报》的养蚕报告来看，汪有龄不晚于1901年7月到任，直到1903年7月尚在湖北农务学堂工作。汪有龄并没有随罗振玉的辞职而离开，由此也可看出两人仅是工作关系，而无依附。
单士厘与罗振玉相识很早，她父亲单恩溥与罗振玉的父亲罗树勋是好友。罗振玉与其夫钱恂也有颇多往来，据费屺怀致缪荃孙的信中说，两人曾约定赴日考察学制、编译，虽然最终未成行，但能看出关系非同一般。(5)见罗继祖《庭闻忆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7页。1895年，钱恂经张之洞奏请，成为其洋务文案进入张之洞幕府，很受张之洞重视。(6)见《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817页。1899年，张之洞委派钱恂驻扎日本，担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单士厘也以外交使节夫人的身份偕同家人赴日，之后往返于中日之间，直到1903年才结束旅居生活返回国内。在日期间，单士厘广泛接触了日本女性知识分子，结识了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爱住女学校校长小具贞子、东京学校女干事时任竹子和女教师河原操子。[7]这些女性不同于传统东亚女性，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单士厘迅速融入到这些女性知识分子中，不仅很快学会日语，而且成为一名提倡国民教育、宣扬女性教育的开明人士。1902年，她翻译了下田歌子的《家政学》，由《中外日报》代售。她翻译的《女子教育论》连载于《教育世界》1902年12月第40号到1903年1月第42号，显然是她在日本接触女性教育学后有选择的翻译，与《家政学》翻译一样，是对女性教育理论介绍的延续。1903年3月15日，其随夫钱恂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到俄国西伯利亚再至圣彼得堡，历时八十天。这段经历被她整理为《癸卯旅行记》，于1904年由日本同文印刷舍出版，书中体现出她对女子教育的关注和提倡文明开化的思想。此后大部分时间陪同丈夫出访各国，直到1909年钱恂被免职回到湖州闲居，单士厘开始潜心写作，整理出版著述。
除了两部译作外，她主要以写作来倡导女性解放事业，致力于女性文学的采集和编选，翻译不是她倾心的方向。《女子教育论》是罗振玉1901年赴日之行时阅读到的，罗氏在《扶桑两月记》写道：“初九日读《女子教育论》竟。”[8]123罗振玉不会日语，阅读的当是单士厘的翻译本。此时该书尚未刊印，除了单士厘赠阅外别无他途。1902年2月16日，罗振玉读完此书，同年底《教育世界》开始连载此书。《女子教育论》的连载是罗振玉主动约稿，而非单士厘个人投稿。而且从时间上来说，1903年后单士厘一直随钱恂出访，是无法稳定为《教育世界》提供译稿的。
周家树翻译的《学校管理法》连载于1901年5月第1号到8月第7号的《教育世界》，但这不是他第一次与罗振玉合作。1900年，他翻译的《牧草图说》连载于《农学报》的第104、105期，在罗振玉赴武昌之前两人就有过接触。除了为罗振玉主办的报刊译稿外，他还为《南洋七日报》供稿。1902年，他受张元济邀请，成为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译员，[9]不久以自费生的身份留学日本，据《申报》该年9月份的《贝子东游记》：“贝子旋与各学校总领袖曹汝霖、成城学校领袖周家树……问答一番”[10]，由此推断，周家树不晚于9月就在日本了。而且从他能成为会见清朝贝子的学生代表这点来看，他此时已在留学生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威望，赴日的日期应该更早。1902年11月《游学译编》创刊于日本东京，周家树也是主要创办和编译人员之一。1903年初湖南抚院发布谕令，对十名优秀自费留日学生给予一年官费奖励，周家树位列其中。1903年底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04年底毕业回国，入湖南新军，后被端方任命为教练处帮办，[11]长期在部队任职。
综上可知，上述诸人除周家树外，皆是有张之洞幕府背景的译员。其中陈毅、胡钧、高凤谦三人的译文集中在《教育世界》初创时期，内容均为教育法令规则，对日本教育体制进行了系统介绍。三人在此时期的译稿量远超他人，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教育世界》的“主要任务是编译出版日本教育书籍和情报，为刘、张(7)此处“刘、张”即刘坤一、张之洞。在江苏、湖北推行教育改革提供资料”。[12]而且从1901年11月中下旬开始《教育世界》再没有三人的译稿发表，这恰好和高凤谦离开武汉的时间重合，稍稍早于陈毅、胡钧赴日的时间。这应不是偶然，由上文可知陈毅和胡钧自日本考察结束后，一方面忙于所购教育类书籍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开始着手筹划学制改革的具体事项。显然前期发表的译文不是单纯的从事翻译工作，而是通过翻译对日本教育体系有个大致且全面的了解，为赴日考察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而汪有龄、单士厘、周家树等人或事务繁忙，或远赴异国，志趣不在翻译事业上，投稿于《教育世界》皆是某一时期与罗振玉的私人往来或工作需要所致，属于业余兼职，既不是所聘译员，也非因相互赞赏的思想主张和见解而聚集在一起。总之，这部分人员组成的编译群体是松散的，无法长期承担《教育世界》的编辑工作，也不能保证稳定供稿。他们发表的译文皆是质朴平实的条例、规定类或学理性文章，并不涉及政治或学术上的争论、评说，作为外部投稿者也没有不署名之理。
中村大来、中岛端、王国维、樊炳清、沈纮等人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与罗振玉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因此罗氏经常邀请他们为《教育世界》提供译稿，理论上说能够长期参与教育世界社的编译工作。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否有湖北农务学堂的日本教习参与到翻译工作中。
据罗振玉对当时湖北农务学堂教习的回忆：“教习农、蚕科各二人，农科为农学士美代清彦、吉田某(今忘其名)，蚕科为峰村喜藏，他一人今忘其名，翻译四人，某某。”[8]34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公牍《咨会南、北抚院农务局禀呈浙、鄂二省延订东洋教习合同以备查核》：“上年春间，职局奉饬延订东洋蚕桑教习峰村喜藏、中西留应二名来华”的记载[13]，蚕科日本教习为峰村喜藏和中西留应，合同一签三年，那么忘名者应该是中西留应。又据郑孝胥日记的记录：“道逢罗叔蕴，……询学生赴日本入农科大学之情形，拟遣炳侄随日本教习吉田、美代同往”“罗叔蕴偕日人美代清彦、吉田永二郎及学生路孝植字仁甫同来，留饭，以炳侄赴学东京托之”，[4]800-801吉田某应为吉田永二郎。这样，罗振玉初到湖北农务学堂时的日本教习可以确定为四人，即农科美代清彦、吉田永二郎，蚕科峰村喜藏、中西留应。然此四人的姓名均未出现在《教育世界》的译者中。据罗振玉回忆，日本教习初到湖北农务学堂任事时，不通中文，交流尚需翻译。所聘翻译品格低劣，造成教习与学生之间的隔阂，且所译讲义文理不通、屡屡生事。因此，罗振玉辞退了四人，电招王国维和樊炳清来湖北充任翻译，获得日本教习的良好反馈。此后，在其任期未见添聘日本教习的记录。因此，可以确定为《教育世界》译稿的日本译员是通过罗振玉的关系参与进来的。
以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中村大来其人不可考，如果排除写错名字的情况，(8)第25—28号《教育世界》刊登的《教授法沿革史》误将作者中谷延治写成中川延治。除了在《教育世界》上发表翻译文章《斯迈尔斯自助论》之外，其他报刊杂志均未见其署名文章。(9)据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建成的《全国报刊索引》中的晚清期刊篇名数据库(1833—1911)和民国期刊篇名数据库(1911—1949)查询而知。另外，据同时期负责杂志编辑工作的罗振玉回忆和张之洞重要幕僚郑孝胥、江楚编译局总纂的缪荃孙两人的日记，以及张之洞1901年前后的奏章、电牍中均未见其名。汪康年和罗振玉相熟，上海农学会和《农学报》也是在他的鼎力支持下创办的，但在他的书札中也未见其名。汪向荣在中岛半次郎和实藤惠秀研究的基础上增补的日本教习名单，以及武安隆进一步增补的日本教习名单中也未见中村大来的名字。所有讨论《教育世界》的文章几乎都对其存而不论。(10)吕顺长的《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金林祥和张蓉的《〈教育世界〉与西方教育的传入》、朱颖的《转道日本打开欧美教育之窗——清末〈教育世界〉(1—68号)初探》、杨建华的《〈教育世界〉与清末学制建设》中都没有提及中村大来。陈鸿祥认为中村大来是罗振玉任武昌农学校学监期间的日籍教员，胡梦颖认为中村大来没有来华，他的重译是日译，汉译者未标出。两人对此结论均是一笔带过，并未提供资料来源。见陈鸿祥著《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胡梦颖著《清末新政时期〈教育世界〉翻译与张之洞及其幕府的关系》，载王宏志编《翻译史研究2014》，复旦大学，2015年。如果中村大来长期为罗振玉工作，不可能如此行踪难觅，他是如何参与到《教育世界》的译书工作呢？或许可以从中岛端身上找到启示。
中岛端是日本汉学家中岛竦的哥哥，著名小说家中岛敦的伯父。中岛端并非罗振玉聘请而来的译员：“一日昧爽，方櫛沐，闻打门声甚急。凭楼栏观之，有客清癯如鹤，当户立。亟倒履迎之。既入门出名刺，书日本男子中岛端。探怀中楮墨，与予笔谈，指陈东亚情势。顷刻尽十余纸。予洒然敬之。濒行，约继见，询其馆舍，曰丰阳馆。翌日往访之，则已行矣。既旬余，乃复来言。……已而又曰：‘僕愿留禹域三年，能馆我乎？僕有三寸弱毫，不素餐也。’予笑而诺之，因请其译东文书籍。……居年餘辞去。”[14]1由这段叙述可知，中岛端可以阅读、书写汉语，但不具备对话能力。他为罗振玉译书，出于主动请缨。在此期间，中岛端为《教育世界》翻译了《爱美耳钞》《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按照中岛竦的描述，中岛端来华主要是“当是时，西邻上下，小惩大诫，讲变法自强之策，有提撕可醒之象。仲兄既不得志于内，欲求知己于外”。[14]70中岛端来华怀抱一番政治理想，试图寻求志同道合者，自然不甘居于译员的位置，为《教育世界》担任翻译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故一年多就辞去了翻译的职务。
中岛端的事例说明，此时日本译员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1902年3月，罗振玉打算“大开译局”，故嘱咐王国维二次赴日聘请“通译文译手”，然而王氏辗转数月并未请到译手。[15]383及至5月王国维回国，罗振玉已经辞去江楚编译局的工作，赴苏州“订中学堂课程又赴南通视季直所建校舍”[16]，此事不了了之。那么，为何始未见罗振玉为教育世界社寻觅日文译手的记载呢？如果我们对比下《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创刊时期的译文就会发现，最直观的区别就是《教育世界》的译文主要出自国人之手。农学社创办之初，报刊的日文翻译主要由古城贞吉和藤田丰八担任。东文学社开办之后，《农学报》的日文翻译逐渐增加国人译者的名字，而到《教育世界》创刊时，日文翻译则主要由学社肄业生担任。由此，罗振玉通过东文学社的开办，培养了一批和自己关系密切、能为自己所用的翻译人才。这一部分译者人数较少，但译文众多，是农学报馆和教育世界社的真正核心力量。王国维、樊炳清、沈纮通过在东文学社的学习，顺利成长为农学会和教育世界社的中坚力量。
沈纮在《教育世界》创办初期提供了大量译稿，他翻译的《国民教育资料》刊登于第10号、第11号，《内外教育小史》连载于第15号到第18号，《简便国民教育法》连载于第28、29号，《家庭教育法》刊登于第29号，《社会教育法》载于第31号，《欧美教育观》刊登于第34、35号，《小学教授法》刊登于第35、36号，上述译作均收录于《教育丛书》，单册发行售卖。另有十篇学校规章、制度类译文刊登于第17号和18号。这一阶段沈纮的译稿是最多的，而且以学理性书籍为主。但是沈纮于1904年考取了广东官费留学，奔赴法国巴黎，此后十几年一直定居巴黎，直至因病去世。海天相隔且忙于学业，沈纮自赴法国之后再无新的译著于国内出版发行，只有1907年邮寄回教育世界社的9篇法国学制、规范的译文和1篇杂纂《游学琐记》，刊登于第143号、144号、147号和148号上。自赴法之后，沈纮就已逐渐淡出《农学报》和《教育世界》的译者圈，这从王国维给沈纮作的挽联中的一句“音书凄久断”可以看出。
樊炳清自入东文学社后，事业轨迹与王国维高度重合，在罗振玉的回忆录《集蓼编》中常见“樊、王”并称。在东文学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两人共同翻译教科书出售，以资社用。毕业后，两人都留在农学馆担任翻译，后随罗振玉赴武昌农学堂，又同为《教育世界》编译骨干。1902年，罗振玉任南洋公学东文科监督，两人也随之前往任职。1904年，罗振玉主持苏州师范学堂，两人也都被聘为教师。后又得罗振玉推荐，共入清朝学部所属图书馆。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避难日本，樊炳清则受张元济聘请，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17]
从主、客观条件上来说，樊炳清都具备为《教育世界》担任编译工作的素质和要求。但有意思的是，樊炳清的译文集发表在《教育世界》第1号和第3号中，其中第1号刊登译文8篇，第3号刊登2篇，之后长期未见其译文，第33号才再次刊登一篇译文。之后，樊炳清再也没有在《教育世界》发表署名文章。(11)发表于《教育世界》第161号的《人间词乙稿序》虽署名樊志厚，然已有学者以确凿证据证明乃王国维所作。见罗继祖的《王国维与樊炳清》，第19页。因此，很难说清楚樊氏在《教育世界》担任何种工作、发挥何种作用，陈鸿祥甚至因此怀疑创刊时“樊君仍留上海译编《农学报》，而由王、沈赴武昌任职” 。[18]而王强强则认为，1904年起《教育世界》上大量未署名译文中有一部分为樊炳清所译，但也不能排除其“尸位素餐”的可能。[19]
通过上文考察可知，《教育世界》创刊初期供稿人背景较为复杂多样、流动性大、成员不固定，这也造成杂志编排上比较混乱。栏目虽然基本固定为文篇、译篇，但文章数目相差很大，有些期多达十几篇译文，有些期却只有三四篇译文。与其说是办杂志，不如说是整合了一段时间内的文章，译稿数量根据供稿人的情况时多时少。
罗振玉在初刊撰写的《〈教育世界〉序例》中说：“土积而成山岳，水积而成川流，人才组合而成世界。是世界者，人才之所构成，而人才者又教育为之化导者也。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今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欲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亟加之意乎？”[20]可以看出，以改革促进教育进而提升国力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会奏中所称实无两样：“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
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1]1394《教育世界》的创刊并不像罗氏所说，单纯是因为“王、樊两君除讲译外，亦多暇日，乃移译东西教育规制学说为教育杂志，以资考证”[8]36，更是为江苏、湖北的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准备和舆论影响。
及至1903年，张之洞等人陈学务折，言哲学为无益有害之学，王国维撰文《哲学辨惑》予以反驳，这也暗示与张之洞幕府有关的译员已不再参与到《教育世界》的工作之中。等到第69号改版，《教育世界》已开始侧重于编译西方教育制度和理论，涉及教育小说、哲学、心理学等各方面。这不仅体现了编译者视野的扩大、视角的转向，更是意味着开始摆脱为学制改革服务的制约。故在癸卯学制颁布后，王国维又在《教育世界》上发文予以批评。
教育世界社并不是一个开放性质的报馆，而是以罗振玉的亲友关系为网络的报社组织。因此，随着早期翻译团体中人员的流动，《教育世界》成为东文学社成员负责编译的杂志，第69号改版正是译者队伍稳定的标志。沈纮出国后，罗振玉可以依赖的人员主要就是王国维和樊炳清。据改版后的《教育世界》统计，每期正文100面，以每期3.5万字算，月出两期有7万字。[21]162王国维在1907年回忆道：“顾此五六年间，亦非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22]120陈鸿祥指出，“此五六年间”就是在编译《教育世界》。[21]161-162根据王国维的翻译速度，“日约可译千余字，较作文颇不费心也”[23]23，这尚是他初学日语不久的情况，樊炳清的翻译速度想必不会慢于王国维，由两人合力编译，不是难事。
与王国维不同，樊炳清没有一篇主笔文章发表于《教育世界》。樊炳清的学术志向在于教育，1912年起，以本名或志厚、余箴、抗父等为《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供稿。从稿件内容来看，基本都是教育文章或教育小说。王、樊二人关系虽密切，但未见讨论哲学的只言片语，反而王国维感叹志学以来“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22]118，又赋诗表达满腹疑惑无人诉说的苦楚：“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24]147这与他填词时“君成一阕，易一字，未尝不以讯余；
既而暌离，苟有所作，未尝不邮以示余”[25]的情形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假如说未署名哲学类文章由樊炳清译编或撰写，那么同期的教育类文章则由王国维负责，这种颠倒两人学术专长的昏招是不可能发生在联系密切的王、樊之间，加之哲学文章并不是《教育世界》的专稿，即便是连载中的稿件也有中断后续刊的现象，故不存在因王国维事务繁忙由樊炳清代译的情况。
而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期间便对哲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翻译编辑工作“于学问丝毫无益”[23]6。1900年，罗振玉请王氏译编《农学报》，他自称译才不如沈纮，推荐沈纮任职。1901年，王国维自东京留学归来后决定从事哲学事业，并在藤田丰八的指导下阅读哲学书籍。1902年，第二次赴日归来后开始翻译哲学类书籍，主要包括《哲学丛书》初集中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和《伦理学》、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到《教育世界》改版王国维成为主编后，杂志更是刊登了不少哲学类的文章和译文。这类书籍、文章的译介和撰写全是出现在王国维1901年回国决定从事哲学研究之后。这种因学术兴趣而产生的分工在教育世界社解散后依然可见踪迹，1907年，王、樊两人都在清学部编译局任事，据时任局长袁嘉谷回忆，樊炳清负责教科书编辑，王国维“任的是编哲学书”。[26]
从学术态度上而言，王国维不满学者不以学术为目的而造成理论上的严重缺失，而且他对哲学学者的学识要求很高，“其稍有哲学之兴味如严复氏者，亦只以余力及之。其能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者，吾决其必无也。即令有之，亦其无表出之之能力”。[24]123-124因此，针对当时日本文献的翻译情况，他指出：“今之译者(指译日本书籍者言)其有解日文能力者，十无一二焉；
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
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彼等之著译，但以罔一时之利耳。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24]129王国维提出，译者既要具备深厚的外文功底和中文根基，又要拥有所译书籍的知识储备，还要胸怀以传播学术为目的的情怀。故他主编的《教育世界》在刊登此类学术文章时必然是慎之又慎，不会随意安排不了解该学术领域的译者编译。相较之下，只有王国维符合编译哲学文章的资格。
王国维除了具备编译哲学文章的兴趣和能力外，还可从其哲学观点、论证逻辑等方面寻觅出编译此类文章的踪迹。
首先，王国维学术取向与未署名哲学文章具有一致性。所谓的一致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发表日期与王国维同一时间段的学术兴趣具有一致性；
二是文章内容与王国维的学术兴趣具有一致性。
从第一方面来看，根据《静安文集》自序和1907年《自序》的描述，王国维在1903年至1906年的四年间致力于西方哲学书籍的研读，尤其是对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著作，此外对“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23]120。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相继发表了《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和尼采》《叔本华氏之遗传说》。(12)《叔本华氏之遗传说》虽然在发表当期没有署名，但《静安文集》中此文附在《书叔本华遗传说后》一并收入，译者当为王国维。而《教育世界》1904年刊登了未署名译文《尼采氏之教育观》《汗德之哲学说》《汗德之事实及其著书》《汗德之知识论》《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尼采氏之学说》《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1905年刊登了《叔本华之思索论(译叔本华文集)》，1906年刊登了《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汗德详传》。1904年到1906年，正是王国维研读叔本华、康德、尼采的时间段。而发表于1904年的7篇未署名文章均涉及康德、叔本华和尼采，这一年恰是王国维撰写相关文章的高峰期。另外，王国维对洛克、休谟的研读也有未署名的哲学文章，如《英国教育大家洛克传》发表于1904年12月第89号，《英国哲学大家休蒙传》发表于1906年2月第118号，洛克著《悟性指导论》从1907年3月起开始陆续连载，也都是在这一时期。这一期间未署名的西方哲学类文章还有1904年6月第77号《希腊大哲学家雅里大德勒传》，1904年12月第88号《希腊圣人苏格拉底传》、第89号《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传》，1906年2月第119号《英国大哲学家霍布士传》，1906年4月第122号《荷兰哲学大家斯披洛若传》。上述署名和未署名文章的刊登期号基本是连续的，显然都是王国维在这一哲学研究期间的产物。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了不少中国哲学类文章，包括《论性》《释理》《原命》《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孔子之美育主义》《周秦诸子之名学》等。此类文章都属于运用西方哲学框架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作品，以先秦诸子为主，涉及汉代董仲舒、两宋和清代戴震、阮元，体现出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厚功力。发表于《教育世界》的未署名中国哲学类文章恰好对应了王国维这段时间的哲学旨趣，1904年刊登了《荀子之名学说》《管子之伦理学说》《孔子之学说》(节译自蟹江义丸《孔子研究》)，1905年刊登了《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1906年刊登了《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周濂溪之哲学说》，1907年刊登了《孔子之学说》(译自松村正一的《孔子の学説》)。在《论性》中，王国维说“至宋代哲学兴，而各由其形而上学以建设人性论。周子之语，最为广漠”[24]11，以周敦颐为两宋哲学的开山人物。王国维一向看重学术独创性，专门出一篇文章介绍周敦颐也在情理之中。无论署名还是未署名文章都对明代学术鲜有提及，这也符合他对明代学术的评价“自宋以后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24]121之所以会探究戴震和阮元的哲学思想，正因为两人是这一停滞时期中的“最有价值者”[25]P96。
除哲学外，王国维对文学也一直兴趣不减，1906年12月和1907年1月，论说栏中分别发表王国维撰写的《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文学类论说，在1907年7月《教育世界》发表的《自序二》中说“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22]121，此后又于1907年11月发表《人间词乙稿》。除此之外，自1907年3月起，文学人物传记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教育世界》，包括《托尔斯泰传》(第143到144号)、《英国小说家斯提逢孙传》(第149至150号)、《莎士比传》(第159号)、《倍根小传》(第160号)、《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第162号)，而此前传记栏有关文学的人物仅1904年3月一篇《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据笔者考证，《倍根小传》《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莎士比传》译自坪内雄蔵(即坪内逍遥)《英文学史》，《托尔斯泰传》编译自中里介山《トルストイ言行録》。
从《教育世界》的总发表期号来看，上述未署名文章在《教育世界》上的发表时间较为分散，堪称《教育世界》中的“异类”，但从同类型文章的期号来看发表时间又相对集中，这与王国维同一时间段感兴趣的主要学术方向相吻合。《教育世界》在改版时说：“若夫浅薄之政论，一家之私言，与一切无关教育者，概弗录。”[27]《教育世界》何以刊登哲学、文学类文章？因为在王国维看来，“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哲学乃是教育学的基础，而文学则是文化发达的象征，与哲学关系密切，“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凡此诸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西洋之文学亦然，……皆具哲学、文学二者之资格”，[22]8，35，92正是基于此种看法，哲学、文学类文章得以顺利刊登。
其次，王国维的观点、论证逻辑与未署名哲学文章具有一致性。通过文本比对和分析可以发现，王国维对未署名哲学文章多有吸收和借鉴。如在《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中的最后一段为日文原著中所无，为编译者所加，即用以反衬康德品格高洁而列举的培根贿赂和卢梭因偷窃而德行有亏两个事例。这两个事例出自《倍根小传》和《法国教育大家卢骚传》：“柏庚以得赂见罪；
卢骚幼窃物，中年有浪人之名。”“时有嫉倍根之名誉权威者，举其阴事发之，凡受贿之罪二十三条，于是为贵族院所劾。……惟以王故，得免罚金，居狱二日，即释出。”“因盗食师家林檎(即苹果——引者注)，又迟归受惩，惧而遁。由是流浪四方，与下流伍，时有作奸犯科之行。”[28]124，199，216又如在分析孟子的人性论时，《论性》与未署名文章《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在问题、依据、论证方式上都极为相似，因此《论性》认为“孟子主性善，故不言耳目之欲之出于性，然其意正如此。故孟子之性论之为二元论，昭然无疑矣。”[24]7《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认为：“要之，谓性有不善，非性之罪，而物欲使之然故也。孟子于此，盖取伦理上二元论之立脚地者也。”[29]344两文以孟子性与欲的共存说明其伦理思想为二元论。《子思之学说》与《孟子之学说》也持同样的观点，“至孟子，而不得不唱‘性’‘欲’二元论”，“故善与欲可视为心理上之二元”。[29]333，338再如：《周秦诸子之名学》和《荀子之名学说》同样有诸多相同观点。以分同异而制名的根据和实名概念为例，关于前者，《周秦诸子之名学》有“然则同异何源以别之乎？此自名之问题而转入知之问题，易言以明之，则自名学上之问题而转入知识论上之问题者也”，[22]26《荀子之名学说》则认为“然则欲分同异而制名当以何法乎？是制名之根据之问题而渐入于认识之方便之问题者也”；
[30]4关于后者，《周秦诸子之名学》有“又本无实不实之别，唯指外界实在之事物而有事物以为之内容者，谓之实名，若有名而无当之外界之事物，或不尽与事物相副，则不过一空虚之概念而已，柏庚所谓‘市场之偶像’，汗德所谓‘先天之幻影’，皆指此也”，[22]27而《荀子之名学说》有“荀子之重实验而恶名之对象之虚无也，与柏庚之意正同。柏庚所攻击之市场之偶像，即谓名之无实者也”。[30]8两文在论证逻辑上的关联性是比较明显的。
此外，从未署名文学类文章中也可看出，编译文章的选择是出于对其中观点、理念的认同。在文学领域，王国维倡导主“真”之说，“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22]95，“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24]462。在上述未署名文学类文章中皆涉及这一问题。“白衣龙之为人，实一纯粹之抒情诗人”，“然其热诚则不可诬，故其言虽如狂如痴，实则皆自其心肺中流露出者也”。[15]288-289“当知莎氏与彼主观的诗人不同，其所著作，皆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以超绝之思，无我之笔，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故莎士比者，可谓为‘第二之自然’‘第二之造物’也。”[15]285“倍根之文，可代表当时秾丽散文之极致，虽以彼之冷静圆熟，犹不免有几分美文之病，是可见当时诗的时世影响之大矣”。“其一度下笔，能深入人间之胸奥，故其文字不独外形之美，且能穷人生真相，以唤起读者之同情，正如深夜中蜡炬之光，可照彻目前之万象也”。[15]212这些文章都是把能以客观的笔触抒发真情实感作为评价文学家的标准。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推定未署名哲学类文章系王国维学习哲学期间的辅助资料，对其哲学观点和论证方式多有启迪，故编译自王王国维之手是无可质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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